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深圳产业升级由自发到自觉的跨越

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有赖于长期上升、永不停滞的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形成过程，而高新技术产业化又有赖于一个更深刻层次的优秀制度做支撑。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恰恰是基于这一逻辑发展起来的。

（1）借力香港制造业北移，深圳科技产业起步

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而深圳市政府推广的一系列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也明显起到促进科技产业发展的作用。后面将专门探讨深圳市政府既发挥引导职能，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规划思路。

改革开放后最初的十年，深圳经济高速发展基本得益于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20世纪末，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演变，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梯次转移为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90年代初，香港制造业完成北移，推动深圳乃至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新的制造业产业带，使该地区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最富活力的增长点。1985—1998年，深圳的工业企业由609家上升到2077家，增长2.4倍，1998年年末职工数增长了2.6倍，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3.3倍。

香港制造业北移过程中也为深圳带来了香港制造业已具有的现代化生产工艺和技术、现代化管理方法和经营机制、国际市场生产竞争的信息，以及按国际惯例运作的市场意识，为深圳建立工业体系和完善市场体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香港制造业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的结合只是一种低层次的结合。香港的资金、市场网络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形成低水平组合，生产主要满足国外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需求，无论技术、管理、质量都比香港原来的制造业平均水平要低。深圳市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针对“三来一补”企业提出转型提高的若干需求，这些政策主张实际上蕴含着对产业提升到较高水平的一种追求和期望。深圳市委、市政府适时地做出了转变产业发展战略方向的抉择，有计划地收缩了在当时发展势头很好的“三来一补”企业，集中财力、人力、物力发展以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这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抓住历史的机遇，做出的一个英明的战略抉择。

“八五”期间，深圳提出“赶龙”计划，也就是追赶“亚洲四小龙”，开始重视产业规划的编制和政府产业政策导向；“九五”期间，深圳明确提出要打“高科技牌”，要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生产基地，实施“形成一批主导和支柱产业、一批企业集团和一批名优拳头产品”的“三个一批”战略，集中力量发展先进工业，形成计算机及其软件、通信、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光电一体化、视听、重点轻工、能源7个主导产业。1998年，深圳工业总产值达到1848亿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五位。其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65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35.4%。深圳已经成为全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

从1990年到2001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8.1%提高到42.3%，第三产业也同时快速发展。深圳的工业化从早期外向型经济增长阶段逐步向现代经济增长阶段迈进。

（2）政府定位清晰，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深圳决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由当时国际大背景、国内形势和深圳实际情况决定的，实践证明深圳的选择是正确的。

由于深圳构建了较为稳固的工业体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给深圳经济体系造成致命的冲击，但深圳已经从这场危机中看到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从产业结构方面看，金融危机之所以首先主要冲击东南亚地区，与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集中，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而对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重视不足密切相关。有了这些印证，深圳市更加坚定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决心。

虽然，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在21世纪初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但大量核心技术、高端技术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中，企业只能赚取微薄的利润。与此同时，深圳面临着土地不足、能源不足、环境承载力不足的种种制约，加上国际原油、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对外向依存度较高的深圳工业经济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因此，深圳进入了“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的转型期。

2006年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正式出台《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这是继2004年之后，以鼓励创新为主题的又一个“一号文件”。两个“一号文件”相衔接，标志着深圳市完成了从产业发展战略到城市发展主导战略的历史转变，勾画出了创新型城市的路线图。深圳从过去依存度高、效率低下的外向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走上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的道路。

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深圳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周期中，技术变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经济脱实向虚。为了制止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通过量化宽松和对大型金融机构实施国有化政策，稳住了阵脚，然后启动再工业化，恢复经济“造血”功能，力挽经济败局。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直到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失败，世界贸易组织受到了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

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深圳对生物技术、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创意、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进行重点布局。2014年，深圳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积极开展创新政策先行先试，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规划、覆盖产业结构，引入、培养方方面面的人才，加速布局研究型大学，创建国家重大创新载体和平台。深圳的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创新发展的后劲增强，一个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创新示范区已初具雏形。

这一系列政策为深圳的自主创新事业保驾护航。近年来，深圳的创新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2019年，全社会研发投入继续超过1000亿元，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全国领先；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26277.98亿元，同比增长10.08%；实现增加值9230.85亿元，同比增长11.26%；深圳高新区综合实力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二；专利申请量261502件，同比增长14.39%；专利授权166609件，同比增长18.83%，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有效发明专利五年以上维持率、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深圳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牢固，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愈加明显。

2020年1月2日，第九届管理决策效率评价研讨会暨《2019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发布会，发布了2019年中国地方政府效率排行榜。其中，广东省位列2019年中国效率“十高省”第四名；深圳位列2019年中国效率“百高市”第一名。长期以来，深圳以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为目标，力推多项改革，简政放权，优化办事流程，在全国率先推进商事登记配套制度改革，简化创立公司流程，大大激发了来深创新创业人的热情。

（3）提升创新能力，步入创新驱动轨道

深圳建市之初，科研院所数量为零。1996年，清华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大胆创新，共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开启了我国新型科研机构的崭新发展模式。

2006年，深圳抓住中科院调整全国科技资源的良机，办起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从而有了首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很快发展成深圳源头创新生力军和人才高地。鉴于此，深圳市政府对拥有超前眼光和充满活力的新型科研机构情有独钟，随后创办了大数据研究院、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深港脑院”）、鹏城实验室等创新载体。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规律看，在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往往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风险。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在科技创新方面投入了很大力量。目前，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迈入中等国家收入水平，也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央已经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的地方转型会快一些，有的地方转型会慢一些。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方式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发达的市场化环境、完善的制造业链条、活跃的创新创业氛围、优秀的企业家群体……在解读深圳创新模式时，深圳的创新优势已被共知，但深圳市政府却对深圳的创新环境有异常清醒的认识。他们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到，深圳在土地、空间、税收、人才引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多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存在制约创新发展的政策性和制度性障碍，要想办法尽快解决，切实为创新企业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深圳本地媒体在自我剖析创新短板时指出：深圳高等教育和特色学院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但如何打通科研成果和市场的壁垒，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增加值，仍需要体制改革和创新发展。作为全国首个出台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条例的城市，深圳在创新驱动发展上率先“吃螃蟹”，但发展至今，掣肘创新驱动的政策和体制障碍依然存在。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用通俗的话进行解释，要素驱动是常说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投资驱动是形象的“修马路，建高楼”，而创新驱动则是注重内生增长，好比汽车安装了一台能够自动补充能量的发动机。作为我国创新驱动先行一步的城市，深圳已初步跨越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发展阶段，进入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深圳已步入创新驱动轨道，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成为国内创新驱动发展最典型的城市。

十多年来，深圳的科技创新事业主要体现在企业积极开展自主创新，创新成果绝大部分属于跟随创新的范畴，这属于科技创新的“1.0版本”。未来，深圳市政府将加大对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等科研基础设施的投入，打造一批高端的创新平台，吸纳具有攻坚能力的核心团队，更注重源头创新能力的建设，努力将科技创新的水平和规模推向新的高度，向世界一流看齐，这好比科技创新的“2.0版本”。唯有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打破制约科技创新的种种壁垒，创新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创新核引擎才有可能激发出“核效应”，催生一批原创性的科技成果，筑就深圳国际一流创新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