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上的商业革命
当意大利人鲍丁南来到临安（今杭州）这座“华贵天城”时，他的第一感受是：挤！
这座城市方圆160公里，到处见缝插针地住满了人，一所宅院往往住着十或十二家。楼宇林立、寸尺无空的现象，是因为他们正在遭受女真族入侵。
1138年，南宋刚刚定都临安的时候，人口只有20万。到1265年间，人口暴增到了150万。城内住着90万人，城外住着60万人。
不少人把这首题在旅店上的诗当作南宋王朝的真实写照。军事上妥协投降、苟且偷安，政治上腐败成风、奸相专权，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生活上纸醉金迷、纵情声色。总之，南宋是一个只图享受、不思进取的偏安小朝廷。
但这并非全部真相。女真和蒙古的刀锋下，南宋正悄悄进行一场商业革命。
传统农业国家完全依赖土地。但“靖康之乱”后，南宋土地面积比北宋减少了约30%。资源禀赋的改变，使得宋朝的农业生产开始丧失比较优势。南宋后期，土地价格不升反降，这表明南宋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度下降了。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公元12世纪的威尼斯，南宋王朝必须在农业之外找到别的生存之道。
首先是技术革新。
两宋之际，各项技术变革和改良层出不穷。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出现在宋朝。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发明，有三个出现在两宋时期。
在农业上，南宋陈旉写了《农书》，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利用规划；在冶金上，技术也是世界领先，人均铁产量是同期欧洲的5-6倍；在纺织上，技术已不亚于1700年欧洲同类机器的水平；在数学上，秦九韶撰写的《数书九章》提出了“正负开方术”；在医药上，宋慈《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
这些科技成就令英国学者李约瑟感到眼花缭乱，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宋朝的科技发明远胜于其他朝代和同时期的欧洲。
各项技术的变革和改良，推动了各类产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信用和货币经济继续发展，成为南宋商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南宋的纸币发行量增长了上百倍，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南宋货币并没有随着纸币增发而同步快速贬值，这说明，南宋经济货币化程度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
在农村，草市空前繁荣。这些定期交易的小商品市场遍布全国乡镇。草市表明，大量地主和农民开始转向商品性农业生产，如酿酒、茶叶、棉花、铁匠。
在城市，专业企业出现。据记载，杭州城中各类行当有410多个。各类手工业品和零售商品细致专业，米市、菜市、茶市、药市、花市、布市等，迎合了上百万人口的需求。其中，规模较大的私营作坊，雇用工匠达百人以上。
其次是对外贸易。
在广东阳江海陵岛，有一个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博物馆的主角，是一艘来自800年前南宋的商船——“南海一号”。整艘船上大约有8万多件文物，其中大部分是瓷器，从景德镇青白瓷、龙泉窑青瓷、磁州窑黑瓷、越窑划花器，到广东、福建等地的青瓷和青白瓷，满船名瓷，流光溢彩。
那些坚实的松木船舷、成摞成叠的瓷器、露出淤泥的铁器……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灿烂。
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条是去东亚，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一条是去东南亚、西亚，到东非、地中海，直达欧洲。
装满了宋朝瓷器、雕版书籍、绘画、丝织品和铜钱（世界货币）的商船，以舰队的形式，从临安、明州（今宁波）、泉州、广州四大港出发，三个月之后，便从印度洋带回了马匹、皮革、香料、象牙等商品。
南宋商业贸易的触角如同巨型章鱼延伸到了波斯湾、地中海、非洲东海岸，包括了今天的印度、罗马、埃及以及肯尼亚、坦桑尼亚。但是，就像这艘葬身大海的“南海一号”，大海总是充满未知的风险。为了筹集资金，稀释远航风险，南宋各式各样的合伙制相继出现。
一种叫“带泄”。
这种企业模式和意大利城邦的“康孟德”十分相似。
在海边做买卖的人中，有不少是本钱不多的中小富户，他们没有能力独立组成合伙公司，就参股于相熟的大海商，少的十来贯钱，多的百来贯钱，等到海外货物买回来，按比例分配所得，往往有数倍的利润。一旦航行结束，合伙人将利润分配后，合伙关系就地解散。秦九韶将这种资本合作模式写进了《数书九章》。
一种叫“斗纽”。
一些富豪联合在一起，共同经营并遵守同一规则。比如，以10个人为一个组织，各人出的钱从10万到50万不等，大家约定以10年为期，轮流负责经营，在每岁岁末清算后，即换下一位富豪，所得利润大家按比例分配。
这是一种典型的股份制合伙公司，大家共集资金、共担风险。
在公元500年到1500年的1000年时间里，商业资本是全球性的现象，而不是欧洲独有。显然，商业资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条件下生长。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或在阿拉伯地区，商业资本都不曾远离政治。不同的是，中世纪欧洲的商人面临的指控和压力主要来自教会，而中国古代商人则更多处在中央集权的“钟罩”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