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译本序(2)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确定的地点阿尔及尔，默尔索住在贝尔库尔街区，加缪小时候曾跟母亲一起住在那里。其他几个地点也符合实际情况，如监狱位于高地，从那里可以看到大海。唯一与事实不符的地点是发生枪杀的海滩，在小说中要比实际上离城市近得多。另外，默尔索虽说对时间毫无概念，对地点却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例如，他说“养老院位于马伦戈，离阿尔及尔有八十公里”，到海滩“要穿越俯瞰大海的小高地”，并说萨拉马诺老头在里昂街遛狗。但他对地点也会有不现实的感觉，如把牢房称为“房间”，说“那里已经有好几个囚犯”，并说“我在我的单人牢房里就像在我家里一样”。另外，每个地点都可能同时有不同的价值，如海滩曾是默尔索和玛丽一起洗海水浴的地方，后来却成了枪杀阿拉伯人的地点，养老院和监狱虽说都不是好地方，却能使默尔索呼吸到泥土的清香。主人公在第一部中是自由人，但所处的空间却大多是封闭的，即使海滩也是如此：“我们仍待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周围的一切已把我们封闭起来。”第二部中他已入狱，所处的空间却并不显得十分封闭，因为他不断跟外界接触，通过跟他说话的人，或是通过外面传来的声音。由此可见，小说中的空间，既不是完全客观、真实，也不是完全主观、凭感觉产生，而是把这两者的一些成分结合起来。

小说中对时间的表现则问题更多，更加矛盾。一方面，默尔索对时间的流逝有着清楚的概念，发生的事件的先后顺序也很容易看出。小说第一部持续的时间为两个星期半，从一个星期四到一个星期日，每一章的时间为一至两天。第二部则有整整一年，最后一轮庭审于六月底结束。虽说时间较长，默尔索仍清楚地记得一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如把铁饭盒当镜子照是在入狱五个月之后，另外，他也记得玛丽来探监的大致时间。然而，在时间方面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如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我们最多只能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默尔索的年龄无法确切说出，而他什么时候辍学，什么时候第一次跟玛丽相遇，我们也无从知道。默尔索对未来没有任何计划，仿佛一直生活在现时之中。对过去的事，他可以清楚地记得十一个月前审讯时的一些细节，而对不久前举行的母亲葬礼，却只留有“几个印象”。总之，默尔索重视某些时刻，谈得较多，而我们却认为这些时刻并不重要甚至多余，如描绘塞莱斯特的饭馆里跟他同桌吃饭的矮小女子，而对有些重要时刻却避而不谈，如他母亲葬礼结束时的事。我们也许可以用默尔索在狱中说的话对小说中时间的处理作一总结：“我弄不清楚，这一一天的日子，怎么才会既长又短。日子要过，当然就长，但在拉长之后，这一天天的日子最终就相互混杂在一起。它们因此就失去了自己的名称。”

这部小说的叙述形式，一眼就能看出前后不一致：第一部主要是用日记的形式，而第二部则是在回顾往事。默尔索接到养老院的电报是星期四，他母亲葬礼在星期五举行。第二章开头他醒来时已是星期六，第三章开头是“今天，我在办公室做了很多事”，时间则是下一个星期的星期一。这日记是每天在记。第二部是回顾，叙述时间由默尔索确切指出，如第一章末尾，他说：“预审进行了十一个月”，不久后又说：“夏天很快被第二年夏天所替代”，因此，这叙述看来是在判决之后进行。

这两种叙述形式的结合不仅使人感到意外，而且还显得更加复杂。第一部的日记形式，使人感到并不可信。如默尔索在小说开头说：“我要乘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去，下午即可到达。”但在几行后又说：“我乘上两点钟的长途汽车。”他的日记是否是先写前几行，然后等到第二天晚上回去后再续写？但他回去后已是筋疲力尽，想“睡上十二个小时”，怎么还有精力写出这二十几页日记？另外，在第四章末尾，他“没吃晚饭就躺下睡觉”，这一章他又是在何时写出？另外，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而他却要写埃玛纽埃尔“在发货部工作”，这显然是说给别人听的。还有，“前一天，我们去了警察分局”显然不是日记，而是回忆录。相反，如果说第二部从总体上说是在默尔索被判死刑后写的，也就是以回忆录的形式来写，小说的最后一章却像是日记：“我第三次拒绝接见指导神甫。我对他无话可说，我不想说话，我很快就会见到他。”另外，这一章开头部分是在神甫来之前写的，而从第115页起，却显然是在神甫来过之后写的，“那天晚上”这四个字可以作证。这种种矛盾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叙事的不同时刻跟意识的不同时刻相对应，因此《局外人》不可能是撰写的日记或回忆录，而是内心独白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样也就能解释叙述的不合逻辑，用词造句的简朴，以及对口语中使用的复合过去时和并列句的使用。

