第2章 前言

《世说新语》是一部文史名著，它是由南北朝时期·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幕下文士陆展、袁淑等人共同编撰而成的。这部书主要记载了东汉末年至刘宋之初的人物轶事及其言行举止，其中主要是两晋时期的名士言行。鲁迅说：“《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然，名士的文采风流是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然而，这样残酷的社会环境何以能酝酿出令人无比企羡的“魏晋风度”呢？

“魏晋风度”的滥觞应该追溯至东汉。东汉末年，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统治集团内部派系之间的倾轧错综复杂。外戚势力和宦官集团你争我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汉殇帝时，宦官势力开始膨胀，逐渐形成了一个顽固恶劣的政治势力。他们本在内廷伺候帝王、皇后，是皇室的仆从，如今却反过来挟制甚至废立皇帝，卖官鬻爵，谋夺私利，非常腐败，这令满朝正直士大夫大为不满。桓、灵时期，外戚联合外廷官员和民间声望很高的士人，打击宦官势力，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遭到了宦官集团的迎头痛击，爆发了“党锢之祸”（禁锢不准做官）。

与此同时，地方上土地兼并严重，官员贪腐，贿赂公行，平民百姓不仅流离失所，还要负担更加沉重的苛捐杂税和繁重的徭役、兵役，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最终，以张角太平道为主导的黄巾起义爆发，中原地区，征战四起。为了平息叛乱，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相互攻伐，经过几十年的兼并，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大政治军事集团鼎立的局面。三国之中，曹魏占据优势对后代历史影响最大。

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各个集团大量选拔人才。选人标准也因现实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而有别于汉代。汉代以察举制选拔人才，察举的科目有孝廉、秀才、贤良方正等，这种制度以地方官推荐的方式选拔，内容以德行为先，学问以经学为主。但德行为先的标准显然不适用于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斗争，于是曹操以“唯才是举”为核心，开创了新的用人观念。他在发布的求贤令中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备举所知，勿有所遗。”（《举贤勿拘品行令》）一些操行有缺的人物但有用兵治民之术的人如贾诩、许攸、杨沛等，被曹操提拔重用。这种务实的用人思想瓦解了汉代的价值观念。

尽管曹操推行新的用人观念，壮大自己的势力，但不容忽视的是，当时一大批人才出自世家大族，如颍川荀氏，而世家大族是旧有价值观念的维护者。曹操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一方面打击不愿亲附自己的名士和门阀，先后杀掉了边让、孔融、崔琰等大族名士，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容忍和驾驭归顺的豪强士族如颍川荀氏、陈氏、陈留阮氏、河内司马氏等。曹操去世，曹丕尚能继承其父的人才观念，但对世家大族的让步更为明显，例如推行九品中正制，这是一项向士族倾斜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这种选拔制度中，中正官首先给人定“乡品”，然后朝廷再根据“乡品”授官，然而中正官都由士族人物担任。到曹魏后期，世家大族势力蒸蒸日上，以司马懿为首的世家大族逐渐在政治上占据了上风。司马氏集团与曹魏宗室势力形成对峙，并最终取代曹魏，建立了晋朝。

汉魏时期，在选贤任能思想的鼓荡下，人物品评的风气大盛。一部带有总结性质的品鉴人物才性的著作刘劭《人物志》，便在这个时候产生了。才，即才能；性，即道德。重“才”还是崇“性”，人们思想上的分野差不多体现了他们政治上的倾向。在才性论中，倾向于司马氏的有傅嘏、钟会等人，他们主张才性“合”或“同”；依附曹魏的何晏、李丰、王广等人则主张才性“离”或“异”。才性之辨是正始时期的代表性论题，它既是士人在思想上的激烈交锋，也是司马氏和曹魏宗室两派对垒森严的表现。在这一时期，何晏、王弼为寻找合理的政治制度而开始在哲学思想上寻求突破，他们扬弃名教中的各种观念，转而向“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取资，讨论有无、言意、情性等问题。“玄学”由此萌动并勃然而兴，创造了一个思想解放的高潮，史称“正始玄学”。

