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的管理教育
马卫红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
【摘要】我们所做的一切代表着我们想传递给学生的价值观和态度。期待我们的管理教育不只是为学生准备一个工具箱,而是训练他们有能力为他们自己创造未来,训练他们懂得在每一个当下时刻都能做出选择。时代挑战的是我们管理教育者,期待“责任·成长·改变”指引着我们管理学院的师生前行。
【关键词】变革;主体性;选择
2019年,我接到的一个新任务是担任新生班主任。我召集所带2019级新生开班会,之后,我又跟34位同学单独约时间聊天,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反馈的问题和交谈内容让我忧心,很多同学说上课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不知道管理学能让他们干什么,更迷茫的是不知道管理学今后对接的工作岗位是什么。虽然我的解答似乎让他们拨开云雾,有豁然开朗之感,但我相信他们内心仍然还会迷茫,因为有个大二的学生对我说:“老师,去年新生座谈会您讲的话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很受启发,可是一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找到感觉。”这些学生最集中的困惑是不知道他们学习了管理学最应该具备的能力是什么,该怎样在大学的学习中训练这些能力。这几年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不同专业的学生并跟他们聊天,几乎所有专业的同学都表达过对专业核心竞争力的担忧。一遍遍跟他们阐述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地思考到底管理学要交给本科生什么。迫使我不断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刻还包括每次修订本科生的培养方案时,每次各教学系主任代表各系反馈回信息时,大家对课程设置的意见代表了我们想传递给学生的价值观和态度。
作为从事管理教育的老师,我们如何理解管理的功能与定位决定了我们能教给学生什么。管理学的兴起是20世纪的大事件。作为一项专门的知识,管理是在解决工业革命催生的大组织生产效率问题上逐步发展起来的。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更加多元的组织化社会,管理也就成为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重要的现象,可以说,没有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就没有现代管理。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在组织管理实践中得到丰富、发展和沉淀。大学管理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将沉淀下来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将要承担管理工作的人,以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解决管理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讲授的知识对未来的管理者解决管理问题有效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看我们依然在教授的管理知识是什么,我们当下遇到的管理问题主要有哪些。
泰勒的“科学管理”生逢其时。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方式,手工艺生产演变为工厂批量生产,如此一来,大规模管理成为一个问题,工厂管理者们需要知道提高生产效率的管理方法。泰勒为当时的工厂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以至于有些人认为整个20世纪所取得的惊人经济增长大部分应归功于泰勒的管理思想。那时的管理教育课程也教授这一套管理方法。令人惊讶的是,时至今日,教授这些管理方法仍然是管理学必修课程的主要内容。但从事实层面来看,今天我们面临的局势和泰勒时期已经大相径庭。如今工作的本质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以体力付出为主的工人劳动大幅减少,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型员工显著增加。传统管理方法已经过时,开始成为囚禁我们的思想牢笼。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多属于操作性,是外显的,易于用外部管理手段解决生产效率问题;而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多属于思考性、创造性的,是内隐的,主要靠知识工作者的自我管理表现出效率,因此,所用管理手段应该是能促进和提升知识工作者自我管理的方法。然而,我们的管理教育仍然沿袭陈旧的科学管理知识体系来教授21世纪的未来管理者。可以说,我们当前遇到的管理问题,有一部分是时代变化带来的,但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陈旧的管理方式没有发生相应变化导致的。
其实,早期的管理思想并不只是关注效率,对管理的本质有着全面系统的认识,但是,管理学广域土壤中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被忽视了。比如,被誉为“管理学先知”的福列特不仅在她那个时代没有成为主流,后世对她的思想也不够重视。她在那个时代就对管理中的唯效率保持警惕,提出很多对今日富有指导作用的深刻观点。她认为,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展现真正的本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她还认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之所以显示出命令与服从,不是因为权力控制,而是因为他们在情境中具有大致相同的选择。在福列特眼中,管理不是工具、不是技能、不是权力,而是对人的激发和体认。她看到了组织规章制度和权力之中个体仍然具有自由的一面,管理不是依靠控制和命令链条让个体进行机械化产出,同时,她的集体原则表明,完全的自由也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诠释了自我的多样性,以及自我理性与自由选择的关系。这是我所认同的管理的真正要义。然而很遗憾,人们只接受了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主义的思想,而忽视了福列特对人的激发和体认的管理思想精髓,在实践中把管理简化为提高效率的工具,且把它的实践范围框定在企业管理领域。
