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定性研究

2.2.1 纯定性研究

竹德操（1983）研究认为，尤其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先进的技术并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能适用的技术。一种技术要成为能够广泛推广应用的技术，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这种技术必须具有良好的经济性，二是这种技术必须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三是这种技术必须切合当地农户的生产需求。

杨大春、仇恒儒（1990）研究认为，有五种心理阻碍农民接受新技术，从而影响到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它们是迟钝型麻木心理、经验型排他心理、谨慎型从众心理、短视型实惠心理、盲目型过急心理。

李季（1993）对农业技术向农民转移的作用机制开展了实地跟踪考察，研究发现，技术在郊区农村中的作用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一定能带来众多收益，相反，其作用机制非常复杂；科学研究的“技术”与农民眼里的“技术”，内涵和意义完全不一样；众多障碍因子影响到农民接受一项技术，这些因子涉及农民家庭、社区环境以及国家政策等各个方面。

康涛、谢莹月、胡周文（1996）研究认为，我国农民的技术采纳行为，一般基于渴求心理、农本心理、自给心理、守旧心理、求稳心理、从众心理、现实心理这几种心理。

周衍、陈会英（1998）研究认为，农业踏板原理对于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的新技术采用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对中国而言，农业技术采用与扩散中既有动力又有压力需求机制的形成，仍然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规模约束，素质约束，要素供给、资金和信息等基础条件约束，风险约束。

余海鹏、孙娅范（1998）研究认为，目前我国的科技推广应用障碍重重，既有农民自身文化素质、经营能力的制约，又有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要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必须分析并排除克服这些障碍。

褚保金、张兵、颜军（2000）研究认为，新的农业科技，一些技术是自下而上实践出来的，另一些则是自上而下研发出来的，农业科技发展是一个双向创新过程，因此科研部门的研发应当注重科学知识与传统知识的融合，增进二者的互补。

王传仕（2001）研究认为，技术转移的首要条件是技术的先进性，技术转移最终实现的必要条件是技术的适宜性，技术转移的最终目的是技术的经济性。

杨永生、杨晶、王浩（2001）研究认为，农业科技研究无视农户的技术需求和农业技术推广漠视农户的技术需求，是我国农业科技有效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经营规模，要素供给、资金和信息等基础条件，农民的文化素质，农户的生产组织化程度，农业的比较经济效益。

朱方长（2004）研究认为，农户采纳农业技术创新，既受到社会文化相容性的影响，也受到人际网络链中观念领导力量的作用，从而农业技术创新的采纳行为既表现出一般决策过程的阶段特征，又带有具体的个体差异。

赵邦宏、宗义湘、石会娟（2006）研究认为，农业技术并不是一个同质体，按其公共属性的强弱可将农业技术分为“公共技术”“准公共技术”和“私人技术”，面向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推广政策。

向东梅、周洪文（2007）指出，农业环境政策是影响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的重要因素，我国现行农业环境政策未能形成对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的有效刺激，需进一步调整完善。

姜英杰、钟涨宝（2007）分析了乡村文化对农业科技推广的影响，认为乡村文化与农业科技推广密切相关，农业科技推广要得到当地农民的积极响应并达到预期成效，必须重视并认真研究乡村文化，从而能够贴近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符合乡村文化，增强农民对农业科技的认同、接受度。

简小鹰（2007）研究认为，农业推广体系应响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以农户对技术的需求为导向，主要运用市场机制实现稀缺性农业技术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广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农业技术服务市场，打造以农户对农业技术的应用（消费）来引导农业技术的研究（生产）和推广（销售）的运行格局，促进农业技术的有效供给。

郭将（2008）研究认为，农户技术选择行为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即农户采用农业技术的现实性、农户经济行为和目标的双重性、农户经营行为的兼业性、农户投资行为的多样性。

袁涓文、颜谦（2009）对贵州山区杂交玉米推广状况的案例开展研究，认为农户在选择玉米新品种时，会考量高产、市场因素、劳动力状况、传统种植习惯、生计安排、风险意识、土地和居住环境等诸多社会经济文化因素，要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组织或个人不应只注意品种的高产与否，还要考虑农户的需求和当地社会文化因素。

