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步兵、骑兵和炮兵的组织与战术

第一章 步兵

术语与组织

在18—19世纪的欧洲军队中，步兵是最为重要、数量最大也最具独立性的兵种。较之骑兵和炮兵，步兵能够最轻松地应对并未得到其他兵种支援时的困难情况，因为它既能防御，也能进攻，既可以使用步枪射击，也可以端起刺刀冲击。

步兵的战术单位是营（法：bataillon，英：battalion，德：Battallion，俄：батальoн）。不同的军队中营的额定兵力往往不同，就连同一支军队中不同步兵类型的编制也存在差异。营的额定兵力范围是400—1200人，不过一般在700—1000人之间。

营的主要战斗队形是排成几列的紧密横队（列由肩靠肩左右排列的士兵组成，伍则由前后排列的人员组成）。横队的列数在18世纪逐步减少：早期从六列降至四列，中期降至三列，某些军队在末期更是降到二列。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几乎所有欧洲军队中，步兵通常都会排成三列，只有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的英军步兵和其他某些军队的轻步兵一般排成二列。

自然因素决定了营的人数：一方面，营应该拥有足够的兵力；另一方面，营的规模又不应当大到妨碍机动、控制的程度，正如拿破仑的元帅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Auguste-Frédéric-Louis Viesse de Marmont）所说，应当让每一名士兵都能听到营长的口令。如果营的兵力少于600人，那么这个营就会被认为不足以独立作战，如果兵力多于800人，那就会变得太过笨重，并不便于营长一人掌控。然而，营的编制最好还是定在800人以上，因为即便在和平时期，营在行动时也往往无法达到满员，它并不能始终维持全部额定兵力，除此之外，有些士兵可能会生病或被分派出去执行任务，而在战争开始后，掉队和作战损失也会导致兵力减少。[1]

出于行政管理和经济目的，步兵会编组成团（法：régiment，英文：regiment，德：Regiment，俄：пoлк），每个团由几个营组成——大部分军队是2—3个营。每个营又由几个连（法： compagnie，英：company，德：Companie或Kompanie，俄：poта）组成——大部分军队是4个或6个连。一个值得注意的要点是，这一时期的连并不是战术单位，而是纯粹的行政单位。团里的连有一套通行的番号——先是用连的“连主”军衔（上校连、中校连、少校连等等），后是用连长的军衔和姓名（某某上尉连），最终则不再考虑某连隶属于某营的情况，而是给全团各连统一分配数字番号。士兵的驻扎、训练以及分发武器、装备、给养、薪饷都以连为基础完成。

营在执行队形变换和射击时要将队形分成几等份，通常情况下会分成8个或10个单位。不同军队对这些单位的称呼有所不同：法军称其为分连（peloton）、英军称其为分连（platoon）、某些德意志军队则称其为排（Zug）。在18、19世纪之交的俄国军队中，这样的单位被称作排（плyтoнг）。俄军中还有和一个плyтoнг并存的同义术语взвoд，后者的含义是半连。这样，俄军中一个营的排数目就和半连数目相同，它们都两倍于连的数目。随着时间的流逝，“半连”的使用越发普遍，“排”则逐步被淘汰。为了简化行文，本书在描述所有军队时都会使用“半连”术语。

在列成横队的营当中，各个排需要从右向左依次编号：位于最右侧的排称作第1排，位于第1排左侧的是第2排……以此类推。在包括俄军在内的许多军队中存在由两个排组成的单位，这个单位被称作分营（division，该词源于拉丁语diviso，意为“分割”“分开”）。分营也是从右向左依次编号。

在某些军队——特别是法军和英军——中，营内的分连数目和连数量是相同的（同为8个或10个），所以，如果每个连中的伍数目都相同，那么分连就相当于连。而在其他军队——也包括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俄军——中，排的数量要两倍于连（5个连对应10个排或4个连对应8个排），所以，如果每个连中的伍数目都相同，那么排就相当于半个连。

然而，由于缺编和损失不均，各个连的人数可能会存在极大的差异——战时尤其如此。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准确、迅速地完成队形变换，同一个营中的所有排应当拥有相同的宽度，也就是说，各个排里伍的数量应当保持一致，兵力也应当大致相同。如果某营各排损失严重不均，且该营此时并未直接卷入战斗，那就可以在战斗中径直调整营内各排人数。

因此，一个营在战斗中分出的排往往与连对应不起来。在某些军队中，排和分营的划分情况永远都不可能和连相符，以弗里德里希二世治下的普鲁士军队为例，它的步兵营通常由5个连组成，但在战时要分成8个排，即4个分营。[2]

