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卡尔·门格尔[1]
哈耶克（F.A.Hayek）
一部经济学说史说不尽为人遗忘的先驱者传奇：这些人的著作起初毫无影响，只是经过别人的宣扬，他们的主要观念才能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人知；也道不尽那些各自独立发现的显著的不谋而合及其单本著作特殊命运的故事。但在经济学或其他知识分支中，的确还有一些例外的事：作者本人革命了这个发展本已成熟的科学而且世所公认，可其著作却鲜为人知。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著作便是一例。很难想象还有第二本著作能像《国民经济学原理》那样产生过如此持久和一致的影响，却纯粹由于种种意外，而流传于极小的范围。
如果说在过去60年间，奥地利学派在经济科学发展中几乎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位置，那么，这完全要归功于门格尔所奠定的基础。对此，没有一位能干的史学家会有疑问。但这个学派在国外的名声以及其体系中重要观点的发展则来自于他的两位杰出同仁的努力。一位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另一位则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但是，如果我们贬低这两个人的成就而认为这个学派基本观念完完全全属于门格尔，也毫不为过。若非他发现了这些原理，也许会相对不为人知，甚至会和在他之前的许多杰出人物的命运一样为历史所遗忘，并几乎肯定在德语国家以外长期地默默无闻。然而，奥地利学派成员的共通之处，构成其独到方面以及为其日后成就奠定基础的正是他们接受了卡尔·门格尔的传授。
有关杰文斯（W.S.Jevons）、门格尔、瓦尔拉斯（L.Walras）三人各自独立发现边际效用原理之事已众所周知，毋需多言。在1871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同时出版。现在，人们通常恰当地认为这是现代经济学的发轫之年。其实，杰文斯早在9年前的一篇讲演中（该讲演于1866年出版）就概述其基本观念，但和者甚寡，而瓦尔拉斯则到1874年才发表其成就。但是，三位奠基人的著作完全是独自创作，这是确凿无疑的。而事实上，虽然他们同处核心地位，在他们的体系中，他们及同代人最为重视的观点也完全一样，可他们著作的一般特征及背景是如此明显地不同以至于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即如此不同的思想路线是怎么产生这样近似结果的。
要理解卡尔·门格尔这部著作的知识背景，就必须对当时经济学的一般地位多言几句。虽然从1848年穆勒（J.S.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到新学派出现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古典经济学在应用领域中的众多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但其基础，尤其是价值理论都在日益失去人们的信任。尽管穆勒志得意满于其价值理论的完善状态，但正是《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系统化的表述以及日后他在这个学说要点上的退步，使得古典体系的不足表露无遗。无论如何，在大多数国家中批判性攻击和重建的尝试与日倍增。
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像德国那样，古典经济学衰落得如此干净利落。在历史学派的猛烈攻击之下，人们不仅完全地抛弃了古典学说——它们从未求在德国扎下根来——而且也深深地怀疑任何理论分析的尝试。这部分出于方法论的考虑，但更多的则是对古典英国学派实际结论的强烈厌恶，因为这个学派阻碍了以“伦理学派”之名为荣的年轻团体的改革热情。在英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只是停滞不前，而在德国，则成长起第二代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仅从未熟悉现存的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而且学会了把任何一种类型的理论都视为无用之举，如果不是有害的话。
也许，古典学派学说已经名声扫地，以至于其无法为仍然有志于理论问题的人提供重建基础的可能。但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经济学家的文章著作中的要素却孕育着新发展方向的种子。[2]古典学派之所以从未在德国根深蒂固，原因之一便是德国经济学家一直清醒地意识到任何成本或劳动价值理论中内在的矛盾。也许，这部分是因为18世纪孔狄拉克（Condillac）和其他法国、意大利作者的传统遗风尚存的影响所致。这个传统拒绝将价值与效用完全割裂开来。从这个世纪早期到五六十年代，在后继作者中，赫尔曼（Hermann）也许是出类拔萃并最有影响的人物[获得完全成功的戈森（Gossen）当时并不引人注意]。他试图把效用和稀缺概念结合起来解释价值，这已经非常逼近门格尔提出的解决方法。正是这些在同时代的头脑更为实际的英国经济学家看来是纯粹无用的哲学思考，才使门格尔受益匪浅。只要浏览一下《原理》中其范围甚广的注释或者本版中已增补的作者索引，就会发现门格尔对这些德国和法国、意大利作家是何等地熟悉，而古典英国学派相对来说在其中地位何等之小。
虽然，门格尔的文献知识之广超过了其他边际效用学说的共同奠基者——这方面，在《原理》撰写的早期，只有百科全书式的罗雪尔（Roacher）堪与之媲美——但在他所提及的作者名单中却有着一块奇怪的空白。这个空白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他与杰文斯、瓦尔拉斯方法上的差异。[3]特别重要的是，他在写《原理》时显然并不知道古诺（Cournot）的著作，而其他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瓦尔拉斯、马歇尔（Marahall）甚至杰文斯都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古诺。[4]更令人惊讶的事还在于，当时门格尔似乎还不知道与他思想特别契合的屠能（Thünen）的著作。故而，虽然可以说门格尔是在一种特别适合于边际分析思路的学术氛围中写作的，但他在创造现代价格理论时并无明确的思想、著作可以借鉴。这与同一领域的其他同仁不同，他们都受古诺影响，此外，瓦尔拉斯还受益于杜普伊（Dupuit）[5]，而马歇尔则受益于屠能。
