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希望和出路

《经济参考》报编辑部和新华社上海分社于5月23日联合邀请上海部分企业厂长举行了一次座谈，请奋战在生产第一线的“指挥员”谈谈他们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的喜与忧。

会议开得很活跃。厂长们有的介绍本企业突破困境的经验，有的讲述一些使人哭笑不得的矛盾，也有的提出好的建议和主张。现将他们的发言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他们是怎样走出困境的？

屠恒平（上海刀片厂厂长。这家厂是生产飞鹰牌男用剃须刀片、刀架的小商品工厂，前几年也困难重重，但现在已做出了大生意。5月24日，这家厂将领到获评上海市14家标兵企业之一的奖状）：在我国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的时候，经济工作的难度显然增加了。我们是日用小商品生产工厂，市场经济成分占多些。环境逼着我们到大海中去游泳，我们只得“下海”。“下海”的结果，我们厂有较大的发展，去年人均全员劳动生产率4.4万元，为国内同行业企业的二至五倍，人均税利也为国内同行业工厂的三倍左右。今年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产值上升30%，利润增长25%。

我的体会是：第一，企业要有较强的竞争意识。像我们这样的老厂吃几年太平饭问题是不大的，但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竞争，提醒企业领导人时时要有危机感。外地一些刀片厂虽然起步迟，可是他们经济负担轻，赶超劲头足。我们不能以老大自居，在国内称“大王”。特别是我们应该把目光瞄准国际市场，敢于和美国“蓝吉列”、英国“威尔森”等世界名牌刀片竞争。这几年，我们利用上海的优势，敢于负债引进生产世界一流高级不锈钢剃须刀片、双层刀架的设备和技术，负债额相当于全厂资产的五分之三，做到当年引进、当年生产，老产品升了档次。（上海市经委办公室负责人陈克俭插话：“他们的产品比国内同类产品要高出二三个档次。”）当然冒些风险，但工厂有了发展后劲。与此同时，我们先后在市内外搞了四个刀片联营厂，产量一下子从四亿片增加到七亿片。

第二个体会是不断开发新产品，调整产品结构。我们从三个方面延伸产品领域：利用引进消化的簿钢材刀具加工技术，开发供纺织、医疗、仪表、文教等工业用的多用刀、异型刀、美工刀系列产品，发展一次性使用刀片。（说时从包里掏出一把精致的剃刀，对着在座的男性厂长们）刮胡子可是男性公民一种“美的享受”，可是嘴巴周围人称“危险三角区”，理发店那把刮刀，一个接一个用，还在又黑又脏的刮刀布上擦来磨去，再给顾客刮胡子，很容易交叉感染病菌。现在我们试制成功的一次性使用刀片，插在刮刀架上，用一次丢掉，很受卫生防疫部门的赞赏。（在座的男士们很动心，急着探问多少钱一把？）价格不贵，约一毛钱一片。（男士们频频点头，表示能够接受）我们已准备向理发店推广。另外，我们又从美容产品上开拓配套，生产男用剃须膏、定型发膏等。目前这些产品销路都还不错。

陈国有（国家一级企业上海协昌缝纫机厂厂长）：我厂生产蝴蝶牌缝纫机已有71年历史。去年产量达140万台，占全国总产量五分之一；总产值1.3亿元，比上年增长2.5%；利润增长5%；税利增长10%。协昌为什么能取得好的效益，我们总结出两条：一是市场变了，企业经营方针也要变；二是深化改革，走新的发展路子。

1986、1987两年，我们曾配合国家计委对全国缝纫机市场进行调查，缝纫机每百户城市居民拥有率已达80%，而农村占有率还很低，需要量很大。为此我们调整经营目标，老产品提高质量，主销农村市场；新近开发的多功能缝纫机等新产品，着重吸引城市用户，产品基本没有积压。

打开局面，还要放开眼界。我们不在“窝里斗”，而是挺进大世界。去年我们被批准为自营出口企业，利用改革创造的条件，不失时机地扩大国际市场。去年底，苏联迫切需要我们供应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缝纫机，从签约到产品运抵满洲里，前后一共只花20多天时间，这在以前是根本做不到的。现在企业有了自主权，能直接与外商见面，灵活交易，主动性大，就这一次，我们创汇136万美元。今年，我厂出口形势也很好，1-5月，创汇已达500万美元，超额完成了计划进度。

