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尼餐厅

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黎明

马尼餐厅……我知道自己是一个酷爱美食的人，因此我还记得在孔特斯卡普－多芬大街上的那家餐馆里，每个人的消费不超过十法郎，而菜品的质量也与这个价格相符。总不能每天都去富瓦约餐厅吧。在过去那些年里，很多人都跑到马尼餐厅去远远地瞻仰那些业已成名的作家，比如戈蒂埃或福楼拜，先前还有那位患上肺结核的波兰钢琴家，供养他的是一个成天穿着长裤四处乱转的放荡女人⁽¹⁾。一天晚上，我瞥了他们一眼，然后就匆匆出去了。那些艺术家，即便是远远地看上去，也让人难以忍受，他们环顾四周，想知道我们是否因为认出了他们而对他们表示敬意。

后来，那些“大人物”离开了马尼餐厅，迁移到位于布瓦索尼埃尔大道的布雷邦小牛咖啡馆去了，那里吃得要好一些，价格也更贵，但是“作诗是可以换来面包的”，在马尼餐厅因此而得以清静之后，我也曾去过几次，那是从一八八〇年代开始的。

我看到一些搞科学的人也经常光顾这里，比如像贝特洛⁽²⁾那样大名鼎鼎的化学家，以及很多萨尔佩提耶尔医院⁽³⁾的医生。那家医院离这里并不太近，或许是那些临床大夫想体会一下在拉丁区短暂散步的惬意，而不想在那些脏兮兮的、病人家属经常光顾的小饭馆里吃饭。大夫们谈论的话题很有意思，因为总涉及他人的缺点，在马尼餐厅，为了克服噪声的干扰，所有人都要提高嗓门说话，于是一只训练有素的耳朵就经常能捕捉到一些有趣的信息。留意别人谈话并不意味着要设法知道某个确切的消息。所有这一切，即使是毫无意义，也会给那一天带来乐趣，重要的是能知道那些别人不知道你知道的东西。

如果说文学家和艺术家通常是围坐在一起吃饭的话，那么搞科学的人就会像我这样独自一人进餐。然而，在相邻的餐桌坐过几次之后，大家也开始彼此熟识了。我认识的第一个人是迪穆里耶医生，一个极其讨厌的家伙，他真该扪心自问，像他这样一位面目可憎的精神病医生，怎么能让患者产生信任。他长了一张妒忌的脸，面色铁青，在世人眼中，这种面相属于那种永远屈居第二的人。他在樊尚开了一家专门接收神经患者的小诊所，但是他非常清楚，这家诊所永远不会像更有名望的布朗什医生开的那家诊所一样，既享有盛誉又有稳定的收入。然而迪穆里耶私下里总用讽刺挖苦的口吻说，三十年前在他的诊所里住过一个叫奈瓦尔的人（在他看来这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鼎鼎大名的布朗什诊所对此人的治疗却导致了他自杀。

我和同桌用餐的另外两个人关系十分融洽，他们是布鲁和布洛两位医生，这两个人非常特别，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双胞胎。他们总穿一身黑衣，衣服的款式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俩的嘴唇上都留着同样的小黑胡子，下巴却刮得一干二净，他们衬衫的领口总是略微有点脏，这在所难免，因为他们实际上就职于罗什福尔⁽⁴⁾医学院，他们是来巴黎出差的，每个月只来首都几天，为的是列席夏尔科教授⁽⁵⁾的实验。

“怎么，今天没有大葱吗？”一天，布鲁气呼呼地问道。布洛也同样气愤地问：“没有大葱吗？”

在侍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我在一旁的餐桌上插话道：“可是今天有上好的鸦葱啊，和大葱相比，我更喜欢鸦葱。”接着我便微笑着哼唱起来：“各色的蔬菜啊/皎洁的月光/我们是多么欢畅/引来过往行人的目光。/泡菜啊/围起圈来跳舞/鸦葱啊/也悄悄地跳起舞来……”

