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爷爷的年代

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我的童年时代。都灵……在波河的那头有一座小山，我在阳台上，母亲在我的身旁。随即母亲不见了。日落时分，父亲坐在阳台上，面朝小山哭泣。爷爷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和所有出身正统的皮埃蒙特人一样，我用法语和母亲交谈（我在巴黎这儿交谈时，发觉自己的法语就像是向格勒诺布尔人学来的，最为地道纯正，不像巴黎人那么喋喋不休、废话连篇）。从小我就感觉自己相比意大利人而言，更像是法国人——但凡皮埃蒙特人都会这么觉得。因为这个缘故，我很讨厌法国人。

我的童年中更多的是有关我爷爷的记忆，远胜于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恨我的母亲，恨她一言不发便离我而去；我恨我的父亲，恨他无力留住离去的母亲；我恨上帝，恨他产生那样的旨意；我也恨我的爷爷，恨他说上帝的旨意如此很是平常。我父亲总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用他的说法——创建意大利。后来意大利让他把性命也赔了进去。

乔瓦尼·巴蒂斯塔·西莫尼尼，我的爷爷，早先曾是萨伏依王国的一名军官。我依稀记得，在拿破仑入侵的岁月里，爷爷开了小差，转而加入了佛罗伦萨的波旁王朝的军队。后来，当托斯卡纳也被划归那个波拿巴之后，爷爷以上尉的军衔退役，满心痛苦地回到了都灵。

长满脓包的鼻子——当爷爷把我拉近他时，我满眼只有他那只鼻子，同时感到他的唾沫都飞溅到了我的脸上。他是法国人口中的“旧贵族”，古老政体的怀旧者，不愿向大革命屈服。他坚持穿没膝的短裤——还一直绑着小腿——膝盖下的裤腿用金质的扣环束口，锃亮的皮鞋上的带扣也是同样的质地。身着一色黑的西装马甲、外衣和领结，爷爷看起来真有几分像个教士。尽管按照上个时代的审美标准，戴上一顶搽粉的假发会显得更为高贵，但他早已不用那玩意儿了，因为他说，连罗伯斯庇尔那样的恶棍居然都用搽粉的假发来装扮自己。

爷爷是否富有，这我并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对珍馐美味向来是来者不拒的。在对童年和对爷爷的记忆中，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道被称为“热水浴”的菜肴：在一只陶锅中放入鳀鱼、大蒜和黄油，置于炭炉上加热，等到锅里的油咝咝作响的时候，加入刺菜蓟（要先用凉水或柠檬汁浸泡一下——这是一些人的做法，但爷爷不这么做，他用牛奶浸）、生的或烤过的青椒、甘蓝的白叶部分、姜块和鲜嫩的菜花——或者（但爷爷说这是穷人的吃法）煨过的蔬菜、洋葱、甜菜、土豆或胡萝卜。我好吃，爷爷欢喜地看着我像小猪一样（他用亲热的口吻说）越长越胖。

爷爷一面朝我喷洒着飞沫，一面向我阐述他的至理名言：“我的孩子，大革命的结果，就是我们都被一个不信神的国家所奴役，亲朋好友被逼反目成仇，人与人之间更不平等，变得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太过自由并非好事，衣食无忧也绝非有益。我们的父辈比我们贫穷，却更幸福，因为他们始终亲近自然。现代世界给我们带来了蒸汽机和机械织布机，前者污染了乡村，后者夺去了无数可怜人的饭碗，却再也生产不出像样的布料。人这种生物，自从上帝将他们驱赶到人间任其自生自灭以后，太不适合拥有自由。他们所需的那点儿自由应当由国王来保障。”

不过爷爷最津津乐道的是有关修道院院长巴吕埃尔的故事。我把思绪拉回自己的孩童时代，似乎看见了巴吕埃尔院长，他当时好像就住在家里，虽然我知道，那时他已过世多年了。

“听着，我的孩子，”我听见爷爷对我说，“当大革命的疯狂席卷了整个欧洲的时候，人们听见了一个声音，指出大革命不过是圣殿骑士团发动的最新一场或最近一轮举世阴谋，其目的是推翻王权和教权，也就是推翻所有的国王——尤其是法国国王——和我们至高无上的天主教会……这就是巴吕埃尔院长的呼喊，他在上世纪末还写就了《雅各宾主义发展史回忆录》……”

“可是，敬爱的爷爷，这和圣殿骑士团有什么关系呢？”我当时问道。其实我那时对这个故事早已烂熟于胸，只是想让爷爷重温他最爱的话题。

“孩子，圣殿骑士团曾经是最为强大的骑士团体。法国国王为了侵占他们的财富而毁灭了这个组织，把它的大部分成员都送上了火刑架。但幸存的骑士团成员组建了一个秘密团体，以向法国国王复仇为己任。事实上，当断头台的铡刀砍落路易十六的脑袋的时候，有一位无名之士登上了行刑台，提起那颗倒霉的头颅高声呼喊：‘雅克·德·莫莱，汝仇报矣！’而莫莱就是被法国国王以火刑处死在西岱岛⁽¹⁾最尖端的圣殿骑士团大团长。”

“可这个叫莫莱的人是哪一年被烧死的呢？”

“一三一四年。”

“敬爱的爷爷，让我好好算算，这差不多是大革命之前五百年的事了。在这五百年中，圣殿骑士团的成员是怎样隐藏踪迹的呢？”

“他们潜入古老的教堂石匠公会，从那儿诞生了英国的共济会。它的成员自称为free mason，也就是自由石匠。”

“那石匠们为什么要闹革命呢？”

“巴吕埃尔认识到，最初那些圣殿骑士团成员和自由石匠们都被巴伐利亚光照派给征服和收买了！光照派是一个可怕的教派，由一个叫作魏萨普⁽²⁾的人创建，它的每一名成员都只和自己的直接上级联系，完全不认识更高等级的成员，也不了解教会的宗旨。光照派不仅意在摧毁王权和教权，还想要建立一个法律和道德都荡然无存的社会，在那里，一切财富，甚至是女人，都是人们共同分享的。愿上帝饶恕我对一个孩子说了这些话，不过还是有必要识别撒旦的阴谋。和巴伐利亚光照派形影不离的还有那些编撰了臭名昭著的《百科全书》的无神论者，我指的是以伏尔泰、达朗贝尔和狄德罗为首的这帮人，他们效仿光照派，在法国大谈启蒙，秘密集会，阴谋推翻各国的国王，最后还促使了雅各宾俱乐部的诞生。而‘雅各宾’这个词正是由雅克·德·莫莱的名字而来的。正是这些人阴谋策划，在法国引发了大革命！”

“这个巴吕埃尔把一切都预料到了啊……”

“他没有预料到，崇尚基督的骑士中坚力量是如何成长为一个仇视基督的教派的。你要知道，这就好比面团中的酵母，缺少了它，面团就发不起来，不会变得膨松，你就做不成面包。圣殿骑士团和自由石匠公会的健康躯体中无疑也被人，抑或是被天命或魔鬼注入了一种酵母，因此才发酵成了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教派，可这种酵母是什么呢？”

讲到这里，爷爷停顿了一下，握紧了十指，像是为了更好地集中精神似的，得意的微笑中透着胜利者伪装的谦虚：“第一个有勇气说出这番话的人是你的爷爷，乖孙子。我读到巴吕埃尔的著作之后，毫不犹豫给他写了一封信。去那儿走到底，孩子，把上面那个首饰盒拿过来。”

