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兴衰四十年3:雄略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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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悲情天子

隋炀帝,一个中国历史上备受唾骂的皇帝。在市井传说中,他弑父杀兄,奸母淫妹,凶残暴虐。在正史记载中,他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一个“炀”的谥号,永远把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千百年来,他已经固化成为人们心目中昏君与暴君的典型。

君不见,大运河沟通南北,通波千载;洛阳城威震东方,千万名城。一善固然不能遮百恶,但一罪也不能废百功。历史上的隋炀帝,真的一无是处吗?他这个人,到底有几分是魔鬼,又有几分是英雄?

一、英雄天子

隋炀帝是何许人也?很多人想都不用想,就会说:昏君,暴君。要不怎么会那么快就搞垮了大隋朝?要不怎么会留下那么多荒淫无耻的传说故事?要不怎么会谥号为“炀”?按照《逸周书·谥法解》,“逆天虐民曰炀”。一个皇帝,又好色,又违礼,又虐民,又逆天,这不是昏君、不是暴君是什么?

没错,隋炀帝作为昏君、暴君的骂名从隋末农民起义时就传开了,而且一直被骂到今天,骂了一千多年。但是,现在总结隋炀帝,我倒想给他几个新评价。

第一,理想高。

第二,精力好。

第三,功业大。

第四,才情美。

先看第一点,理想高。隋炀帝的理想是什么?一句话,就是要建立“轥轹轩、唐,奄吞周、汉”的伟大业绩,当一个“子孙万代,人莫能窥”的千古一帝。所谓“轥轹轩、唐,奄吞周、汉”,就是要超过轩辕,超过唐尧,超过西周,也超过两汉。轩辕黄帝和唐尧都是古代传说中的圣王,西周和两汉则以统治时间长著称。这四个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盛世,隋炀帝若是超过他们,那确实算得上前无古人了。再加上“子孙万代,人莫能窥”,那就是后无来者。一个皇帝想要让自己的功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称得上是理想高了。

这句话说得很豪迈,问题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两句话出自《隋书·杨玄感传》,是唐朝建立之后,魏徵等人修《隋书》时对隋炀帝的总结。换言之,这是他评价而不是自评价,不能完全采信。要全面评价隋炀帝的理想,还得看看他自己怎么说。

隋炀帝自己倒是没怎么公然谈论过理想,但是,他的年号透露了他的心思。隋炀帝的年号叫大业。所谓大业,就是千秋万代的伟业,用这样一个年号,足以显示出统治者的雄心壮志。

事实上,当时议论这个年号的时候,有人提过反对意见,说大业的“业”字(繁体字作“業”),可以拆成一个“苦”字和一个“末”字。所以,“大业(業)”就是“大苦末”,苦而且末,很不吉利,让隋炀帝换一个。可是,隋炀帝不信邪,坚决不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成就一番大业,在隋炀帝心里有多重的分量。一个皇帝有这样的人生理想,难道还不叫理想高吗?

再看第二点,精力好。再高的理想,也要靠人去实现。因此,理想越高,人要付出的努力也就越大。对于这一点,隋炀帝非常清楚。他可不是一个懒惰的皇帝。他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南朝的皇帝为什么不行?因为太宅,太娘娘腔了,整天涂脂抹粉坐在深宫里,对外界一点都不了解,对老百姓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

隋炀帝瞧不起端坐深宫的皇帝,他下定决心,要充分接触社会。所以,从上台开始,隋炀帝就不停地四出巡游。在位十四年间,他三下江都,四巡塞北,还有一次西巡张掖。大规模、远距离的出巡就有八次之多,在西京大兴城和东都洛阳之间往来更成了家常便饭。

唐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曾经做了一次统计,隋炀帝在位十四年中,待在大兴城的时间累计只有一年多,在东都洛阳的时间累计不超过四年,其余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他的人生就是在路上。这得多充沛的精力才能做到啊!

