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药食同源中药研究的历史沿革

中医素有“医食同源”之说，按照这一理论，保健食品的起源与医药的起源是一致的。原始人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了有治疗作用的食物，此为药食同用阶段。同时，通过漫长的实践过程，将一些食物中治疗作用明显的分了出来，而成为专门治病的药。因此，“药”实际上是来源于“食”的。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情况看，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界作斗争、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在采集植物充饥的同时发现有的植物香甜可口并可满足饱腹感，有的苦涩坚硬，难以下咽，有的能使人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甚至昏迷或死亡。相反，当身体有不适时，也有因食用了某些植物而使症状得以缓解。渐渐地人们认识到某些植物分别具有对人体有益、有害或治病的不同作用。以后，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们更注意认识、采集、选择和栽培各种植物，因而发现了更多的植物药和食物来源。

渔猎、畜牧是原始人的主要生产劳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吃到多种动物，因而，也就能发现某些动物的药用价值。如《山海经》记载：“河罗之鱼食之已痈。”“有鸟焉，……名日青耕，可以御疫。”这便是我国古代人们从食用动物中发现动物药的例证。人工取火的发现，火种的保存和利用，以及陶器和盐的产生，对古人类生活的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火使生食变成熟食，又使许多有毒植物变成无毒，加之可以调味，扩大了野生植物采集范围，加深了人类对植物资源的认识。火、石器和削尖了的木棒，武装了人的双手，它亦为以后“刀耕火种”的农业起源创造了基础，使许多野生植物逐渐被栽培。

在旧石器时期，人们靠渔猎、采集野生植物生活。但是，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当人们发现采集的植物果实、种子、块根之类不仅能贮藏，而且不易败坏的事实后，便开始重视野生植物的引种。神农时期，经过尝百草，那些早已被人们所熟悉容易生长的嫩茎、嫩叶如十字花科芸苔之类和能结甜酸果实的植物如蔷薇科的桃李杏之类，或者芸香科的橘柑之类便受到广泛注意。所以，五谷果蔬可能还有麻类和茶叶都有可能是在这个时期被栽培的植物。神农时期是我国农业历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以后逐渐过渡到黄帝时期，《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轩辕……艺五谷”，“时播百谷草本，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周书》：“黄帝穿井”。《山海经》有：“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有木禾。”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当时植物的栽培技术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例如：有了井，不仅可以改善饮水，提高健康水平，还可以进行灌溉，有计划地栽培各种作物和扩充引种类别，由精心栽培的“五谷”扩展到百谷果蔬，薏苡似乎也被引种，所谓“木禾”可能就是指薏苡而言。与此同时，驯化各种动物也是可观的，例如：所谓“鸟”就是家禽，所谓“兽”就是家畜，所谓“虫蛾”就是蚕。在这个时期，人们已经观察到日月星辰有规律的移动与一年气候季节变化的关系。知道“播种以时”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植物生长习性并学会了控制其生长的方法，通过选择，创造各种新的栽培方法和物种。这样，随着农业栽培植物的发展，使食物和中药来源都得到了扩展，以适应人们生活的需要。

同时，我们的祖先发现了药用植物，又借助于火的作用变革了食用方法，发明了汤剂，这是中医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汤剂的特点是吸收快，能迅速发挥疗效，毒副作用小，并可根据治疗需要灵活加减，适用于大部分患者。内服、灌肠以及外用薰洗、含漱均可。中国民间有“伊尹创汤液”的传说，伊尹为商汤的宰相，精于烹调。晋代初年皇甫谧的《甲乙经》序有：“伊尹以亚圣（宰相）之才，选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注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查《汉书·艺文志·方略》确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已失传）。又如《史记·殷本纪》有：“伊尹……贞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之道” 。实际上，汤剂的真正发明者是广大劳动人民。他们在长期的烹调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某些汤液的治疗作用，正如原始人类在寻找食物过程中认识药物一样，汤剂决非一个人发明，大抵在人类掌握了火，又有了制陶手工业这些物质基础，就可能逐渐成为一种常用剂型了。后世把汤液的发明归功于伊尹，正如同人们把本草经说成是神农所作的一样，可理解为只是托名而已。传统汤剂，确实有其独到的应用特点，不仅便于辨证施治，而且由于是将药材煎煮去渣，取汁服用，很易为机体吸收，是一种速效剂型，这也是为什么传统汤剂的煎煮方法可以几千年来沿用至今的原因。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汤剂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必须随煎随服，耗用时间多，服用量大，某些非水溶性的有效成分不易煎出或易挥发散失，不适于大生产，亦不便于携带，儿童服用不便等等，应用起来很不方便。在现代生活中，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忙得已经没有耐心守在药锅前熬药了，特别是那些需要长期服药的病人，天天熬药很是麻烦。而且，汤药服用量较大，难以控制有效成分的含量，味道也很难接受，而服用丸药或片剂则可避免这些不良感受。这一切状况的出现，自然需要更方便、更有效的中药制剂，而现代新剂型的引进，为中药剂型改革提供了方便，于是有了中药的片剂、浸膏剂，以后又有了中药的注射剂；根据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又研制了口服的冲剂、袋泡剂以及外用的霜剂。因为水丸、片剂、胶囊、口服液等剂型比较节省时间，服用方便，因而，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