18世纪之初，步兵在战场上行进时使用的是疏开纵队（全间距纵队），在这种纵队中，所有排都前后相继地排列，相邻两排的间距——前后两排第1列间的距离——相当于排横队的正面宽度。如果要将这个纵队变换为横队，纵队就得沿着展开后的横队列队方向赶往预定地点，而后让所有排同时“侧转”——侧转的含义是让排横队围绕一翼旋转。将横队变换成纵队也只需以相反次序完成上述动作。在纵队中，如果第1排位于最前方，这个纵队就称作以右翼为基准的纵队，反之，如果倒数第1排位于最前方，那么纵队就要称作以左翼为基准的纵队。

除了疏开纵队之外，步兵后来还用到了间距较小的纵队：半间距纵队（前后两排第1列间的距离相当于半个排横队的正面宽度）和紧密纵队（前一排后列到后一排前列的距离为3—5步）。前者可以通过各排斜向行进变为横队，后者在变为横队时则要让位于后方的各个排，先是侧向移动，然后再前进。在拿破仑时代的战场上，由一个营列成的纵队宽度通常相当于两个排，多数情况下是半间距纵队或紧密纵队。后文将会详细讨论这些纵队和队形变换的基本原则。

拿破仑时代的各类步兵存在多种名称：战列步兵（линейная пехoта）、火枪兵（мyшкетеpы）、掷弹兵（гpенадеpы）、燧发枪兵（фyзилеpы）、轻步兵（легкаяпехoта）、猎兵（егеpя）、猎兵（法：chasseurs）、卡宾枪兵（каpабинеpы）、散兵（法：tirailleurs）、腾跃兵（法：voltigeurs）、射击兵（стpелки）、先驱兵（застpельщики）等等。大部分上述名称无法代表特定的步兵武器，因为在18、19世纪之交的欧洲军队中，几乎所有步兵都装备配有燧发装置的滑膛步枪，各个国家的步枪在有效射程方面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种类步兵名称的含义体现在其他方面：大部分名称表明了士兵所属的团或其他单位的情况，有的指的是部队的主要作战目的，有的则是在某一特定场合下的战术角色。某些步兵名称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变化。功能相似的步兵在不同军队中称呼不同，或名称相同的步兵在不同军队中具体含义不同，这都是相当常见的现象。

18世纪的步兵可以分成两个大类：战列步兵和轻步兵。这两类步兵在征募、组织、训练和作战目的上都存在差异。战列步兵是步兵的基干力量，他们需要服从严格的纪律，在和平时期接受细致的训练，预定作战任务主要是在大致平坦、开阔的地区列成密集队形作战。轻步兵则不同，18世纪中前期的许多军队在和平时期并不设立轻步兵部队，只有到战时才着手组建。轻步兵在某些情况下补充人手时可谓来者不拒，甚至会吸纳其他军队的逃兵。这类步兵只会接受最低程度的训练，并不能做好充当战列步兵的准备，而且纪律也不够好，因而不能在战斗中肩负重要任务。

轻步兵会编组成独立行动的分遣队——军团（легиoн）或队（кopпyс），某些军队还会在这类分遣队中加入轻骑兵。这些部队的作战任务是进入起伏地形或林地进行侦察或掩护主力部队（轻骑兵则在较为开阔平坦的地形上执行这类任务），此外还有袭扰敌方领地和攻击落单部队、运输队、兵站，这类作战在18世纪都被称作“小型战争”（малая вoйна），其作战目的在于袭扰敌军，截断敌军的粮秣来源，迫使敌军分派部队保护后方。在18世纪上半叶，当战争结束后，轻型部队即告解散。但到了18世纪下半叶，正规轻步兵部队已然面世，这类部队一般会尽可能地从山地或林区招募士兵，那里的人们知道如何准确射击，也能够娴熟地在起伏不平的地带运动和定向。正规轻步兵会被编为独立的营或团。

法国大革命始于1792年，拿破仑战争终于1815年，在此期间，战列步兵与轻步兵在组织和作战用途方面的差异逐渐消失。轻步兵的组织结构要么变得与战列步兵一致，要么差别甚微：有些轻步兵像战列步兵团一样编组成轻步兵团，有些直接成为战列步兵团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是每个营中设有一个轻步兵连，从1808年起，普军每个步兵团的每三个营中就有一个是轻步兵营）。在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中，轻步兵装备了和战列步兵一样的武器，也接受了一样的基础训练，战列步兵同样时常需要以散开队形投入作战，虽然一般是抽出小股部队参与散兵战，但有时也会将整个连乃至整个营投入其中。在有些军队——特别是法军——中，轻步兵和战列步兵的界限早就变得相当模糊，而在另一些军队里，轻步兵与战列步兵的融合不仅发生时间较晚，其融合程度也相对较低。不过，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时期，所有军队的战列步兵和轻步兵都坚持使用自己独特的名称和制服。