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摒弃了唯效率的单一思维,并且一改往日凡提管理必指企业管理的狭隘理解,在他的著作中综合论述了企业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和政府管理,为我们理解新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无论是福列特还是德鲁克都以杰出的综合性视野诠释管理现象,尤其是福列特,她的著述里并不区分企业管理和非营利性机构的管理,她认为管理原则适用于任何组织的管理。德鲁克也说“管理不等于企业管理”。不同组织的管理之所以有差异,主要是应用情景的不同,而不是管理原则的不同。德鲁克对此给出一个量化的表述,他认为在这些不同的组织中,90%左右的问题都是普遍性问题,只有10%的管理问题才体现了这些组织独有的使命、文化、历史和专业特征。可是,德鲁克和福列特的管理思想在大学管理教育教材中体现得很少,绝大多数教材仍旧在沿袭泰勒—法约尔的传统,更多地在工具意义上讲管理。尽管人的社会性在后来的管理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那些管理思想仍然把人当成客体,当成“被管”的对象,而没有像福列特那样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思考管理。
进入21世纪以来,组织以飞快的速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相应地,管理的世界也发生了重要变革,且是多维度的、复杂的。当下,虽然我们熟知的传统组织依然遍地都是,但是,新型组织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这种现象正在挑战我们的洞察力和敏感度,试探我们是把这些新变化纳入旧框架去理解,还是会依此触发新范式的诞生。我们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简要提示这些重大变化,一方面是组织里的人,另一方面是组织自身。
人和组织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上,人和组织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组织里的人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如今的工作关系变得更加灵活多样,合伙人或合作者的身份逐步多起来。这种变化主要源于劳动力性质的改变。教育、科技、专业化等方面的发展,使传统的工人逐渐减少,知识型员工大量增长,而且,一部分知识型员工兼具智慧型员工的特点。如何将这些特征的人组织起来,解决他们一起工作的问题,是当下以及未来管理工作的中心任务。在了解自己、了解组织、了解社会三个方面,我们为学生提供的准备都是远远不足的,我们提供了更多基于作业层面的管理,很少引领学生走进基于人的主体性的管理,更少带领学生领略由多样的个体、多元的组织联通构造的社会环境中的管理问题。在人和组织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今天,管理所教授的不应该是如何“对待”员工,而应该是如何发现每个人的长处,激发别人的潜能,并通过一定的办法和途径让大家一起有效地工作。
组织自身的重要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样性:从组织形态上看,除了政府、企业、大学、医院、慈善机构、科研院所等传统组织外,出现了很多如米公益等难以用传统组织划分标准归类的新型组织。二是开放性:传统上,单个组织是有边界的,命令—控制系统是主要的信息沟通渠道;而现在,在开放多元的共享经济体中,单个组织的人员、业务和组织形式都体现了开放性,甚至无边界化。三是跨组织:管理已不再只是组织内的事,开始出现跨组织、跨部门的管理需求,这是因为,现如今能做出有影响力决策的除了单个组织(企业)之外,还有区域性联盟组织、不受限制的自由人联合体,甚至某些松散的倡议等。总之,组织正在从一个自上而下的等级制转变为平行分布式机制。反观我们现在通行的管理学教材,一方面,在人的管理上,仍然是从对象和客体角度看待员工;另一方面,在组织的管理上,往往过于强调管理在组织内的功能,很少涉及跨组织的管理问题,以及管理的社会功能问题。我们这样的管理教育能培养未来管理者有效解决管理问题的能力吗?
未来(其实已发生)的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体责任、自由与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管理不仅与效率有关,更与秩序有关,与约束力有关,它是界定自治与规则的。管理重在处理跨边界的任务,使得各个行动主体懂得并在自由选择中履行自己的责任。越是组织多元、流动性大的社会,越急需重视管理问题。我们对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法律的问题有较为明晰的认识,但对管理问题的认知远远不够。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和分裂的世界政治在紧张、冲突以及相互误解中共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贫困、教育、健康、性别等社会问题,绿色、生态等环境挑战,国际秩序重组、区域冲突等政治问题,这些都亟须管理创新来解决。在高度互联的当今世界,我们对支撑繁荣和安全的各种体制与组织的管理能力,是我们当前遇到的最大风险。这些问题虽然会对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但它们并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市场经济可以从容应对或依靠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可以处理的问题。经济增长带来的外部性后果不会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而自动消解,必须通过管理来解决。由此,德鲁克主张,只有各种独立运行的组织及其管理者和知识工作者才能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这些管理问题可能会成为管理者的创业机会。每个组织都是一个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都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为社会创造独特的绩效。组织里的每个人各得其所,既履行自己的职责,又获得生活保障、身份和地位。
人变了,组织变了,我们却还在继续传授工业革命兴起时遗留下来的管理学知识体系。作为大学的管理教育者,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该培养什么样的适应变革时代的管理者?我认为这样的管理者最起码需要具备两个最重要的素养:一是体认“人的主体性”,二是践行“负责任”的格言。未来社会一定是基于人的主体性的集体联结。关于人的主体性,我最赞叹和赞同福列特的洞见,她认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发现真正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品格。福列特还把组织管理过程理解成一种精神交互的过程,每个个体都是精神的自我,彼此交互密切、相互影响,却又各自保留独一无二的本质。福列特的远见一直照彻未来,未来社会一定是差异性、多样性基础上的共生,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差异性、多样性会进一步加深。因此,未来的秩序和团结是通过差异性的共生共存来达成的,命令—控制模式一定会失去效力。未来的管理者应该具备基于人的主体性思考管理问题的能力。