成功之道各有千秋，色彩纷呈但谈到困难，似乎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施湜（上海冶全局副总经济师）：上海冶金系统今年的生产是欣欣向荣，1-4月份，产值、产量全面上升，消耗下降。可是一个震动10万职工的消息是，全行业成了亏损行业。这是上海冶金行业40年来没有过的。不能怪职工怎么样，他们很努力，主要原因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一是原材料、能源再次调价，而下游产品钢材不能调价，上海冶金工业是全国八大钢铁基地中唯一没有矿山的，进料一贵，企业就难以承受了。仅生铁价格上调，全行业就要消化三亿多元。二是债台“高筑”，不胜负担。主要是两债：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拿流动资金来说，这么多年没有增加过，全行业流动资金已占用全部资金的50%。现在两债行业贷款达25亿元，银行利息就不得了。三是税费太多。今年光交通费（包括市内交通）提价，行业就多支出一亿元。现在上下都很急，全行业大搞“双增双节”，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据测算，今年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利润8.5亿元，“双增双节”挖潜1.5亿元，去年利润5亿元，结果还反亏2亿元。人家说，千做万做亏本生意不做，而我们亏本生意还得要做。如果短时期，我们能熬得过，但时间一长，10万钢铁职工的情绪是要受影响的。我们迫切希望国家尽快从宏观上解决经营体制问题。

汪静海（上海第十钢铁厂厂长）：我们厂生产带钢需要的原材料钢锭，常常是指令性的数量减少，指导性的有时又不供应，如今我们生产能力大于生产任务，一年有两个月要靠自己去“找食”。原材料、产品结构调整，不像有些乡镇企业调头快，它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大量投资，搞不好会在调整中造成大浪费，因此原材料工业的调整更需要国家在宏观上加以控制。现在有个倾向值得注意，就是“钢铁热”。前一段时间各地轧钢厂上了很多，现在薄板工程各地又很多，都搞上去后又会成问题。

屠恒平：我厂目前形势虽然不错，但喜中还有忧虑。我们厂年产7亿张刀片，在国内算是大厂了。但同国际先进水平比，差距太大。美国一家刀片厂年产70亿张刀片，产值相当于上海一、二轻两个局的总和。刀片虽小，大有文章可做。现在我厂技术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如果国家再给贷款5000万元，三年以后，上海刀片厂的产值达到3亿元，年税利达到5000万元，规模效益就显示出来了。这5000万元可以说是效益投资，是花“一本”而得“万利”的时候。但现在有些政策却是该富不让富，穷的不让穷。譬如，发展资金的分配，上级部门往往考虑救穷厂，大家摆摆平，我们这种厂很“胖”了，像我这个人一样（大家看看身材魁梧的屠，笑了起来），要“节食”了，不会再给“输血”了。因此，一些厂虽然穷，但“饿”不死。加上“做鸡首不做牛尾”思想的作怪，搞兼并也很困难。结果效益好的企业也就发不起来。

现在厂长虽有权，但管理职工的手段却很“疲软”。按理说，职工一进厂门就没有“自由”了，因为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工厂管理。但现在做不到。如今厂长要处理违纪职工，一不得人心，二很危险。当我开除个别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工人时，那些人“盯”着我“要饭”吃，好在我曾在公安局工作过，“模子”比较大（身体高大结实的意思），那些人不敢对我怎么样。可现在想想，我也不敢再严了，在公安局工作处罚的是坏人，群众拥护；现在处理的是违纪工人，不少群众不理解，何苦呢？（好几位同志插话，现在强调社会稳定，对一些违纪现象厂长不敢“辣手辣脚”处理，怕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给厂长带来很大压力。）厂长要严格治厂，社会不配套，因此我们很希望领导部门研究这些问题，改变这种现状。

卜为民（上海牙膏厂副厂长）：三角债问题应该很好研究一下了。我厂生产的“中华”、“白玉”、“美加净”等牙膏，市场销路很好，不存在积压问题，但到4月底，商业部门欠了我们8000多万元，我们只得欠交税款2000多万元。牙膏是市场最终产品，老百姓用现钱买的。产品卖出去了，钱也应该来了，而这笔钱到哪里去了呢？前两次银行“清欠”，石头丢下去可水花不大。建议有关部门搞些实地调研。我们认为启动资金没有投放到效益好的产品上来。我们担心现在搞的全国性清欠工作结束后，新一轮清欠又开始了，如果不严格结算纪律，这样周而复始，对生产正常的企业影响太大了。

