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定量研究
Rain和Gross（1943）的研究认为，人际网络对于技术扩散发挥着重要作用。
Griliches（1957）研究认为，一项技术能否被农户接受，取决于该技术与现存农作系统的相容性、技术本身的相对优势、简便性、可试验性、可观察性等因素。
Hicks等人（1970）研究认为，农户的农业技术采用行为受到其耕地禀赋和收入的重大影响，当农户缺乏某种资源时，为了节约该种资源的消耗量，农户会倾向于采用相应的新技术，从而促进了该种新技术的采纳。这就是著名的农业技术诱导理论。
E. A. Havens（1975）研究认为，资源分配、公共政策、社会结构、农地制度、市场风险等是影响农户技术选择的主要因素。
Schultz（1977）研究认为，农民受教育水平和自身素质的高低与新技术采用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
Gafisi和Roe（1979）研究发现，相比那些还不为人知的新品种，已经被大多数人了解的新技术更容易被采纳。
Rogers（1983）研究发现，农户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个人见识越广，越容易受到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
Caswell等人（1985）研究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果农选择灌溉方式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现代灌溉方式相比传统技术，节水程度高、市场网络广泛、农户的收入水平高，这大大促进了现代灌溉方式的采用，使用地下水的农户比使用地表水的农户更容易使用现代节水技术。
Caswell等人（1986）研究了地下水深度和土地质量对灌溉技术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地下水越深和耕地质量越差的地方，越容易采用节水灌溉技术。
Nowak（1987）的研究显示，农户在采纳保护耕地的农业技术过程中，十分重视相关信息的获取，如果没能掌握足够的信息，农户就会认定该项技术不能获利且具有风险。
Davis等人（1989）研究认为，无论新技术的操作是复杂烦琐，还是简单便利，潜在采纳者都会先对新技术进行需求判断、个人观感和价值评价，然后才会投入精力和时间去了解、试用。
Leather和Smale（1991）认为农民采用新技术具有不完全性，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农民在前一期采用新技术后，会基于之前获得的信息对采用全套新技术盈利性的真伪做出判断，从而决定是否采用全套新技术。
Dinar等人（1992）对以色列的漫灌、移动式喷灌、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滴灌等七种灌溉技术的采纳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的扩散受到水价、种植作物收益和政府对灌溉设施补贴的显著影响。
Adesina和Zinnah（1993）研究认为，农民年龄越小越容易采纳新技术，年龄越大，对风险等因素的考虑越多，越倾向于采用传统技术。
Atanu Saha等人（1994）研究发现，个人禀赋影响到农民对新技术的采纳，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程度；农民的经营规模越大，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也越大。
Saha、Love和Schwart（1994）对不完全信息扩散条件下生长激素（BST）的采用行为的研究认为，农户采用的决策行为分为三个阶段，即知道这种新技术、决定采用以及确定采用强度。以BST技术的采用为例，农户的年龄和教育水平对农户是否了解BST影响较大，农场规模对于农户是否采用BST影响有显著正向影响，早期的采用者往往是没有经验的农户。
Green等人（1996）的研究表明，对现代灌溉技术的采用发挥显著作用的是作物特性、耕地特性和是否使用地表水等因素，越是使用地表水的、土壤的渗透性越强、土地坡度越大、农户的耕地规模越大，越容易采用滴灌技术。
Barkley和Porter（1996）对美国堪萨斯州九个观测点1974年到1993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品种的生产特征和质量是影响小麦品种选择的决定因素。
Barham（1996）分析了BST技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从事乳业生产的农民中的采用和扩散，结果显示，农民获取信息的过程不同导致其技术采用和扩散的路径也不同。
Chaiwat Chanchowe（1997）研究了水稻种植农户规避生产投入风险行为，发现农户的生产投入决策与其年龄、收入和家庭人口数量多少因素相关。
Igbaria等人（1997）研究认为，农户如果认为循环农业技术是易用的，对它更感兴趣并且采用的意愿更强，且采纳意愿也会提高，也就是说，知觉易用性会正向影响知觉有用性。
Souza Filho（1997）对巴西的外部投入较低的可持续农业技术（LEISA）进行的研究表明，LEISA技术的扩散受到农产品价格下降和非政府组织的技术推广服务的有力推动。
D. Souza和Gebremedhin（1998）等人研究了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利用与市场与政府的功能、人口、经济、公共政策、家庭、社区、土地利用等的关系。
Bonabana（1998）研究认为，农户通过在农民田间学校的学习和相互间的信息沟通，增加了知识和人力资本，才更可能采用新的可持续农业技术。
Negatu和Parikh（1999）研究认为，农户了解到的某项技术能够增加利润的信息越多，越能促使他们采纳该项技术。
Schultz（1999）研究认为，农户对新农业生产要素的寻求、学习使用和接收速度，对其技术采用行为有着关键影响。
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等（2000）研究发现，要素禀赋条件是影响农业技术选择的主要因素，农户技术的选择行为受到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较大影响。
Carey等人（2002）的研究认为：水源充足地区的农户更容易采用节水技术；水源短缺的地区，如果存在水市场，农户会因为能够在水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水供给而延期采纳节水技术，如果没有水市场，农户更会立即采纳节水技术。