除了战列步兵和轻步兵之外，某些欧洲军队还设有少量精选射手部队，这类部队也是在18世纪出现的。其成员要么选自深知如何准确射击的平民——如职业猎手和护林员的子孙，要么是从常规步兵中精选出行动敏捷且射术精准的士兵，这些人需要接受上靶射击和散兵战训练。在某些军队里，这些精选射手会装备射程长于滑膛步枪的线膛步枪或短管的线膛马枪。军队既可以将装备线膛枪的射手编组成独立的营，也可以使其成为轻步兵的一部分，在每个连中配置10—25名线膛枪手。

法军战列步兵的字面称谓就是战列步兵（法：infanterie de ligne），多数德意志军队则将战列步兵团称作步兵团（德：Infanterie Regiment），而在俄军中，战列步兵团在1796—1811年间称作“火枪兵团”,1811年后改称“步兵团”。18世纪的所有欧洲军队都会从战列步兵团中选出最高的士兵，将他们称作“掷弹兵”（法：grenadiers），并编组成连。当掷弹兵在17世纪崭露头角时，他们的确是用于投掷手榴弹，其兵种名称也由此而来。不过，早在18世纪初，掷弹就已从实战中消失，但掷弹兵这一名称仍旧保留下来。在许多军队中，掷弹兵连会在战时与母团分离并合编成独立的掷弹兵营。而在俄军中，如果某个步兵团表现优异，该团就有可能获得掷弹兵团的称号。不过这些团仍然属于战列步兵。

许多军队将战列步兵中的普通士兵称作火枪兵（俄：мyшкетеpы），法军则称之为燧发枪兵（法：fusiliers），这些名词源自步枪的名称——火枪（法：mousquet）和燧发枪（法：fusil）。“火枪兵”这一名称早在一部分步兵装备了重型火绳枪、另一部分装备长枪时就已出现。燧发枪起初是指配备了燧发枪机且口径、重量均小于重型火绳枪的步枪。到了18世纪初，几乎所有欧洲军队均已装备了燧发枪，而且不同军队里的步枪差异也很小。法军将步兵常用的枪支称作fusil，英军称作musket，俄军称作pyжье，德意志诸国军队则一般称作Gewehr。然而，某些军队会用“燧发枪兵”这一称呼指代执行某一特殊任务或具备某种特定地位的士兵。以18、19世纪之交的普鲁士军队为例，轻步兵中的士兵就被称作燧发枪兵。

法军轻步兵的字面称谓仍是轻步兵（法：infanterie légère）。法军轻步兵团中普通连的士兵被称作猎兵（法：chasseurs，字面意思为猎人），轻步兵团里精选高个士兵组成的连会被称作卡宾枪兵连而非掷弹兵连，不过，虽然这些连名为卡宾枪兵连，但它们配备的枪支和其他连并无差异。根据1804年的法令，法军为每个轻步兵营新添了一个精选连，法令规定，这个连应当由体格健壮、精力充沛且机敏的小个士兵（士兵身高不得超过1.598米，军官身高不得超过1.625米）组成。到了1805年，法军又命令每个战列步兵营也要组建同样的连。这些连里的士兵被称作腾跃兵（法：voltigeurs），该词词源是voltige（跳跃）——法军最初设想这些士兵能够跃上骑兵的战马，和骑兵一道前往预定地点，然后既可以跳到一边，也可以抓住马镫，跟在骑兵身旁奔跑，但上述设想并没有广泛地用于实践。腾跃兵需要接受快速、准确射击的训练，他们装备重量较轻的步枪，军官和军士则装备线膛马枪。[3]腾跃兵通常用于散开队形作战，久而久之，将士兵从普通连调入腾跃兵连成为对表现杰出的小个士兵的奖赏，就像转入掷弹兵连是奖励表现优异的高个士兵一样。当法军步兵营列成横队时，掷弹兵连（轻步兵营里是卡宾枪兵连）位于右翼，腾跃兵连位于左翼，这两个连被称作精锐连（法：compagnies d'élite），燧发枪兵连（轻步兵营里是猎兵连）则位于两个精锐连之间。