我照办了。爷爷用挂在脖子上的一把镀金钥匙打开首饰盒，取出一张已经保存了四十个年头的发黄的纸。“这就是我那封信的原件，写完后我又精心誊抄了一份寄给了巴吕埃尔。”

我抬起头看着爷爷，听他用激动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读了起来。

“院长大人，请接受身为军人的鄙人对贵著作的最诚挚的祝贺，称它为本世纪最杰出的作品也毫不为过。哦！您揭穿了这些卑鄙无耻的教派，这是多么伟大！它们为敌基督的时代铺路，不仅是基督教的死敌，也是所有宗教、所有会社、所有修会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有一种宗教您却点到即止。也许您是有意为之，因为它最为人所熟知、因而也是最不为人所惧怕的宗教。然而，依在下愚见，如果考虑到它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享有的巨额财富和受到的保护，它已是如今最可怕的一股力量。院长大人，您不会不知道，我所说的正是犹太教。它表面上完全孤立并敌视其他宗教，但其实不然。事实上，只要任何一个教派对基督表现出厌恶之情，就能得到犹太人的支持、赞助和庇护。难道我们没有发觉这一点，也没有看到他们为了支持和领导现代的诡辩派、共济会、雅各宾派和光照派而挥霍自己的金银财宝吗？总而言之，犹太人和所有教派的信徒联合为一个统一的集团，为的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毁灭基督之名。院长大人，请不要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词，我在此讲述的事情是那些犹太人亲口告诉我的……”

“您是如何从犹太人口中得知这些事的呢？”

“当拿破仑入侵撒丁王国的时候，我才二十岁出头，是萨伏依军队的一名年轻军官。我们在米莱西莫战败后，皮埃蒙特被割让给了法国。这是波拿巴主义者不借助上帝的帮助所取得的一场全胜。他们四下搜捕我们这些效力于国王的军官，企图绞死我们。人们都说不应继续穿着军装四处转悠，而要我说，连看都别让人看见自己在转悠。我父亲那时做着买卖，和一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有来往。我不知道他欠了我父亲什么样的人情，总之在他的帮助之下，我被允许——以极高的价格，这是必然的——在犹太人聚居区的一个小房间里住了几个星期，直到局势平息下来，我得以逃出城，去佛罗伦萨投靠一些亲戚。那间屋子就在离我们这栋房子不远的地方，位于圣菲利普街和罗西内街之间。我很不喜欢和那些贱民混在一起，但那是唯一不会有人想到要去搜查的地方。犹太人无法从里面出来，警察也会离那儿远远的。”

爷爷用手捂住了双眼，仿佛要将那幅不堪回首的景象从眼前驱除：“于是，我住进了那些肮脏下流的阴沟，等待风暴平息。那儿有时一间屋子里会住上八个人，合烧一个炉灶，同睡一张床铺，共用一只马桶。他们全都被贫血症折磨得形容憔悴，面色蜡黄，隐隐透着些塞夫尔瓷器的那种蓝色，眼睛永远在专注地搜寻那些只有一丁点亮光的隐秘的角落。他们没有半点血色，暗黄的皮肤，鱼胶色的头发，微微发红的胡子，在黑暗中活像一件褪了色的旧礼服……我受不了房间里的那股恶臭，所以每天在五个大院子里闲逛，我记得很清楚，它们是格朗德院、普雷提院、维特院、特维尔纳院和特拉扎院，通过被称为‘黑暗柱廊’的阴森的室内回廊相连通。如今你在卡利纳广场也能见到犹太人了，可以说他们已经到了随处可见的地步，全是因为萨伏依家族不断屈服造成的后果。而在当时，犹太人只是在那些不见阳光的胡同里抱成一团。身处那群油腻腻、脏兮兮的人中间，我都没有勇气（并不是因为我害怕波拿巴分子）再坚持下去……”

爷爷喘了口气，用一块手绢润了润嘴唇，似乎要从嘴边除去一股令人厌恶的味道，他说：“我的性命竟是靠他们救回来的，这真是莫大的耻辱。但他们如果察觉到我们这些信奉基督的人对他们的蔑视，就完全不会给我们好脸色看，相反，他们会憎恨我们，就和他们现在对我们所做的一样。明白这些以后，我开始杜撰自己的身世，说自己出生于里窝那一个犹太人家庭，很小的时候不幸抚养我的亲属施了洗礼，但在我的体内跳动着的依然是一颗犹太人的心。这些肺腑之言似乎没能打动他们，因为——我被告知——他们中有太多人有和我相同的遭遇，这在当时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我的故事为我赢得了一位老人的信任。特拉扎院里有一个炉子，用于烘烤未经发酵的面包，他就住在离炉子不远的地方。”

爷爷这时激动地讲述着那次会面，还模仿起那个犹太老人说话时的眼神和手势。看来，这个叫末底改的犹太人出生于叙利亚，在大马士革被卷入了一件惨案。城中有一个阿拉伯男孩失踪了。起初，没有人怀疑这是犹太人所为，因为觉得他们的仪式只会用皈依了基督教的孩子做祭品。但后来人们在一条水沟里发现了小男孩的碎尸，他应当是被剁成许多块以后又被丢入石臼里捣碎的，谋杀的手法和通常归咎于犹太人的罪行惊人的相似，以至于宪兵们开始认为，随着复活节的临近，犹太人需要用基督徒的血来做面包，在抓不到基督徒的情况下，他们就抓了一个阿拉伯男孩，给他施洗礼后就把他残害了。

“你知道，”爷爷评论说，“无论谁来主持洗礼，只要他意在遵从罗马教廷的旨意，就一定是有效的。奸邪的犹太人很清楚这一点，还厚颜无耻地说：‘我按基督徒所做的那样为你施洗礼，但施礼的过程中，基督徒会全心全意忠于自己的信仰，而我对他们的教义却一点都不信。’就这样，那个可怜的小殉教者起码有机会进了天堂，虽然这还多亏了魔鬼的一臂之力。”

末底改很快就受到了怀疑。宪兵为了让他招供，把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给他的脚上捆上重物，十余次用滑轮将他吊离地面，然后让他自由坠落。随后，他们又用硫黄对着他的鼻子熏，还将他扔进冰冷刺骨的水中，每当他露出水面时就把他的头按回去，直到他供认罪行方才罢手。也就是说，为了结束所受的痛苦，这个可怜人供出了五个与此事毫不相干的犹太人，任由这些人被处死，而他自己则带着脱臼的四肢重获自由。他疯了，几个好心人把他送上了一条驶往热那亚的商船，免得他被其他犹太人用石头砸死。有人甚至说他在船上受到了一位巴尔纳伯会修士的蛊惑，被劝服皈依基督教，但他为了上岸后能在撒丁王国获得帮助，接受洗礼的同时在内心还是虔诚地信奉着他的祖辈们的信仰。他因此成为基督徒所说的叛教的犹太人。只是在抵达都灵后，他又去犹太人聚居区寻求庇护，否认自己转变过信仰，可是许多人认为他是假冒的犹太人，内心深处坚持着对新皈依的基督教的信仰——于是，他就成了所谓的双重叛教者。好在没有人能够证实那些来自海外的传言，出于对他这个疯子的怜悯，人们极为吝啬地施舍给他一些用于维持生计的东西，打发他住进一间连本区居民都不敢入住的破屋子。