由此可见，《局外人》可说是各种文学倾向的交汇点，因此是一种终结和一种过渡。这部小说显然是各种技巧的结晶，提出的文学道路虽说不是十分新颖，却也不乏雄心壮志。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宣告了小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认识和危机，新小说派后来承认默尔索是人物的典范，他虽说有姓无名，却已跟无名无姓相差无几。正如罗伯-格里耶在论文集《论一种新小说》中所说：“又有多少读者会记得《恶心》或《局外人》的叙述者的名字？”

应该指出，加缪的这部小说是人物的双重冲突和双重认识的场所。默尔索首先认识到表象和现实之间的差异，后来在狱中则对他自己进行内省。因此，这部小说主要是紧张冲突的场所，而不是虚构的场所。它展示一种复杂而又并非十分清楚的现实，必要时使用隐喻或象征手法。这种认识可能也涉及小说体裁的危机。于是，这部小说就不仅是对默尔索的审判，而且也是对小说体裁的审判。

如果说《局外人》使人发现了一位天才作家，那么，《鼠疫》则宣告一位伟大作家的诞生。“三部荒诞作品”完成之后，当时的形势已不允许采取无动于衷和虚无主义的态度，而要对占领者进行抵抗，加缪也就转入反抗系列的创作。

《鼠疫》的创作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一九三八年，加缪就在记事本上写下一些片断，后来用于小说之中。但他真正动手创作这部作品，则是从一九四一年四月开始。该年十月，他开始阅读各种著作，对鼠疫以及历史上发生鼠疫的情况进行了解。一九四二年八月，他开始撰写小说的初稿，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完成。在其后几个月则对初稿进行重大修改。他决定让一位读者不知道的叙述者来进行叙事，添加格朗和朗贝尔这两个人物，使科塔尔这个人物显得神秘，增加对因鼠疫而引起相爱的人们分离的想法，使小说的结构更加清晰，并删除某些段落的抒情色彩。另外，他经历了战争和德军占领，对作品的某些段落作了补充和修改。小说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出版，立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出版后三个月已印刷四次，印数达十万册。另外，小说还得到令人羡慕的批评家奖。

《鼠疫》像五幕古典悲剧那样分成五个部分，表示瘟疫流行的各个阶段。第一部第一章是序幕，介绍故事发生地点奥兰的情况，是作为代言人和“历史学家”的叙述者的前言。第一部讲述发现死老鼠以及瘟疫开始流行的情况，时间是四五月份。第二部是在五月至七月，这时城市已经关闭，大家成为鼠疫的囚徒，鼠疫则成为“大家的事情”。当局感到不知所措，市民自发组织卫生防疫队，但夏天（六月）来临，有利于瘟疫的流行。第三部在八月，只有一章，“炎热和疫情达到顶峰”。第四部为九月至十二月，鼠疫“舒适地高居于顶峰之上”。第五部在第二年一二月，鼠疫最终消退，城门重新开放，时间是“二月一个美丽的早晨”。

小说中的鼠疫流行情况，是用统计数字来表现。第一部第二章，四月十六日发现一只死老鼠，四月十七日发现三只，四月十八日在不同地方发现十几只、五十来只、好几百只，四月二十五日发现6231只，三天后则是八千只。然后是人患鼠疫死亡，四月三十日，里厄大夫住宅的门房米歇尔死去，后来死亡人数为二人、二十人、四十人，到第二部第六章，每星期死亡七百人，后来则是一天死124人。第三部描述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埋葬一车车尸体。到第四章末尾和第五章，统计数字表明，疫情在减退。瘟疫流行的逐渐严重和其后的消退，形成了小说的悲剧结构。

