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

为了便于后续研究的顺利开展，夯实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养老模式进行分析，主要介绍了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小区居家养老和智慧居家养老；其次，对服务质量的概念进行解释，并对影响服务质量的因素进行了总结；再次，对养老服务质量的评价进行研究，分别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对现有研究中的不足进行了评述；最后，对论文涉及的理论进行了梳理，为本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2.1 养老模式

2016年11月11日，在广州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中国国际老龄产业高峰论坛上，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就居家养老、小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解读。吴玉韶认为，居家养老是基础，小区养老服务是关键，机构养老是补充。居家、小区、机构三者将逐步融合发展，形成整体。

家庭养老是基础，家庭养老是根、是本，不能发展社会化养老批判家庭养老。国家要制定发展型的家庭养老政策，通过政策的激励，实现老年人待在家里养老，得到社会化的支持。吴玉韶认为，基于这种家庭功能日益弱化的趋势，小区的服务是养老的关键，因为小区服务连接着家庭和机构，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本部分主要对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小区养老等传统养老模式进行了阐述，并引出了新型养老模式——智慧居家养老模式，具体内容如下。

2.1.1 家庭养老

中国是崇尚孝道的国家，因此以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养老是我国最传统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在我国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从农业经济开始至今经历了大约三四千年之久的漫长的历史岁月（申美玲，2006）。传统的家庭养老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情养老（张文范，1998），这种通过家庭关系尤其是子女实现对老年人衣食住行的保障，同时进行生活照料和亲情慰藉等一系列赡养服务的养老方式仍然是我国当今社会的主流。

但这种养老模式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我国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三口之家大量涌现，根据人口增长规律，4 ∶2 ∶1的家庭结构将逐渐增多，“倒金字塔”形的家庭将成为我国家庭类型的主流（胡小同等，2006），这就会导致一对青年夫妻将赡养4至6位老人，赡养压力将会加大。目前，有数千万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跨入老年群体的行列，中国正在迎来独生子女养老的时代，这些子女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将大大增加，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迫在眉睫（徐俊等，2011）。此外，在传统“代际倾斜”价值观的影响和社会“攀比心理”严重的大环境下，大多数家庭的经济和精神支持的重心在下一代子女的教育成长上，而会相应缩减对父母的养老支出和精神关怀，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年群体的养老质量（姚远等，2005）。同时价值观念的改变，将会使新旧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加大，矛盾增加。并且，由于工作条件、居住环境或倾向独立空间的思想观念等主客观原因，城市子女婚后大多选择与父母分开居住，甚至是异地分居住（宋健等，2011）。研究表明，城市子女婚后与父母分开居住的比例占到2/3，这将直接影响子女的赡养行为和父母的养老质量（风笑天，2006）。此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城镇化的发展，劳动人口的流动性加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有大量的“空巢老人”，按人均预期寿命73岁计算，这些老年群体的空巢期平均在25年左右（风笑天，2009），同时农村“空巢老人”大多具有体弱多病、精神空虚、劳动强度大等特点（吴佩芬，2012）。这使目前家庭养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晚年孤独，缺少子女情感上的慰藉。有研究发现，在我国相当大比例的老年父母从成年子女处获得代际转移支付，这也是我国老年群体的主要生活来源（张川川等，201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子女能为老人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但却无法承担日常家庭照顾和精神关怀的责任。然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2015年的抽样调查表明，59.9%的受访老年人对精神关怀的需求最高，可见当代养老需求不仅停留在穿暖的基本生活保障上，老年人真正渴望的是精神上的充实（朱海龙等，2015）。

由此可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问题和风险重重。现阶段，家庭养老的现实可行性主要是建立在老人对子女不计回报的付出，包括对孙子辈的无偿付出，始终为减轻子女负担着想，在经济保障和生活照料上尽量独立的基础上（杨善华等，2004），然而这并不是长远之计，养老的重任必须更多地依靠社会来承担。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老年群体的经济条件的提高和自主意识的增强，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和生活服务保障都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家庭养老模式必然会向社会养老的模式逐渐过渡（陈赛权，2000），近年来，也出现了多种新型的养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