晋朝是在阴谋篡夺和残酷杀戮中产生的，但司马氏政权表面上仍然号称是名教的守护人，宣称以孝治天下。在虚伪名教的掩盖下，司马政权大肆屠戮异己，何晏、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等名士相继被杀害。这种先天的丑恶性使得司马氏政权很难得到正直士人的认同，很多士人因此抱持着不合作的态度。魏晋之际兴起的“竹林七贤”便是如此。“竹林七贤”不愿与当权统治者同流合污，他们常聚集于竹林之中，饮酒啸歌，不拘世俗礼法，洒脱任诞而风流自赏，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受到后来士人的追慕与赞赏。其中的阮籍、嵇康始终推崇老、庄之学，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特别是嵇康，对司马氏政权深恶痛绝，他以犀利的文笔揭露了司马氏的伪善，公然宣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汤、武、周、孔代表着人伦礼教），直击其要害，最终被冠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而被杀害。阮籍也是借酒自晦，以此婉拒司马昭联姻之意。“竹林七贤”是玄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是这个时期重要的玄学议题。

儒学作为维护皇权的正统思想不可能完全被推翻，西晋时期，司马氏政权有意重兴儒学，但士人们对大一统政权的向心力已渐消失。早已形成的玄学思想已经是如风靡草，无处不在。玄学作为新兴的思想，在自身发展上仍有相当的活力，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玄学家在进一步思考自我、物我、天人等关系。由于缺乏正面的道德形象和积极的政治理想，司马氏政权也不得不妥协，在平定东吴之后，晋武帝更是雍熙自逸，对大臣放任纵容。西晋朝廷上下弥漫着的不是为新政权效力、建立功业的积极向上的清新气氛，而是贵戚大臣贪冒权势、炫耀财富、腐败奢靡等恶浊风气。这些又助长了任诞之风的盛行，以“八达”“八伯”为代表的中朝名士群体逐渐形成。正始时期兴起的清谈也由早期的思想探讨转向虚浮空荡。东晋史学家干宝描述当时的社会曰：“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悠悠风尘，皆奔竞之事；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晋纪总论》）朝野上下虚诞浮华之风与治国理政要求务实的思想背道而驰，并最终导致了西晋政权的崩溃。

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中倾覆，中原的衣冠士族仓皇南渡，与江东士族联合，重新建立了东晋政权。世家大族再一次显示出雄厚的实力，与皇室平分政权，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共治局面。以皇权为中心的大一统政治被打破，以皇权为核心的名教被摧毁，儒学、玄学、佛教、道教思想都进入士人的视野中，形成了多元共存的格局。玄学经历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裴頠的崇有论，最后在郭象处绾结，在哲学思辨上，已经达到了相当充分的程度。逮及东晋，传统玄学论题的深度难以在原来的思路中进一步推进，于是转而吸收佛、道二教思想，别开生面，并在审美领域大放异彩。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在士人阶层中逐渐盛行，玄学思想也愈来愈多地融入了佛、道二教的义理和思维，丰富了自身的内涵。此外，由于个性人格的张扬和山水美的发现，士人的审美思想逐渐独立且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格风神、山水自然、艺术作品，都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存在。玄学不仅为士人开出了智悟的境界，也开出了审美的境界。

以上是汉魏两晋时期思想变化的大体脉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汉魏之际，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认识论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种历史转变造就了这个时代思想的丰富性，为多姿多彩的魏晋名士张扬个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然，促成魏晋风流形成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豪族庄园经济制度，它为士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士人奉行别样的人生路径和艺术创作提供了物质保障。例如私人部曲之制，它允许士族保有一定的私人武装力量，这让士族不仅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还能在中央政权中拥有发言权，获取一定的独立和自由。又如九品中正制，它向士族集团倾斜，优先保证士族参与政治的利益。西晋著名诗人左思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咏史》其二）汉魏之际，一些寒庶之人在仕途上还有机会得到很高的官职，两晋而下，社会等级愈益森严，他们则只能沉沦下僚。这些内容在《世说新语》中都有反映和体现。