Feder等人（2003）研究认为，农民拥有IPM技术的知识越充分，就越对采用该技术的前景感到乐观，从而增加了采用该技术的可能性及程度，而农民最重要的知识来源是其他农民传播开来的技术信息。
Rogers（2003）研究认为，对新技术带来改善效果的感知是促使潜在采纳者变成实际采纳者的重要因素，结果展示是农户获得感知的重要途径。
Sheikh（2003）研究认为，农户采用免耕技术主要与农户跟技术推广部门联系的紧密程度有关。
Cai等人（2004）研究提出一个分析有利情况下农户最大化预期利润和不利情况下最小化损失风险的模式。在干旱年份，水的可获得性有限，运用节水灌溉技术维持作物的生产可以稳定农户收入；在普通年份，尤其是降雨量充沛的年份，水的可获得性增强，对灌溉水需求减少，这时，有的节水灌溉技术就不适用。因此在研究农户采用灌溉技术问题时，需要将未来水文状况这个不确定变量的影响考虑进去。
Jeff Alwang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厄瓜多尔农户种植马铃薯获得的IPM技术知识对他们采用新技术影响最大，这些知识是农户从农民田间学校、田间试验、技术手册和其他农户那里得来的。
Maria（2005）研究表明，厄瓜多尔马铃薯种植农户对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的采用，主要受到自身受教育程度的较大影响。
Wang等人（2006）的研究显示，农户的知觉有用性正向影响着采纳新技术的意愿。
J. D. Homa、M. Smale和M. von Oppen（2008）对尼日利亚农户选择水稻新品种的偏好和意愿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农户的经济条件、社会经验及对水稻品质特性的了解影响其选择水稻新品种时的决策。
齐振宏等人（2002）调查研究了湖北省的稻农水稻新品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采用新品种的成本和预期收益决定着农户是否采用水稻新品种，对水稻新品种选择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还有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以及健康状况等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和水稻种植面积。
张舰、韩纪江（2002）研究发现：对于大棚技术的采用，年龄、户主从事非农业程度和地区差异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孔祥智等人（2004）基于对我国西部陕西、宁夏、四川三省区419个农户样本、28个村级样本的调查，分析了两种采纳成本属于不同层次的技术（小麦新品种技术和蔬菜、水果的保护地生产技术）的采纳情况。结果显示，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可能性的大小受到新技术进入门槛和采纳机会成本的共同影响。
韩青、谭向勇（2004）对山西省农户灌溉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做了研究。结果显示，在灌溉技术的选择上，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存在明显差异，水利用率较低的传统技术一般被粮食作物采用，而水利用率较高的现代技术往往被经济作物采用；农户选择灌溉技术受到水资源短缺程度的影响；水价和是否有政府扶持对粮食作物灌溉技术的选择没有明显影响，而对经济作物灌溉技术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
张云华等人（2004）对山西、陕西和山东15县（市）353个农户采用无公害及绿色农药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农户采用无公害及绿色农药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耕地特征、农户的人口、农户能力特征、农户对农药的认识、农户与涉农企业和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的联系。
蒙秀锋、饶静、叶敬忠（2005）研究了农户选购农作物新品种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户的内部因素（农户受教育程度、农户收入水平、农户收入来源、耕地面积和劳动力状况）和外部因素（新品种特性、新品种价格、新品种的广告宣传、进步农户的“带头”作用、种子销售人员的业务素质、种子经营单位的数量、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和种植习惯）共同影响着农户对农作物新品种的选择。
曹建民、胡瑞法、黄季焜（2005）对农民技术培训行为与技术采用意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农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农民掌握的信息等因素决定着农民参加技术培训的行为；对于农民技术采用的意愿，技术培训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技术培训，农民采用新技术的愿望极大增强。
韩青（2005）分析了农户技术选择中激励机制的作用。研究发现，农户选择先进节水技术的预期能因有效的激励机制而增强，激励机制能促使农户灌溉技术供给行为从违约转向合作，从而增加节水灌溉技术的供给。
赵丽丽（2006）研究认为，农户对可持续农业技术的采用受到其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的较大影响，并且农户技术选择行为与政府的技术选择取向存在差异。
金爱武等人（2006）调查研究了浙江和福建3县（市）697个农户毛竹培育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对于采用竹林培育新技术，农户已有的经营习惯、获取技术的渠道、竹林立地条件的影响较大。
刘万利、齐永家、吴秀敏（2007）对四川省316个养猪农户采用安全兽药的意愿开展了调查。研究显示，养猪户采用安全兽药的意愿受到养猪户的性别、年龄、养猪年数、养猪户是否了解兽药残留对人体的危害、养猪户是否了解安全兽药的效果、养猪方面的产业化组织是否提供服务、在使用兽药过程中是否得到政府支持的很大影响。
