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968—1975》：主场初体验

阿森纳v斯托克城

1968年9月14日

我爱上足球，正如我随后爱上女人：突如其来，无可理喻，猝不及防，也丝毫都没有想到它以后可能会给我带来的痛苦和崩溃。

1968年的5月，这是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当然，我更多想到的是杰夫—阿斯特尔，而不是巴黎的五月风暴，[3]在我十一岁生日后，父亲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看西布朗对阵埃弗顿的足总杯决赛；有个同事给了他几张票。我告诉他我对足球不感兴趣，哪怕它是决赛——真的，当时就是这样，但是我仍不同寻常地通过电视看完了整场比赛。几个星期过后，我和妈妈一起看了曼联对阵本菲卡[4]的比赛，并为之痴迷；随之8月底，我很早就起床去听曼联队在世界俱乐部杯赛上的结果。我喜爱博比·查尔顿和乔治·贝斯特（当时我对铁三角中的第三号人物丹尼斯·劳一无所知，他因为受伤缺席了对阵本菲卡的比赛），激情令人惊讶地完全占有了我，它延续了三星期之久，直到父亲带我第一次走进海布里。

我的父母在1968年分居。父亲爱上了别人并搬了出去，我和母亲以及妹妹居住在家乡郡[5]一栋小小的独立房屋中。这种事本身非常非凡（尽管我不知道在班级里还有谁和我一样来自单亲家庭——在这个七八年之后才有M4号公路从伦敦延伸二十几英里到这里的60年代），和所有分手所造成的结果一样，它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伤害了这个家庭的所有四个人。

这种新的家庭生活状态无可避免地引发了一连串的难题，而在这种状况下，最关键的往往是最平常的事：那就是老套然而棘手的“一方家长周六带孩子去动物园”问题。通常父亲只在周中来看我们；没有人真的愿意呆在家里看电视，原因显而易见，但是另一方面，也的确没有可以让一个男人带着两个不满十二岁的孩子去玩的地方。通常，我们三个会开车去附近的小镇，或者去某个机场饭店，坐在刚刚擦黑就毫无人影的冰冷的餐厅里，吉尔和我吃着牛排或者鸡肉，反正就这两样，几乎默不作声（通常来说，孩子不是好的晚餐说话对象，何况我们已经将边看电视边吃饭当成了习惯），而父亲就在一旁看着我们。他一定非常渴望和我们一起去做些别的什么，但是在大都市之外的小镇，星期一晚上6点半到9点你根本没有多少选择。

那个夏天，父亲和我在牛津附近的一个旅馆待了一个星期，入夜我们坐在没什么人的宾馆餐厅里，我吃着牛排或者鸡肉，反正就这两样，几乎默不作声。晚餐结束我们和其他客人一起看电视，接着父亲喝多了。事情不得不改变一下了。

父亲在9月再一次想到了足球，当我说“同意”之后，他当时一定喜出望外。在此之前，我从未对他的任何建议说过“同意”，尽管我也从没说“不”。我只是礼貌地笑着，嘴里哼哼唧唧，表示似乎感兴趣但又不做任何明确回答。这是我为生活中的那个特殊时期发明的令人恼火的表达方式，谁知这种方式，一直跟着我到现在。有两三年，他试图带我去剧院；每次我都耸耸肩，咧着嘴傻笑，结果自然是父亲被惹恼了，然后对我说算了，这正是我所希望他说的。不仅仅是莎士比亚，我对橄榄球赛板球赛乘帆船远航以及到银石和隆利特旅行同样不感兴趣。我什么也不想做。这一切并非为了惩罚父亲的离开；我真的认为除了他想出的每一个地方，和他到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会非常高兴。