《世说新语》被后人称为“人伦之渊鉴，言谈之林薮”。该书按照三十六个门类，分别辑录了一千多个条目，各自独立，又统一于一体，共同展开了魏晋士人的生活画卷。首四门分别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源出于《论语·先进》中的“孔门四科”，其中记载了大量忠孝仁爱的人物事件。由此可见，儒学一统的观念虽被打破，但孔子的地位依然被架得很高。四门而后是“雅量”“识鉴”“赏誉”“品藻”“容止”“伤逝”“任诞”等篇，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物品藻的特征，即以士人的才智思理、情感气度、言谈举止等为对象进行纯粹的审美。三十六门的排列，大致是褒扬在前，贬抑在后。在“任诞”之前，多记述具有正面价值的内容，条目较多。自“简傲”以后，大部分为贬抑性的内容，条目相对较少。此三十六门几乎包含了当时士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人物品藻和玄风影响下士人的审美趣味。下文我们主要谈谈这本书所体现的魏晋士人的审美追求和他们推崇的价值理念。

魏晋士人的审美对象主要表现在人物美、语言美、艺术美和山水美几个方面。

一、人物美。魏晋时期，士人摆脱礼法的束缚而直接欣赏到的便是个性人格之美。既有对外在容貌、言行举止的品鉴，也有对内在的才器风度的倾慕。书中《赏誉》《品藻》《容止》等篇内容相对集中。如王戎形容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容止》）此类记载，不甚枚举。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从上至下，人们对容止仪表十分关注。关于内在的品质，例如裴楷“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见钟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硕，江廧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赏誉》）。还有关于谢安的记载，谢安无论是在海浪中游玩嬉戏，还是晋谒内蕴杀机的桓温，抑或是收到关乎东晋生死的淝水之战的捷报，都表现出“意色举止不异于常”的气度，举止安详，从容不迫，令人景仰。大体而言，魏晋之人崇尚的是明亮光洁的仪容、优游不迫的行为和渊雅深沉的气度。

二、语言美。玄学的兴盛促使了士人思辨的活跃，雄辩之趣、辞藻之美因此倍受关注，这在晋人清谈之中多有反映。《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多次清谈活动，其中一次是著名的洛水之会。裴頠辨名析理，言辞衮衮不竭；张华论《史》《汉》之事，美妙动听；王衍、王戎论古今人物，超超玄著。言谈中名士各标风致，出言玄远，辞采可听，听者享受其中，充满了审美的愉悦。又有一次是在王衍家举行诸婿大会。名士悉集，郭象向裴遐挑战辩论。一方是口若悬河，攻势凌厉，一方是水来土掩，从容不迫。二人往复，四座听众皆咨嗟赞叹。王羲之曾与高僧支遁谈论《庄子·逍遥游》，支遁“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使得王羲之流连于其中，不能自已。

伴随着士人清谈活动而生的是文学语言美的发现。陆机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文赋》）潘岳之辞“烂若披锦”；郭璞之诗让人“神超形越”；孙绰作赋，掷地能作金石声；支遁讲论，“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这些都是士人对语言美的体验。

此外，语言的音韵之美亦为世人所欣赏。玄谈中，裴遐谈吐清畅，其音激扬有如琴瑟之响，轻重急徐，自有一番风韵。在诗文吟诵上，也有袁宏在大江清风朗月之夜对月吟咏；有王胡之于谢安坐中吟咏《九歌·少司命》“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沉浸于无人之境。这种对文字如对音乐的听觉欣赏促使人们发掘汉语的音韵之美，丰富了人们的感官体验和文学艺术的情趣，也为后来诗律的产生做好了铺垫。

三、艺术美。魏晋时期的士人多才多艺，大多数都是名传后世的艺术家，在音乐、书法、绘画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阮籍善啸，嵇康、阮咸善琴，钟繇、韦诞、王羲之、王献之善书法，顾恺之善画，等等。对于艺术美的关注亦是这个时代士人独特的风貌。他们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还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思想，如嵇康的“声无哀乐”，顾恺之的“传神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思想。对于艺术美的体验，还使艺术突显于其他一切政治、经济环境之上，从而表现出独有的妙境。《任诞》篇中有：“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二人皆只为艺术相交，王徽之得以欣赏，桓伊得以自足，二人沉浸于艺术佳境之中，摆脱了世俗礼仪的拘执，以对艺术的深情互成默契。