这两个邻桌吃饭的人被我说服了，也点了鸦葱。从那以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两天坐在一起热烈地交谈。

“您看，西莫尼尼先生，”布鲁对我说，“夏尔科医生正在对歇斯底里症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形式，表现为精神运动、感官和植物神经的各种反应。以前人们认为只有女性才会出现这种症状，是子宫机能紊乱所致，然而夏尔科医生的直觉却告诉他，无论男女都同样会出现歇斯底里的症状，其中可能包括瘫痪，癫痫，失明或失聪，呼吸、言语或吞咽困难的现象。”

这时布洛插话道：“我这位同事还没有说夏尔科医生自诩已经发现了一种能治愈这些症状的疗法。”

“我正要说这件事呢，”布鲁生气地说，“夏尔科医生选择了催眠术，然而直到昨天为止，这种方法还只有像麦斯麦⁽⁶⁾那样的江湖郎中才会使用。被催眠的患者应该能回忆起所受的创伤，正是这些创伤导致了歇斯底里症的发作，并能在意识到这些症状后获得痊愈。”

“他们痊愈了吗？”

“您算问到点子上了，西莫尼尼先生，”布鲁说，“在我们看来，在萨尔佩提耶尔医院经常上演的那些实验更像是戏剧，而不是精神病临床治疗。咱们先说清楚啊，这可不是在质疑这位大师万无一失的诊断技术……”

“对，并非质疑他的诊断技术，”布洛重申，“只是催眠术本身有点儿……”

布鲁和布洛给我讲解了各种催眠方法，从修道院院长法里亚使用的江湖骗术（这个大仲马笔下的名字让我支起了耳朵，但众所周知，大仲马也会抄袭史实）一直到布雷德⁽⁷⁾医生——一位真正的先驱——创造的科学催眠方法。

布洛接着说：“如今，那些优秀的通磁术催眠师都已经用上了更加简便的方法。”

“而且更加灵验。”布鲁肯定地说，“在患者面前摆动一枚纪念章或一把钥匙，让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摆动的物体，在一至三分钟的时间里，被催眠者的眼球就会跟着摆动起来，脉搏下降，双眼闭合，脸上出现睡意，一觉甚至能睡上二十分钟。”

“应当说，”布洛更正道，“这要取决于被催眠者本人，因为通磁术催眠法并不是依靠某些神秘液体的流动（那只是麦斯麦的无稽之谈而已），而是取决于自我暗示。这和印度苦行僧凝视自己的鼻尖或阿陀斯山⁽⁸⁾的僧侣盯着自己的肚脐眼所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不是特别相信这些自我暗示的形式，”布洛补充道，“然而在我们完全相信新的催眠术之前，只能把夏尔科个人的直觉付诸实践。但眼下我们担心的是会出现人格分裂的病例，也就是那些今天认为自己是这个人，明天又认为自己是另一个人的病人，然而这两个身份又彼此互不知晓。去年就有一个叫路易的病人来到了我们的医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布鲁解释说，“患者主诉症状包括：瘫痪、麻木、挛缩、肌肉痉挛、感觉过敏、失语症、皮疹、出血、咳嗽、恶心呕吐、癫痫发作、过度紧张、梦游、圣维特斯舞蹈症、语言系统紊乱……”

“有时他认为自己是一条狗，”布洛补充道，“或是一辆蒸汽机车。此外，他还有被害妄想症，视域局限，味觉、嗅觉和视觉错觉，假性肺结核充血，头痛，胃痛，便秘，厌食症，贪食症，嗜睡症，盗窃癖……”

“总之，”布鲁总结道，“这是一个典型病例。但我们现在并没有采取新的催眠方法，而是在这个病人的右臂上绑了一根钢条，这样一来就像变魔术一样，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人物。瘫痪和麻木的症状从身体右侧完全消失，转移到了左侧。”

“所以我们要面对另外一个人，”布洛肯定地说，“他一点儿也不记得片刻之前自己是谁。这个路易一会儿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一会儿又会变成嗜酒如命的醉鬼。”

