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和计件工作

安置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并没有一夜之间就比有组织的技工和匠人速度更快。⁵花了一百多年时间，传送带和机械滑轮绕着原地执行零散任务的工人蜿蜒游走的工厂形态才成为标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即使在多数制造业转移到大规模生产线之后，有些工作，无论从字面上还是象征意义上说，仍然停留在流水线之外。

工业革命时期的第一家所谓制造厂能够生产枪支、锁、椅子、糖果、鞋和衣服，其生产速度是任何手工行会或行业专家团体的10到20倍。但在不同情况下，这些大规模生产的手工消费品还是需要人来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长期以来，行会使用学徒和分包助手制度来最大限度利用工匠大师的工作。新的流水线推进了行会中普遍存在的分包做法，但有一点不同：工厂主同时掌控着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链”。单个工人不再相互协调生产。他们被告知应该站在哪里、做什么，以及如何把劳动转化为最终的成品。就这样，流水线不仅没有在人和机器之间引入新的劳动分工，反而使人们失去了对自己工作节奏的掌控，以及相互协调和委托他人工作的能力。⁶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机器开始使某些如纺织品这样的商品生产自动化，计件工作变得非常有效。计件工作（也叫“工业化家庭作业”“分包工作”“家庭手工业制”或“佣金制”）是在机器达到极限时，由人来制造或加工产品的一部分。计件工作被拆解为可分配的小任务，可以在工作场所之外完成，不需要停止生产，也不需要从工厂转移资源。⁷流水线依赖于旧的劳动分工。大部分计件劳动力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妇女和儿童。⁸实际上，工业中的计件工作是第一代有偿的按需幽灵工作。

当时，大多数熨压机和蒸汽缝纫机是由妇女和女孩操作的。⁹她们是缝补纽扣、窗帘环、衬衫花饰和腰带的“精工”。¹⁰精加工搬到工厂的围墙内只是为了进行规模较大的操作。生产了大多数纺织品的小型服装制造业，仍然依赖于农业社区“佣金制”的工作模式。

工场间不是一间拥挤的房子，更典型的场景是一种当时被称为“拼命干的系统”，后来也叫“血汗工厂”，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相反，工场间是一间农舍，缝纫机占据了起居室的每一寸空间，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从父亲到小孩，都在做与布料有关的事。这些家庭付钱让司机搬运裁好的布匹，根据路程远近，每拉12匹布，司机就能得到分成。司机成了计件工作的中间人，穿行于匹兹堡等工业中心城市范围内很难走的乡村道路之间。他们避开了“挤满鸡和孩子的木棚屋”。¹¹司机从匹兹堡开车进来时，能听到脚踩缝纫机的金属撞击声和急速运转的呼呼声。

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工业理论家认为，计件工作在技术上是低效的，随着生产规模扩大会逐渐消失。例如，发明于1770年的珍妮多轴纺纱机是由水力驱动的单台机器，多达120个线轴连接在一个木制框架上，用曲柄转动以纺纱、抻长和合股。这台机器能够制造出相当于数十双手工作数百个小时，所创造出的同样数量的用于织造的布料。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于1792年发明的轧棉机，可以为棉花脱籽以备珍妮纺纱机使用，其比一个人手工轧棉快25倍。工业革命初期，这两项发明共同推动了棉花的生产并使棉花消费成为主流。大多数追踪工业生产增长的分析家认为，机械化与科学地应用技术管理更专业的劳动力，这两者结合起来会使计件工人最终消失。

这些分析家都没有考虑过，自动化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对临时劳动力的需求激增。以棉花为例，南北战争开始时，美国奴隶主需要的奴隶是当时奴隶数量的5倍，因为棉花需求激增，奴隶主迫切需要人类继续完成机器做不了的事。像珍妮纺纱机这样的技术并没有消除对人力的需求，甚至还将劳动力需求重新分配给了一组新的临时工。在纺织厂，孩子成为有价值的计件工人，因为他们的小手可以从移动的线轴之间伸过去，清理掉使机器慢下来的棉絮和其他杂物。但是与这些机器一同工作的能力被认为是“非技术性的”，尽管它填补了自动化这最后一英里的差距。

人们认为操纵珍妮纺纱机的工作属于体力劳动，根本不需要思考，但早期关于儿童灵巧地从一台振动剧烈的机器移动到另一台机器的记录表明，这项工作需要智力和身体上的技巧。毫无疑问，计件工作将随着工厂的机械化而消失，曾经由行会推动的手工生产和童工将成为历史。或者，正如整个欧洲已经经历的那样，工会最终会阻止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分包出去，从而将计件工人纳入怀中，就像在熟练工人行会制度下所做的那样。然而，对计件工作的叫板从来没有完全把它从生产循环中排除，尤其是在那些买不起最新机器的小工厂里。¹²正如匹兹堡一家服装店老板在1907年说的那样：“如果让女性进入工厂，我们的成本会高很多。因为我们将不得不另租一层楼来安放她们的机器；我们还得购买这些机器，可能还得使用煤气和暖气，然后可能还不得不支付她们更多的报酬。”¹³

事实证明，工会并不比工厂老板更积极地认识到妇女临时劳动力的价值，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家庭。1891年成立的美国联合服装工会（United Garment Workers）是最大、最激进的工会，它试图根除其眼中的“外包工的威胁”，并让他们成为“该工会发展的一个连贯部分”，但毫无成效。¹⁴工会组织者专注于让年轻女性填补工厂的空缺。但是这些方法并没有解决甚至没有注意到女性经常通过计件做合同工这一问题。对于年轻的未婚女性而言，工厂工作在道德上仍然被认为是可疑的，而从实际上来说，工厂工作也令她们放弃了其他的全职工作，如烹饪、清洁、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

如果年轻女性在美国联合服装工会名下的工场工作，她们能赚到两倍于周薪4.5美元的工资，而且不用再做操作缝纫机这类繁重的活。但是，工会的策略并没有优先考虑或意识到，女性放弃合同工作或以家庭为基础的计件工作会面临的特定负担或成本。工会很快放弃了让年轻女性填补工厂空缺这一执念。没有人会想到，提倡家庭性别平等以减少妇女的家务负担，可能是使妇女加入劳动大军的必要策略。¹⁵相反，他们致力于阻碍可以加快工作节奏的新技术的应用上。一些工会确实设法停止了计件工作，迫使场主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创造更稳定、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一贯地，工会的核心成员和拥有健全身体的白人男性是第一批有机会找到不那么危险工作的人，有时是唯一一批。¹⁶

20世纪头20年，美国各地的报纸充斥着这样的报道：肉类加工厂机器故障导致儿童四肢严重受损，纺织工人被锁在着火的工厂车间里，为制作火柴棒而采磷的工人被有毒烟雾笼罩。各州颁布了自己的法规，强制企业赔偿受损害的工人。这些零零碎碎的法律只凸显出，在工业时代，忽略临时工是一种多么普遍的做法。但是，直到美国大萧条期间出现普遍的经济恐慌，劳工组织才得到他们需要的广泛的公众支持，进而推动对工作场所的联邦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