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的机会

在查理曼大帝时代，经济紧缩，货币的使用和流通处于微弱状态。

中世纪早期，是一个善恶二元、黑白对立的无情社会。就像教会曾经对高利贷者们说：选择吧，钱袋或永生。二者你只能选一样。

但随着商业革命的发生，情况变得日益复杂。不仅勤劳朴实的农民在借贷，商人在借贷，甚至国王、国家和教堂也在借贷，圣殿骑士提供的许多金融服务就具有借贷性质，罗马教廷持有不少债券。

历史文本对高利贷的指控全面而且彻底。商人、银行家的日子很难受，除了要承受世俗的偏见，还要忍受死后堕入地狱的精神折磨。

在达蒂尼集团的资本运作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高利贷的禁令，对民间融资形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并不能阻止欧洲的商人、城市和国家频繁利用各种金融创新，也不能阻止欧洲民众使用储蓄工具。

当商人眼中的时间和教堂眼中的时间发生冲突，如何弥合这种裂缝，过程注定是痛苦且漫长的。直到今天，争议仍在持续。不过，为了逃离地狱的诅咒，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和银行家、统治者们一起，在不断寻找和创造机会。

他们急切需要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

第一个机会：节制。

实践中，教会从未控诉过一切形式的利息，合同中规定的利率是被允许的。从1000年左右到13世纪，33.5%的利率被认为是最高上限。确实，教会只是明确地惩罚了那些过分的高利贷者们。比如，公元1215年，教会第四次公会对犹太高利贷进行了指控，提及的只是“沉重和过分的”高利贷。

因此，节制的放贷人有机会从撒旦渔网的网眼中逃脱。

第二个机会：炼狱。

炼狱虽然痛苦，但炼狱的出口只有一个：天堂。海斯特尔巴赫的凯撒利乌斯在《关于奇迹的对话》中，列举了高利贷者的炼狱过程：一个高利贷者死了，但他的妻子通过施舍、禁食、祈祷和守夜来平息上帝的怒气，最终，丈夫的灵魂获得了永福。

意大利银行家达蒂尼临死前捐出全部身家，就是想尽快赢得天堂的入口。炼狱的出现，为高利贷者眨了一个暧昧的眼神。钱袋和永生，似乎皆可兼得。

第三个机会：新理论。

从14世纪开始，在面对高利贷指控时，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辩解理由。

一是损失发生。因延误偿还而产生了损失，借贷者可获得补偿。

二是工作报酬。商人跋山涉水、参加集市或者管账，调换钱币，也都是一种劳动。像所有的工作一样，也应该有工资。

三是利润补偿。高利贷者本可以将他手上的金钱用于其他投资，并获取相应利润，但他却借给了他人，为此，他可以通过适当利息得到利润损失补偿。将资本的替代性用途作为收益基准的概念，这是资产估值工具的关键方面。

四是本金风险和不确定因素。1234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认为，借贷给商业冒险是可以收取高利息的，因为银行家可能会面临失去本金的危险，或者面临其他不确定性因素。这种风险溢价的概念，也是现代资产估值模型的基础。

商业革命兴起，在生活借贷的基础上，商业性、生产性借贷日益增加。

为了管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借贷，教会一方面将高利贷法系统化，继续禁止生活性的有偿借贷；另一方面，通过各种理由将生产性和商业性的借贷视为高利贷法的例外情况，允许其有偿借贷或利息合法化。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高利贷者有机会进入永生。资本的启蒙人，就是那些银行家，他们是商人，是时间的商人。

在摆脱地狱的束缚后，意识形态的枷锁轰然打开。从此，经济和社会在朝着“相信未来”的资本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16世纪时，生活在瑞士的加尔文重新诠释《圣经》，他说，如果所有的放贷都被谴责的话，人们的良心会被加上更沉重的枷锁，这不是上帝所希望的。他质疑，为何压榨一个贫穷的农奴在道德上被接受，而要求一个富翁为他用于某项商业活动的贷款进行付息却不能被接受？加尔文一步步证明，圣法并不禁止高利贷，放债是帮忙，任何劳动都应得到报酬，钱并非不能创造财富。

加尔文认为，不能仅凭《圣经》的一段文字武断，而应本着公平原则。他大声疾呼：“不要让钱闲着，让它生利。”这就是贷款的法则。

加尔文的新教理论在瑞士、英国和荷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国家先后废除了高利贷禁令。今天，现代瑞士银行业的兴盛，似乎可以追溯到当年加尔文的宗教观点。荷兰、英国相继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加尔文的理论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