我们可以作一番有意思的推测，如果门格尔早已熟悉了其他奠基人的数学分析，门格尔的思想路线将会向何方发展。就我所知，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他从没有评论过数学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的价值，一字半句也没有。没有理由认为他对数学一窍不通或不大喜欢。相反，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著作中也明显地体现出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强烈偏向，事实上，他的兄弟，尤其是安东（Anton）以热衷数学闻名，其子卡尔（Karl）成为一名知名数学家。这也许是这个家族有数学气质的明证。虽然他日后不仅知道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著作，也知道其同胞奥斯皮茨（Auapitz）和利本（Lieben）的著作，但他甚至没在任何一篇方法论的文章中谈及数学方法[6]，难道我们还不能得出他相当怀疑其有效性的结论？
在门格尔思想形成阶段，他肯定完全没有受到过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影响。道理很简单，奥地利事实上没有本国经济学家。门格尔所就读的大学中，政治经济学是作为法学课程的一部分，其教师几乎全是来自德国的经济学家，虽然门格尔像所有后来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样，继续攻读到法学博士，但没有理由相信他确实受到其经济学教师的激励，故而，这使我们转向考察他的个人历史。
卡尔·门格尔于1840年2月28日生于加里西亚的纽—桑德克，这块土地现已属波兰。其父是一名律师，他来自于一个古老的奥地利家族，其成员有工匠、音乐家、公务员以及军官等。这个家族从波希米亚德国部分迁到东部省，不过两代人的时间。他的外祖父[7]是一个商人。他在拿破仑战争中成了暴发户后，在西加里西亚购置了大宗田产，卡尔·门格尔在此地度过了他大部分孩提时代，直到1848年，这儿仍能见到半农奴的情况。除了俄国以外，欧洲没有一个地区能像奥地利这一地区那样如此长久地保留农奴制。他有两个弟弟，其一是安东·门格尔，他以撰写法学和社会主义著作而家喻户晓，著有《劳动力生产的整个权利》（Right to the whole Product of Labour），他还是卡尔·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法学系的同事。另一个是马克思·门格尔（Max），是著名奥地利议员和社会问题作家。兄弟三人一块就读于维也纳大学（1859-1860），以及布拉格大学（1860-1863）。卡尔·门格尔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最初当了记者。先在李堡后在维也纳写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几年之后，他进入奥地利国务院办公厅的新闻部工作，当了公务员，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在奥地利公务机构中地位显赫，吸引着为数众多的天赋甚高的人才。
维塞尔曾经说过门格尔有一次告诉他当时他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官方报纸《维也纳报》写市场状况的调查研究报告。正是对这些市场报告的研究，使他对传统价格理论和阅历丰富的实践家们所认为的决定价格的那些事实之间巨大的反差大为震动。究竟这是导致门格尔去研究价格决定理论的最初原因，还是看来可能仅仅给门格尔指出了其大学毕业后学业上追求的方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他离开大学到出版《原理》之日期间，他全神贯注于这些问题，一再推迟出版直到头脑中形成完整的体系[8]，这些事实是没有太大疑问的。
据说，他自己谈过他是在一种病态亢奋中写就《原理》的，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是一时兴起之作，从计划到写作都极为仓促。恰恰相反，很少有什么书能如此细致地计划，如此费尽心力地发展首次表述的观念并贯之以始终。这本1871年出版的薄薄一卷书，本来打算只是作为一本综合性论著的头一部分，即导言部分，它探讨了一些基本问题。门格尔不赞同公认的观点，他竭尽所能地进行必要的详尽分析，以使自己相信他正在建立一个绝对稳固的基础。第一部分是通论部分，所处理的问题正如序言所述的是产生经济活动的一般条件、价值交换、价格和货币。从他儿子50年后透露出的手稿笔记（这部分笔记作为第二版的导言）中，我们知道第二部分要探讨利息、价格、地租、收入、信用和纸币；第三部分则是应用部分，即生产和产业理论；第四部分则讨论了对现行经济体制的批判和经济改革的各种建议。
诚如在序言中所言，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价格理论，用一个主导的概念解释一切价格现象，尤其是利息、工资和地租。但是全书中一大半只是在为这个主要任务作铺垫，讨论了体现这个新学派特征的新概念，即主观价值以及个人感觉。然而，甚至在全面检查经济分析所必须借助的主要概念之前，这个工作也未完成。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德国作家的影响，他们偏好多少有些学究气的分类以及冗长的概念，但这些传统德国教材中历史悠久的概念一经门格尔妙手回春，便焕发青春。它们不再是干巴巴的列举或定义，而是成为一种强而有力的分析工具，在这种分析中，每一步似乎都是前面一步的必然结果。虽然，较之于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文章、著作，门格尔的表述中缺乏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句子以及更为典雅系统的说明，但大体上毫不逊色，在许多方面还明显地优于那些后期的著作。