“请您注意，”布鲁说，“通磁术催眠法即使在一定距离之外也能发挥效力。比如，在被催眠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他的椅子下面放一个装有含酒精物质的小瓶，那么他在梦游的状态下就会表现出醉酒后的一切症状。”

“您知道，我们的实践是非常注重患者心理的完整性的，”布洛总结道，“新的催眠术是让被催眠者丧失意识，而用通磁术催眠法则不会对人体的某一器官产生强烈刺激，只是逐渐增加神经丛的负荷而已。”

通过与布鲁和布洛的交谈，我确信他们两个就是白痴，用会让人产生痛痒的东西折磨那些可怜的精神病人，当我看到邻桌正在听我们谈话的迪穆里耶医生频频摇头时，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亲爱的朋友，”两天后，迪穆里耶对我说，“无论是夏尔科，还是罗什福尔医院的那两个家伙，他们都没有去分析那些患者的经历，或探究何谓人格分裂，而是考虑究竟应该对他们实施新的催眠术，还是用通磁术的金属条。问题在于，在很多患者身上，从一种人格向另一种人格的转化是自发进行的，其方式和时间都难以掌控。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催眠。在我看来，夏尔科和他的这两位弟子都没有充分考虑阿扎姆医生的经验和那个费里达的病例。对这些现象我们还知之甚少，因记忆而产生的困扰可能是由于大脑的某一未知区域供血不足所引起的，而歇斯底里的症状则可能是血管暂时性收缩的诱因。但是在丧失记忆的时候，是哪里缺少血液的流动呢？”

“是哪里呢？”

“这是问题的关键。您知道，我们的大脑有两个半球，或许某些患者有的时候用完整的半球思考，有的时候则用不完整的半球思考，而那里恰恰没有记忆功能。我在临床就遇到过与费里达非常相似的病例。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名叫蒂安娜。”

说到这里，迪穆里耶迟疑了片刻，好像是担心泄露什么机密似的。

“两年前，病人的一个亲戚把这姑娘托付给我，不久后他就死了，显然费用也没人支付了，我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把这姑娘赶到大街上去吧。我对她的过去知之甚少，但据她本人讲，好像从少女时代起，每隔五六天，在一阵兴奋过后，她就会感到头痛，然后就昏睡过去。她所谓的昏睡其实就是歇斯底里症发作。当她苏醒过来或平静下来以后，就会和之前判若两人，也就是进入了被阿扎姆医生称作‘第二身份’的状态。在那种将被我们定义为正常状态的情况下，蒂安娜表现得就像某一共济会组织的成员一样……您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本人也参加了大东方社⁽⁹⁾，应该说在共济会里是有好人的，但是您也许知道，也有各种各样传统的‘清规戒律’以及对神秘学的古怪嗜好，还有一些人（当然是些无足轻重之辈，幸好如此）热衷于撒旦教派的仪式。在那种必须要被认定为‘正常’的状态下，蒂安娜认为自己是撒旦教派或类似教派的信徒，她散布荒淫的言论，讲述情节淫秽的故事，企图诱惑男护士乃至我本人，我很抱歉提及这样一件令人尴尬的事，这也是因为蒂安娜属于那种人们常说的富于魅力的女人。我认为在那种状态下，她受到了自己在少女时代遭受的创伤的影响，并时常通过进入自己第二状态的方式，努力逃避这些回忆。在第二状态下，蒂安娜俨然一个温良贤淑、天真无邪的姑娘，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总是要读她的祈祷书，还想出门去望弥撒。然而那种出现在费里达身上的奇特现象，也同样出现在蒂安娜的第二状态中，当她是温良贤淑的蒂安娜时，会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在正常状态时的样子，并为此懊恼不已，她反问自己为什么会那样邪恶，还穿苦行衣来惩罚自己，因此她把自己的第二状态叫作她的‘理性状态’，而在回忆起她的正常状态时，则认为那时她陷入了幻觉之中。但是，蒂安娜在正常状态时却无法记起自己在第二状态时的所作所为。这两种状态以难以确定的时间间隔相互交替，使得蒂安娜时而在一种状态中生活几天，时而又在另一种状态中生活几天。我真的快要相信阿扎姆医生所谓‘完美梦游’的论断了。其实不只是梦游的人，那些吸食毒品、大麻、颠茄、鸦片或是酗酒的人，都会在清醒后忘记自己此前做过的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段对蒂安娜病情的叙述会让我如此纠结，我只记得自己对迪穆里耶说：“我会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一个熟人，他专管这样的可怜人，知道哪里可以收留一个父母双亡的女孩。我会让达拉·皮科拉院长出面处理此事，那是一位在慈善界颇有影响的宗教人士。”