关于“负责任”的格言,是指联合国全球契约2007年提出的“PRME”倡议(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Management Education,负责任管理教育原则),激发和支持全球负责任的管理实践、教育、研究和思想引领这个世界。不仅员工是负责任的,组织也是负责任的。说到负责任的组织,我特别想表达一种认知,我认为企业是人类活动的最重要领域,没有之一,它将经济与社会这两个世界统一起来,人也在这里获得统一。我们绝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企业这类组织中度过的,一定意义上,企业引导着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走向,因此,企业肩负教育公众的责任。企业的职业标准和职业道德不能被唯利是图吞噬,企业为顾客服务不是对顾客无底线服从,企业可以赚钱但不只为了赚钱。然而,我们当前的企业管理教育并没有强调企业肩负教育公众的责任这一观念,最多只是在企业社会责任中谈谈回馈社会、服务社会问题,很少专门探讨企业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面貌最有力的影响者如何引领社会这一大问题。大多数人(包括我们的管理教育者)人为地分割和剥离企业与社会的天然联系,只把企业作为一个盈利赚钱的组织。我们的学生除了用“利润最大化”来描述企业组织之外,说不出第二句不一样的描述语。这的确值得我们管理教育者反思。我们应该把福列特、德鲁克这样的管理思想者多带入我们的课堂。
那么,从知识的层面,我们应该为学生提供哪些养料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德鲁克身上得到启发。德鲁克最著名的标签是商业管理理论大师,但他最早在美国是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家获得声誉的。可见,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并彻底落实管理学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融入我们的课程体系,而不能让管理教育在工具理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管理教育也是整个高等教育坏风气的受害者,但是,我们既然意识到这一问题,就有责任自觉改正。高等教育的工具主义倾向期待学生在大学已经被武装好,能够以他们的专业知识预测并解决未来的问题。这样的定位和要求让学生充满了挫败感和迷茫,因为,未来的问题一定是在未来情景中发生和求解的,无法预测。当学生们发现他们装备好的工具箱无法使用时,一定是挫败的。因此,我认为大学教育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的教育,首要任务不是教给学生真实具体的东西,而是训练他们有能力为他们自己创造未来。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针对如何做出选择进行训练。一切恰当的训练,其目的都不是对现有选择的遵守和坚持,而是学会在恰当的时刻做出新的选择。所有教育最伟大的一课,就是懂得每一个当下时刻都是新的。
具体到能力的层面,我认为管理教育应着重培养学生两种能力: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专业能力自有每个专业的知识体系,不赘述。管理能力是对多样性、差异性、共性有充分的理解,负有责任感,具备可迁移能力。我认为培养学生的可迁移能力非常重要,可迁移能力是管理类学生的硬核能力,不受具体工作岗位的限制,具备这些能力可以使他们更好更快地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具体而言,可迁移能力包括:复杂信息中简化思考的能力,准确且有效的表达能力,知进退的领导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要求我们的课程打破狭窄的专业界限,兼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供特定的体现跨学科、跨知识领域的专门课程,二是其他课程的授课教师在自己课程的教授中体现跨学科、跨知识领域的底蕴,扩展学生的视野,提高他们思考的深度。
本科的管理教育要打破学科边界、去就业化导向,重点培养学生的可迁移能力,而不是钉钉子的能力。管理学院的学生在工作链和就业生态中应该处于上游,发挥“酶”的作用,催化他人、激发他人。他们在大学需要训练的是识别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被定型为就业岗位需要的“成品”。如果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机械地提供什么,大学就变成了培训机构,也就失去了其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功能。现如今,正是因为大学过度“屈从”于社会的需求,它的名声才变得不那么好。大学应该是新知识的汇聚地、生发地,是变革的引导者,而不应该是就业的岗前培训。这些道理每个人都懂,一旦落实到行动却又迷失了,比如培养方案修订时不断添加工具性课程、忽视体现综合管理视野的综合性课程,只重视自己“小”专业的核心课,主张删除跨学科的基础课,使我们的学生眼界越来越窄。
时代挑战的是我们管理教育者。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能否认识到不同学科与专业知识的贯通性对理解管理实践的重要性;我们能否放弃自己的小地盘意识,真正从变化着的现实出发重新设计课程;我们能否做到主动放弃自己已经教授熟悉的课程,接受更加具有挑战性的新课程任务。
期待有一天,未来的管理者能处理好个体责任与自由、组织发展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期待我们首先改变自己的认识,采取适应变革时代的管理教育培养我们的学生,让他们不再困惑和迷茫。期待经他们管理的组织、企业能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警惕唯市场效率,不再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期待社会组织避免成为第二类企业,展现自身的主体性,探索管理多元价值以及更加开放型组织的经验;期待政府能面向开放的社会,协调并解决好公共问题,在对多群体、多组织、多层级的公共性进行管理时,尊重自由、体现公正。总之,期待“责任·成长·改变”指引我们管理学院的师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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