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译本序(3)
虽说要到小说最后一章才揭示叙述者就是里厄大夫，但在书中有众多迹象表明里厄大夫就是叙述者。例如，叙述者在第一部第一章末尾指出，“他扮演这个角色，就得去收集这部纪事中所有人物的知心话”，而书中能做这件事的人，只有贝尔纳·里厄一人。又如，塔鲁在笔记本里描绘了里厄的肖像，而据叙述者看，“这肖像描绘得惟妙惟肖”，也说明他就是里厄大夫。另外，叙述者进行议论，把格朗誉为“不爱抛头露面的微不足道的英雄”之后说：“里厄大夫[……]至少持这种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叙事往往围绕里厄大夫的活动来进行，第一章的开头往往提到大夫，如：“四月十六日上午，贝尔纳·里厄大夫走出诊所”，“塔鲁记载的数字准确。里厄大夫对此有所了解”。读者也往往跟他一起和格朗、塔鲁、朗贝尔、帕纳卢等人相遇。另外，我们了解格朗和朗贝尔的活动和思想，只是因为里厄大夫也对此了解，而且加缪总是明确指出这点。例如，在第二部中叙述了朗贝尔为离开奥兰市而进行的一切活动，但这些事里厄大夫全都知道，下面两个插入句可以证明：“根据朗贝尔对里厄大夫提出的分类方法”，“正如朗贝尔略带苦涩地对里厄说的那样”。由此可见，朗贝尔把自己的活动都告诉了里厄，而书中的叙述则是由里厄转述。在叙述涉及朗贝尔的活动时都会有这种标记，如“有一天，朗贝尔对他说，他喜欢在凌晨四点醒来，并想念自己的城市”，“他[朗贝尔]获悉确实无法通过合法手段出城之后，曾对里厄说，他决心采取其他手段”等等。
既然书中已有众多迹象表明里厄大夫就是叙述者，那么，又为何要到最后一章才承认这点？对这个问题，小说中作出了回答：叙述者指出，他隐姓埋名，就能采取客观证人的语调，使他的证词变得更加有力。而如果加缪从一开始就让里厄大夫来叙述，他就会使这个人物变成自我吹嘘的英雄，叙事也必然要使用第一人称。而让一个匿名的叙述者来谈论里厄大夫，就可以只谈事实，不谈人物的内心感受，使这个人物变得谦虚谨慎，而在加缪看来，这也是真正的英雄必备的一种优点。另外，用第三人称来写，也就不需要写出他这个“分离者”的痛苦。
然而，初稿中使用四位叙述者的设想，在定稿中仍留下痕迹，最明显的是塔鲁的笔记。这也是叙述者使用的一种材料，使叙事显得更加真实。叙述者认为，“提供另一位证人对前面描述的时期的看法不无裨益”，虽说他“似乎对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有独钟”，但他的笔记“仍可为这个时期的纪事提供大量次要的细节”，并展示疫城生活“最真实的图像”。塔鲁作笔记并非是为了留给后世，也不是说教和评论，如对逗猫的矮老头和哮喘病老人的描写，他只是对法官奥通有漫画式的描写。
读者从一开始就得知，叙述者是位业余历史学家，因此他对材料的处理也显得随心所欲。他设法使塔鲁这位“危险的竞争者”的笔记，不要给他的纪事蒙上过多的阴影。为此，他采用了下列手法。一是对塔鲁的笔记分散引述，使这另一“纪事”处于次要地位。二是他不仅限制“笔记”的篇幅和出现次数，而且还对其进行审查和评论，说“这种纪事十分特殊”，并说其中有“反常的言语和思想”。三是对“笔记”进行压缩，如不谈塔鲁提供的细节，或者把塔鲁记载的话变成间接引语，如“他也继续观察他爱看的那些人物。据说，那个戏弄猫咪的矮老头也活得凄惨”。由此，这些“笔记”的原意有了改变，它们控制在叙述者手里，任凭他如何处理。他不但控制了所有的材料和证词，而且也控制了所有对话，有时完全重写，有时则进行压缩。例如里厄和塔鲁的第一次谈话由里厄大夫全文报导，因为据他看，塔鲁只认为这次长谈“收效甚佳”，却觉得没有必要记在笔记本上。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一种安排，目的是使叙事更加统一，而不是因为里厄大夫野心勃勃。也正是作者的这种安排，使平庸无奇的格朗在患病后奇迹般康复，而才干出众的塔鲁却一病不起，命赴黄泉。不过，作者也为此写下伏笔：“鼠疫会放过体质羸弱之人，尤其会杀死身强力壮之人。”