因此，在我和迪穆里耶谈话的过程中，那一瞬间，我起码是知道达拉·皮科拉这个名字的。可为什么我对那个蒂安娜会如此上心呢？

连续几个小时，我一直在写个不停，连大拇指都写疼了，通常我只在我的写字台上用餐，在面包上抹上鹅肝酱和黄油，再喝几杯拉图酒庄的葡萄酒，以激活记忆。

我本想犒劳一下自己，没错，那就是光顾一下布雷邦小牛咖啡馆，但是在我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之前，我不能让别人看见我四处走动。也许迟早我要冒险再去一趟莫贝尔广场，好带些吃的回家。

现在别再胡思乱想了，还是接着往下写吧。

就是在那些年（我觉得好像是一八八五年或一八八六年），我在马尼餐厅认识了那位至今让我念念不忘的奥地利（或者德国）大夫，我想起他的名字了，他叫弗洛伊德（我想是这么写吧），一位三十来岁的医生，当时正在夏尔科那里做学徒，他当然要来马尼餐厅吃饭，因为他去不起更好的地方。此人通常坐我旁边的桌子，最初我们仅限于彬彬有礼地点头致意。据我判断，他是个生性忧郁的人，有点儿拘谨，羞涩地盼望着有人能听取他的心声，从而稍稍缓解内心的忧虑。有那么两三次，他试图和我搭讪以便聊上几句，但我始终保持矜持，未置一语。

虽然弗洛伊德这个名字在我听来不像斯坦纳或罗森伯格那么地道，但我还是知道，所有在巴黎生活和发财的犹太人都有一个德文名字，而且，我对他的鹰钩鼻产生了怀疑，有一天，我就此询问迪穆里耶，他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手势，随即说道：“我不太清楚，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敬而远之的好，德国犹太人是混血，我不喜欢。”

“难道他不是奥地利人吗？”我问道。

“那还不是一样？语言一样，思维方式也一样。我还没有忘记普鲁士人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游行的情景。”

“有人告诉我，医生是犹太人最喜欢从事的职业之一，就像他们喜欢放高利贷一样。所以，最好永远别缺钱，也永远别生病。”

“但医生里也有天主教徒啊！”迪穆里耶冷笑道。

我说了一句蠢话。

在巴黎的知识分子中间，在对犹太人表示反感之前，有些人总会承认在他们最要好的朋友里就有一些希伯来人。虚伪！我就没有犹太朋友（上帝保佑），我这辈子总是避免与犹太人接触。或许我避开他们是出于本能，因为犹太人（无独有偶，德国人也一样）的身上都散发着臭味（就连维克多·雨果也这么说，所谓“犹太人的恶臭”），这能把他们同别人区分开来，就像鸡奸者身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痕迹一样。我爷爷经常提醒我，犹太人身上的味道来自他们过量食用的大蒜和洋葱，抑或是山羊肉和鹅肉，黏黏糊糊的糖汁加重了这些东西的口味，让他们变得“味道鲜明”。但是这股味道也取决于他们的种族、被污染的血液和过度疲劳的腰部。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关于这一点，我认识的那些耶稣会士曾说得非常正确。

