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入死 特科生涯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特科成立，并成为我党最早的情报和保卫机构。中央特科藏龙卧虎，传奇人物比比皆是，有声震中外的名将陈赓，有党的电讯事业创始人李强，有战斗在国民党核心特务机构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有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大宋”（宋启荣）、“小宋”（宋启华），有活跃在社会各界的济世名医柯麟，有潜伏在敌人心脏的“福将”陈养山，有神出鬼没的“大块头”欧阳新，有血染沙场的陈寿昌……他们是一群出生入死面不改色的赤胆英雄。
联络保卫工作
1930年春，刘鼎从苏联回到上海，被安排在中央特科工作，任二科副科长（科长为陈赓），陈赓把重要情报关系人杨登瀛和杨度交给刘鼎进行单线联络，由他负责情报收集和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安全保卫等工作。
杨登瀛和杨度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重磅人物，经历复杂的他们最后走上了革命道路，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白色恐怖之中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借枪锄奸
有一次，特科红队（锄奸队）要执行惩办叛徒的任务却没有手枪，怎么办？上海滩有三教九流，人员组成很复杂。刘鼎想到有个警察晚上常到一个地方巡逻，心想：“何不就地取材呢？”经过侦察，他们摸清了情况，在晚上突然发动袭击，堵住了这个警察，几个人扭住警察的胳膊，用笤埽疙瘩顶住腰，厉声道：“不老实就打死你。”警察吓得魂不附体，连声求饶：“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千万不要开枪。”刘鼎迅速缴了他的手枪，用枪口顶着警察的脑门儿警告：“如果你去报告，就枪毙你。我们只是借你的家伙玩玩儿，三天后这个时间在这儿还给你，还有赏钱。”这个警察知道自己惹不起各路神仙，不愿自找麻烦，所以不敢报告。在刘鼎他们完成锄奸任务之后，租界的巡捕房查来查去也没查出结果。
收集情况 准备起义
1930年春，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要在上海进行武装起义，要求中央特科调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况。刘鼎的任务之一是摸清帝国主义列强每艘军舰上有多少门炮。这些军舰不准中国船只在附近来往，擅自闯入的随时可能被击沉，只有进港的航船经批准后可借路通行。刘鼎设法搞到一条船，伪装成进港的船只办理了入港手续，对各国军舰和火炮的数量进行了摸底，并设法得到了吴淞炮台的地图；另外，为了掌握外国兵营的情况，他又到兵营门口摆摊儿，观察每日进出人员和物资往来情况，并推算出人数；在调查监狱和街道分布及建筑物时，他连建筑物的层数、结构和质量，街道如何交叉，以及外滩的每幢大楼有多高，楼间距有多大等，都摸排得清清楚楚；为了在起义后能控制上海经济局势和金融市场，他还对各大银行、商号做了详细调查。
与爱人并肩战斗
1930年夏，刘鼎的爱人吴先清调到中央特科工作，负责保管、传送中央文件和情报。她的弟弟吴全源从浙江陆军监狱获得保释后，到上海来找她。吴先清了解到弟弟被释是因为得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的担保。当得知陈宝骅推荐弟弟任当局发行的《新生命》月刊总务主任时，她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报经陈赓同意后，把秘密联络站设在该刊发行处的楼上，从而获得大量情报，包括一些被捕人员在狱中的情况。
清除叛徒
1930年4月，党组织指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黄第洪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随后派他去苏北游击区工作。不久，他却擅自潜回上海闸北区，给周恩来写信谎称自己在苏北暴露了身份，被敌人追捕得很紧，因此回上海避避风头，请组织安排自己到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在回信中约定了面谈的时间和地点。
接到周恩来回信后，黄第洪给蒋介石写信，以学生身份告诉“蒋校长”自己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并将与周恩来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蒋介石，表示要配合国民党政府抓捕周恩来等人，请求向“蒋校长”当面汇报。
蒋介石将信转给了陈立夫，陈批给了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任务最后落到了驻沪特派员杨登瀛的手上。他立即约黄第洪见面并强调：“我以南京特派员的身份确保你的安全，但你怎样证明你的自首是真的？”
黄第洪立即和盘托出了自己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师生关系，保证再见面时把周恩来的回信带来，并协助军警当场抓捕周恩来。
杨登瀛与黄第洪分手后，立即把黄第洪的情况告知刘鼎，刘鼎找到陈赓，共同制订了锄奸计划，报周恩来审批。
7月26日，在周恩来约定面谈之日的早上8点，黄第洪接到杨登瀛的指令：“11点，城隍庙西街口，务必将家伯亲笔信带来。堂兄。”黄第洪见指令喜出望外，认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提前赴约。他刚到城隍庙西街口道边的树荫下，就见一队人骑着自行车由远而近向他冲过来，还没等他看清骑车人，就听到两声枪响，便一命呜呼。
营救关向应
1931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英租界被捕，同时还有一箱文件被扣压。杨登瀛去巡捕房了解情况后得知，英方不清楚关向应（化名李世珍）的真实身份，而且他们不懂中文，那箱文件暂时被搁置一旁。
国民党当局对这箱文件很感兴趣，于是派人索要。英方认为，人和箱子是在租界被抓捕和收缴的，应该由巡捕房来处置。陈赓得知此事后，安排杨登瀛找到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表示愿意帮助鉴别。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陈赓派刘鼎前去“鉴别”。于是，杨登瀛便把刘鼎作为“专家”介绍给了兰普逊，这样刘鼎就有机会进入英方的保密室，独自对文件逐一进行检查。他把重要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分批带出了巡捕房。
经过一番“鉴别”，刘鼎请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人是学者，从他家抄的文件都是学术资料。于是兰普逊将“犯人”转交给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国民党当局也未能发现任何破绽。1931年年底，关向应获释，之后奔赴湘鄂西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