刘红梅、王克强、黄智俊（2008）对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诸多要素对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起到促进作用，包括扩大经营规模、培育用水者协会等民间组织、实行定额用水并给予农户剩余水权的处分权、提高节水灌溉财政投入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度、加大财政扶持、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加大节水宣传教育力度。
廖西元等人（2008）对全国18个省（区、市）47个水稻科技入户示范县（市、区、农垦局）农业技术人员的推广行为和推广绩效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推广绩效受到农业技术推广形式和内容的重要影响，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次数越多、下田越频繁、指导时期越及时、农户的熟悉程度越高、推广内容指导得越好，农业技术推广绩效就越好。
李冬梅等人（2009）研究了四川省水稻主产区402户农户选购和使用水稻新品种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水稻产量、出售水稻的数量、农业技术员推广和亲戚朋友的购种行为与农户对水稻新品种的选择呈正相关关系；目前的种植业收入与农户选种呈负相关关系；农户以往的种植习惯、土壤特性、媒体广告宣传、种子公司推荐和农户年龄对其使用新品种意愿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有的地方是正向影响，有的地方是负向影响。
崔奇峰、王翠翠（2009）对江苏省农村户用沼气消费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农户选择使用沼气的最大推动因素是政府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人均生猪饲养量、家庭留守人口中最高受教育年限对农户选择行为起到正向作用，人均纯收入、家庭外出打工人口比例、农户位于粮食主产区、农户使用液化气对农户的选择行为起到负向作用。
杨建州等人（2009）对福建省永安市农户选择农业部农业农村节能减排“十大”技术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沼气技术的采用上，农户受是否获得政府补贴、对污染的可控性态度、经营土地总面积和家庭能源月消费额四个因素的显著影响；太阳能技术的采用上，农户的受教育年限、采纳技术是否获得政府补贴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轮作技术的采用上，农民的受教育年限、经营土地总面积、获取农业信息的渠道数、是否参加农业技术部门的指导和培训、对农业部门的服务是否满意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罗小锋、秦军（2010）对全国2110户农户开展调查，对比分析了农户对新品种和无公害生产技术的采用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户采用新品种和无公害生产技术都受到文化程度、借款难易、信息可获得性的显著影响；户主年龄、技术作用认知、耕种面积、年总收入因素，只对新品种的采用有着显著影响，对无公害生产技术的采用则没有显著影响；政府补助只对无公害生产技术的采用有显著影响，对新品种的采用没有显著影响。
唐博文、罗小锋、秦军（2010）研究了农户采用新品种技术、农药使用技术和农产品加工技术的重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户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特征和技术自身特征的差异，使得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也呈现差异，同一变量对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的影响各不相同。参加技术培训、信息可获得性、对技术作用认知因素显著影响三种技术的采用；专业技能、社会公职、外出务工比例、农户年收入因素不对三种技术的采用产生什么影响；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借款难易、参加合作组织、户主年龄只显著影响部分而非全部技术的采用。
满明俊、周民良、李同昇（2010）研究了陕甘宁村庄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的行为。结果显示，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用受到技术属性的显著影响，农户技术采用决策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不同技术具有的收益水平、技术风险以及对资源依赖程度存在差异，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的行为与影响因素呈现线性关系或者“正U型”“倒U型”关系。
满明俊、李同昇（2010）研究发现，农户采用新技术的行为基本符合“理性小农”理论和“技术诱导”理论，农户技术采用决策最重要的三种影响因素分别是家庭经济水平、技术投入成本和技术风险情况。
刘国勇、陈彤（2010）对新疆焉耆盆地农户主动选择节水灌溉技术的内在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农户主动选择节水灌溉技术受到农户的年龄、是否统一种植、对节水灌溉重要程度的认识、节水灌溉是否有风险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高雷（2010）研究认为，农业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有赖于农户对先进技术的采纳，农户采纳行为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主要有农户的文化素质、风险偏好、农户对农业新技术的态度等，外部因素主要有农村文化、农户的价值观念、农户所处的社会阶层、农村基层组织、农业保险以及农业推广体系等。
王宏杰（2010）调查分析了武汉市三个区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受到农户文化程度、农业科技人员服务水平和技术来源渠道是否畅通三个因素的显著正向影响。
秦军（2011）分析各种因素对农户生产技术需求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农户采用农药技术受到其文化程度、是否参加技术培训、借款难易、政府扶持的显著影响。