我之所以总能避开犹太人，也是因为我非常注重别人的姓氏。那些奥地利犹太人一旦发财，就会花钱买下那些雅致的姓氏，诸如花卉、宝石或贵重金属的名称，就像西尔伯曼（银）或戈德茨坦（金）之类，而最穷的人则买下格林斯潘（铜锈）这样的姓氏。在法国和在意大利一样，犹太人都改名换姓，用城市或地方的名字作为姓氏来伪装自己，诸如拉韦纳、摩德纳、皮卡第、弗拉芒之类，有的时候还能从共和历⁽¹⁰⁾上得到启发（比如姓弗洛芒、阿瓦纳或洛里尔⁽¹¹⁾）——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曾是弑君的神秘工匠。不过也要注意，他们自身的姓氏中有时已经隐藏着犹太血统了，比如莫里斯来自摩西，伊西多尔来自以撒，爱德华来自亚伦，雅克来自雅各，阿方斯来自亚当，诸如此类。

西格蒙德是犹太人的名字吗？我当时下意识地决定不要和这位江湖郎中走得太近。然而有一天，弗洛伊德在伸手取盐时，碰翻了桌上的盐瓶。作为邻桌，总还是有一些礼仪需要奉行的，我于是把自己桌上的盐瓶递给他，并告诉他，在一些国家，将盐撒落在地被视为不祥之兆，他却笑着对我说自己并不迷信。从那天起，我们就能聊上两句了。弗洛伊德的法语，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但是说得很费劲，为此他向我表示歉意。这些犹太人有着居无定所的恶习，因此需要熟悉各种语言。我礼貌地对他说：“您只要再提高一下听力就行了。”他感激地朝我微笑——这份感激也是黏黏糊糊的。

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也是个不老实的人。我一直听说那些犹太人应当只吃用他们的方法烹饪的特殊的食物，为此他们总是待在犹太人聚居区里。然而弗洛伊德对于马尼餐厅推荐的菜肴无一例外都要美美地吃上一口，而且也毫不在意每一餐都佐以一杯啤酒。

然而有天晚上，弗洛伊德似乎是想一醉方休了。起初他要了两杯啤酒，甜点过后，他一边局促不安地抽着烟，一边又要了第三杯。就在他挥着手说话的时候，他突然又把盐瓶碰翻了。

“真不是我笨手笨脚的缘故，”他抱歉地说，“实在是因为我太烦躁了。我已经有三天没有收到我未婚妻的来信了。我自己天天给她写信，虽不指望她也会这么对我，可这么久没有她的消息实在让我焦虑不安。我的未婚妻身体不好，我却不能陪在她的身边，真是让人揪心。此外，我也需要她对我做的一切事情表示支持。我想要知道她对于我去夏尔科家吃晚饭这件事是怎么看的。您要知道，西莫尼尼先生，几天前的晚上，我可是应这位大人物的邀请去他家赴宴的啊。并不是每一位年轻的大夫都有这样的机会，更何况我还是个外国人。”

“瞧，”我心想，“这个小小的犹太新贵想跻身有名望的家族，实现发迹。他因未婚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丝毫不离犹太人的好色淫荡的天性，不是吗？这些人脑子里只有性。你是在晚上想她的吧？你想她的时候，一边在手淫也说不定。你也该读读提梭医生的书。”不过我还是让他继续说下去。

“一同受邀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有都德的儿子、施特劳斯大夫、巴斯德的助手、法兰西研究院的贝克教授和意大利大画家埃米利奥·托法诺。为了这顿晚宴我花费了十四个法郎，买了一个汉堡产的漂亮的黑色领结、一副白手套、一件新衬衣，还有一件燕尾服——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穿。我还平生第一次剃了个法国式的胡子。为了克服腼腆，使自己更为健谈，我还服用了少量可卡因。”

“可卡因？那不是一种毒药吗？”