本篇导言的目的并不是就门格尔的论述作一个相关概述。但是他论述中的确有一些方面本该值得特别注意却不大为人所知，这多少令人惊讶。在书的开头几页中，他第一次仔细地研究了人类欲望及其满足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据此推导出了他的著名的区分，即把财货分为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及更高的级别，以及现在已家喻户晓的不同财货间补足品的概念。上述研究典型地表明：与一般的印象相反，奥地利学派总是特别地关注生产技术结构。1914年，维塞尔出版了其晚年著作《社会经济学理论》。在书中，他精细地研究了“前价值理论部分”。这部分阐述继续讨论了价值理论，同时也最为清晰和系统地体现出对生产技术结构的关注。更为显著的是时间因素自始至终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现代经济学的早期代表倾向于忽略这个因素，对那些现代均衡理论数学表述的肇始者来说，这样的印象也许并不为过，但如包括门格尔则失之偏颇了。对他来说，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对未来的计划，所以他根据人类在不同时段预想的不同需求而划分相当不同的时段。他对时段（period）的讨论的确具有现代意义。
现在，人们似乎多少有点不可思议，门格尔是第一个以稀缺观念为基础区分自由财货和经济财货的人。但是，正如他所言，当英语文献中还不大知道这个概念时，那些先于他使用这个概念的德国作家，尤其是赫尔曼就已尝试以有无努力成本来作出这种区分。但是，非常符合他个性的是，当所有门格尔的分析以这个稀缺观念为根据时，他就不再使用这个简单术语了，取而代之以“不足数量”或“经济比例关系”这两个非常精确却略显啰嗦的词来表达。
大体而言，其著作的一个特点便是他重视一个现象的细致描述甚于给出一个简单、合适的名称。这常常使得他的表述不如预期的有效，但这也防止了他的片面之辞以及失之简约，而后者是简化公式中经常产生的倾向。这方面经典事例当然是如下事实，即门格尔从未首创过——就我所知也未使用过——由维塞尔引入的“边际效用”术语，但却总是用有些笨拙却精确的句子来解释价值，“所谓价值，就是一种财货或一种财货的一定量，在我们意识到我们对于它的支配，关系于我们欲望的满足时对我们所获得的意义”（中文版《原理》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并且把这个价值的重要性等同于由可获得的一定数量商品中一个单位商品所保证的最不重要的满足所产生的重要性。
此外一个不大重要却也并非可有可无的事例发生得更早，即门格尔在讨论满足增加而个人需求强度下降时，也拒绝将他的解释压缩成一个公式。这个日后被冠以“戈森需求满足法则”之名的心理事实，在价值理论的解释中占据了有点不太相称的位置，甚至维塞尔也欢呼它是门格尔的发现。但在门格尔体系中，它只是作为一个使我们能根据个人感觉重要性秩序来安排个人不同感官需求的因素，从而占据了较小的却更合适的地位。
另一个与门格尔纯粹主观价值理论有关的、更为有趣的一点是他的观点相当超前。虽然他偶尔谈到价值可以测度，但他的表述却明明白白地显示，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商品价值可以用名义上的另一个等价商品来表示。他公开宣称，他用来表示效用差距的数字并不旨在代表欲望的绝对重要性，而只是代表欲望的相对重要性。他第一次介绍价值时引用的事例即十分清楚地表明他认为这些只是序数而非基数数字。[9]
门格尔发现了这样一个普遍原理，使其得以以效用为基础解释价值。除此之外，门格尔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这个原理，应用到任何一个欲望的满足都需要两种以上财货的情况中去。正是在这个地方，开篇几章中对财货和欲望之间因果关系费尽心力的分析，以及补足品或不同等级财货的概念，结出了累累硕果。甚至直到今天仍鲜为人知的是，门格尔通过一个相当成熟的边际生产率理论，解答了在几个共同起作用的高级财货间最后产品的效用分配问题——这个问题后被维塞尔称为“归属”（imputation）问题。他清楚地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任何一种商品生产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可以变动；另一种情况则是比例关系固定不变。他说，在第一种情况之下，为了增加同量产品而可以互相替代的一定数量的不同要素具有同等价值；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指出不同要素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其他用途的效用。由此他解决了归属问题。
他这本著作的第一部分集中探讨了主观价值理论。这堪与维塞尔、庞巴维克和其他人后来的表述媲美。但门格尔的表述却在一个关键点上存在危险漏洞。如果一个价值理论没有清楚地解释生产成本在决定不同商品相对价值时的作用，就很难说它是完整的和令人信服的。门格尔的早期表述曾表明他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允诺在将来予以解答。但他却从未兑现这个诺言，这就留给了维塞尔发展出日后众所周知的机会成本原理或“维塞尔规律”。这个原理的意思是：在一种产品的价值须不低于该产品的所有生产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产生的价值总和的要求下，产品生产所能获得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将受到这些要素其他用途的限制。
被人们经常指出的是，门格尔及其学派得意于发现个体经济中规范价值的原理，以致倾向于过于匆忙和简化地应用同样的原理来解释价格。这种说法对门格尔的那些同事，尤其是青年时代的维塞尔的某些著作而言确有其道理。但门格尔自己的著作决非如此。他的表述完全符合后来庞巴维克多次强调的规则，即任何一种令人满意的价格解释都要包括两个互有区别的独立阶段，而主观价值的解释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它仅仅为两人以上的交易的起因和限度提供基础。在这方面，门格尔在《原理》中的铺陈堪称典范，紧随“价格的理论”一章之后，“交换的理论”一章从假设出发，步步推导，非常清晰地说明了主观感觉对客观交换的影响。