李俊利、张俊飚（2011）对河南省18个县市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对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水资源稀缺程度，政府的资金补贴，水费计量标准，户主性别、年龄、打工经历等。
王士超等人（2011）调查研究了河北平原农村小型户用沼气建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参与小型户用沼气建设的意愿起到显著负作用，而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比重起到显著正作用。
李后建（2012）对中国粮食主产省农户采纳循环农业技术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因素方面，知觉易用性和知觉有用性是促使农户采纳循环农业技术的关键。外部因素方面，技术特征、结果展示和采纳条件有助于农户知觉循环农业技术的易用性和有用性；农户循环农业技术采纳的意愿受到技术特征和采纳条件直接和间接的正向影响；外部因素、内部信念对农户循环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作用程度，会随着农户收入或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陶群山、胡浩、王其巨（2013）对安徽省336个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小，新技术越容易，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越强烈，农户的环境意识越强，销售渠道越畅通，政府补贴越多和新技术宣传越充分，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越是强。
王琛、吴敬学（2016）运用河南、辽宁两省粮食生产大县的粮食种植农户生产行为调研数据，从农户视角考察影响农户对生物化学型和机械型技术选择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个体间差异导致对两类技术需求的偏好不同，提高技术感知易用性对农户选择新技术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乔金杰等人（2016）利用山西和河北两省调研数据，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低碳农业技术采用的干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补贴政策对技术采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风险对技术采用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补贴分配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参加项目是补贴分配的制度门槛，土地规模和土地产权是补贴分配的显著制约因素。
朱萌等人（2016）基于湖北五市320户稻农的调研数据，分别探讨了稻农采用新品种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机械化技术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国家粮食补贴金额、水稻种植规模、家庭人均年收入、种粮积极性、家庭人口数量显著影响稻农采用新品种技术。
苗建青、李容、杨庆媛（2017）探讨了影响石漠化地区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用意愿的因素。结果发现，在生态脆弱区的石漠化地区，土地禀赋对生态农业技术的传播具有强烈制约作用，政府的扶持能够推动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吸引高素质的人才。
宾幕容、文孔亮、周发明（2017）基于湖南462个养殖农户调查样本，对农户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经济性和主观规范对农户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意愿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感知经济性和感知易用性均通过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对农户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意愿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感知经济性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影响，但是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不显著。
李曼、陆迁、乔丹（2017）以甘肃省张掖市6个镇394份入户调查资料为样本，分析了技术认知和政府支持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对节水灌溉效果水平的认知和政府推广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有显著影响作用。
耿宇宁、郑少锋、王建华（2017）基于陕西省357户猕猴桃种植户随机分层抽样调研数据，对农户采纳生物防治技术的行为决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对保护型生物防治技术与增强型生物防治技术的选择存在显著替代效应；户主种植经验、文化程度、技术评价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技术可行性是制约农户采纳人工释放天敌技术和生物农药技术的重要供给因素；政府通过科技示范、技术培训、财政补贴促进了生物防治技术推广，但在生物农药示范推广与财政补贴政策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空白；供应链组织显著影响农户的技术采纳行为，但不同供应链组织模式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王世尧、金媛、韩会平（2017）研究发现：农户技术的采用决策是周围农户技术采用率、预期产量优势和价格（指数）的函数。决策者周围农户的技术采用率越高、新技术的预期产量优势越明显，农户越有可能接受新技术，并使得新技术不断扩散。价格指数变化越快，农户越倾向于采用新技术。政府要推行环境友好型新技术就必须以直接或间接降低与技术采用成本和预期收益相关的外部条件为目标。