在爷爷看来，无论在大马士革发生了什么，那个老人都不曾精神错乱过，他不过是由于对基督教的不共戴天的仇恨而情绪激动罢了。在那间没有窗的破屋子里，老人用颤抖的手握着爷爷的手腕，直勾勾地盯着他，双眼在黑暗中闪烁，他对爷爷说，自己从此会用毕生的精力去复仇。他还告诉爷爷，《塔木德》如何要求犹太人与基督徒为敌，以及为了腐蚀基督徒，他们这些犹太人是如何创建了共济会。他本人也成了其中一位隐姓埋名的高级会员，领导着从那不勒斯到伦敦一带的所有共济会支部，只不过需要隐蔽在暗处，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躲避怀揣匕首满世界追杀他的耶稣会士们。

老人边说边四下环顾，唯恐从某个昏暗的角落突然跳出个手持匕首的耶稣会士来。随后他大声地擤着鼻涕，时而哭诉自己的悲惨境遇，时而露出狡黠的复仇式的笑容，体味着整个世界都不了解他的可怕力量的事实，他用油腻的手抚摸着爷爷的手，继续着自己的幻想。他还说，如果爷爷愿意的话，他们的教派很乐意吸收他入会，使他加入最隐秘的共济会支部。

老人还透露，摩尼教的先知摩尼和恶名昭著的山中老人也都是犹太血统，后者用麻药麻醉手下的刺客后，派他们去刺杀信奉基督教的君王；共济会和光照派是由两个犹太人建立的；所有反对基督的教派都起源于犹太教，它们当前在全世界的数目如此之多，以至于男女信徒的总数达到了数百万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隶属不同的阶层，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其中不乏教士和牧师，甚至还有一些红衣主教，并指望在不久的将来拥有一位站在自己阵营的教皇（在后来的日子里，爷爷会说初登教皇之位的庇护九世是个很可疑的人，这件事看起来也就并非如此不切实际了）；为了更好地蒙骗基督徒，他们常常伪装成基督徒的样子，携带从腐化的教区牧师手中购得的伪造的洗礼证书在各国之间旅行和穿梭，希望能从各国政府手中购买或骗得居民的身份，正如他们正在各个国家所做的那样；一旦和别人一样拥有了公民权，他们就开始广置房产和地产，并通过放高利贷掠夺基督徒的土地和财产，觊觎在百年之内成为世界的主人，废除其他一切教派，使犹太教一家独大，建造和基督教教堂数目同样多的犹太教堂，奴役全天下的人。

“就是这个样子，”爷爷总结道，“我就是把这些透露给了巴吕埃尔院长。我也许有些夸大其词，把一个犹太人吐露的阴谋说成是从所有的犹太人那儿了解到的，但我当时确信、现在也深信老人对我说的是实话。于是我就这样写了下去，让我把信读完吧。”

爷爷重新读起信来：

“院长大人，这就是我亲耳听到的犹太民族的阴险计划……因此，热切地盼望文笔卓绝、笔势刚劲的您能使上述政府擦亮眼睛，引导他们把这个民族打回他们原本卑鄙下流的面目，对于这一点，比我们更有手腕、洞察更敏锐的先辈们一直做得非常出色。为此，院长大人，我以个人名义恳求您，请您原谅在下这名意大利军人在此信中的种种过失。愿上帝因您为教会添彩的光辉作品而给您以最丰硕的回报，使所有读到它的人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而我也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院长大人。您最谦卑、最顺从的仆人，乔瓦尼·巴蒂斯塔·西莫尼尼。”

每次听到这里，我总会看着爷爷把那封信放回首饰盒，然后问他：“巴吕埃尔院长在回信中说了些什么呢？”

“他根本就不屑于给我回信。但因为我在罗马教廷有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所以了解到那个胆小鬼害怕真相公布后会激起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同时又认为在犹太人中间有无辜者存在，因而没有勇气说出真相。此外，当时正值拿破仑决定接见犹太最高议会的代表，以获取犹太人对其野心的支持，在法国的犹太人的一些阴谋无疑也制造了压力——很可能有人告诉巴吕埃尔院长不宜把水搅浑。不过巴吕埃尔也并不想对此保持缄默，就把我的去信的原件呈献给教皇庇护七世，并抄写了副本寄给好些主教。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他还把我的信寄给了当时的法国首席主教——红衣主教费什，为的是让拿破仑也洞悉犹太人的阴谋。同样收到那封信的还有巴黎的警察局局长。我听说，巴黎警察为查明我的证词是否可信，在罗马教廷中开展了一次调查——像我这么精明强干的人所说的事，那些枢机主教当然无法否认了！总之，巴吕埃尔引爆了火药桶，却藏起了那只点燃导火索的手。他不愿让此事捅出一个比他的著作更大的马蜂窝来，但一面装作缄口不语，一面把我揭露的事传遍了半个世界。你要知道，巴吕埃尔自幼接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路易十五将耶稣会士从法国驱逐后，巴吕埃尔领受了教区神父的圣职，可一旦教皇庇护七世重新赋予耶稣会完全的合法地位，他又摇身一变，重新成为了耶稣会士。你现在知道了，我是一个热诚的天主教徒，对任何穿教袍的人都会表现出最崇高的敬意，但耶稣会士终究是耶稣会士，说着这件事做着那件事，说着那件事做着这件事，巴吕埃尔也表现得无异啊……”

爷爷冷笑着，没剩几颗牙的口腔向外喷溅着唾沫，对自己那恶毒而放肆的言辞颇感得意。“哎，我的小西莫内，”他最后说道，“我已经老了，不再有激情用在沙漠里呼救的嗓门大声疾呼了，如果人们不愿听信我的话，就让他们去上帝面前负责吧。但对于你们年轻人，我把证明的火炬传给你们。如今，该死的犹太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我们怯懦的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却对他们表现得越来越宽容，迟早有一天会被他们的阴谋推翻的……”

“犹太人也在都灵这儿策划阴谋吗？”我问道。

爷爷环顾四周，好像担心有人在偷听似的。此时已是日暮时分，升起的暗影一点一点吞噬着屋内的光亮。“不光这儿，到处都是。他们是被诅咒的民族。能读懂《塔木德》的人都能证实，它要求犹太人每天诅咒基督徒三次，祈求上帝摧毁和消灭他们。如果一个犹太人在悬崖上遇到了一个基督徒，就必须把他推下去。你知道你为什么叫西莫内吗？我让你的父母给你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在遥远的十五世纪殉教的圣小西莫内。犹太人在特伦托劫走并杀害了这个小男孩，把他剁碎，同样是为了用他的血来完成他们的仪式。”

“如果你不做个乖孩子，现在不立刻去睡觉，那个可怕的末底改今晚就会来找你。”爷爷就是这么吓唬我的。我待在屋顶下自己的小阁楼里，竖起耳朵捕捉老房子发出的任何一点嘎吱声，久久不能入睡。我隐约听到那个来抓我的面目可憎的末底改踩着小木梯上楼的脚步声，害怕他把我拽回他那间阴森的破屋，让我吃沾有殉教婴孩之血的未经发酵的面包。我的脑海中掺杂着从特雷莎大妈那儿听来的其他故事（她是家里的老女仆，曾经当过我父亲的乳母，那时候总是在家中趿拉着鞋子行走），我听见末底改淫荡地翻搅唾液的咕哝声：“小鬼啊小鬼，我闻到基督教小鬼的气味啦。”