关于价格的一章是门格尔在《原理》中第三个主要贡献，或许知道的人也最少。它仔细地研究了在垄断以及最终在竞争条件下，交易中众多单个参与者的相对估价是如何影响两个人孤立交换情况下的交换比率的。人们只有读了这一章才能意识到他思想本质上的统一性以及把他的表述推向辉煌成就的明确目标。
全书的最后几章探讨了生产对市场的影响，门格尔把含有技术意义的“商品”（commodiny）从简单的“财货”（good）中区分出来，并通过它们不同程度的可售性的说明，引导出对货币及其起源的讨论，这已毋需多言。这一章里所出现的概念以及前两部分对资本零星的评论，成了他第一本大作中仅有的在其以后的著作里进一步发展的部分。虽然它们也影响深远，成就不小，但主要是在门格尔后期文著中才得以更系统表述，从而为世人所知的。
在此花了大量篇幅来讨论《原理》内容，自有其道理。因为在门格尔的著作中，以及事实上所有奠定现代经济学基础的著作中，《原理》一书的特征与众不同，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是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集百家之长的经济学家。因此，他最有资格来评论现代经济学各个不同学派的相对成就。这儿引用他的话也许再合适不过了。他说：“他将因这本著作而流芳百世，因为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自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以来，还没有其他书像门格尔的《原理》那样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甚至连杰文斯的那本出众的（更确切地说是语句如格言般隽永的）以及瓦尔拉斯命运不佳、令人费解的著作也不例外。”[10]
但是，这本书并未令人鼓舞地立即为世人接受。德国杂志上的书评没有一篇意识到其主要成就的性质。[11]在国内，门格尔试图凭借这本书谋得维也纳大学教职（编外讲师），但也经历不少周折方才成功。他大概不知道就在他开始授课之前不久，两位刚刚离开这所大学的年轻人立即就意识到他的著作提供了一个“阿基米德支点”（维塞尔语），用它可以搬开当时的经济理论体系的障碍。庞巴维克和维塞尔虽然不是他直接门生，却是他最早的也是最热情的信徒。他们试图在老历史学派领袖尼斯、罗雪尔和希尔德布兰德的讨论会上宣扬门格尔的学说，却毫无成效。[12]但门格尔在国内渐渐成功地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力。他在1873年提升为“杰出教授”后不久便辞去了首相办公室的职位。这使得他的顶头上司王子奥斯泼格震惊不已，他大惑不解于有人居然会放弃一个能实现更大抱负的前程似锦的职务不干而投入学术界。[13]但这并非意味从此脱离世事。1876年，门格尔担任了命运多舛的王储鲁道夫的导师，伴随着年方十八岁的王储在随后两三年里周游了欧洲的大部分，从英伦三岛到法国、德国。回国后，他于1879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从此以后，他安心于过着平静的学者生活，不多过问窗外之事。这成了门格尔漫长人生中第二阶段的特点。
直到这时，门格尔第一本著作的学说——在这期间，他除了一些书评之外未发表过任何文章、著作——才开始引起广泛的注意。人们似乎认为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主要的创新是数学形式而不是传授的内容，而且正是由于数学形式才不利于他们思想的传播，但在门格尔表述的新价值理论中却不存在这种障碍。该书在出版20年后，其影响急剧扩大。与此同时，门格尔作为一名教师也获得极大的声望，他的讲课和讨论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中不乏后来成名的经济学家，除了上述已提到的，在奥地利学派早期成员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与他同时代的萨克斯（Emil Sax）、科莫齐恩斯基（Johann Van Komorzynski）；他的学生迈耶（Robery Mayer）、楚克坎德尔（Robert Zuckerkandl）、格罗斯（Gustav Gross）以及稍晚一点的舒勒—施拉腾霍芬（H.vonSchullen-Schratten hofen）、赖施（Richard Reisch）和许特尔（Richard Schüller）。但是，当国内正在形成一个旗帜鲜明的学派时，德国的经济学家都比之任何其他国家都对此抱有敌意。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施莫勒的领导下，年轻历史学派在这个国家日益占主导地位。他们以成立的“社会福利政策大会”取代了保留古典传统的“国民经济大会”。事实上，德国大学中越来越排斥教授经济理论。因此，门格尔的著作被人忽略不是因为德国经济学家认为他错了，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所尝试的分析毫无用处。
在这种情况下，门格尔理所当然地认为当务之急是捍卫他所采用的方法，反对历史学派所谓他们拥有唯一合理的研究工具的宣称，而不是继续开展《原理》的写作。这样，他的第二本巨著《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以下简称《探讨》）一书便应运而生了。我们应当记住当1875年门格尔开始写这本著作，甚至1883年该书出版时，其门徒为确立该学派地位而做的辛勤工作尚未有结果。因此他也许认为在主要问题尚未决定时继续写作是浪费精力。