李宪宝（2017）对异质性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行为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农业生产要素规模、结构及技能水平差异，导致异质性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成本、收益及风险判断的不同，使其技术内容、推广途径及推广主体选择呈现显著差异；小规模兼业农户偏好由政府推广机构通过技术人员现场指导的方式提供生产阶段的技术；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偏好由农资企业通过公共传媒提供与其规模经营特征相适应的技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偏好通过组织自身的技术选择及应用满足其多元化技术需求；农业企业偏好通过经营性推广主体的多元化推广途径，获得服务其经营目标的各类技术。
耿宇宁、郑少锋、陆迁（2017）以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603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经济激励与社会网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激励通过价格机制和补贴机制显著促进了农户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但由于农户更关注农产品市场价值以及绿色防控补贴政策的不完善，使得市场激励机制在促进农户技术采纳方面的作用明显大于政府激励机制；社会网络通过信息获取机制和社会学习机制显著促进了农户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但由于绿色防控技术兼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复杂性，使得异质性社会网络在促进农户技术采纳方面的作用明显大于同质性社会网络。
高瑛等人（2017）对农户特征因素、耕地特征因素、农业生产财政和管理特征因素及其他外源性因素对农户采纳决策（保护性耕作、施用有机肥和测土配方施肥）的影响情况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农户和耕地特征方面的因素是影响采纳决策的主要因素，国家政策和农业收益是受访农民选择的影响其采纳决策的重要因素。
乔丹、陆迁、徐涛（2017）以甘肃省民勤县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了社会网络、推广服务两种渠道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推广服务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作用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表现为社会网络内在维度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促进作用，间接效应表现为社会网络可以正向影响推广服务效果，进而促进技术采用；水资源稀缺认知和技术的有用性认知可以促进技术采用，良好的社区环境可为技术采用提供外在保障。
余威震等人（2017）基于湖北省武汉、随州、天门三市的281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背离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在采用有机肥技术意愿与行为上发生背离，在认知领域，主要是受性别、年龄、从众心理、土壤肥力、种植规模、生态环境政策认知、化肥减量化行动认知以及绿色生产重要性认知共八个因素的影响，证实了农户绿色认知差异是导致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背离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解释结构模型结果来看，生态环境政策认知、化肥减量化行动认知是表层直接因素，绿色生产重要性认知是中间层间接因素，性别、年龄、从众心理、土壤肥力以及种植规模是深层根源问题。
冯晓龙、仇焕广、刘明月（2018）利用陕西苹果种植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农业产出及产出风险对其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决策与采用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期望产出与产出下行风险分别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农户技术采用决策与采用强度，期望产出显著正向影响中小规模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而产出风险则显著负向影响大规模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合作组织参与是影响不同规模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的共同因素。
薛彩霞、黄玉祥、韩文霆（2018）运用陕西省白水县284户苹果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政府补贴和采用效果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持续采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给农户任何形式的补贴都可以有效地激励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相对于资金补贴，基础设施补贴和设备补贴更有利于农户持续采用节水灌溉技术；采用效果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技术适用性对农户持续采用行为有促进作用，及时解决农户在技术采用中遇到的问题有助于提高农户技术采用的经济效益。