“任何东西只要过量摄入都会有毒，酒也不例外。我研究这种神奇的物质已经有两年了。您知道，可卡因是从美洲的一种植物叶子里提取出来的生物碱。美洲土著咀嚼这种叶子，用来抵抗安第斯山脉的高原反应。可卡因不同于鸦片和酒精，在引发大脑兴奋的同时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最适合作为止痛药使用，尤其是在眼病和气喘病的治疗领域。此外它还能够有效抑制酒精和毒品上瘾，对于晕船和糖尿病的治疗效果也很好，能将饥饿感、困倦感和疲劳感奇迹般地一扫而空，是烟草的上佳替代品，还能治愈消化不良、胃肠胀气、腹痛、胃痛、疑病症、脊柱炎、枯草热，也是治疗肺结核和偏头痛的良药。蛀牙引起急性牙痛时，将棉球用百分之四浓度的可卡因溶液浸湿后塞入牙洞里，就能立即止痛。可卡因最惊人的功效是能使抑郁症患者重拾信心，振作精神，变得更为积极乐观。”

他显然是在借酒浇愁，这会儿已经喝到第四杯了。他凑近我，就好像要忏悔似的。

“就像我总是对心爱的玛莎说的那样，对于我这样一个自认魅力不足，年轻时不像年轻人，现在年过三十却又无法变得成熟的人来说，服用可卡因再适合不过了。有一阵我满怀雄心壮志，发奋学习，可宅心仁厚的造物主在赋予世人天才印记的时候，从没有考虑过我，日复一日我就消沉了下来。”

他突然停了下来，那神情就好像意识到自己已经把灵魂完全公之于众了。“这个怨天尤人的犹太小子。”我暗自想，决定窘他一下。

“人们不是说可卡因就是春药吗？”我问道。

弗洛伊德涨红了脸，说：“也有这方面的功效吧，至少我觉得是……但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身为男人，我这方面的欲望并不强烈，而身为大夫，性不是一个吸引我的课题，尽管在萨尔佩提耶尔医院人们已经开始广泛谈论性的问题了。夏尔科教授发现，他的一个名叫奥古斯蒂娜的病人在歇斯底里症发作到一个严重的阶段时，会透露出自己所受的创伤来自幼年时遭受的一次性侵。当然，我不否认在引发歇斯底里症的创伤之中，会有一些与性相关，可并非全都如此。我认为把一切都归结为性实在是言过其实。不过也许是我这个小市民在假正经吧，使自己和这些问题保持距离。”

“不，”我心里暗暗说道，“你不是在假正经，而是像你那些受过割礼的同胞一样，为性所着魔，但又企图去忘记它。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淫秽的人什么时候对你的玛莎下手，让她生下一窝小犹太崽子，还让她因为疲劳过度而染上肺结核……”

此时，弗洛伊德又说道：“问题是我手头的可卡因已经用完了，我又重新被忧郁所困扰。古代的大夫们也许会说我的黑胆汁过量。我一度买到了默克的药剂，但现在他们因为只能买到劣质的原料而不得不停产了。新鲜的古柯叶只能在美国加工，目前最好的货源来自底特律的派德药厂，他们的产品颜色洁白，气味芬芳，溶解度更高。我曾经有过一批这样的可卡因，但在巴黎，我不知道要从谁那儿才能买到。”

对于我这样一个对莫贝尔广场及其周边地区的全部秘密了如指掌的人来说，这种事简直是小菜一碟。我认识一些家伙，只要和他们提上一句，别说是可卡因了，就是一颗钻石、一个狮子标本或是一坛子硫酸，他们也能在第二天给你送过来，但不能问他们是从哪儿搞到的。“在我看来，可卡因是一种毒药，”我心想，“不过用它来毒死一个犹太人未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于是我告诉弗洛伊德大夫，不出几天我就能让他得到足量的可卡因。弗洛伊德当然没有怀疑我对他提供帮助的动机。“您要知道，”我对他说，“我们买卖古玩这一行，人脉广得很。”

所有这些都和我自己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为了说明我们究竟是怎样熟识起来并且聊了些什么。弗洛伊德健谈而幽默，也许我把他误认为犹太人了。相比布鲁和布洛，我和弗洛伊德更能聊得开。有一次我和弗洛伊德谈到了他们二人的实验，并由此提到了迪穆里耶的那位女病人。