李艳华、奉公（2010）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农民科技意识增强，农业技术需求呈现多样化发展，但农户采用的农业技术主要限于常规的物化农业技术，在农户需求的农业技术与采用的农业技术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崔宁波（2010）研究认为，我国农户技术采用偏好的总体倾向与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技术取向存在较大不一致，这极大地影响到现代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有：农户受眼前利益的驱动，轻视有机技术和农业资源保护技术的采用，重视生化技术和资源开发技术的使用，主要通过外延扩张、增加资源投入的途径来发展农业生产，不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农户受自身素质、生产惯习影响，更加青睐常规技术，接受现代农业技术迟缓，延缓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进程。

景丽等人（2010）研究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后提出，要让农民切实参与到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来，发展参与式农业技术推广模式。

向东梅（2011）分析了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的制度安排问题，指出我国现行制度对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的激励广度、激励幅度都不大，只有对现行制度进行改进，降低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的成本和风险，才能推动环境友好技术的广泛应用。

逯志刚、王志彬（2011）研究认为，自然、经济、社会、家庭等多种因素影响着农户粮食种植行为，可将农户的种粮行为简单划分为经济型、保守型、顽固型、激进型、无奈型和娱乐型等，农户种粮行为的类型不同，主要影响因素也不同，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有针对性地制定惠农政策和农业规划推动粮食生产。

刘智元、杨勇（2011）阐述了“以农民为本”理念下的农业推广。以农民为本，就是以农民的技术需求为本，从农民技术需求出发提供科技成果；就是以具体的农民为本，增强农业推广的针对性；就是以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为本，促进农民对农业推广的参与。

周建华、杨海余、贺正楚（2012）对农户的技术采纳决策行为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采纳状况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农户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采纳，受限于现行的农业经营制度，普遍不足；农户的技术需求、学习能力和政府驱动式推广体系等因素显著影响到农户对资源节约型、环境好友型技术的采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的推广，需要政府、市场、涉农组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以及农户自身发挥各自作用，形成推广合力。

毛丽玉、郑传芳（2012）研究认为，农业推广是一项系统工程，整合了研究人员、推广人员和农民的利益和行为，其核心是农民，所以要转变原有观念，以农民为主导开展农业推广。

邵腾伟、吕秀梅（2013）研究认为，就推广效果来说，以体验传播路径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优于以组织传播路径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这是因为前者能更好实现科技部门的技术创新与农民的技术应用之间的有效衔接，这为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改进明确了方向。

2.2.2 以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定性研究

秦红增（2004）对桂村20年来的科技下乡进行了研究：一方面肯定了乡村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与服务中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所做的种种努力，另一方面指出仍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少些指令、多些投入，注重农民的意愿和地方性知识的运用等等。

旷宗仁、左停（2009）研究认为，科技传播由于缺乏对农民认知行为发展规律及认知行为体系特点的认识，其话语体系和传播体制存在对普通、贫困农民的严重忽视和偏见，没能按照农民认知的规律特点开展传播活动，从而导致普通、贫困农民的能力、素质与生产长期得不到发展，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因此，应该改革现有传播体制、传播理念和传播方法，科技传播以农民为中心，加强与普通、贫困农民的沟通与互动、协作与会话，促进农民学习能力的增强，建立农民发展的良性循环。

李博、左停、王琳瑛（2016）基于当前农村社会的劳动力结构之变，农业承担功能之变以及农村发展的动力之变的现实，认为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势差”，所以重构农业技术推广的功能定位已经成为转型期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李博、左停（2017）通过对西部地区一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实践案例的分析，认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处于国家宏观农业政策诱导、农业技术推广主体行政逻辑与农户理性需求的共同博弈之中，多元行动主体与多重制度逻辑的交织使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陷入了一定的制度性路径依赖与结构性困境之中。因此，亟须国家、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民三者之间通过有效的利益调节与互动机制形成科学的制度匹配关系，破除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制度性路径依赖与脱嵌的三者关系，从而实现农技推广制度的有效衔接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