在历史长河发展的各朝各代，均出现了与药食同源相关的代表性古籍：

商代相传伊尹精通烹调，同时善于配制各种汤液治病，原料中就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桂即是调料，又是发汗解表、宣通阳气、温胃止呕的佳品。此时中国传统营养学已经初具雏形。至周代，据《周礼·天官》所载，食医位居疾医、疡医、兽医之首，食医主要掌握调配周天子的“六食”、“六饮”、“大膳”、“百懂”、“百酱”的滋味，食医所从事的工作与现代营养师的工作类似。《周礼·天官》中还记载了疾医主张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疡医则主张“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等。这些主张已经是很成熟的食疗原则。这些记载表明，我国商周时期就已掌握了朴素的生理营养辩证关系。现代医学认为，酸能帮助食物中钙质的溶解，以补充骨所需的钙，所以能“养骨”；辛烈的食物能兴奋神经并能给人以补养及提高血压，所以对于体弱和低血压的人能“养筋”；咸能补充血液里盐分的正常浓度，尤其在夏天，能使中暑出汗过多而处于虚脱状态的人脉搏稳定下来，所以能“养脉”；苦的东西很多是清凉剂，中医认为清凉之品能去湿热、清肺气，有些苦味的东西（如杏仁、陈皮等）能祛痰镇咳，所以苦能“养气”；甘的食物主要是糖类，吃多易使人发胖，所以能“养肉”；滑的东西如蜂蜜、果瓤能润肠利尿，所以能“养窍”。已经证实“疡医”的这个理论是合乎科学的。由此可见，我国早在西周时代就有了丰富的药膳知识，出现了从事药膳制作和应用的专职人员，可以视为药食同源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重要医书——《黄帝内经》，提出了全面膳食观点。如《黄帝内经素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系统阐述医学理论和经验的医著（成书约在战国时期），其中包括食养、食疗、食忌的理论和经验。例如：“饮食自倍，肠胃乃伤”，“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等。此书共载13个方剂，含食物的传统保健食品方剂有3个，即：治疗痰滞于胃所致阴阳失调而失眠的半夏秫米汤、治疗鼓胀的鸡矢醴和治疗血枯的四乌铡骨一芦茹方。此书是统领中国传统医学、古代养生学的医学巨著，也是中国古代医学的奠基之作。它既奠定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基础，也奠定了中医饮食疗法的理论基础。首次明确提出了科学的全面膳食原则，对现代人的合理饮食仍具有指导意义。