四、山水美。魏晋士人向内开掘了人格美，向外也发现了山水之美，并把它与人格之美联系起来，创造了新的意象蕴涵。晋人纵情山水，企慕虚静。西晋时期有石崇金谷园诗会，东晋时期又有著名的兰亭雅集，士人希望在山水之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他们以真情对之，感叹“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以玄思对之，在泓峥萧瑟之间获得“神超形越”；亦以佛理对之，山水皆有灵。《容止》篇中的诸多品题，如目夏侯玄“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王恭“濯濯如春月柳”等。物态、风景被赋予了人的风神。顾恺之为谢鲲作画，他说：“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巧艺》）人的品格与山水审美结合，主客体之间形成了圆融的交流与映照。

魏晋名士的审美活动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透过这些审美现象，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魏晋士人独具特色的思想旨趣。

首先，“真率”是魏晋士人最看重的品质。晋人不拘礼法，其实是不执着于表面的礼仪，他们在内心里并没有丧失道德意义上的真性情、真精神。如当时为文俗之士所嫉恨的阮籍。他在母亲葬礼上喝酒吃肉，却在母亲下葬之时“吐血数升，废顿良久”；他好饮酒，曾因校尉营厨存有好酒这一单纯原因而求为步兵校尉；他与嫂子亲见告别，只道“礼岂为我辈设邪”；他于邻家酒馆美妇之侧醉饮而卧，有酒色之情而心无邪思。阮籍傲然于礼法，向往精神的绝对自由与超脱，将生命最本真的一面呈现给世人，同时也揭露了当时名教虚伪的面目。这种任性自然之行为内蕴着真纯之性情，是晋人所推崇的。

其次，魏晋士人特别强调和肯定自我价值。魏晋士人在人格上摆脱了汉代儒家思想的礼法束缚，表现出对自我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品藻》篇记载桓温与殷浩相谈，殷浩政治才能和权势虽不及温，却坚持“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人所熟悉者莫若自我，深爱者也莫若自我，殷浩不愿屈己从人。这正是士人从汉代僵化的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中跳脱出来对个性关注的结果。我就是我，他们希望获得个体的自由，尊重自己，活好自己。东汉末年，人物品藻风气开始兴盛，影响了一个时代。其对于人物全幅生命的鉴赏，基础便是对个性人格的肯定。士人亲己爱己，鉴赏个性之美，向往个性自由，这也是士人在当时环境中所坚持的理想人格境界。

再次，魏晋士人精神具有浓郁的伤逝之感。晋人的伤逝之情源于他们对于人生和世界的留恋与彻悟。在探究自然万物的同时，也更多的从当下人生出发，对生活、生命、艺术产生诸多反思。东晋时期有一位风流标望的名士王恭，在服食五石散后行散，漫步至其弟门前，猝然便问古诗中哪句最好，不等回答就吟出他最欣赏的佳句“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也许是他行散时一路思索，体悟生命无情流逝的真谛。在汉末魏晋时期，士人饱受战争、瘟疫、政治祸乱的磨难，常有人生短暂、变幻无常之感。对于生命的感叹是晋人最不能自已的深情。这种深情有时化为卫玠面对家国破败的“百端交集”之感，有时化为新亭诸子的“克复神州”之志，有时又是桓温面对十围之柳的“人何以堪”的喟叹。南北朝著名文学家庾信就曾在《枯树赋》中敷演了桓温抚柳的语句：“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在这些反复的嗟叹之中，对死亡的哀恸和对逝者的留念表现了士人对生命的一往深情。《伤逝》中各条集中反映了士人生命光华孤灯来照的孤独。王粲好驴鸣，王济亦好驴鸣，在二人的丧礼中，来吊唁的好友以驴鸣为之送丧。顾荣好琴，张翰在吊唁他时鼓琴数曲，痛悼知己不存。王衍丧幼子，谓孩抱中物乃“情之所钟”，哀毁万分。荀粲丧妻，有“佳人难再得”的哀恸，数月之后亦亡。对生命的珍惜，对美的留念，正是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最深沉的体验。