《探讨》一书的成就在很多方面不亚于《原理》，而作为一篇针对历史学派在研究经济问题方面有独断权的檄文，这本书可以说无出其右了。有关它正面地表述理论分析性质的优点是否能得到高度评价，还不得而知。但果真如此的话，门格尔的崇拜者中却不时地发出另一种声音。虽然这本著作写得很好，但很不幸的是它使得门格尔的研究偏离了具体的经济问题。这并不是说他所阐述的理论性或抽象方法的特征不很重要或者未产生过重大影响。相反，它也许比其他任何一本单本著作更清楚地表明了社会科学中科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对德国哲学家中的专业方法论专家产生过相当影响。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时代的经济学家对该书的主要兴趣在于他对社会现象的非凡洞见（这些洞见都是他讨论不同类型研究方法时附带流露出来的），以及在探讨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借助的那些概念的发展时流露出的观点。对那些多少有些陈旧的观点，如用有机体或者也许更好一点的心理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学说，门格尔所进行的讨论使他有机会阐明社会制度的起源和特征，这些都值得当今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拜读一下。
我们也许只能拣选全书中的一个核心论点——即他强调严格的个人主义式或他一般所说原子式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作进一步的评述。他的一位杰出的追随者曾说过：“他本人总是古典经济学家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但他的后继者却不复如此。”这种说法是否适合于一两个事例尚有疑问。但不管怎样，他们明显地没有完全领会门格尔实际使用的方法。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是混合物，既有伦理假设，也有方法论的工具，而门格尔只是系统地发展了后者。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成员的文章、著作较之于其他任何一个现代经济学流派作品在强调主观因素方面更完整和更令人信服的话，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门格尔在这本书中所作出的杰出的辩护。
门格尔的第一本书没有激起德国经济学家的反应，可他不会再抱怨第二本书亦遭冷遇了。历史学派的头领古斯塔夫·施莫勒直接攻击该书，这证明了这个为人称道的学说已很快引起注意，并遭致其他人的敌对评论。施莫勒的态度专横，语气也远远超过了通常的冒犯。[14]门格尔立即还以颜色，以小册子《德国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历史主义谬误》应答。该书文字激扬，采用书信体形式。在书中，门格尔无情地剥夺了施莫勒的地位。大体而言，相对于《探讨》，该书并没多大新意，但它却绝好地证明了门格尔致力于推动国内进行坦率的辩论而不是进行复杂的学术观点争论时，他所具有的非凡能力和出众的表达水平。
两位主帅的论辩很快由各自的门生所效仿，从而产生出科学论辩中不同寻常的敌意。在奥地利人看来，不可容忍的冒犯举动是，施莫勒在收到门格尔的小册子时，竟然采取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动：他在一份杂志上宣称他虽然由于书评之故收到这本书，但他一字未读，因为他当即退还给作者本人，还连带地捎去了一份侮辱性信件。
如果我们要理解为何门格尔日后仍然主要关注于方法的完善问题，那么就有必要充分意识到论战所激起的情感，以及与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学派决裂对门格尔及其同仁的影响。事实上，施莫勒居然公开宣称“抽象”学派的成员将不适于在德国大学任教，而他果然也能一手遮天，把所有拥护门格尔学说的人一干二净地从德国学术圈驱赶出去。甚至在这场论战烟消云散30年后，德国仍比世界上其他大国更少地受到已在其他地区节节获胜的新观念的影响。
尽管屡受攻击，从1884年到1889年仍有一系列著作雨后春笋般地很快出版，最终确定了奥地利学派在世界的声誉。事实上，早在1881年，庞巴维克就发表了篇幅短小却颇为重要的研究成果《经济财货学角度的法律与关系》。但是，直到1884年，随着门格尔关于资本问题研究的第一部分内容《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判》以及维塞尔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及其主要规律》的同时出版，才表明支持门格尔学说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其中，维塞尔的书无疑对于进一步发展门格尔的基本观念作用更大，因为它实质上把门格尔原理应用到成本现象，得出了前面已经提到的维塞尔成本法则。但两年之后，庞巴维克又出版了《一个经济财货价值理论的基本特征》。[15]该书显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只不过诡辩式地阐释了门格尔和维塞尔的著作，但却由于其清晰的表述和极大的论辩力而比其他任何一本单个著作更普及边际效用学说。在1884年，门格尔的两个授业门生，马塔贾（V.Mataja）和戈劳斯（G.Gross）出版了令人感兴趣的有关利润的著作，萨克斯的贡献则是有关方法问题的一项篇幅较小却颇敏锐的研究著作，他基本上支持门格尔，只不过在某些细节和观点上批评了门格尔。[16]1882年，萨克斯出版《奠定理论国民经济学形成的基础》，该书首次最为详细地试图把边际效用原理应用到公共财政问题上，萨克斯从而作出了其对发展奥地利学派最主要的贡献。同一年，门格尔早期的另一个学生，迈耶则步入了多少与收入性质问题同源的研究领域。[17]
但是，真正丰收之年是1889年。这一年出版的书有：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的实证理论》、维塞尔的《自然价值》、楚克坎德尔的《关于价格的理论》、科莫齐恩斯基的《孤立经济中的价值》、萨克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新进展》以及舒勒—施拉腾霍芬的《地租概念及其本质的探讨》。[18]