为了摈弃抽象概念，为了使鼠疫的景象更加生动，加缪让主要人物承担一个艰难任务，那就是使这个事件具有深刻意义。当然啰，“人不是一种观念”，《鼠疫》也不是一部主题小说：格朗、里厄或朗贝尔都不是用来传达一种思想，塔鲁不是用来表达荒诞哲学，里厄也不是用来表达反抗哲学。虽然如此，小说的主要题材仍要由人物来表现，主要有朗贝尔、科塔尔、格朗、帕纳卢神甫、法官奥通、塔鲁和里厄。
朗贝尔是巴黎一家著名报社的记者，被派到奥兰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他是追求个人幸福的青年，城门因鼠疫流行而关闭后，他想方设法离开这城市，以回到巴黎跟心上人团聚。最后事情即将办成，他却感到这样离开可耻，决定留下来跟里厄一起战斗。在鼠疫消退、城门重开之后，他终于跟妻子重逢。他的经历也借鉴了同样是记者的加缪的经历：加缪也曾流放，于一九四二年跟妻子分离，直至法国解放。
科塔尔是个神秘人物，因为他的生活跟其他人物不同。读者认识他是从他自杀未遂开始。他这个人神秘莫测，因为他不仅是酒类代理商，而且以前还犯过事。他在鼠疫流行期间靠走私发财，在鼠疫消退后失望而又沮丧，最后竟疯狂地向行人开枪，结果被警察逮捕。他跟朗贝尔完全相反，受自私心理驱使，拒绝参加卫生防疫工作，在城市解除瘟疫之后就变成了疯子。
格朗是市政府小职员，虽说毫无英雄气概，却“具有默默工作的美德，是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真正代表”。他也是“分离者”，但这种分离跟城门关闭无关，而是因为家境贫困，使妻子离他而去。叙述者谈到他时既幽默又充满感情。他因想不出恰当的词语，无法写申请书，也无法给妻子写一封情书。他想写一部小说，修改了上百次，却只写出第一句话。他的姓格朗，法语为Grand，意为“伟大”，似乎跟他的情况完全不同。然而，他做事勤勤恳恳，为人宽厚、正直，看法正确，处事低调，却想使自己的生活具有伟大意义，让别人对他“脱帽致敬”，因此，他代表的是某种英雄主义，在作者看来也许是小说中最激动人心的人物。另外，格朗是唯一没有出现在塔鲁的笔记里的人物，他完全在叙述者的掌控之中。
帕纳卢神甫是“博学而又活跃的耶稣会会士”，但加缪却使他在许多方面像冉森教派教徒，即严守教义，却十分悲观，认为万能的天主只赐恩于少数选民。他又是学者，是研究圣奥古斯丁的专家，而圣奥古斯丁的思想却是冉森教派的源泉。他在鼠疫流行期间作了两次讲道。第一次讲道时认为鼠疫是天主降灾。但在法官奥通的儿子死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在第二次讲道时已不像第一次那样纯粹在说教。不久之后，他也患病，却拒绝医生治疗，仍然坚信天主，死后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这“可疑”也许同时针对他的信仰。可以说，他第一次讲道反映出德军占领初期法国教会某些领导人的看法，即法国人理应遭到失败；但他参加卫生防疫组织之后，就成了参加抵抗运动的所有天主教徒的代表。
法官奥通是小说中最早出现的人物之一。他循规蹈矩，对自己确信无疑，他一家人就餐的情况，塔鲁在笔记本中作了漫画式的描写。他为人处事铁面无私，在儿子死后才发生变化，对世界的看法变得更加人道。他这个法官在鼠疫流行期间无事可做，就参加卫生防疫工作，最后也患病死去。
塔鲁是除里厄之外在小说中所占据篇幅最多的人物，也是作者让他连续讲述过去经历的唯一人物。他父亲是代理检察长，工作是判处某些被告死刑。他因此参加革命斗争，以跟把谋杀合法化的社会进行斗争。但他发现那些革命者也在杀人，就决定不再杀人，但因此却对自己判处终生流放，这也使他不再相信能使生活有意义的理想，而是只想求得安宁。来到奥兰后不久，鼠疫发生，他主动提出建立卫生防疫组织，跟里厄并肩战斗，最后患病死去。他的追求虽然失败，至少像反抗者那样生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