小说的结构还用季节的转换来表示。第一部是在春天，第二部大致在夏天，第四部是秋天，第五部则是冬天。表示季节的则有天气情况，如大雾遮天，市里下起滂沱大雨，五月份炎热初临，夏日的煎熬，六七月间刮起了风，“整个夏末，如同秋雨连绵”，九月份和十月份，“薄雾、炎热和雨水在天空中相继出现”，十月初，“一阵阵暴雨冲刷了条条街道”，十一月万圣节，“冷风不断吹拂”，十一月底，“早晨已变得十分寒冷”，第二年一月初，“上空仿佛跟结冰一般”。这些天气情况，仿佛是瘟疫出现、流行和消退的原因。同时，天气情况也增强了叙事的悲剧色彩。例如，门房死后第二天，“大雾遮天。市里下起滂沱大雨”，门房之死就显得更加重要。又如，帕纳卢神甫第一次讲道时，雨下得越来越大，暴雨击窗的声音使寂静更加突出，具体地展现了天主发怒这一讲道的主题。

在小说的这一总体结构中，作者也常常使用传统小说中的伏笔，为悲剧事件作好准备。例如，在第四部第三章中描写法官奥通之子患病死去之前，塔鲁的笔记本里曾有如下记载：“小男孩模样变了。他[……]背有点驼，活像是父亲的影子。”塔鲁之死也埋下伏笔，叙述者强调塔鲁笔记本的记载变得相当古怪，“也许是因为疲劳，字迹变得难以辨认”，写到后来，他的“字迹开始歪歪扭扭”。

另外，小说中场景多次相互对应。例如，第二部第三章第一次讲道和第四部第四章第二次讲道相对应，朗贝尔在第二部第九章中找门路想要出城，但并未成功，而在第四部第二章中，他即将取得成功。他在这两次努力中，都跟里厄大夫进行谈话，第一次谈话时，他跟大夫持对抗态度，第二次谈话时，他决定留下跟大夫一起斗争。这些对应的场景，说明帕纳卢神甫和朗贝尔这两个人物从第二部到第四部的思想转变。而第二部第七章和第四部第六章塔鲁和里厄的两次谈话，则表明他们之间的接近和友情。

小说中提到或描写一些人物的死亡，计有门房、奥通之子、里夏尔大夫、帕纳卢神甫、法官奥通、塔鲁和里厄的妻子。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奥通之子和塔鲁的死亡，还有扮演俄尔甫斯的演员的死亡。

首先是奥通之子的死亡。这孩子的死促使耶稣会神甫帕纳卢的思想发生变化，同时也产生了书中的一大议题：眼看一个无辜的孩子在痛苦中死去，又如何能相信天主？其次是塔鲁之死，他死在鼠疫杆菌已被战胜之时，说明这世界荒谬。在第四部第六章中，他对里厄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而这时在第五部第三章中，他沉默寡言，命在旦夕，即将跟朋友永别。最后是扮演俄尔甫斯的演员之死。这演员虽然无名无姓，他的死却有多种意义。一是表明分离，在演出中跟在传记中一样，俄尔甫斯虽说得到冥后普西芬尼的同意，仍无法把欧律狄克从地狱带回人间，二是这出戏每星期演一次，俄尔甫斯都要用优美的音调进行抱怨，而在鼠疫流行期间，奥兰居民也是每星期都在重复同样的生活，三是说明瘟疫无情，连表现虚构作品的演员也不放过。因此，舞台上的演出表现了市内发生的场景，这在作品中称之为套嵌，即在故事中有故事。

一九四三年九月，加缪完成了小说的初稿，但还不知道把小说的题材交给谁来叙述。当时决定由四位叙述者来叙述这一故事：一是里厄的记录，二是塔鲁的笔记，三是文学教授斯特凡的日记，四是由叙述者即作者把这些材料连接起来，但显得十分单调。在定稿中，里厄合并了斯特凡的日记（这一人物地随之消失），取代了作者，结果是观点减少，作品显得更加统一。

然而，“作为这部纪事主题的奇特事件”，是由一位隐姓埋名的纪事作家来撰写。于是，这位业余历史学家就隐藏于事实、资料、见证、知心话的后面，而这些材料可以证明他的故事真实可信。

叙述者虽说因谨慎而使用第三人称，却也难免要显示他的存在，如使用法语，使用“我们的同胞们”这样的词语，而法语中“我们的”这个物主代词就排除了所有像朗贝尔和塔鲁那样的外来人。另外还有这样的话，如“这座城市本身丑陋，这点应该承认”，“我们的同胞们努力工作[……]当然啰，他们也喜欢普通的乐趣，他们喜欢女人，爱看电影、洗海水浴”。因此，不需要作介绍，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他的身份。首先，他是男人，是长期住在奥兰的法国人，而且是纯粹的法国人，他不去看望阿拉伯人，只行走在欧洲人居住的街区，提到的是“本市的大教堂”，而不是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