在外语著作中，最成功地表述奥地利学派学说的早期著作要算是帕塔里奥尼（M.Pantaleoni）的《纯粹经济学》，该书也于1889年首次出版。[19]在其他的意大利经济学家中，科萨（L.Cossa）、格拉兹亚尼（A.Graziani）和马佐拉（G.Mazzola）则几乎全盘接受门格尔学说。在荷兰，这些学说也获得相同成功。伟大的荷兰经济学家皮尔逊（N.G.Pierson）在他那本教科书（这本书后来译成英文，名为《经济学原理》）中接受了边际效用学说，因此而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在法国，到处传播新学说的则有基德（Ch.Gide）、维拉（E.Villeg）、圣克雷丹（Ch.Secretan）和布洛赫（M.Block）。在美国则引起了帕滕（S.N.Patten）和理查德·艾里（Richard Ely）教授的共鸣。甚至1890年刊行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版也显示出门格尔及其学术团体所产生的超乎这本著作以后几版读者所能想象的影响力。在以后几年里，很早就拥护奥地利学派的斯马特（Smart）和鲍纳（Bonar）博士广泛地在英语世界中传播这个学派的著作。[20]但是，门格尔的著作却没有像他学生的著作那样在大众中持久地享有盛名，这也促使我们回过头检视《原理》的特殊地位。主要原因倒十分简单，即门格尔的《原理》长期脱版，且很难找到。此外，门格尔也拒绝将它重印或翻译。他希望能尽快用一个远为精细的经济学体系取而代之，因此，无论如何他是不愿意不作大幅度改动就重版该书的。然而，其他的任务又优先占据了他的注意，以致之后几年他一再推迟这个计划。
门格尔与施莫勒的正面论战到1884年突然偃旗息鼓。但是，其他人则继续方法论大战，其中涉及的问题又不断吸引他的主要注意力。1885年和1886年，舒伯格（Schönberg）编辑了新版《政治经济学手册》。在这本文集中，一些德国经济学家（其中大部分并不是死心塌地的历史学派拥护者）联合起来系统地论述整个政治经济学领域。这给了门格尔又一次机会来公开表示他对方法论问题的看法。应维也纳一法学杂志之邀，他为该文集写了篇书评。这篇书评在1887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作为小册子单独发行。[21]其中的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通常以政治经济学之名而堆放在一起的不同学科的分类问题。两年后，他在另一篇题为《经济学分类的基本特征》的文章中更为详尽地探讨了这一主题。[22]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关于资本理论》一文，这是继《原理》之后他对经济学理论（不是方法论）的又一个贡献。[23]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篇文章的问世归因于门格尔并不完全赞同庞巴维克在《资本与利息》一书中历史部分首次给资本这一术语下的定义。文章中的讨论并非充满论辩味道。庞巴维克的书只是在赞扬时才被提及。但文章主要目的显然就是重新定义抽象的资本概念，视资本为要想达到某些目标而花费的财产（property）的货币价值，以此反对斯密所下的“生产产生的手段（produced means of production）”的定义。他的主要论点是指出商品历史起源的独特性与理论观点无甚关系以及强调必须清楚地区分从已有的生产工具中获得的租金和恰当的利息。对于这些观点，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没得到应得的注意。
1889年，差不多与此同时，他的友人几乎说服了他不再进一步推延新版《原理》的出版。虽然他确实为新版写了篇新的序言（其中的只言片语登在了三十多年后由其子编辑的第二版的导言之中），但最终还是没能如愿。在此后两年，他全神贯注于发表一些新的著作、文章。
在19世纪80年代末，长期受通货问题困扰的奥地利建立了一个专门小组，以筹划必要的彻底激进的改革。1878年、1879年间银价下跌，第一次导致了用纸币贬值以支撑银币的平价，不久，连自由铸造银币也被禁止了。自此以后，奥地利的纸币逐渐地根据银价上涨，而随金价波动。这个时期的形势——在许多方面称得上是货币史上最有趣的阶段——越来越令人不满。当奥地利金融地位似乎第一次长时间地足够强大以至于可以允诺一个稳定阶段时，人们都普遍希望政府插手干预。进而言之，与匈牙利在1887年达成的条约事实上规定应该立即任命一个委员会讨论必要的预备度量以便于双方重新支付硬币。由于帝国两个部分经常的政治矛盾，所以颇费一段周折后，委员会或者说两个委员会才于1892年3月成立。奥地利的在维也纳，匈牙利的则在布达佩斯。
在奥地利“货币调查委员会”中，门格尔独领风骚。他们的讨论除去必须交代的特殊的历史境遇外，相当有意思。作为他们交流的基础，奥地利财政部以异乎寻常的细致准备了三大卷备忘录。[24]这些备忘录包括了所有已出版的与先前货币历史有关的文件资料，其收集之完备，也许是无出其右的。委员会的成员，除门格尔之外，尚有其他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如萨克斯、利本、马塔贾（Mataja）等，还有一些新闻记者、银行家和工业家，比如本尼迪克特（Benedikt）、赫兹卡（Hertzka）和陶西格（Taussig）等。所有这些人都对货币问题的知识极为熟悉。而庞巴维克则作为政府代表担任副主席。委员会的任务不是递交一份报告，而是听取和讨论会议成员对政府所交与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25]这些问题涉及未来通货的基础；在采用金本位制度的情况下，现行的银币和纸币流通的保留；现有纸币弗罗林与黄金的兑换率以及即将采用的新单位的性质。
门格尔驾驭问题的才能决不逊于其善于清晰表达的天赋。这使他很快在委员会中一枝独秀，一举一动莫不引起广泛的关注。门格尔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其语言威力甚至达到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步：它竟能导致股票交易短暂下跌。他的贡献与其说是讨论了选择本位制度所遇到的一般问题——他实际上与委员会所有其他成员意见一致，认为采取金本位制是唯一可行的步骤——不如说是详细讨论一些实际问题如精确平价的选择，以及转型时机的选择等。大体上讲，正是他对各种新通货标准转型中实际困难的评估，和他对必须被加以考虑的各种因素的综览，才使他的论证不偏不倚。就是今天，这也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遇到类似的问题。[26]