我快满十四岁了，数次被诱惑着走进犹太人聚居区。它如今已经洇过了古老的边界，因为皮埃蒙特正在取消对犹太人的诸多限制。也许，当我在那个被禁锢的世界边缘闲逛时，会遇到一些犹太人，但我听说他们中很多人都已摒弃了古老的装扮。他们改头换面——这是爷爷说的——他们乔装打扮，与我们擦肩而过，而我们竟毫无所知。也是在边缘地带闲逛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黑头发的女孩，她每天上午经过卡利纳广场，把盖着布的一篮不知什么东西送到一家邻近的店铺。炽热的目光，天鹅绒般的双眼，褐色的肌肤……她不可能是犹太人，爷爷给我描述的那些面如猛禽、目光恶毒的残暴的年长一辈犹太人不可能生得出那样的女孩。她真的不可能来自犹太人聚居区。

这是我第一次注视特雷莎大妈之外的女人。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上午，每当我远远地见到她，便觉怦然心动。没有见到她的早上，我会满广场地瞎转，像是在寻觅逃跑的道路，却又无处可寻。直到爷爷坐在餐桌旁，气鼓鼓地嚼着碎面包等我回家时，我还在广场上徘徊。

一天早上，我鼓起勇气拦住她，低垂着双眼，问是否可以帮她提篮子。她用方言傲慢地回答我说，她自己完全可以提那个篮子。她没有称我为“先生”，而是叫我“小孩”。我再也没有追求过她，再也没有去看她一眼。我被一个犹太人的女儿羞辱了。难道是因为我长得胖的缘故吗？事实上，那正是我和女人之间战争的开始。

整个童年，爷爷始终不同意送我去国立学校上学，因为他说那儿教出来的不是烧炭党人就是共和派。那些年我都是在家中度过的，独自一人，满怀怨恨地看着其他孩子在河边嬉戏，一看就是数小时，好像属于自己的东西被他们夺去了似的。除此之外，我都被关在一间屋子里，跟着一位耶稣会士学习。爷爷总是根据我的年龄，从围在他身旁的“黑箩筐”中给我选择一位老师。我恨这些轮值的老师，不仅仅因为他们上课时会用小棍打我的手，还因为我的父亲（极少数的那几次，他不经意间和我谈起）逐渐给我灌输了对神父的憎恶。

“可我的老师们不是神父，他们是耶稣会士。”我对他说。

“那更糟，”父亲驳斥道，“永远不要相信耶稣会的人。你知道一位受人敬仰的神父（我说的是神父，听好了，不是人们所说的我加入的共济会、烧炭党和撒旦光明会的成员，而是一位如天使般慈爱的神父，修道院院长焦贝蒂）是怎么说的吗？是阴险虚伪的耶稣会在败坏、干扰、折磨、中伤、迫害和毁灭拥有自由精神的人；是阴险虚伪的耶稣会把正直能干之士赶出了公职机构，以奸邪卑鄙之徒取而代之；是阴险虚伪的耶稣会变着法儿减缓、羁绊、干扰、妨碍、削弱、败坏公共教育和私立教育，在个人间、家庭间、阶级间、国家间、政府间、人民间播种怨气、猜忌、敌意、仇恨、争执、表面的和暗地里的不和；是阴险虚伪的耶稣会打压了人类的才智，使内心和意志为慵懒所制约，用散漫的训练消磨年轻人的战斗力，以动摇而伪善的道德准则使成年人腐化堕落，还打击、淡化和浇灭友情、亲情、子女对父母之爱以及广大公民对祖国的崇高的热爱……世上再没有一个像耶稣会这样如此丧尽天良（焦贝蒂院长这么说的），在涉及其利益时如此冷酷无情的教派了。在和善悦人的面孔、甜蜜动听的话语和亲切和蔼的手势背后，是一个遵从教规和上级指示的铁石心肠的耶稣会士，不为任何神圣的和高尚的情感所动。他将马基雅弗利的训诫严格地付诸实践，因而在商议复国之举时，绝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正义还是邪恶，是慈悲还是残忍。因为马基雅弗利的理论，犹太人从小就进入寄宿学校接收教育，为的是把亲情拒之门外；而为了泯灭友情，他们连最亲密的伙伴所犯的一点微小的错误，也毫不犹豫地向上级告发。他们抑制一切内心的冲动，对组织绝对服从，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焦贝蒂说，印度的行刑者们向他们的神明献祭敌人的身体时，会用绞绳或砍刀将其杀死。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则用蛇信子一般的舌头或笔杆扼杀意大利人的灵魂。”

“不过这些话总会让我发笑，”父亲最后说道，“因为焦贝蒂的一些看法是从一年前出版的欧仁·苏的小说《流浪的犹太人》里借来的二手观点。”

我父亲。家中最可怕的人。听爷爷说，他深陷于烧炭党人的团体中不能自拔。当他提及爷爷的主张时，只会低声对我说不要去听爷爷的胡言乱语。但不知是因为羞怯，还是因为对他父亲的看法的尊重，或是因为对我的漠不关心，他对自己的理想避而不谈。对我来说，我只需竖起耳朵听爷爷和他的耶稣会士的交谈，以及特雷莎大妈和门房的闲话，便知道了父亲所加入的那帮人不仅支持大革命和拿破仑，还甚至扬言要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帝国、波旁王朝和教皇的统治，成为一个（下面这个词绝对不能当着爷爷的面说出来）“国家”。

我的启蒙教育来自贝尔图索神父。他长得像一只貂，是第一个教我学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人（而之前时代的历史则是爷爷教的）。

后来，有关烧炭党人暴动的头一批传闻流传开来——这是我从送来的报纸上得知的，这些报纸原本是寄给不在家中的父亲的，我赶在爷爷有机会销毁以前截留了下来——我记得那时我应该是在贝尔加马斯基神父的教导下学习拉丁语和德语。他和爷爷的关系如此亲密，以至于在家中还为他留了一个小房间，就在离我的那间不远的地方。贝尔加马斯基神父……与贝尔图索神父不同，他年纪不大，容貌俊朗，长着一头卷曲的头发和一张棱角分明的脸，谈吐很有魅力，穿着一件较新的教袍，至少在家中还是以严肃的形象出现。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他那雪白的双手、尖细的手指和比人们心目中的神职人员所具有的略长一些的指甲。

当他看见我伏案学习时，常常喜欢坐在我身后，抚摸我的头，教我提防会对纯真的年轻人不利的种种危险，并给我解释烧炭党如何只是共产主义的改头换面。

“直到昨天，共产主义者好像还并不可怕，”他说道，“可如今那个马克思（似乎是这么读的）发表了他的那份宣言以后，我们就有必要揭露他们的阴谋了。你对因特拉肯的芭贝特一无所知。她是魏萨普的得意后人，被瑞士的共产主义者称为伟大的贞女。”

天知道贝尔加马斯基神父为什么似乎尤为那件事所烦扰，而不去担心那些日子里议论于街头巷尾的米兰起义或维也纳起义，或是发生在瑞士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间的宗教冲突。

“芭贝特生于一个从事走私的家庭，在荒淫、偷盗、抢劫和杀人流血的伴随下成长。她反复亵渎上帝之际，才是她唯一承认上帝之时。在琉森州的小规模战斗中，当森林州的一些天主教徒被激进分子杀害后，是芭贝特捣碎了他们的心脏，挖出了他们的眼球。她那一头有如巴比伦大淫妇般的金色长发迎风飘舞，迷人的外表下是一个秘密团体的使者，一个能为秘密团体提供一切阴谋诡计的恶魔。她像鬼怪一样来无影去无踪，知晓最核心的秘密，能在不破坏封印的情况下窃取外交信函的内容，像角蝰一样穿梭于维也纳、柏林乃至圣彼得堡最隐秘的内阁办公室之间，伪造票据和护照号码，早在少女时期就掌握了毒药术，并依照教派的指令前去下毒。她仿佛撒旦附体，要不然为什么会有如此似火的激情和如电的目光。”