《世说新语》的编纂者是在对魏晋风度的歆羡之下，将士人光洁清朗、明润照人的容止，优雅从容、气定神闲的韵度，畅达简约、疏远深奥的才理，真率自然、淡然超逸的性情，都蕴藉在其中。它像是一面能够挽留光影的镜子，保藏了鲜活的历史，让人开卷后不能自已，掩卷后遐想联翩。读之似乎不能餍足，于是南朝·梁朝刘孝标为之作注，将该书不载或者传闻异辞的史料附益文中。从此以后，本文与注文一同穿越时光，流传千古。《世说新语》的诞生，确立了一种以记录人物嘉言懿行为主的新文体“世说体”。后世文人受此影响，做了很多模仿之作，如唐王方庆《续世说新语》、刘肃《大唐新语》，宋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李垕《南北史续说》，元杨瑀《山居新语》，明王世贞《世说新语补》、李绍文《明世说新语》，清王晫《今世说》、章抚功《汉世说》，近人易宗夔《新世说》等。

今人研究《世说新语》的成果很多，比较重要的整理著作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龚斌《世说新语校释》等书。余嘉锡的著作具有开创性，龚斌的著作带有总结性，都比较好。本书精选《世说新语》最饶魏晋风流的条目202则，加以注释，以便读者尝鼎一脔，得其滋味。关于注释的具体体例，有以下几条。

一、本书选文包括正文和梁朝刘孝标的注文，二者以大小字号区分。文字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为底本，个别注文位置、标点按照我们的理解做了调整。正文每则前都有一组阿拉伯数字编号，如“1.3”，“1”表示《世说》三十六门类之次序，“3”表示该则在此门类中的次序。

二、人名：在正文中首次出现且是主要的人物，若刘孝标已注，我们不再注释；若刘孝标未注或注释得不够充分，我们补充注释。主要内容包括字号、籍贯、简单的仕宦经历和简要的评价。下文中再次出现时，出注仅标示“某篇某条已见”。

三、官职。我们酌情选取那些跟人物生平关系密切的重要官职作注。魏晋时期，是官制史变化的重要阶段，情况比较复杂，尤其是一部分官职逐渐虚化，演变为荣衔或品位，无实际的职掌，或者职掌的内容难以考实。因此，注释此项内容时我们尽量贴近其所在时代的实际情况，务求简约，不能肯定的，则只能阙疑。

四、本文注释重要的词语，旨在沟通上下文意。对词语本身的意项类型，不做过多的说明；对相关的语法功能也不多牵涉。

五、重要而难解的语句，我们做总体的翻译或者说明其意义。对于那些需要相应语境才好理解，以及语句中包含着言外之意的情况，我们用“按”语的形式加以补充。

六、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非常强调世系，重要的政治人物多出自高门士族。因此，本书最后附录了魏、晋两朝帝系简表，五幅东晋政坛中重要士族的世系简表，即（一）魏帝系简表，（二）西晋帝系简表，（三）东晋帝系简表，（四）琅邪王氏世系简表，（五）太原晋阳王氏世系简表，（六）颍川鄢陵庾氏世系简表，（七）谯国龙亢桓氏世系简表，（八）陈郡阳夏谢氏世系简表。又，编著者行文之中常以字号、官职、爵号、谥号、庙号等为代称，故表中标注这些相关内容，以便对照。

本书撰述过程中参考了诸多前彦时贤的论著，除上文提到的余嘉锡、徐震堮、杨勇、龚斌四位先生的著作外，还有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蒋凡、李笑野、白振奎评注《全评新注世说新语》，刘强《世说新语会评》，以及一些相关的学术论著。他们的著述为我们理解《世说新语》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本书行文力求简约，相关著述未能一一附注，在此一并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本书的写作得益于我的老师袁济喜教授和钟仕伦教授的指导，书稿初成后，又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编辑老师反复商改、悉心编校，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限于水平，书中不足之处，敬希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黎臻

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