“您相信布鲁和布洛的通磁术能治好这样一位病人吗？”我问道。

“亲爱的朋友，”弗洛伊德回答说，“在我们研究的很多病例中，大夫往往过分看重对身体的治疗，而没有意识到病源极有可能是精神上的问题。如果病因是精神方面的，需要治疗的就是患者的精神，而不是身体。创伤型神经官能症的真正病因不是肉体的病变，这种病变本身通常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最初的精神创伤。人高度兴奋的时候，不也是会晕厥吗？所以，对于主攻神经疾病的大夫来说，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人是怎么晕厥的，而是什么事导致人兴奋到晕厥的地步。”

“可是怎么才能知道哪件事是兴奋源呢？”

“您瞧，亲爱的朋友，如果病人表现出明显的歇斯底里症状，就像迪穆里耶的那位病人一样，那么使用催眠法就可以人为地触发这些症状，使病人重新回忆起当初所经受的创伤。但其他一些病人由于自己的经历过于不堪，以至于他们决心抹去这段回忆，就好像把它埋在了心灵中一个无法触及的地带。这个地带太过深入，即使采用催眠法也不足以抵达。再者，为什么在催眠状态下我们的大脑活动能比清醒时更加活跃呢？”

“那我们难道永远无法知道……”

“我无法给您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我告诉您的这些都还是不成形的构想。有时我在想，是不是只有在睡梦中才能抵达那个地带。古时候人们就已经知道，梦是能揭示现实的。我觉得，如果一个病人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和一个懂得倾听他说话的人交谈，也许在他描述梦境的时候，那个最初的创伤就会一下子浮出水面，昭然若揭了。这在英国被称为‘谈话治疗’。您会发现，在您向别人叙述很久以前的事情的过程中，您会回想起一些已经遗忘的细节，或者说您以为已经遗忘的细节，但其实它们被保存在大脑的某个隐秘的沟回中。我相信，这种重建记忆的工作越细致，所能拾回的记忆片段也就越多。不过，纵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一点点苗头，也会造成强烈的精神不适，使人难以忍受，最终要对记忆进行……怎么说的来着？……切除？”

“瞧，这个犹太人露出马脚了。”我心想，我相信自己这时肯定满脑子都是犹太人的种种阴谋和计划，“这个民族想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成为医生和药剂师，从而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同时控制基督徒。如果我病了，你是不是想让我把自己交到你手上，将我所有的事情，连同那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统统说给你听，好让你成为我灵魂的主人？这比向耶稣会神父作忏悔还要糟，因为那时起码可以躲在忏悔室的格栅后面，说的也是人人都做的事情，因此所有人忏悔时的用词都如出一辙，几近专业化：我偷了东西，我和别人私通了，我对父母不敬。犹太人，你的用词把你给出卖了。你谈到切除术的时候，就好像要对我的大脑实施环切术似的……”

但此时弗洛伊德笑了起来，又要了一杯啤酒。

“您可别对我说的话信以为真啊，这不过是我这个空想者的幻想。等回到奥地利以后我就结婚，然后为了养家糊口我得开一家诊所。那时我会好好使用夏尔科教我的催眠术。我不是女巫，不会去窥探我的病人的梦境。我想知道，如果迪穆里耶的那位女病人服用些可卡因，病情会不会有所好转？”

我和弗洛伊德的交谈就此告一段落。这段对话在我的记忆里印象很浅，但现在我从头至尾都回想起来了，因为即使我无法达到蒂安娜那样的境地，也起码能做到像一个仅仅丧失了部分记忆的近乎正常的人一样存在。除了弗洛伊德已经不见踪影这个事实，我也无论如何不会去向大夫诉说自己的生平，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善良的基督徒。以我所从事的职业（什么职业？）而言，我可以有偿谈论别人的事情，但会不惜一切代价避而不谈自己的事情。不过，我可以把我的故事说给自己听。我记得布鲁（或是布洛）告诉过我，有些苦行僧能通过凝视自己的肚脐进行自我催眠。

