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野营

阿森纳v埃弗顿

1969年8月7日

在我的第一个完整赛季鸣锣开场时，我正在威尔士参加一个童子军野营活动。我一点儿也不想去。即使是最好的时候，我也从来不是喜欢高唱“神圣金刚，雄心万丈”的家伙，何况在我离家之前，我发现我的父母终于离婚了。实际上，这并没有太多困扰我，至少情绪上是这样：毕竟，他们已经分居很长时间了，法律程序只是给予这种分离一个简单确认而已。

可是，从我们到达野营地那一刻开始，我就无法抗拒、不可遏止地想家了。我知道，我会发现自己不可能撑过这十天离家在外的生活；每天早上我都给我妈打一通对方付费的电话，对着话筒可怜巴巴、令人尴尬地抽泣，央求回家。我知道这种行为相当软弱，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当一位年长的营友受命来跟我谈话，以便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时，我带着不知羞耻的热情告诉他我的父母离婚了：这是我想得出来的唯一解释，能够让人对我希望看见母亲和妹妹的那种娘娘腔产生谅解。诡计得逞了。在余下的假期里，其他人一直用一种恭敬的怜悯态度对待我。

第一个星期里我又哭又闹不停流泪，但是它并不能带来丝毫的轻松，星期六父亲匆忙从他在中部的事务所过来看我。星期六，当然，是最难过的一天。在赛季的第一个主场比赛日，我却被钉死在一片糟糕透顶的威尔士田野里，那种流离失所的感受愈发加剧。

此前好几个月的休赛期已经让我非常想念足球了。1969年夏天，我平生第一次感觉缺少点儿什么。我爸和我都面临着没有阿森纳比赛可看的问题；我们对运动版面不再有丝毫兴趣（在那个年头，还没有加扎[19]，没有可笑且毫无意义的季前热身联赛，那至少可以充作正式比赛来临前的一种替代选择；那时也还没有愚蠢疯狂的转会市场竞争，报纸连续好几周都没有任何关于足球的消息），而学校又不允许我们在网球场上踢着球乱跑。以前我总是热切盼望和欢迎夏天的到来，但是这一次它毁坏了我所依赖的规律生活，夏天让我窒息而不是解放——好像7月和11月交换了时序一样。

我爸在午后来到了野营地。我们走到田野边缘的一块石头上坐下；他说离婚这件事本身并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还说下赛季我们可以更频繁地去海布里。我知道在离婚这件事上他说得没错（尽管让他奔波两百英里就为了承认这个纯属多余），不过对球赛的承诺看起来非常空洞。比方说，此时此刻，阿森纳正在对阵埃弗顿，而我们为什么会坐在威尔士的一块石头上？我的那种自怜自艾彻头彻尾地打败了我，我真的开始把一切——差劲的伙食，噩梦般的步行拉练，狭小、不舒服的帐篷，令人作呕、满是苍蝇的便坑，还有，最糟糕的，西看台那两个空着的座位——都怪罪在我是个父母失和的孩子、家庭分崩离析这个事实上；其实，我之所以在这个威尔士中部的野营地，是因为我参加了童子军。在我一生中，这不是第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所有显而易见的逻辑都被一种自以为是的沮丧感排挤掉了。

快到5点时，我们回到我的营帐去听比赛结果。我们俩都深知，我爸这次来访是否成功，并不取决于他的保证和说服能力，而是取决于来自北伦敦的那个消息，我想父亲一定比平常更加卖力地祈求一场主场胜利。总之在前二十分钟我一点儿也没听清他在说什么。他坐在某个营友的睡袋上，穿着一身无可挑剔的、60年代年轻主管的标准便装，显得极不协调。我们调到第二广播电台。《体育报道》的主题曲让我的眼睛再次涌满泪水（在一个不同的、好得多的世界里，我们会坐在我爸公司汽车中烫屁股的真皮座椅上，试图穿过拥堵的车流，一路按响喇叭）；当音乐结束，詹姆斯·亚历山大·戈登大声宣布主队0—1败北。父亲仰头跌靠在营帐的帆布上，一脸疲惫，他知道这下他的时间都白费了。而我第二天下午就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