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被捕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身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和红军干部，刘鼎两次被捕入狱，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表现出了大智大勇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第一次被捕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湖北汉口被捕，继而叛变。周恩来立即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对中央特别委员会及中央特科进行组织调整。将与顾顺章有过工作关系的陈赓、李强、陈养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同志进行了秘密转移。

中央特科改组后，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刘鼎仍任副科长，负责联系国民党改组派的接头人“高先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派系矛盾进一步激化，改组派掀起“倒蒋”运动，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积极工作。

1931年10月10日，刘鼎按约定准时前往上海外滩与“高先生”秘密接头，一到接头地点便感觉情况异常，为了保护相关人员的安全，他立即发出了警示信号，因此被捕。

刘鼎被捕后化名甘作明，先在龙华监狱被关押十余天，后被南京宪兵司令部判刑两年，送到南京陆军监狱服刑。一天，顾顺章到监狱巡视时发现了他，便走进牢房劝解道：“你既然也被抓了，就赶紧把自己干过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保命要紧。”刘鼎分析顾顺章话的意思，判断他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并不清楚，便附和着回应道：“你是我们的大领导，我在你手下干的那点事儿瞒谁也瞒不了你，都交代清楚了。”顾顺章为了向国民党当局表明自己的诚意，曾反复表示，已把中共特科的全部情况交代完了，所以，听刘鼎这么说，认为间接地证明了自己的说法，感到挺得意。

不久，刘鼎通过秘密通信方式，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报告了有关情况。为了营救他出狱，党组织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疏通，潘汉年派吴先清和刘鼎的嫂子孙儒珍以亲属探监的方式，向刘鼎传达了党组织要求“随机应变，争取早点出狱”的指示，让他在不危及党的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灵活应对。

20世纪20年代，孙儒珍在北京读书时，与河北保定军校的同乡关系密切；30年代，这些同乡有的已经成了国民党军警要员。为营救刘鼎出狱，吴先清请嫂子出面活动，寻求他们的帮助。孙儒珍找到了国民党南京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他了解来意后，担心她们的人身安全，便留她们住在自己家里，然后亲自找到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让他帮助疏通搭救。吴先清与周至柔是同乡，她哥哥吴全清曾任周至柔的机要文书，双方关系一向紧密。所以，周至柔一见吴先清便哈哈大笑道：“绿客婆（临海方言，意即土匪婆）来了。”吴先清坦言道：“是的，我来了就没想再从这里走出去，要么请你想办法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关起来，请周司令看着办。”周至柔没有为难吴先清，他通过疏通关系，为她找到了探监的机会。

1933年年初，刘鼎由康泽等人作保获释。在出狱之日，他先找到南京地下交通站，然后连夜乘火车到达上海，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被捕经过，表示将配合组织审查，等候组织安排工作。

第二次被捕

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中失利，被迫开始进行战略转移——长征。11月下旬，闽浙赣苏区的中心葛源失陷，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皖南挺进，策应中央红军的西进，刘鼎率领兵工厂的员工和游击队在仙霞岭一带坚持打游击。1935年5月底，刘鼎等人在弋阳南山与国民党军队遭遇，在与敌人的肉搏战中刘鼎被捕，被关押于江西九江俘虏营。

刘鼎面对物质利诱和残酷刑讯，始终坚称自己是技工，一口咬定自己是途经苏区时被红军俘虏的。敌人问他：“你会修汽车、收音机吗？”他连连点头称：“会，会，会。”他给敌人修好了收音机，又修好了汽车，于是敌人放松了警惕。后来每次修好汽车，他还被允许驾车到俘虏营外边去试车，有时还能外出买菜、购置工具，这样一来，刘鼎几乎成了俘虏营中的修理工和勤务兵。他通过外出试车和购物的机会，对俘虏营周围的地形、环境、道路等进行仔细观察，掌握了公交汽车和轮船的相关信息，在头脑中反复酝酿如何重获自由的行动方案。

1935年秋，借俘虏营食堂管理员叫他外出买菜之机，刘鼎到江边码头上了一艘驶往上海的轮船，他把买菜的钱给了水手，然后躲进货舱随船到了上海。他到上海后一时未能接上组织关系，便找到曾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后来在共产国际中国组工作的蔡叔厚。蔡叔厚安顿好刘鼎，立即找到美国共产党员、著名记者史沫特莱，请她帮助寻找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此过程中，刘鼎与史沫特莱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