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喻户晓的数学家

陈景润喜欢数学并以之作为终生的事业，名誉、地位、享乐等都从未被他放在心上。

1977年秋，主持《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的周明向中科院院长方毅请示，该杂志拟为陈景润采写报告文学。方毅表示支持并回复道：“我们国家要有更多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就好了。”

1978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了《哥德巴赫猜想》。当天上午，陈景润在天津做完报告后，与李尚杰路过一家邮局，见人们争相购报，便好奇地挤了过去，原来人们在购买刊登《哥德巴赫猜想》的报纸。他从人群中退出来，对李书记说：“这么宣传我不好，把我当作典型不好……”

如期回国

1979年，陈景润在美国讲学期间，每天仅仅吃菠菜、鸡蛋煮面条，却把节约的外汇全部交给了国家。

此前，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伍尔夫教授分别给他和著名拓扑学家吴文俊写信，邀请他们前去参观访问。他们于1979年1月6日到达普林斯顿。该所是著名研究中心，经常有各国知名学者到此访问。这里的图书馆藏书很多，24小时开放。

“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也会参加茶会，交流学术思想。”陈景润告诉我，“在交流中，看到大家在黑板上演算各种题目，我会感到自己的思想和心情在自由飞翔。”

陈景润在普林斯顿的演讲结束后，美、英、法、德等国的大学和研究所也曾邀请他前去讲学或工作，均被他婉言谢绝。

人民代表为人民

在他成为全民明星和全国人大代表之后，许多单位和群众找陈景润反映情况，希望他能帮忙解决问题，包括住房问题、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孩子“接班”问题等。当时，中关村的道路拥挤逼仄，生活配套设施落后，人们长期受乘车难、看病难、换煤气难、买菜难、洗澡难、理发难的困扰。陈景润认为人民代表就必须为人民办实事，因此，他常在中关村地区走访，将老百姓反映的问题记在本子上。

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他在与其他代表一起联名递交的提案里呼吁尽快解决中关村的“六难”问题。不久，群众反对最强烈的屠宰场搬走了，日夜扰民的五金厂搬走了，302路公共汽车开通了，菜场、超市营业了。身为人大代表期间，陈景润先后递交了90多条提案。

“老同学，帮帮忙，借我一块手表”

20世纪80年代，母校厦门大学邀请陈景润参加校庆并为他购买了软卧火车票。他在电话里强调：“这不好，太浪费了。”于是将软卧车票退了，改成硬卧票。

陈景润颠簸两天一夜，到站后对接站的同学说：“老同学，帮帮忙，借我一块手表。”

这话令对方感到疑惑不解，陈景润手腕上明明戴着欧米茄牌的手表，为什么还要借表？看着满脸狐疑的老同学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唐突，便立即解释说：“我戴的这块手表是出国进行学术交流时买的，戴名贵的手表参加母校校庆可能影响不好。”说完，他将手表取下来装进上衣口袋中。

科学与技术

“陈院士，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我不清楚这些研究成果与人们的思想进步和社会发展有什么关系？”一天，见陈景润的精神状态较好，我在他的病房里和他聊天。

陈景润迟疑了一会儿，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但现实中我的工作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您为什么要全身心地投入？”我又进一步问，“为什么国内外数学界对您的工作成果这么认可？为什么党和国家对您这么重视？”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我一时也说不好。我想，可能是我们混淆了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若混为一谈，会导致认知的误区。”陈景润若有所思，娓娓道来。

“科学分为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有些科学能转化为生产力；有些暂时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将来可能会转化为生产力；还有些永远都无法转化为生产力。比如，数论研究的很多问题，如果从实用角度看没有价值。像‘哥德巴赫猜想’或‘孪生素数猜想’即便被证明了，也不会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但这些数论研究是科学，是为了揭示自然规律，探索自然奥秘，并非以促进生产力为目的，也不可能转化成生产力。开展这些科学研究是为了满足认知的需求，为技术创新提供理论保障。”

我请陈景润院士进一步说明科学和技术的不同作用和表现形式。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事实上，促进生产力只是科学发展的派生效应。如果只是从生产力的视角审视科学，是对科学的矮化。比如，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中世纪的欧洲贫困、落后、愚昧，把自然界无法理解、不可控制的事情，归于上帝等超自然的力量，在迷信中感到焦虑、恐惧和不安。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爆发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主义，科学随之兴起。科学可以破除迷信，理性解释世界，帮助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

“社会倡导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尊重科学。你尊重了科学，就会尊重人才和知识。这是本和标的关系。”陈景润提高了声音，“应该注意和把握两点：一是科学精神不能和科学成果画等号。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科学精神和科学成果肯定是正相关的，但短期却不一定。缺乏科学精神，你或许可以暂时取得一些科学成果，但注定走不远。二是科学精神不能时时和科学家画等号。即便是院士，也不能视其为是科学精神的化身，他们有时也会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