我确信，1968年是我人生中最为惨痛的一年。在父母离婚后我们住进了一间小屋，因为某种原因，我们甚至一度无家可归而不得不寄宿于邻居家；我患上了严重的黄疸病；然后我开始在当地的一家重点中学就读。要我相信随后俘获我的“阿森纳狂热”与这一团混乱毫无干系，除非我是榆木脑袋。（我非常怀疑，如果他们回想起走向痴迷的环境，多少球迷会发现某种类似的弗洛伊德情结？当然，足球很棒，无论比赛本身还是其他的一切，但是那些一个赛季开开心心去看几场比赛的人——只看大赛事，和垃圾比赛保持距离，绝对是明智的决定——和这些像中了魔咒一样每场必到的人到底有何区别？为什么要在星期三从伦敦赶往普利茅茨，用掉一天珍贵的假期，去看一场结果在海布里就已经被决定了的比赛？还有，如果这个球迷治疗理论多少有点道理的话，那么那些去看利兰戴夫杯赛[6]的人们潜意识里得埋藏着什么样的鬼念头？或许还是不要知道得好。）

美国作家安德列·杜勃斯[7]写过一个小故事叫做《冬日父亲》，描写一个因为离婚和两个孩子分开的男人。在冬天里，他和他们的关系敏感而紧张：他们从午后的爵士酒吧到电影院再到餐厅，一路冷眼相对；但是在夏天，当他们可以一起去海滩，他们就会处得很好。“绵长的沙滩和海洋是他们的草地；毯子就是他们的家；冰盒和保温壶是他们的厨房。他们再次像一个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情景喜剧和电影早就意识到地点的绝对意义，它们会描写男人带着任性的孩子和飞盘在公园里漫步。但是《冬日父亲》对我意味着更多，因为它比那一套更加深入：它尝试分解父母和孩子的亲情到底有何价值，简洁准确地揭示了为什么动物园游览注定毫无作用。

据我所知，在这个国家的布林斯顿和迈恩黑德都不能提供像杜勃斯小说里的新英格兰海滩一样的那种解脱，但我和父亲还是找到了这个地点的完美英格兰版。星期六下午的北伦敦给了我们一个共处的时机。当我们想说话时就可以说，足球让我们有了谈资（而且即使沉默也没有任何压力感），生活有了固定的套路，一种例行的方式。阿森纳球场是我们的草地（而且是一块英格兰草地，所以我们常常在瓢泼大雨之中痛苦地凝视着它）；布莱克斯托克路的枪手之鱼酒吧是我们的厨房，西看台是我们的家。这是一幅完美的场景，在我们热切期盼生活有所改变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这也是独一无二的：父亲和我妹妹就从来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共同生活的地方。也许现在不会再发生了；也许在90年代一个九岁女孩会认为她和我们一样有权去球场看比赛。但是在1969年，在我们的小镇，这观念还不是那么时兴，我的妹妹不得不和母亲以及她的洋娃娃呆在家里。

第一个下午的那场球赛我已无法回想起太多。记忆的诡妙之一就是让我清楚地看见了唯一的进球：裁判判罚点球（他跑进禁区，指向了点球点，有人大吼起来）；特里·尼尔罚球时一片寂静，戈登·班克斯扑出点球时全场一片叹息，但球碰巧落回了尼尔的脚下，这次他得分了。但我确信这个场景是从长久以来我所知道的类似意外中构建起来的，实际上我当时对此毫无意识。那天我真正看见的，是一连串让人疑惑、无法解释的事情，在球进网之后我周围每个人都站起来大声欢呼。如果我也这样做了，一定是非常尴尬地落后了其他观众十秒钟。

但我还有其他的，更加可信，也可能更有意义的回忆。我记得那所有铺天盖地而来的男性气息——雪茄、烟斗和粗话（那些词我以前也听过，但不是从大人嘴里出来的，也没有那么放肆），只是在多少年后，我才体会到，这些，对一个与母亲和妹妹生活在一起的男孩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我记得我关注拥挤的观众远远超过那些球员。从我坐的地方，大概可以数清两万个人头；这只有运动迷（或米克·贾格尔[8]或纳尔逊·曼德拉）能办到。父亲告诉我球场里的观众几乎和我所住的小镇的人一样多，我对此肃然起敬。

（我们似乎已经忘记足球观众仍然十分壮大，可能是因为战争以来观众有一些下滑。经理们时常抱怨当地居民缺乏热情，尤其是当他们实力平平的甲级或乙级球队已经好几个星期都在竭力避免一场溃败的情况下；但是事实上，在90/91赛季，德比郡队的比赛平均每场观众近一万七千人，那个赛季他们在甲级联赛垫底，这是一个奇迹。除去三千名支持客队的球迷，这意味着每场比赛至少有一万四千人在支持德比郡，这里面许多观众至少连续看了十八场最糟糕球队的表演，在其他赛季，他们也是如此。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去看？）