我瞪大了眼睛，试图听而不闻，但夜里我梦见了因特拉肯的芭贝特。半醒半睡之间，我努力从脑海中抹去那个金发恶魔的形象。她是个魔鬼般的精灵，浑身散发着芳香，两肩无疑是裸露着的，又软又长的头发披在肩上，胸口因不信教者的罪恶的兽欲而急促地起伏着。我出神地望着她，就像在凝视一个绘画模特——然而我感到一阵恐惧，仅仅是因为产生了用手指去触摸她的欲望。她是个神通广大的密探，能伪造护照号码，把自己的男性受害者推进堕落的深渊。我感到了一种想成为她的渴望。

我的老师们都对饮食很讲究，想必在我成年后，这种恶习也遗留在了我身上。我记得同桌进餐的神父们谈论起爷爷烹调的什锦炖肉有多棒时，即便不是欣喜若狂，也至少是心驰神往的。

那道菜至少需要五百克牛腱、一条牛尾、一块牛臀肉、一些小香肠、一条牛舌、一块牛头肉、一根新鲜香肠、一只母鸡、一个洋葱、两根胡萝卜、两束芹菜，以及一把欧芹，按照肉类的不同配比灵活掌握炖的时长。不过——正如我爷爷说的，贝尔加马斯基神父也对此一个劲地点头赞同——把炖肉盛入盘中后，要立即撒上一把粗盐，并浇上几勺滚烫的肉汤，把香味重新逼出来。配菜无需太多，只需一些土豆，更为重要的是调味的酱汁，包括葡萄芥末调味酱、萝卜沙司、水果芥末调味酱，但主要是（爷爷对此从不让步）翡翠沙司：一把欧芹、四片鳀鱼、一些面包屑、一勺刺山柑、一瓣蒜、一个煮好的蛋黄，把它们细细捣碎后用橄榄油和食醋调味。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童年和少年时的乐事。除此之外，我还能有什么样的追求呢？

闷热的下午。我在学习。贝尔加马斯基神父静静地坐在我身后，一只手牢牢地搭在我的颈部。我听到他低声对我说，像我这样一个如此虔诚、如此正直的孩子，如果想躲避女性的毒害和诱惑，他不仅能给予我慈父般的友谊，还能让我感受到一个成熟男人的情感和热度。

从那以后，我再不许神父们碰我。难道说，我乔装成修道院院长达拉·皮科拉，是为了能让自己去触碰别人吗？

我快十八岁的时候，爷爷希望我成为律师（在皮埃蒙特，人们管所有学过法律的人都叫律师），终于放我出了家门，送我去大学学习。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与同龄人相处，但一切都来得太晚，我在怀疑中度过了那些日子。我无法理解他们谈论女人或翻阅印着恶心的版画的法文书时发出的闷笑和彼此交换的心照不宣的眼神。我更喜欢一个人待着。我父亲从巴黎订阅了一份叫《立宪党人》的报纸，上面连载着欧仁·苏的小说《流浪的犹太人》，自然全被我拿来如饥似渴地阅读，我也因此了解到，万恶的耶稣会为了夺取一份遗产而践踏贫苦大众和善良的人的权利，干得出最令人发指的罪行。除了使我对耶稣会士产生戒心外，那些读物还培养了我对连载小说的兴趣：在阁楼里，我发现了一口盛书的箱子，显然是我父亲为了避开爷爷的检查而藏在那儿的（我也力图不让爷爷发现自己的这种孤僻的恶习），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下午，读完了《巴黎的秘密》《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直到把视力也搭了进去……

转眼就进入了奇迹迭出的一八四八年。每一位学生都为红衣主教马斯塔伊－费雷提，也就是庇护九世荣登教皇宝座而欢呼雀跃，两年前，这位红衣主教对政治犯实行大赦。这一年在米兰的首次反奥地利运动中拉开了序幕。米兰市民为了将皇家帝国政府拖入财政危机，开始抵制烟草（对我的都灵同胞来说，这些米兰同胞就像英雄一般，面对抽着香气浓郁的雪茄的士兵和警官的引诱，即使脸上被一口口地喷烟圈也能硬生生地挺住）。当月，在两西西里王国爆发了革命起义，国王费迪南多二世被迫颁布了《宪法》。然而，正当二月里巴黎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国王路易·菲利普，宣告成立（终于又成立了！）共和国——废除对政治犯的死刑和奴隶制，创立普选制——三月，教皇不仅颁布了《宪法》，还宣布了出版自由，并把聚居区的犹太人从诸多羞辱性的礼节和奴役中解放了出来。同一时期颁布《宪法》的还有托斯卡纳大公，而卡洛·阿尔贝托也在撒丁王国颁布了《阿尔贝托法令》。终于，维也纳、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起义，米兰也暴动了五天，把奥地利人驱逐了出去。皮埃蒙特为了将解放后的米兰并入自己的领土，也派军队参加了战斗。我的同学们私下谈论着共产主义者的一份宣言问世。不过，欢欣鼓舞的并不仅仅是学生们，还有很多劳动者和穷苦人，所有人都深信，用不了多久，最后一位神父就会被最后一位国王的肠子绞死。

但并非所有的消息都是振奋人心的，因为卡洛·阿尔贝托正在节节败退，还被米兰人和几乎所有爱国者宣布为叛徒；庇护九世手下的一位大臣遇刺⁽³⁾，他惊恐万分，逃往两西西里国王统治下的加埃塔避难，并且在引爆了火药桶，却藏起了那只点燃导火索的手之后，表现得不再像刚即位时那么宽容，撤销了很多已颁布的法令……但与此同时，加里波第和马志尼党的爱国者赶到了罗马，于第二年年初宣告了罗马共和国成立。

三月时，家中彻底没了父亲的踪影。特雷莎大妈信誓旦旦地说，他和米兰的起义者会合去了。但在十二月来临之际，家中的一位耶稣会神父得到了消息，说他赶上了跑去守卫罗马共和国的马志尼党人。心灰意冷中，爷爷冲我大发耸人听闻的预言，足能把“奇迹迭出的一年”说成“多灾多难的一年”。没想到真是这样。就在那几个月里，皮埃蒙特政府取缔了耶稣会，充公了他们的财产，同时，为了对他们实行焦土政策，还取缔了耶稣会的嫡系教派，包括圣卡洛隐修会、万福马利亚隐修会和圣救主会。

“我们进入了一个敌基督的时代。”爷爷抱怨道。当然，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犹太人的阴谋，因为看到末底改的最不幸的预言都成了现实。

爷爷收容那些试图躲避愤怒的民众、伺机复职为教区神父的耶稣会士。一八四九年的头几个月里，一大批耶稣会神父从罗马秘密逃来，带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