再看第三点,功业大。隋炀帝有如此高远的理想,再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当然要建立一番不世出的功业。

隋炀帝有什么功劳?他的所有功绩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两项大工程,一个是营建东都洛阳,另一个是开凿大运河。

隋炀帝为什么要营建东都洛阳?那是要把隋朝的东、西连在一起。他为什么要开凿大运河?那是要把隋朝的南、北连在一起。要知道,隋朝本来是由原来西边的北周、东边的北齐还有南边的陈朝三部分组成的。隋文帝时候,虽然用军事力量把这三部分捆绑成一个统一体,但是,这个统一体内部的裂痕还相当明显。怎样才能让这三部分真正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呢?隋炀帝给出的答案就是营建洛阳城和开凿大运河。

随着洛阳城的修建,隋朝在东部有了一个稳定的据点,从此,两京密切往来,对东方的整合就容易了不少。而随着大运河的开通,隋朝的南、北两部分终于有了一条连在一起的大动脉。从此,贸易流通、人员往来的洪流势不可当,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才形成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再也不能截然分开。这样一来,隋朝的统治就稳固下来了。

要评价一件事业是不是足够伟大,除了看它的当前价值之外,更要关注它的长远价值。在这一点上,东都洛阳和大运河都无懈可击。这两项工程不仅对隋朝有用,对继之而起的唐朝也有用,而且可以说是更有用。唐朝跟隋朝一样实行东、西两京制,武则天时期干脆定都洛阳,把洛阳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而大运河也继续发挥着沟通南、北的功能。

到唐朝,南方经济和文化飞速崛起,当时的人力和物力,就是通过大运河这条大动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唐朝东北部地区的土地、财富都被割据的藩镇把持,不再上供给中央了,这让唐朝损失了最大的财源。但是,就靠着运河输送过来的东南财富,远在西北地区的李唐朝廷硬是又生存了一百五十年,这就是大运河的伟大作用!所以,唐朝后期的人提起大运河,都不由得流露出感恩之心。其中,皮日休的《汴河怀古》流传最广:“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沟通江南经济中心和北方政治中心的功劳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这也算得上对隋炀帝的最高赞美了!

再看第四点,才情美。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评价古代君主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确实,人无完人,中国历史上,有为的君主,比如唐太宗、宋太祖,往往在才情上稍逊一筹,显得无趣。而有才情的君主,比如李后主、宋徽宗,又往往在政治上糊涂荒唐,显得无能。能够把功业和才情集于一身的皇帝,在历史上非常难得,唐玄宗算是一个代表,如果要再找一个代表,那就应该是隋炀帝了。

唐玄宗最突出的特长是音乐,而隋炀帝最突出的特长则是赋诗。要知道,隋炀帝生活的时代,还是宫体诗大行其道的时代,所谓宫体诗,就是在内容上偏重写宫廷生活和男女爱情,在形式上追求辞藻华丽,在格调上则比较轻佻甚至下流。这是当时诗坛的主流。但是,隋炀帝一出手,马上境界就不一样了。

即便在西巡那样艰苦的环境中,隋炀帝也照样诗兴大发。其中有一首《饮马长城窟行》流传至今,堪称代表:“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这首诗还是写宫廷生活,男欢女爱吗?不是的,它是写大漠风光,英雄豪情。它还是堆砌辞藻,无病呻吟吗?也不是,它质朴凝重,大气磅礴。这首诗一扫宫体诗的淫靡之气,让人一下子想起了魏武帝曹操的慷慨悲歌。按照当时人的说法,“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大意是说,隋炀帝在非常华丽的状态之中,追求一种素雅的境界,就好比在万花丛中开出了一朵清新的芙蓉,他一洗南朝以来颓唐的诗风,而追求一种诗的本真的境界。他让诗超越了宫体诗纤靡的风格,而且直接接上了大气磅礴的汉魏雄风。

如果在隋朝只讲一个代表性诗人,那应该就是隋炀帝,他是当时写诗质量最高的人。而如果要讲一个最高产的诗人,那仍然应该是隋炀帝。因为隋炀帝现今留下来的诗一共是四十余首,在所有隋朝诗人里也是排名第一。

一个有为的皇帝,能够同时成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这还不意味着绝世的才情吗?事实上,就是一代圣君唐太宗李世民,对隋炀帝的诗才也非常佩服,佩服到什么程度?别看他整天跟大臣探讨隋炀帝为什么亡国,但是私下里,他又把隋朝的乐工请回来,让他们把隋炀帝的诗谱成曲子,在宫里演唱。这说明唐太宗虽然在政治上是隋炀帝的对头,但在诗才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粉丝呢!