这个论证是他对货币问题一系列贡献中的头一个成就，也是他数年来对这些问题潜心研究的最后的成熟产物。这一年是门格尔一生中最多产的一年，所有这方面的成果都在这期间发表并立即获得成功。他对奥地利的特殊问题的研究成果以两本单独的小册子形式被付诸刊行。第一本名为《奥匈帝国货币问题》，探讨了奥地利通货问题的历史及其特殊性，以及采纳标准的一般问题。这本书实际上不过是把一系列早些年在《康拉德年鉴》杂志上的不同名字的文章加以修订，整理重印罢了。[27]第二本著作名为《向金本位制度过渡：关于奥匈帝国外汇改革价值问题的探讨》，于1892年在维也纳出版，实质上论述了一些与采纳金本位制度有关的技术问题，尤其是选择合适的平价以及一旦开始转型可能影响通货价值的因素等问题。
但同一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发表了与当时特殊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更为一般的讨论货币问题的文章。这必须被视为门格尔对经济学理论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贡献。这篇文章收于当时正在出版过程中的第一版《社会科学手册》第三卷中。正是由于他对一般货币理论的系统表述进行了广泛的专心研究，此后两三年的潜心研究才硕果累累，以至于从讨论特殊奥地利货币的一开始，他就能对这些问题驾轻就熟。当然，他以前就对货币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原理》的最后一章和《探讨》就包含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成就，尤其是货币起源问题上的成就。应该指出，在他为日报写的无数的书评（尤其是早年写的书评）中，1873年有两篇文章竭尽其详地探讨了卡尼斯（Cairnes）有关黄金发现后果的文集，门格尔后期的观点与卡尼斯的观点大有关系。[28]虽然门格尔早年的成就，尤其是引入商品具有不同程度“可售性”这一观念来作为理解货币功能的基础，足以使他在货币学说史上占有一席地位，但使他对货币价值这一核心问题作出重要贡献的却是他最后一本重要著作。直到20年后米塞斯（L.von Mises）教授直接承袭门格尔思想发表其著作，这篇文章一直是奥地利学派对货币理论的主要贡献。我们应该细细咀嚼一下这一成就的性质，因为至今对此仍有大量误解。人们通常以为奥地利学派的贡献只不过是把边际效用原理机械地套用到货币价值问题上，但事实并非如此。奥地利学派在这一领域的主要成就在于把潜藏于边际效用分析之中的极具广泛和普遍意义的纯粹主观或个人主义方法应用到货币理论中去。这样的成就直接源于门格尔。他说明了货币价值不同概念的意义、这种价值衡量尺度的可能性及变化原因，还讨论了决定货币需求的因素，对我来说，所有这些都大大超越了以“总量”和“平均”概念来对待数量理论的传统。然而，即便是门格尔本人的论述，人们也常有误解。比如，他所使用的两个术语：货币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区别并不如字面所表现的是指两种不同的价值概念，而是指影响货币价格的不同的力量——这个隐含在问题之中的概念是极为超前的。
1892年[29]算得上是门格尔一生中最多产的一年，但自此以后便戛然而止了。你若去查门格尔最新一版文集最后一卷末尾完整的生平著作表，就会发现自此以后三十余年，他只是偶尔为之，写些短文，曾有几年所写文章仍然集中于货币问题。这些文章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93年发表的《金币升值以及现今外汇改革情况》演讲；1897年为《奥地利国家词典》所写的有关1857年以来奥地利货币及其制度的文章；尤其重要的是1900年的第二版《社会科学小词典》第四卷中所收入的经他彻底改动的有关货币的论文。[30]这些文章大多是书评、自传笔记或者给门生著作写的导言。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为1914年死去的庞巴维克写的讣告。
这种消极隐退的缘由一望即知。门格尔现在希望能集中精力完成他早已开始的主要工作——更加系统地撰写一部长久以来屡次耽搁的经济学著作。不仅如此，他还要全面地探讨社会科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为此，他呕心沥血、耗费大量心血。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相当多篇章已经定形，准备出版，而他本人也期待该书能很快杀青。但他的兴趣、论述的范围越来越广，他认为有必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占据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书的出版之事也一推再推。1903年，为了能倾其全力于该书，他索性在63岁时就早早地辞去大学教职。[31]从此以后，虽然他年龄渐大，日益孤独，却仍笔耕不辍，直到1921年他以81岁高龄溘然长逝。但他似乎从未对自己的手稿感到满意。如果我们检查一下他的手稿，就会发现曾经有一段时间所写就的篇章中大部分待以付梓，但门格尔甚至在精力开始衰竭时，仍不断修改和重新安排手稿，以至于后人要重新编辑，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作。一些处理《原理》中主旨题材以及部分为新版所写的材料已收入在1923年他儿子整理出版的第二版《原理》中。[32]然而，更多的手稿则编成几卷，支离破碎、杂乱无章，只有那些技艺老到并有足够耐心的编辑才会对其略知一二。就今天而言，无论如何，历史已经遗忘了门格尔晚年的成果。
对于一个几乎从未与卡尔·门格尔谋面的人来说，要补叙一段他的科学经历，品味他的个性、人品，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但是，当代经济学家对他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尚未有综合性的文献描述可以利用[33]，故此，收集一下他的旧友新知、门生弟子关于他的只言片语以及维也纳街头巷尾的口头传说也未尝不可。门格尔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即教学阶段和研究阶段，世人对他的印象自然都来自后一阶段。其时，他已不问世事，早已离开学校，采菊东篱下，过着平淡祥和的生活。