帕奇神父。读了欧仁·苏的《流浪的犹太人》后，帕奇神父在我眼中就是书中罗丹神父的化身——一个暗中作恶的奸邪的耶稣会士，为了教派的全胜能够背弃一切道德信条——也许是因为他和罗丹神父一样穿着便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的外衣已经磨破了，衣领上布满陈年的汗渍，上面又覆着一层头屑，领结处代以一方手巾，黑色的粗呢西服马甲上露着线头，肥大的鞋子上总是结着一层泥垢，被他不经意地搁在我家簇新的地毯上。他长着一张尖瘦的脸，面色苍白，灰白的头发上搽着油，一直沾到鬓角，两只眼睛绿豆一般大小，嘴唇薄而发紫。

他坐在同桌用餐便足以令大家厌恶，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还操着神父的神圣腔调和措辞讲述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令所有在场的人听得反胃。“我的朋友们，”他的声音让我哆嗦，“你们也应当了解一下这些事情。道德败坏在巴黎愈演愈烈，因为路易·菲利普固然不是救世主，但也起码是阻挡无政府主义者的一道防线。我亲眼看见了这些日子里的罗马民众！可他们真的是罗马城的市民吗？都是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形迹可疑的家伙，是该进监狱的坏蛋，为了一杯酒就能背叛天堂。他们并非平民，而是贱民，和来自意大利和外国城市的最卑鄙无耻的渣滓——加里波第的红衫军和马志尼党人——纠集在罗马城，是丧失理智的作恶工具。你们不知道共和分子犯下了多么可耻的罪行。他们冲进教堂，打碎殉教者的骨灰瓮，把骨灰迎风丢弃，还拿骨灰瓮当便盆使。他们把圣石从祭坛上拆下后涂上粪便，用匕首刮圣母像，剜去圣像的眼睛，用炭笔在上面涂写淫秽的言辞。有一个神父宣称反对共和国，被他们拖着猛撞一扇大门，用短剑刺穿身体，挖出眼睛，割下舌头，最后开膛破肚，被自己的肠子缠在脖子上活活勒死。你们可能不会相信，罗马也将要被解放了，已经有传闻说法国可能会前来支援，马志尼党人就快被打败了。他们是被意大利的各个省份所唾弃和驱赶的败类，奸诈而狡猾，虚伪而阴险，狠心而妄为，隐忍而顽固。他们日复一日地在城中最隐秘的巢穴纠集，凭借欺瞒和伪善打入了内阁、警察局、军队、舰队和城堡中的核心地位。”

“我的儿子就在他们中间啊，”爷爷哭诉道，“从肉体到心智都被摧毁了。”

说罢，他的面前送上了一盘喷香的巴罗洛红酒焖肉。

“我儿子再也体会不到这道菜的美味了。”他说，“把牛肉和洋葱、胡萝卜、芹菜、鼠尾草、迷迭香、月桂、丁香蕊、桂皮、刺柏、盐、胡椒、黄油、橄榄油一起焖，当然还要倒入一整瓶巴罗洛红葡萄酒，配上波伦塔或土豆泥一起食用。闹吧，你们闹革命吧……把生活的乐趣都丢得一干二净。你们为了吃上尼斯风味的普罗旺斯鱼汤，就想赶走教皇，这和加里波第那个渔夫将会强加给我们的没什么两样……没得治了。”

贝尔加马斯基神父常常穿着便装出门，说自己要离开几天——既没说怎么走，也没说为什么离开。那时候，我就会进入他的房间，霸占他的教袍，穿着它来到镜子跟前，摆出舞者的姿势，就好像我是——上帝饶恕我——一个女人，或是在模仿这件袍子的主人。如果到头来发现修道院院长达拉·皮科拉就是我自己，那这会儿应该是我由来已久的对乔装的爱好的起源。

我在教袍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些钱（很显然是贝尔加马斯基神父忘了的），决定让自己放纵一把，既享一享口福，又探索一下我常有耳闻的城中的热闹去处。

我就以那样一身行头扎进了巴隆市场蜿蜒曲折的小路，丝毫没有意识到在那时如此穿戴已然是一种挑衅。那是宫殿门所在的城区，当时那里居住着都灵人中的渣滓，是最卑劣的恶棍组成的专门劫掠市镇的军队的征兵地。但时值节日，巴隆市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人们推着挤着将货摊团团围住，女仆们成群结队地拥入肉铺，孩子们在果仁饼摊前驻足，出神地看着果仁饼的制作，饕餮们物色着中意的家禽、野味和猪肉食品，餐馆内座无虚席。我穿着教袍，一阵风掠过，吹动起女性的衣裙，我双眼虔诚地盯着合十的双手，但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她们头上戴着的小帽、宽檐帽、纱巾和手巾。川流不息的马车、手推车，汇集在一处的呼喊、叫嚷和喧闹声使我惊呆了。

也许是出于截然不同的理由，爷爷和父亲直到那时都还对我隐瞒着那儿的盛况。我沉醉在那样的火爆场面中，一溜烟来到了都灵当时最具传奇色彩的地方之一。身着耶稣会士的教袍，我得意地享受着自己招致的惊愕目光，赶去离圣母大教堂不远的碧琪琳咖啡馆，喝上一杯装在带耳的金属杯里的混合了牛奶、可可、咖啡和其他香料的香浓饮料。我当时还不知道连我的偶像之一大仲马几年后也会写到这种叫“碧琪琳”的饮料，但对那家奇妙的咖啡馆光顾了不过两三次后，我便了解了关于那杯仙露的一切，知道它起源于巴伐利亚，在那里，牛奶、咖啡和巧克力是搅拌均匀后出售的，不过在碧琪琳，它们被分开存放（保温的），这样客人既可以点一杯咖啡加牛奶碧琪琳，又可以选择咖啡加巧克力，还可以每样都来一点。

那是我的极乐世界，咖啡馆的门面上能见到铁质的上楣，两边架着画着广告的嵌板，还有细柱和生铁制成的柱头，屋内是装饰着镜子的细木护壁，大理石制成的茶几，柜台后面存放着散发着杏仁香味的罐子，里面盛着四十种蜜饯……我尤其喜欢在星期日露面，因为在圣餐仪式斋戒之后，碧琪琳对于走出圣母大教堂寻求快慰的人来说，就是一杯甘露——四旬斋守斋时碧琪琳也大受追捧，因为巧克力饮料不被认为是食物。真虚伪。

除了咖啡和巧克力带来的愉悦，还有另一件事使我心满意足：没有人知晓我的真实身份的事实带给我一份优越感。我掌握着一个秘密。

我后来不得不克制自己，逐渐停止那种冒险活动，因为担心会被同学撞见。他们当然料想不到我会如此伪善，还以为我被他们所表现出的烧炭党人的热忱感染得同样激情高涨。

这些渴望祖国觉醒的人通常相约在金虾酒馆。酒馆开在一条狭窄昏暗的街上，在一处更加昏暗的入口上方挂着一块招牌，上面有一只金色的大虾招揽道：“来金虾酒馆，有好酒相伴。”进门就是一间门厅，酒桌和厨房都设在那里，大家因而就着猪肉和洋葱的气味下酒，有时会玩猜拳，但更多的时候是拿不出阴谋的阴谋家，在对起义的幻想中度过整个夜晚。爷爷的美食使我习惯于做一个讲究吃喝的人，但在金虾酒馆至多能（如果不挑食的话）填饱肚子罢了。不过我也需要拥有自己的社交生活，并且避开家中的耶稣会神父，所以这样想来，与一些年轻朋友共享金虾酒馆的油垢，总好过家中沉闷的晚餐。