唐嘉诒（纺织局高级经济师）：上海纺织行业目前是“两头难”。一头原料紧缺，一头产品销售疲软，出口困难，现实一点看，原料产地要把资源变成产品优势，势所难免。这对没有原料产地的上海纺织工业来说，唯一出路就是“两头在外”、“以进养出”，走外向型发展道路。这里关键要转变观念，调整某些政策。如对企业考核就应当明确一个思想：是要人民币，还是要外汇？在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时候，就要有一个主次。对企业的考核也是如此，在创汇和承包利润发生矛盾时，就应当在承包利润指标方面放我一马，因为我们现有条件要做到两头在外还有一定困难，不能两全其美。工贸关系也要尽快理顺。去年上海纺织行业推行外贸代理收购制，这是对外贸体制的一大改革，责任转化了，但企业不适应，代理制本身也需要完善。按理说，工贸是一家，目标是一致的，但现在是利益不同，“各为其主”，力量相互抵消。工业部门对外信息也很不灵敏，如要企业调整出口产品，可是从局到企业，谁也讲不清要做什么产品。香港正在流行一种处理成桃皮式的衣服面料，卖价很高．但等到我们掌握信息，解决资金，工贸衔接好，可能人家已淘汰了，这样我们怎么能走向国际市场？

面对困难，出路仍然是：振奋精神，推进改革，众志成城克难关。大家认为：生产疲软，精神不能疲软！

潘佐森（上海第二棉纺织厂厂长）：渡过难关，要眼睛向内，生产疲软，精神不能疲软。因为克服困难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现在纺织品出口受到阻碍，其中有国际大环境的问题，但要看到我们的产品质量确实不如人家。因此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工作，一手抓管理，强化基础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工人的主人翁觉悟；另一手抓技术进步，搞好设备改革，千方百计设计新品种，多渠道获取国外新信息，品种、质量是上海纺织业的生命线，也是成败的关键。

徐远波（上海电视机一厂副厂长）：我厂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电视机制造厂，市场疲软，销售不畅，我厂同样存在．但今年一季度“忧中有喜”，我们生产的5万多台电视机全部销出去了。主要原因是我们今年采取了措施，在款式、质量上下功夫，生产的全是市场短缺的立式彩电。最近全国57家彩电定点厂在一起摆样订货，共订出去50多万台，其中我厂就占20多万台，可见质量好、款式新、牌誉好的彩电还是有市场的。当然还要价格公道。

钱志康（上海正泰橡胶厂副厂长。这家厂也是上海工业系统14家标兵企业之一）：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要利用自己的优势，摆脱困境。我们是汽车轮胎的专业生产厂，论产量、产值、利税，连续几年在全国同行占第一，回力牌子午线轮胎今年将产190万套，出口量也迅速上升，也居国内第一位．但从国际看，我们这样的厂规模还是不经济。南朝鲜有家工厂职工人数和我们相等，可产量为我们的10倍。现在上海正在探索发展规模经济的新路子，就是发挥上海群体优势，组织大企业集团，形成经济规模。上海市最近已批准将正泰厂与大中华橡胶厂组建成紧密型企业集团，为我们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希望1+1＞2，两股力量合成一股力，真正成为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外向型集团，更有力地走向世界市场，与国际同行抗衡。

周正炀（上海天原化工厂副厂长）：企业能够生存发展，唯一条件是抓好产品质量，或者说在价格基本一致的条件下，关键是质量。我厂是生产聚氯乙烯的老厂，前两年外地有个新建的化工大厂投入生产，每吨价格比我厂低200元，曾吸引一些用户去，但过些时间这些用户又向我厂来买了，说还是你厂质量好。可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是竞争的王牌。

座谈会将结束，大家仍感言犹未尽。出席座谈会而来不及发言的有：上海自行车厂厂长秘书胡敏方、上海电视十一厂厂长助理杜俊华、上海第一棉纺织厂总会计师郑惠昌、上海四方锅炉厂党务部副部长闫鹤松、上海郊县工业局办公室调研员王叙元等。

1990年6月6日

合作者何子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