然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并不是观众的众多，也不是大人们被允许大声吼叫“人渣”，愿意多大声音就多大声音，绝对没人在意。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身边的大多数人痛恨呆在这里，真的痛恨。在我看来，以我对“享受”这个词的理解，似乎没有人觉得享受这个下午发生在这里的任何事。开场仅几分钟，真正的愤怒就爆发了（“你这个丢脸的家伙，戈尔德，他是个丢脸的家伙！”“周薪一百镑？周薪一百镑！他们应该为我来看你踢球而把钱付给我。”）；随着比赛的进行，愤怒转变为仇恨，然后又似乎凝结成沉默的抗议。是的，是的，我知道所有关于阿森纳的笑话[9]，在海布里我还能期待些什么呢？但是当我去看切尔西去看托特纳姆去看流浪者，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事：抱怨和失望是足球迷的本性，无论比赛结果如何。

我想我们阿森纳球迷内心深处都知道，海布里的足球大多数时候都不漂亮，因此被人称为“全宇宙有史以来最无聊的球队”的名声并不像我们假装的那样不可理解：尽管在我们处于成功一方的时候，大部分都被原谅了。我在那个下午所看到的阿森纳队已经有相当长时间令人瞠目地失败了。确切地讲，自女王登基之后他们就没有赢得过任何冠军，这种失败悲惨而难以掩饰，就像是在球迷们的伤口上撒盐。我们周围的很多人看起来就是那种看过每一个惨淡赛季里每一场比赛的样子。我似乎面对着一场灾难性的痛苦婚姻这个现实，让我这个下午拥有了一种格外激动的狂热（如果它是真实的婚姻，孩子们就会被隔绝在场地之外了）：一方跌跌撞撞企图讨好，另一方转过脸来面对墙壁，看都不想去看一眼。这些球迷大概都不再记得30年代（尽管在这60年代末还有很多人记得），当时俱乐部赢得了五次联赛冠军和两次足总杯，但他们应该会记得十年以前的康普顿兄弟和乔·墨瑟尔[10]；而拥有漂亮艺术装饰和雅各布—爱伯斯坦[11]雕塑的球场，似乎对眼前这些暴民的行为，甚至像我的邻居那样，相当不满。

当然，我去过公共娱乐场所；我看过电影、话剧，还在市政厅听过有母亲参加的合唱团演唱的《白马酒店》[12]。但那不一样。迄今为止我所遇到的观众都是花钱来买享受的，尽管偶尔会发现一些坐立不安的小孩或是哈欠连连的大人，但从未见过如此被愤怒、失望和挫折感扭曲的面容。痛苦的娱乐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观念，看起来像是某种我一直在等待的东西。

如果说这种观念塑造了我的人生，应该不算太离谱。我经常被指责对自己所爱的东西——足球，当然，还有书和唱片——太过虔诚，当我听到一张不好的唱片，或遇到有人对一本对我而言意义非比寻常的书指指点点时，我的确会感觉到某种愤怒。或许这就是阿森纳西看台上的那些绝望悲伤的男人所教给我的表达愤怒的方式；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靠做批评家谋生——也许这就是我写作时会听到的声音。“你这个人渣，X。”“布克图书奖？布克图书奖？他们应该为我读了你的书而把奖颁给我。”

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午，开始了我和阿森纳的不解之缘——其中没有任何缓冲的求爱过程——我相信如果当时我去了白鹿巷或者斯坦福桥，同样的事情也一样会发生，第一次体验中就是如此无法抗拒。为了停止这不可避免的狂热，父亲做了绝望但又能够理解的尝试，他很快带我去热刺看了吉米·格里夫斯独进四球，以5—1击败桑德兰队的比赛，但木已成舟，我对六个进球以及那些伟大的球员毫无感觉：我已坠入爱河，为了那支依靠一粒补射的点球击败斯托克城的球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