黎明时分，所有人都带着满嘴的蒜味、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走出酒馆，消失在一层溟蒙的雾霭之中，在这雾气的绝妙掩护下甩掉密探和警察追随的目光。有时我们会走山路到波河的那头去，从高处眺望平原上朦胧的雾气中浮现的屋顶和钟楼，看远处已沐浴着晨曦的苏佩尔加大教堂像一座灯塔在雾海中闪耀。

但身为学生的我们所谈的不只是将来的“国家”。和每个同龄人一样，我们也谈论女人。所有人眼中都散发着兴奋的光芒，轮番回忆起凝望阳台时捕捉到的一抹微笑，从大台阶上翩翩而下时触到的一只玉手，从弥撒书中落下的一朵干枯的花朵，俯拾的那一刻（出自自吹者之口）还能闻到把它夹进书页的那只手余留的芳香。我愤愤地退出他们的讨论，从此获得了“品行正直作风严肃的马志尼党人”的称号。

只有一个晚上，最荒淫的那位同学悄悄告诉大家，他在阁楼的一口箱子里发现了他那放荡享乐的父亲费心藏掖的几部当时在都灵被形容为cochon⁽⁴⁾的书籍。他不敢带来放在金虾酒馆的油腻餐桌上展示，决定私下借给我们传阅。当它们传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竟无法拒绝。

就这样，在夜阑人静之时，我翻阅了那些应该算比较珍贵同时也价格不菲的大部头书，它们用摩洛哥羊皮装订而成，书脊上有横向的脊垄和红色的贴面，书页是金黄色的，金色的花叶纹饰有的绘在圆形的背景中，还有的绘在纹章上，书名为《一个年轻姑娘的一夜》或《啊！大人，要是托马看到我们这样该多好》。我翻看着书页，浑身颤抖不止，书中的版画更是看得我头上冒出成串的汗珠，顺着头发滚下，滑过面颊，流进衣领……

我不记得那个群魔乱舞的夜晚是如何结束的，性以其最骇人的面貌呈现在了我的面前（用宗教术语来说，就像一阵惊雷，和神圣的情感一道引发了对魔鬼和渎圣的畏惧）。我所能记得的，唯有自己挣脱了那段狂乱的经历之后，诵经似的低声重复着多年前贝尔图索神父逼我牢记的一段话，现在已忘了它出自哪位大作家之笔：“人体之美尽在皮肤。事实上，如果男性能看到皮肤之下的东西，那么对女性仅仅看上一眼就能令他作呕：优雅的女性不过是一堆烂肉、血液、体液和胆汁。你们想一想那些没有看到的东西，它们隐藏在鼻孔里、喉咙中、肚子里……我们哪怕仅用指尖也不敢去触碰呕吐物和粪便，又怎么会产生把一大团排泄物拥抱在怀里的欲望呢？”

我在那个年纪还相信会有天谴，于是把第二天发生的一切都归为那个混乱之夜的报应。我发现爷爷仰面瘫倒在扶手椅里，双手攥着一张揉皱的信纸，奄奄一息。我们叫来了医生。我捡起那封信，读后才知道，在乌迪诺将军奉拿破仑三世之命、前去从马志尼党人和加里波第志愿军手中解救圣座的一八四九年的那个六月，我父亲在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战斗中，被法军射出的一颗致命的子弹击中。

爷爷活了下来，虽然在八十多岁的高龄还遭受到如此大的打击。只是他终日笼罩在一股忿恨的沉默中，不知他憎恨的是夺去他儿子性命的法国人和教皇派、不知死活地敢和他们对抗的儿子，还是把他的儿子领向毁灭之路的全体爱国者。他不时发出哀痛的啜泣声，并暗指说，正如在五十年前参与了搅乱法国的阴谋那样，在这次震动意大利的事件中，犹太人也定是逃脱不了干系。

也许是为了追忆我的父亲，我长久地待在阁楼里阅读他留下的小说。我还成功截留了邮寄来的大仲马的小说《约瑟夫·巴尔萨莫》，而父亲再也无法读到了。

这部神奇的小说讲述了卡里奥斯特罗的冒险经历，以及他如何策划了“王后的项链”事件，一出手便给了红衣主教罗昂一记致命的经济上的重击，同时损害了王后的名誉，揭露了整个宫廷的丑陋，使得许多人深信卡里奥斯特罗的骗局严重削弱了王室的威望，为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爆发营造了氛围。

不过大仲马更进一步，他认为卡里奥斯特罗——也就是约瑟夫·巴尔萨莫——精心策划的并不是一场骗局，而是在遍布全世界的共济会支持之下的一场政治阴谋。

小说的开场深深地吸引了我。地点：雷鸣山。在莱茵河的左岸，离沃尔姆斯不远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座荒无人烟的山峰：御座峰，鹰栖岩，蛇盘岭，那最高的一座便是雷鸣山。一七七〇年五月六日（也就是注定要爆发的大革命前约二十年），正当西沉的太阳被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尖顶切成两个火红的半球之时，一位来自美因茨的无名侠走在了雷鸣山的山坡上，登山途中甚至还丢下了自己的坐骑。突然间，一些蒙面人抓住了他，用布条蒙住他的眼睛，带着他穿过丛林，来到了林中的一片空地。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三百个包着裹尸布的佩剑的幽灵，开始对他实施严酷的审讯。

你有什么愿望？看到光明。你准备好起誓了吗？接下来是一系列的考验，比如喝下刚被处决的叛徒的鲜血，为考验他的服从力而让他用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开火，诸如此类，都是大仲马的读者再熟悉不过的共济会的入会仪式，直到那个赶路人决定打断他们，傲慢地向他们所有人宣称，自己知道他们的所有仪式和把戏。他们因而停下了对他所玩的把戏，因为他位列他们所有人之上，是遍布全球的共济会的领袖，拥有天神赋予的权力。

他召集了斯德哥尔摩、伦敦、纽约、苏黎世、马德里、华沙和亚洲各国的共济会支部的会员，要向他们发布命令。很显然，那些人已然赶到了雷鸣山。

为什么全世界的共济会会员要在那里聚集呢？无名侠向他们作了解释：他需要铁手、火剑和钻石秤来驱除大地上的邪恶，也就是推翻和摧毁人类的两个最大的敌人——王权和教权（爷爷也告诉过我，那个无耻的伏尔泰的格言是“踩死这些败类”）。像当时所有的优秀术士一样，无名侠随即回忆起自己经历的多次人生，最远能追溯到摩西或是亚述巴尼拔之前，说自己从东方赶来宣布一个时刻的降临。所有的民族组成一个巨大的方阵，日夜兼程地向光明进军。法国是这个方阵的先锋，要把这次行军的真正火炬交到它的手上，让火炬为世界点燃新的光芒。统治法国的是一位年迈而昏庸的国王，只剩下几年的寿命。尽管其中一个与会者——后来发现是杰出的相面术士拉瓦泰——试图告诉无名侠，法国的两位年轻的继承者（未来的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面容揭示出他们温良宽厚的秉性，无名侠（读到这里，读者们也许已经认出他就是在书中还未被提及的约瑟夫·巴尔萨莫）提醒他，当关系到推动进步的火炬前行时，不应心怀仁慈和怜悯，应当在二十年内从大地上抹去法国的王权。

听到这里，来自各个国家共济会支部的所有代表走上前来，提供人力，捐献财富，誓为共济会的共和事业大获全胜踏烂和摧毁法国的百合花。

为了改变法国的政体而策划一个遍及五大洲的阴谋，是不是太过火了？我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事实上，对当时的皮埃蒙特人而言，世界上只有法国，当然还有奥地利，也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有交趾支那，此外便再无值得费神去记的国家，除了近在眼前的教皇国。读着大仲马（我崇拜这位伟大的作家）书中上演的情节，我寻思那位先知在述说自己的阴谋的过程中，是否发现了所有潜在的阴谋的通用模式。