二、独夫民贼

如此志存高远、才华横溢、精力过人而又功勋卓著的皇帝,怎么会成为亡国之君?而且,只统治了十四年,还留下了那么多的骂名。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我觉得,正是因为隋炀帝太能干了,因此也太急躁、太骄傲,把好事办坏了。

先看太急躁。隋炀帝不是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远大理想吗?他需要把这理想变成现实。理想是奋斗出来的,那就全国人民总动员,大干快上吧。隋炀帝一上台,那些彪炳史册的大工程就连续上马,老百姓都被分派到各个工地劳动去了。

就拿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项工程来说,大业元年(605)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607)修长城,发丁百余万;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610)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以上。

把这些林林总总的工役加起来,大业年间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唐史学者胡如雷先生曾经做过一项估算。他说,从仁寿四年(604)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八年之间,隋炀帝一共兴修了二十二项大的公共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力达到三千零一十二万人次。要知道,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才四千六百万,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次的劳力,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占到了总人口的将近十分之一几乎就是全国成年男丁的总数了,这不是滥用民力吗?

隋炀帝为什么如此疯狂?一言以蔽之,太急于求成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恨不得一天就跑步进入太平盛世,完全不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谁受得了呢?

人的心情如果急躁,脾气就容易暴躁,不体谅人情。隋炀帝是一个精力极端充沛的人,是个超人。但是,全国人民大多数并不是超人,而是普通人。无论是智力、体力还是精力都不如他。但是,隋炀帝可不体谅这一点。他觉得,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换言之,只要他想得到,老百姓就必须做得到。如果谁做不到,那就是不努力,就是游手好闲,就要加强管教。这样一来,老百姓惨了,每天都要超负荷劳动,稍微一松懈,监工的皮鞭就下来了。

隋炀帝这样蛮横的结果是什么?是劳动人民的大批死亡。按照史书记载,营建东都洛阳,“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修长城,“死者十五六”;挖大运河,“死尸满野”,河挖到哪里,运送尸体的车子就跟到哪里。隋炀帝的理想不是要建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太平盛世吗?可是,现实居然是男丁尸横遍野,妇孺哀哀无告。理想如此丰满,现实如此骨感,真是莫大的讽刺。

隋炀帝的理想和现实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说到底,不是他的理想错了,而是他实现理想的节奏错了,操之过急。

隋炀帝实行这样的急政相当危险,难道没有人提醒他吗?确实,隋炀帝手下不乏清醒的大臣,这些大臣也曾经提醒过隋炀帝,但是,隋炀帝听不进去。为什么呢?

这就涉及他的第二个毛病——太骄傲了。举两个例子。如前所述,隋炀帝是隋朝第一诗人,他对自己的诗才非常自负,曾经说:“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今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天下人都以为我是接我爸爸的班才当的皇帝,其实不然,就算让我跟你们这些士大夫一起比试,我也照样得第一名,当皇帝。

“与士大夫高选”,和天下人打擂台,这是何等自负!一个能干的人,有一点骄傲本来无可厚非。但隋炀帝绝非一点骄傲,而是骄傲过头了。骄傲过头的表现,就是眼里没有别人,不能容忍任何人比自己强。

《隋唐嘉话》记载了一个著名的“艳诗断头”的故事。隋炀帝擅长写诗,也喜欢跟其他诗人比较。通常别人写的诗都没有他好,这令他非常得意。问题是其他人也有头角峥嵘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薛道衡,也很擅长写诗。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叫《昔昔盐》,写一个丈夫出征、独守空闺的女子,其中有两句非常有名:“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蛛丝儿结上了窗框,燕泥也落满了雕梁。女主人为什么不收拾一下呢?因为她丈夫久久不归,她没这份心情。一联诗句通过刻画一个因为缺少人气而空荡荡的屋子,让人体会到女主人那空虚寂寞的心情,非常传神。

这首诗让隋炀帝佩服得五体投地。几次模仿,但都写不出薛道衡这样精妙的句子。怎么办?隋炀帝恼羞成怒,干脆找了个由头,把薛道衡杀了。杀头之前,隋炀帝还得意扬扬地问了一句:“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我叫你人头落地,看你还能不能再写“空梁落燕泥”!如此不能容人,不就成了嫉贤妒能吗?