鉴于此，我决定写下这部日记。这意味着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不过在叙述的过程中，我会逐渐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包括那些最无足轻重的小事，直到引起创伤的那个因素（怎么说来着？）露头为止。靠自己了。我想凭一己之力痊愈，决不把自己交到那些负责治疗女精神病人的大夫手上。

在动笔前（其实这会儿已经在写了，是从昨天开始的），为了把自己调整到适于自我催眠的精神状态，我会很乐意去一趟蒙托格伊街上的菲利普餐厅。我会平静地坐下来，对着菜单凝视许久。菜单上的菜肴从晚上六点一直供应到午夜。我会点克雷西素羹、比目鱼配刺山柑酱、牛脊肉和卤牛舌，最后还要一份黑樱桃酒冰淇淋和花式糕点，整个晚餐再配上两瓶勃艮第陈酿大喝一通。

吃完时可能已经是午夜了，这时我会研究一下夜宵菜单，点一份海龟汤（我脑中闪过了大仲马提到过的美味的海龟汤——这么说我认识大仲马？）和一份小洋葱三文鱼配爪哇胡椒洋蓟，最后来一份朗姆酒冰淇淋和英国香料蛋糕。到了后半夜，我会享用晨菜中的美食，即洋葱浓汤。我会欣然混迹于巴黎中央菜市场的装卸工中间，和他们一起品味这道菜。然后，我会喝上一杯特浓咖啡和一小杯混合了白兰地和樱桃酒的餐末烧酒，为一个忙碌的上午做好准备。

说实话，我会感觉昏昏沉沉，但我的精神会得到放松。

唉！我享受不了这么美好的休闲时光了。“我现在是个失忆的人，”我提醒自己，“如果在餐馆里碰上某个人认出了我，我却认不出他来，那时该怎么办？”

我还在思量，如果有人来旧货店找我，我该如何应对。那个要博纳富瓦遗嘱的人和那个送圣体饼的老妇人都被顺利打发走了，但一切都有可能朝更坏的方向发展。我挂出了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店主离开一个月”，想必不会有人知道这一个月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到什么时候结束。在我搞清楚更多的事情之前，我得躲在家里，只为了买吃的才偶尔出去一趟。禁食对我来说也许不错，我所遭受的这一切，未尝不可能是某顿过于丰盛的晚宴造成的。我恐怕是在宴会上饮食无度了……那是什么时候呢？那个神秘古怪的二十一日晚上吗？

另外，我如果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需要照布鲁（或是布洛）所说的那样凝视自己的肚脐。不过，既然我的肚子已经有我的岁数那么大了，外加又是酒足饭饱之后，要开始回忆，我得从镜子里凝视自己的肚脐了。

但从昨天起，我就开始回忆了。我专心地坐在写字台前，笔耕不辍，偶尔慢慢咀嚼几口食物。至于饮酒，我倒是毫不克制，这栋房子的最大优点就是它有一间储备充足的酒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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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指肖邦和法国女作家乔治·桑。

(2)　Marcellin Berthelot（1827—1907），法国化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

(3)　Salpêtrière，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精神病研究与治疗中心。

(4)　Rochefort，法国西部大西洋沿岸城市。

(5)　即让－马丁·夏尔科（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法国神经学家、解剖病理学教授。

(6)　即弗朗兹·安东·麦斯麦（Franz Anton Mesmer, 1734—1815），奥地利医生。

(7)　James Braid（1795—1860），英国外科医生，催眠术的先导者，在他的倡导下，对催眠术的研究转向了心理学领域。

(8)　Athos，希腊的一座圣山，山上的阿陀斯山修道院是东正教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

(9)　Grand Orient，共济会的一个重要分支。

(10)　法国共和历或称法国大革命历法，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时期的革命历法，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采用，目的在于割断历法与宗教的联系，排除天主教在人民生活中的影响，同时增加劳动时间。

(11)　这三个姓氏的法文分别是小麦、燕麦和月桂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