黄腾等人（2018）基于甘肃省5市285户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认知和采用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与农户技术认知存在倒U型关系，性别、教育程度、村干部经历、农业种植结构、政府资金支持、政策认知与农户技术认知呈正相关；节水技术认知、家庭纯收入、农业收入占比、政府资金支持与技术采用强度呈正相关，村干部经历、到乡镇距离、农业种植结构、社区灌溉设施与技术采用强度呈负相关，农户节水技术认知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与区域差异。
徐涛等人（2018）利用民勤县354份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技术认知与补贴政策认知对农户采用节水技术的不同阶段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初始采用阶段到后续采用阶段，农户感知技术的易用性有所提升，而感知技术的有用性与感知补贴政策的合理性有所下降；感知有用性对农户采用意愿的影响相对于感知易用性有所增强；补贴政策认知对农户采用意愿的影响有所提升，并成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郑旭媛、王芳、应瑞瑶（2018）利用不同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揭示了不同类型农户技术选择偏向的内在决定机制以及农户技术选择的行为逻辑和制度性障碍。研究表明，规模户、高兼业户与低兼业户群体在不同属性技术选择上差别明显，不同类型农户的禀赋特点与不同农业技术属性存在非对称性和偏差，是不同类型农户技术选择偏向有所差异的重要原因，而不完全要素市场条件下的农户初始禀赋约束难以缓解，加大了农业技术推广难度。
毛慧、周力、应瑞瑶（2018）基于对肉鸡养殖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风险偏好与技术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厌恶程度对农户是否采纳技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风险厌恶程度越高的农户技术采纳可能性越低；风险厌恶程度对农户技术采纳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风险厌恶程度越高的农户技术采纳时间越晚；参与契约农业有助于缓解农户风险厌恶程度对技术采纳行为的抑制作用，具体表现为风险厌恶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参与契约农业，而参与契约农业可以促进农户采纳技术。
薛宝飞、郑少锋（2019）对陕西省猕猴桃种植户质量安全生产技术选择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果品种植面积、果品收入比、是否加入农业经济组织、果品认证作用、是否参加过质量安全控制培训、是否按规施用农药对农户果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使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畅华仪、张俊飚、何可（2019）利用湖北省388户微观农户调查数据讨论了技术感知对农户生物农药采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服务感知在农户生物农药采用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不同技术服务主体作用强度依次为：政府＞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技推广组织，而技术获取感知对农户的采纳决策影响较小。
黄炎忠等人（2019）利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当阳市的372个果菜茶种植户样本，探讨了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采纳行为表达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技术环境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施用行为的影响极显著，其中地块要素和原料获取是阻碍有机肥施用行为表达的两大主要因素；农户的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采纳行为主要受农业劳动力数量、地块土壤肥力、农产品销售难易度、有机肥获取成本、地块平均坡度、农产品价值认可度、政府宣传力度、是否养殖畜禽和有机肥补贴政策的影响。
董莹、穆月英（2019）比较分析了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优势产区959个农户调研数据。得出结论，参与服务与自主采纳两种环境友好型技术路径使农户处于不同的生产前沿面；基于环境友好型技术优势的营销服务能显著提升技术转化率，但技术配套物资购买服务却降低了技术转化率；参与服务农户比自主采纳农户的综合效率高，“干中学”与“示范效应”下的技能扩散是其中主要的增效机制。
费红梅、刘文明、姜会明（2019）通过分析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索各群体的内部性差异。结果显示，技术有效性、技术应用成本和推广渠道直接影响农户技术采纳意愿；非农收入比重、预期收益、土地转入年限、邻里示范作用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意愿；不同群体农户技术采纳意愿及对各影响因素的反应差异明显。
程琳琳、张俊飚、何可（2019）利用湖北省615个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网络嵌入与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路径及其群组差异。研究发现，网络嵌入和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风险感知在结构嵌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
袁明达、朱敏（2019）基于川、湘两省农户调查数据，从市场意识和科技意识两个维度将被调查农户分为市场型、创新型、技术型、传统型和服务型5类，构建了5种类型农户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信息服务方式、内容、态度、效果及能力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