让我们忘了雷鸣山、莱茵河左岸和时代背景——我心想。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阴谋者身上，他们象征着自己教派的触手已延伸至所有的国家。让我们把他们聚集在林中空地、山洞、城堡、公墓或教堂的地下墓穴中，只要那里够阴暗就行，让他们中的一员发表透露其阴谋和表达统治世界意愿的演说……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总有一些人会为某个隐形的敌人的阴谋而担惊受怕，就如犹太人之于爷爷，共济会之于耶稣会，耶稣会之于我那加入了加里波第志愿军的父亲，烧炭党人之于半个欧洲的国王，受神父教唆的国王之于我的马志尼党同学，巴伐利亚光照派之于半个世界的警察，不胜枚举，天知道这世上还有多少人在担心受到阴谋的威胁。这，就是他的阴谋模式，可以向里面随心所欲地加上针对任何人的阴谋。

大仲马不愧在解读人类思想的领域拥有深厚的造诣。人类渴求什么？什么东西令人类求之愈渴，却愈会加剧自己的不幸，离幸福渐行渐远？是唾手可得的金钱、权力（如命令和羞辱你的同类时的畅快）和对所受的一切冤屈（每个人在一生中多少会受到过冤屈，即使它再不起眼）进行报复。这不，大仲马就让你在《基督山伯爵》里看到了这种可能：获得一笔堆积如山的财富，凭借它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报复所有对你犯下过罪行的敌人。然而，人人都会问，为什么我得不到好运的眷顾（或至少不如我所期盼的那么走运）？为什么我得不到的好处，比我更不够格的人却能得到？正因为没有人会把他的不幸归结于自身的缺陷，这就需要寻找一个造成这一切的罪人。大仲马为所有遭受挫折的人（为个人同样也为民众）解释了他们失败的原因：某个在雷鸣山上参加集会的人促成了你的毁灭……

细细考量之下，大仲马其实不曾杜撰任何内容：他不过是为修道院院长巴吕埃尔揭露的事情（爷爷是这么认为的）披上了故事的外衣。我从中领悟到，如果想要卖出一份揭发阴谋的告密书，就不应向买主提供任何原本的信息，而只需提供并且专门提供那些他们已经知道或通过其他渠道也能轻松获悉的信息。人们只肯相信那些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而这就是阴谋的通用模式的美丽所在。

转眼到了一八五五年，我如今二十五岁了，已从法律专业毕业，还不知道以什么为生。我和老同学常有往来，但没有被他们的革命激情过多地感染，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提前几个月就预料到他们的沮丧：一会儿教皇收复了罗马，庇护九世从一个改革派摇身一变成了有史以来最保守的教皇；一会儿希望卡洛·阿尔贝托成为意大利统一的主心骨的梦想——因为他的不幸或怯懦——破灭了；一会儿群情激昂的社会党人暴动排山倒海般结束后，法国又恢复了帝国统治；一会儿皮埃蒙特的新政府不去解放意大利，却把士兵送去克里米亚参加徒劳的战斗……

至于那些让我受益匪浅的小说，在比家中的耶稣会神父更好地充当了我的教师之后，也成了一种回忆，因为，不知何故挤进了三位大主教和一位主教的法国大学理事会颁布了所谓的《里昂西修正案》，向所有刊登长篇连载小说的报纸征收每份五生丁的税款。对于不了解报刊生意的人来说，这是个无足轻重的消息，但我和我的同学立刻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意义：那项税款的惩罚性太过强烈，法国的报纸不得不对小说忍痛割爱；以欧仁·苏和大仲马为首的痛斥社会黑暗的作家，被永远地堵上了嘴。

而爷爷，虽然时而表现得疯癫，其他时候却清醒得很，洞悉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抱怨皮埃蒙特政府自从落入了达泽里奥和加富尔之流的共济会会员之手，就变成了一个信奉撒旦的犹太教堂。

“你知道，我的孩子，”他说，“那个西卡尔迪提出的法律废除了所谓的神职人员的特权。为什么要废除圣所的庇护权？难道教堂的权力还不如宪兵队的吗？为什么废除用于审判犯下普通罪行的神职人员的宗教法庭？难道教会无权审判自己人吗？为什么废除针对出版物的宗教预审制度？难道现在人人都能不加克制、不遵守信仰和道德、随心所欲地发表言论吗？而当我们的弗朗索尼大主教对都灵的神职人员下令，要求他们抵制这些规定时，竟被当作犯人逮捕，并被判入狱一个月！现在甚至开始镇压托钵修会和默观修会了，差不多有六千名修士，政府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还说用这些钱来支付本堂神父的薪俸，但如果把这些教派的所有财产聚为一处，所达到的数目，要我说，是王国内所有神父的薪俸总和的十倍乃至上百倍之多。政府把这些钱拿去建公立学校，教那些穷人他们用不着的东西，或用来给犹太人聚居区铺路！这一切都是因为‘自由国家中的自由教会’这句话，在那种自由国家里，真正有自由滥用职权的只有国家而已。真正的自由是人类遵循上帝的律法的权利和被判入天堂或下地狱的权利。如今，人们却把随自己意愿选择信仰和发表主张的机会当成自由，其实信什么都一样——对政府来说，你是共济会会员，还是基督徒、犹太教徒或苏丹的信徒，都没有什么分别。如此一来，所有人都对天主启示的真理漠不关心了。”

“所以啊，我的孩子，”一天夜里，爷爷痛哭过后，气喘吁吁地一面呻吟一面对我说道，他此时虚弱的身形在我看来和父亲无异，“大家都要走了，拉特兰牧师，圣埃吉迪奥牧师，穿鞋的和跣足的加尔默罗会修士，加尔都西会修士，卡西诺山的本笃会隐修士，西多会修士，橄榄山隐修会修士，最小兄弟会修士，方济各住院会修士，方济各会修士，嘉布遣会修士，圣母献主会教友，受难会修士，多明我会修士，仁慈圣母会教友，圣母忠仆会教友，奥拉托利会神父，还有贫穷修女会教友，圣十字会修会，穿浅蓝色或深蓝色教袍的圣母领报修女会教友，以及浸礼会教友。”

他像诵念玫瑰经一般背诵那份名单，神情越来越激动，到最后似乎都忘了喘气。其间，他让人把一份用猪油、黄油、面粉、欧芹、半升巴贝拉红葡萄酒、一只切成鸡蛋大小的肉块的野兔、兔心和兔肝、小洋葱、盐、胡椒、香料及糖一同烹调的酒汁炖兔肉端上了餐桌，他似乎从美食中得到了快慰。吃到正酣处，他突然瞪大了眼睛，随着喉头里发出的一声轻微的哽噎，他眼中的光芒熄灭了。

挂钟敲响了午夜的钟声，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几乎不间断地写作了太久。这会儿，不管我如何努力，都无法再回忆起爷爷去世后的头几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了。

我感到天旋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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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Île de la Cité，巴黎塞纳河中的一座岛屿，为巴黎旧城所在地。

(2)　Adam Weishaupt（1748—1830），德国哲学家，巴伐利亚光照派的创始人。

(3)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教皇国的司法大臣佩雷戈利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被刺杀。

(4)　法语，下流的、色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