东汉末年成书的《神农本草经》集前人的研究，共载365种，分上、中、下三品。其中具有保健功能的、无毒或虽有小毒，但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具有保健功能的药食共130余种，占《神农本草经》全部食药的36%左右。例如：具有“养精神”、“养神”、“不忘”、“益智”、“聪察”等保健功能的食药有人参、女贞子、茯苓、龙眼、远志、杜仲、鸡头实以及菖蒲等。具有“延年”、“增寿”、“耐老”等保健功能的食药有人参、甘草、大枣、干地黄、黑芝麻以及枸杞等。此外，还有综合美容作用的如“聪耳”、“明目”、“好颜色”、“坚齿”、“长毛发”、“头不白”、“香身”等保健功能的食药。统计中发现，这130余种食药中，味甘、性平的占绝大部分。属于卫生部公布的食药两用之品共22种。它们是：菊花、甘草、山药、薏苡仁、决明子、枸杞子、茯苓、枣（大枣、酸枣）、蜂蜜、牡蛎，莲子、芡实、黑芝麻、干姜、百合、白芷、白茅根、栀子、龙眼、郁李仁、桃仁以及杏仁。其中居上品的13种，居中品的6种，居下品的3种。此书首次全面阐述食物或中药的保健功能，其中许多已经被现代药理实验及实际应用所证实。例如：现代研究已发现人参的抗衰老成分包括人参皂苷及麦芽酚，支持《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久服轻身延年”的功能。书中所载食药的保健功能有数十种，现将其概括地分为五类，即：益气补精类、轻身延年类、养心益智类、综合美容类、其他保健功能类。这些保健功能范围和保健食药种类，为开发现代保健食品，扩展我国卫生部已审批的保健功能和食药两用之品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汉代《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的创始人张机（仲景）不但被后人尊为医圣，而且堪称饮食疗法的先驱。所著《伤寒杂病论》自宋代分为《伤寒论》和《金匾要略方论》而流传于世。纵观全书，张仲景虽未刻意论述饮食疗法在伤寒杂病治疗中的重要意义，然而，运用食物保健强身，助药治病的方法在字里行间却随处可见。归纳其要点分别为：奠定理论、巧用糜粥、食药同用、姜枣并行、以酒助药、讲究用水、专论食禁、广用食物、以食救急以及忌宜饮食。可见作者的食疗意识在其行医生涯中早已根深蒂固。此书是继《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素问》之后，阐述食物气味、属性、归经、功能与阴阳五行以及脏腑经络的统一及其利弊等最为全面的一部古籍。作者张仲景在书中不仅继承了前两部著作的理论，而且结合个人实际经验，寓药于食，以食疗疾，书中所列方剂被后人称之为“经方”，有许多现代药理研究及实际应用研究的报道，其中不乏食疗例证，开创了药物与食物相结合治疗重病、急症的先例，而且记载了食疗的禁忌，及应注意的饮食卫牛，为我国的药膳食疗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唐代孟洗撰写了第一部食物本草专著（《食疗本草》），原书名为《补养方》，以后又由其弟子张鼎增改为《食疗本草》。原书早已散佚，仅有残卷及佚文散见于有关书中。1981年经谢海洲等以《食疗本草》敦煌残卷、《医心方》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等书中的佚文为依据，兼参考有关文献，合辑得260种。此书所载常用食药对其功能主治、食法、禁忌，甚至保健作用等内容都有详细描述。并收载了不少以前未录之品。此书作为我国第一部食疗本草专著，对唐代以后饮食疗法的发展，以及对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的成书，都有一定影响。它的问世，结束了饮食疗法只作为一种辅助性措施，散在于医药古籍中的历史。原书虽已散佚，但经重辑后，仍不失为一部很有价值的食疗经典著作，对开发现代保健食品有重要借鉴意义。共分3卷，收载食用本草241种，每味食物名下均载有数个处方，其配制合理，使用方便。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篇中，指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病，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夫为医者，当须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书中论述用肝脏治夜盲；海藻、昆布治瘿瘤；谷皮防治脚气病等。老年人的食养食疗之法，首见于孙思邈的《千金翼方》，然仅列方17首。此书从老年病食疗方的种类到制服方法都大大扩充。并且因人、因时、因药、因病变通灵活，丰富了中国传统保健食品的内容，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老年饮食疗法的专著。世界各国科学家和医学家，自古至今一直在探索衰老的原因和抗衰老的方法，提出的衰老学说有：自由基学说、遗传程序学说、交联学说、误差学说、细胞突变学说、溶酶体膜损伤学说、内分泌机能低下学说、有害物质积蓄学说、微量元素学说、放射性损伤学说以及细胞分裂学说等，虽至今尚无统一认识，但中药和饮食的抗衰老作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可以预见，具有中国传统医学特色的中国现代保健食品在延缓人类衰老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

宋代官方修订的《太平圣惠方》专设‘食治门”，记载药膳方剂160首，可以治疗28种病症，且药膳以粥、羹、饼、茶等剂型出现。由饮膳太医忽思慧所编著的《饮膳正要》为我国最早的营养学专著。其中收载食物203种，除了谈到对疾病的治疗外，还首次从营养学的观点出发，强调了正常人应加强饮食营养的摄取，用以预防疾病，记载了饮食卫生、服用药食的禁忌及食物中毒的表现。书中还首次记载了用蒸馏法工艺制的药酒。由陈直编纂的《养老奉亲书》，成书约于1085年。全书为一卷二本笈，上笈16篇言老人食治之方；下笈13篇，言老人医药之法，养生之道。陈氏注重脾胃，注重食疗。认为调理脾胃为“养老人之大要”。书中共列232方，其中食疗方162首，占70%，可见作者主张以饮食调摄作为治疗老年病的主要方法，正如书中所言“缘老人之性，皆厌于药而喜于食，”食治不愈，然后命药，“贵不伤其脏腑也”。此书所制订的食疗方大致分为四类，即：软食类、硬食类、饮料类、菜肴类。