在诗文上,骄傲到不许别人超过自己;在政治上,隋炀帝同样是师心自用,觉得自己比天下人都强,所以,决不允许任何人劝谏。隋炀帝有一句名言,非常经典。他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我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你已经当了大官,居然还想靠进谏这种方式来求得美名,我尤其容不得你,当场就要杀了你。如果你是一个卑微之士,想要靠给我提意见来吸睛上位,我可能稍微宽待你几天。但是你放心,我决不会长久地让你站在这个地面之上,我终究要杀掉你!

这几句话一出口,既压住了官员们的建言献策之志,也冷却了官员们的拳拳报国之心。有一句话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不得不承认,隋炀帝有着精准的政治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但是,再准的眼光,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再高的智慧,也有虑不到的事情。所以,民间才有“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说法,《增广贤文》也讲“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这本来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可是,聪明如隋炀帝,偏偏就被骄傲蒙蔽了双眼,只知道刚愎自用,文过饰非。

老臣高颎劝他不要太奢侈腐化,以免重蹈北周天元皇帝的覆辙,他听不进去,把高颎杀了;帮助他软禁隋文帝、夺取皇位的张衡劝他不要滥用民力,他听不进去,把张衡也杀了。甚至到最后,天下义军蜂起,隋炀帝困守江都宫,卫士们纷纷谋划着要造反,一个宫女好心提醒他注意防范,他还是听不进去,又把宫女杀了。这样杀来杀去,再也没有人敢提不同意见了,他的错误也就无法得到及时纠正,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根据史书记载,隋炀帝准备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时候,征求满朝文武的意见,一连好几天,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一个皇帝孤家寡人到这个程度,够凄凉了吧?

更凄凉的是,大业十四年(618),江都之变前夕,有一个宫女分明听到了将士谋反的计划,禀告萧皇后,萧皇后想了想说,事已至此,无药可救。告诉陛下,也只能让他心情更加烦乱,索性不用管了吧。一代皇帝,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走向了穷途末路。连至亲的妻子都不能跟他讲真话,这叫什么?在隋炀帝自己看来,也许叫作英雄的孤独;而我们从千载之后回头看去,却只能感慨他失道寡助。一个皇帝一旦落到失道寡助的境地,又怎么可能不败呢?

就这样,因为隋炀帝的急功近利和傲慢自大,他身上那些原本闪闪发光的优点也都走向了反面。

他有理想,可是,他的理想却成为悬在全国人民头上的索命咒,让他们累死在工地,战死在沙场,或是饿死在荒芜的田野上。

他有精力,可是,他的精力却成了他挑选游戏伙伴的试金石。你跟得上我的节奏,我们一起往前冲;你跟不上我的节奏,对不起,你出局了,根本不配生活在我统治的时代。

他有才情,可是,这才情却成了他自高自大、蔑视一切不同意见的借口。到最后,当全国只剩下他一个脑袋在思考的时候,他思考出来的成果就已经不再是高明的政治决策,而是疯子的胡言乱语了。

他有功业,可是,这些利在千秋的功业却没能够造福当时的百姓,反而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又怎么可能受到百姓的拥护?

到底是什么让隋朝虽然强盛但却短命,隋炀帝虽是英雄但却被人唾骂?根本原因在于隋炀帝没有摆正英雄和人民的关系。本来,英雄的业绩应该建立在引导人民、造福人民的基础上,但是,隋炀帝这个英雄却只知道一味地蔑视人民、压榨人民。自己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又怎么可能不被人民抛弃?

有一个说法叫“可爱非君,可畏非民”;还有一个说法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道理,隋炀帝至死也没有想明白。所以,他虽然创造了千秋功业,但是却只能以一个独夫民贼的身份,死在举国皆反的浪潮中,死在自己亲信和卫兵的手下。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

更悲惨的是,当年,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叔宝去世,隋炀帝大笔一挥,给他谥号为“炀”。在隋炀帝心目中,陈后主沉湎女色、任用小人、破国亡家,是一个多差劲的皇帝!

可是,隋炀帝万万没有想到,多年之后,唐朝皇帝给他的谥号居然也是“炀”。和自己最蔑视的人物并肩而立,分享同样的历史评价,对于隋炀帝这样一位有着浓厚的英雄情结、渴望成就千秋大业的人而言,该是怎样的悲情!

那么,一千多年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价隋炀帝这位功过并存、毁誉交织的皇帝?他到底算是英雄天子还是独夫民贼?他的那些故事,到底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他的悲剧人生,对于当时,对于继之而起的唐朝,乃至对于今天,又会引起怎样的思索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