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真相

摄影作为一个观看世界的手段，在被发明出来以后，马上就被课以满足人们了解外部世界好奇心的重任。在摄影术逐渐渗透西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同时，西方社会也正好经历着都市化与产业化的过程，大量的农村人口开始向都市转移、集中。为了应付人口集中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并应对潜在的社会危机，许多西方城市都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城市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而都市的产业结构也同时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一个与19世纪西方社会城市化进程几乎同时起步的视觉手段，摄影当然也同时担负起了记录城市社会生活变化的责任。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摄影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西方的都市发展与变化过程产生了一种宿命的关系。

法国政府最早认识到摄影可以作为一种记录文化遗址与展开文化调查的利器。当卡罗版摄影术趋于普及与实用时，1851年，法国政府机构“历史纪念物委员会”委托夏尔勒·马维尔（Charles Marville，1816—约1879）、爱德华—丹尼斯·巴尔多斯（édouard-Denis Baldus，1813—1882）、古斯塔夫·勒·卡雷（Gustave Le Gray，1820—1882）等五位摄影家为该委员会工作。这是摄影史上国家政权第一次出于公共目的使用摄影，也是史上第一次出现官方摄影家。

马维尔在成为摄影家之前是一个石版画家。从1852年起，他用了几乎20年时间集中精力拍摄还存留着中世纪城市余韵的老巴黎。这个老巴黎在拿破仑三世期间在由豪斯曼主持的大规模城市改造中几乎消失殆尽。马维尔的摄影意图明确，很有章法。比如在拍摄一条将要重新修建的马路时，他会从老马路两端的两个方向各拍一张，然后在十字路口再拍一张。此后，他还会拍摄修建中与修建后的马路照片。通过这种方法，他为巴黎市政府保留了比较完整的视觉文献资料。同时，他也不忘关注出现在巴黎的各种新建筑。他的这些巴黎影像清晰精确，信息丰富，具有强烈的文献性。这种风格后来得到他的法国同胞尤金·阿杰（Eugène Atget，1856—1927）的继承与光大。

图2-1 《巴黎公社起义前后的巴黎市政厅》，1871年，马维尔摄

图2-2 《圣雅克·拉布谢利教堂之塔》，1852年，巴尔多斯摄

图2-3 《伦敦街头无家可归者》，约1876年，汤姆逊摄

图2-4 《哈尔街75号，格拉斯哥》，1868年，安南摄

爱德华—丹尼斯·巴尔多斯也是一个从画家转行的摄影家。他在1849年转向摄影，并成为接受政府与私人订单的摄影家。他虽然拍摄了巴黎的许多建筑与艺术品，不过，他所感兴趣的仍然是建筑中的艺术或作为艺术品的建筑。他似乎更迷恋于细节的精致刻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生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都市生活受到摄影家的集中关注，也许要等到英国人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于1887年与新闻记者阿道夫·斯密斯合作的《伦敦的街头生活》的出现。这是被称为第一本社会学意义上的观察现代城市生活的摄影图书。汤姆逊把镜头直接对准城市中的贫困现象，第一次主动赋予摄影以展示社会问题的责任与权力。

1900年，另一位英国人托马斯·安南（Thomas Annan，1829—1887）出版了名为《格拉斯哥的街道》的摄影集。这是一个由格拉斯哥市政府提议的摄影项目。安南的摄影既以相当篇幅揭示了一个工业城市中的贫困问题，也着力展示城市的空间形态，给后人提供了了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发展历程的丰富的视觉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