清代《本草纲目》给中医食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仅谷、菜、果三部就收有3000多种，其中专门列有饮食禁忌、服药与饮食的禁忌等。他以《政和本草》为蓝本，参阅了800多部有关书籍，广泛收集民间药物，并予以实际实践，历时27年的心血，完成此著。书中在水部一章中论述：“益水为万物之源，土为万物之母……饮资于土，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形象地说明了人的健康高寿，必须注重饮食营养，书中收录药用和食用的水43种，谷物73种，菜类105种，果品127种，鳞类72种，介类39种，禽类70种，兽类58种。常用的有薏米、莲肉、谷芽、鳖肉、鸡肉、羊肉、牛肉等。关于药粥有16种，例如：小麦粥止消渴烦热，薏苡仁粥补气健脾利湿消肿以治风湿久痹；还有健身酒类达29种，诸如虎骨酒、五加皮酒、枸杞酒、葡萄酒等等，内容极其广泛，不胜枚举。归纳总结《本草纲目》中有关保健食品的内容，主要包括：①食物与中药一样具有性味、归经和功效等性能。②饮食疗法也需寒、热、补、泻等中医治疗原则的指导。③食疗与人体脏腑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总结的“五禁五宜”：肺克肝，肝克脾，故肝病禁辛，宜食甘，粳、牛、枣、葵之类；肾克心，肝生心，故心病禁咸，宜食酸，麻、犬、李、韭之类；肝克脾，脾克肾，故脾病禁酸，宜食咸，大豆、栗之类；脾克肾，肺生肾，故肾病禁甘，宜食辛，黄黍、鸡、桃、葱之类；唯独肺禁苦，却又宜食苦，麦、羊、杏、薤之类。这些论述对当今保健食品仍有一定指导意义。④更加完善了中医以脏治脏之说。认为凡动物内脏皆能治疗人体本脏的疾病。如牛心、马心主治善忘；猪心可治心虚自汗；猪肝能补肝明目，疗肝虚浮肿；猪、羊、牛、鹿之肾，皆能医治肾脏之疾，有补肾强身之功能。⑤以食物与药物相配使用，不仅可以纠药疗之偏，免伤人正气之弊，还可以药助食之力，增强其疗效。⑥重视食疗禁忌，如食物配伍禁忌、食药配伍禁忌、疾病对食物的禁忌等等。总之，本书不仅对研究中药学有非常巨大的贡献，而且对开辟中国保健食品也展示了丰富的内容和经验，书中，李时珍采诸家补养学说，收历代食治之法，集各家食疗之品，更有所补遗和发挥，提供了许多食疗药物和配方，对药食两用中药的概括总结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食物本草会纂》编者清代养生家沈李龙，他注重日常饮食调养，曾于病中广辑群书，摘其精要，益以见闻，于1691年撰成本书。其自序中说：“一切知病由口入，故于日用饮食间，殊切戒严。但苦纲目太繁，而他本太简，用广辑群书，除近时坊刻十余种外，博求往古，对以前的有关著作一一穷搜，摘其精要，盖以见闻，著为是编。”由此可见，这是一本搜集前人著作的食疗书。书有十二卷和八卷本。十二卷本，卷一至卷十是《食物本草》，卷十一是《日用家钞》，卷十二是《脉诀秘传》。八卷本，卷一至卷六是《食物本草》，卷七是《日用家钞》，卷八是《脉诀秘传》。卷首为本草图，沈氏将药物分为水、火、谷、菜、果、鳞、介、禽、兽等十部，收集药物220种，采辑《本草纲目》及有关食疗本草类著作。记其性味、主治及附方等。另附二卷，其一为《日用家钞》，载有救荒方、食物宜忌、有毒及解毒、食物调摄、病机赋、药性赋等内容。其二为论述脉法的《脉诀秘传》。沈氏将每一种食物均注明药性，如粳米“味甘苦，气平温，微寒，无毒，止泄痢，壮筋骨，通血脉，和五脏，补脾气止烦闷，其功最大。”他指出：“五方之气，九州之产，百谷各异，岂可终日食之，而不知其气味损益”。沈氏指出“世之抱病而不知蹲节饮食者，往往与药相反，以致药饵无效。……况饮食中，颇有可以疗病者，谚云：药医不如食医，旨哉言也。”这些论述至今仍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清代柴裔所著《食鉴本草》，全书共分四卷。刊于1741年。全书共收载药物420种左右，分为：谷、菜、草、木、石、果、禽、兽、鳞、鱼、介、虫、人部，以及“食物金镜”篇。全书所载之药即标明性味、别名，有毒无毒，能否食用，又写明功用、主治以及产地。此外，还记述食物中毒及解毒之法。如在“食物金镜”中写道：“中蟹毒冬瓜汁，鲜紫苏汁，大蒜汁解之。”这些论述，不仅对实际工作有指导意义，而且对预防食物中毒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近代作品如许多营养著作相继问世。如叶桔泉结合实际经验编写了《食物中药与便方》，钱伯文、孟仲法等主编的《中国食疗学》，施奠邦主编的《中国食疗营养学》，翁维健的《药膳食谱集锦》，冷方南、王凤岐、王洪图主编的《中华实际药膳治疗学》等。

纵观浩瀚的中医典籍，存有大量简便、有效的方剂，但如何合理有效的去粗取精，需要进行切实有效的实际和实验研究来加以挖掘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