当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越来越平易近人时，年轻人得以有机会拜访他，舒莫茨（F.Schmutzer）的著名版画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在这些难得的场合下，门格尔留给世人的印象。事实上，人们想象中的门格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幅版画以及人们的记忆。在人们的脑海中，门格尔是一位外表给人印象极深的人物，身材高大魁梧，有着宽大、漂亮的额头，须发浓密，线条清晰硬朗而令人难忘。
在他隐居的岁月中，每一位即将步入学术生涯的年轻经济学家都要去拜见他，久而久之，形成传统。门格尔在汗牛充栋的书斋中接待这些年轻人，话题总是引向他十分熟悉的学术生涯。门格尔从这种生活中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后，便离开教坛。直到最后，他都超尘脱俗般地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于经济学和大学生活，甚至当他晚年，由于视力衰退而无法像以前那样进行广泛阅读时，他仍期待着访问者能告诉他他们所写的著作。他在生命暮年给别人的印象是，经过漫长的积极活动之后，他在学术上仍孜孜以求，但这不是在执行某项任务或强加于自己某项义务，这纯粹是为了思考他思想中已有的要素以获得智识上的愉悦。后来，他多少与那些脱离实际生活的学者的大众化观念趋于一致，但这并非由于他眼界有限所致，而是在饱经风霜之后所做出的深思熟虑决定的结果。
对门格尔来说，即便他喜欢，也由于既缺乏机会也没有独特的外在形象而无法成为公众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1900年，他就成为奥地利议会上院终身议员，但他并不热衷于参与议会商讨。就他而言，世界只是一个研究课题，而非行动目标，出于此理，门格尔喜欢近距离观察世界。读者们如果要在他的著作中寻找其政治观点，那只将是徒劳之举。事实上，他倾向于保守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他并非不赞同社会改革运动，但社会热情却从不妨碍他冷静的思考。在这方面，一如在其他方面，门格尔与他那更加热情奔放的弟弟安东·门格尔[34]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正因为门格尔是维也纳最成功的教师之一，几代学生都深深缅怀他，所以，他对奥地利人公共生活所具有的间接影响是巨大的。[35]所有的报道都交口称赞门格尔表述思想时清晰明了，一点就透。这儿不妨重复一下一位在1892年至1893年间的冬天聆听门格尔讲课的年轻经济学家的描述，如下这段颇有代表性：“卡尔·门格尔教授虽然年已五十，却精力充沛，思路敏捷。讲课时极少使用讲课笔记，除非确证一个引语或时间。他表达观点的语言简洁明了，宛若从口中自然而然地流出，而强调时所作的姿势也恰到好处，以至于听他的课不啻一种享受。学生们感到自己是被引导着而非被驱赶着，他们一旦有思想的火花并经过思考得出结论，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显然是自己智力活动的产物。据说，那些一直听门格尔讲课的学生不必为政治经济学的期末考试另作准备，这一点我非常乐意相信。我至今很少听说过还另有哪一位教授能有如此宽广的哲学思维，杰出的才能，能既清晰又简单地表述思想。即便最笨拙的学生也能听得懂他的讲课，而聪明的则又总能受到启发。”[36]所有的学生都记忆犹新于他对经济学说史透彻的和能引起共鸣的论述。在他退休二十年之后，在校生仍寻找他有关公共财政学的油印讲义以作为对付考试的最好办法。
但是，最能显露他做教师天赋的场合是在讨论会上，讨论会是一个经过拣选组成的学术圈。那儿云集着高年级学生以及众多早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有时讨论实际问题时，讨论会便模仿议会论辩，分两条路线，专门任命发言人从正反两方反复权衡。但更常见的是以一位成员精心准备的一篇论文为基础开展深入讨论。门格尔让学生畅所欲言，自己则在幕后煞费苦心地帮助准备论文。他不仅向学生敞开自己的图书馆，甚至也送给他们一些急需的书籍。他还反复推敲全部手稿，不仅与作者讨论主要问题以及文章结构问题，甚至还传授他们“演讲和呼吸的技巧”。[37]
一个初来乍到的人会很难接近门格尔。但一旦门格尔发现他的特殊才能，并将这个学生吸收入讨论会圈子，那么他就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他的写作。门格尔与讨论会成员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学术讨论，他经常邀请他们去郊外作周日旅行或者让学生单独陪他垂钓河畔。钓鱼实际上是他唯一的嗜好，但甚至在这时，他也以无穷的科学探索精神沉浸在课题的思考之中，试图掌握其中每一个技术细节、熟悉相关文献。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门格尔还对与经济学研究——他生活的主要目的——无甚关系的学科有着真正的强烈爱好。事实上，门格尔用于图书收集、保存方面的精力并不小于直接的课题研究。就他那个图书馆中的经济类图书而言，它也许能在所有曾建造的私人图书馆中排上第三或第四把交椅。但其图书馆不止于此，有关人类学和哲学类藏书也同样丰富。在他去世后，馆中大部分书籍，包括全部经济学和人类学书籍都运往日本；直到今天，东京商业学院仍将这些书单独加以保存。这个学院所公布的清单表明，仅经济学图书一项就多达20000多本。[38]
尽管门格尔未能实现晚年的志愿，完成巨著以达到他所希望的事业顶峰。但他很满意地看到他早期的著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而且直到最后他仍然兴趣盎然地关注于他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有人记载，门格尔曾说过如果他有七个儿子，那他将都送他们去学经济学。一个敢说此话的人必定在他的工作中寻找到了极大的幸福。一大批经济学家目睹了他激发学生相同热情的才能，这些经济学家无不以把他称作自己的导师而感到自豪。
蒋狄青 黄冰源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