在18世纪末的普鲁士军队和另一些德意志军队中，步兵营、掷弹兵营和燧发枪兵营中的精选射手被称作射击兵（德：Schützen，每个连设有10—16名射击兵），独立射手营中的士兵则被称作猎兵（德：Jäger）。俄军借用了“猎兵”这一名称，但它在俄军中的含义与德意志军队存在差异，并且在不同时期指代不同的对象。俄军的猎兵起初是指步兵团里的精选射手，到了18世纪70年代，俄军猎兵重组成若干个独立的营，而在18、19世纪之交，俄军又将猎兵重编成若干个猎兵团。在普鲁士军队中，猎兵团是全体装备线膛枪的部队，这与俄军的猎兵营和猎兵团完全不同。因此，拿破仑时代的俄军猎兵只是轻步兵，并不是精选的射手。

当士兵以散开队形投入作战时，法军和其他某些军队会称之为散兵（法：tirailleurs）。在俄军中，被指定为散兵战人员或正以散兵队形作战的士兵会被称作射击兵（俄：стpелки）或先驱兵（俄：застpельщики），在俄军中得到这种称呼的不仅有猎兵，甚至还包括从步兵团（火枪兵团）和掷弹兵团中抽调出的散兵战人员。

因此，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火枪兵、掷弹兵、燧发枪兵、猎兵、腾跃兵和卡宾枪兵这些名词指的是士兵所属的部队情况。某些军队会用燧发枪兵指代轻步兵。猎兵在德意志军队中指的是独立的射手营，在俄军中指的却是轻步兵。散兵、射击兵、先驱兵等术语通常用于称呼在某一时段以散开队形作战的步兵，使用时并不会考虑到这些步兵具体情况如何、属于何种类型。

射击

因此，尽管欧洲军队的步兵存在诸多名称，除去一小部分精选射手外，绝大部分步兵都装备着一杆燧发滑膛步枪。在18世纪末，欧洲各国军队的步枪在口径、管长、枪管安装方式、枪托外形、燧发枪机设计和通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就射速和有效射程而言差别不大。

士兵通常会在子弹盒里携带50—60发子弹。一发纸壳弹就是一个圆柱形纸卷，纸卷内部装有一颗球形铅弹和发射铅弹所需的火药。步枪装填方式如下：士兵需要先将扳机扳到安全位置，然后用左手持枪，右手从子弹盒中取出一发子弹，用牙齿咬破纸壳末端，举起步枪使枪机齐胸且步枪几乎处于水平位置，将少许火药倒入“药池”（枪机里的一个小型金属皿状物），合上药池盖，将步枪转至枪口朝上的竖直位置，将药包中的剩余火药倒入枪膛，把铅弹和纸壳一齐放进枪膛，取出通条，用它把铅弹推到枪膛末端并压实火药，通条归位，举枪，扣动扳机。

在某些书中可以发现一种说法：士兵从纸壳里咬出铅弹，含在嘴里，然后再把它吐进枪膛里。[4]但在18、19世纪之交，这种说法并不成立，根据英军的步兵训练教令和由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图奇科夫（Cеpгей AлексеевичTyчкoв）少将编纂、于1818年出版的俄军辞典，在纸壳上咬开的一端位于铅弹对面。[5]

扣动扳机后，击锤就会撞击药池盖，固定在击锤上的一块燧石随后撞开药池并产生火花，火花引燃药池里的火药，接着会顺着引火孔引燃枪膛内部的主装药。

燧发点火的机械装置并不是十分可靠，火药质量也不算太高。哑火（oсечка）和早燃（вспышка）就成了常见现象。如果燧石无法产生足够的火花，进而导致药池里的火药不能燃烧，就会出现人称哑火的现象。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擦拭燧石并把它紧紧夹在击锤上或直接更换燧石。一块燧石一般而言能够打火大约36次，最多可以反复使用50次。早燃则是指药池里的火药已被点燃，但并不能引燃枪膛内部装药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清理引火孔，重新向药池里倾倒火药。根据法国的测试结果，即便在干燥天气里，哑火率仍然在10%——15%之间，早燃率则在3%——6%之间。[6]在潮湿天气里，哑火率会有所上升。如果遭遇暴雨，由于火药会在装填过程中被打湿，就不大可能使用步枪射击。

如你所见，装填过程涉及诸多动作。一般情况下，士兵需要站在原地完成装填。理论上的确可以在行进间展开装填，但它耗时更久，而且会让士兵分心，妨碍他完成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动——迈步行进并保持队列齐平。因此，行进间射击要么会显著降低行进速度，要么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

射击速度也不算很快。一位训练极好的士兵可以在短时间内每分钟射击5发实弹，[7]但一般情况下的射速要求并没有这么高：以俄军的1811年步兵条令为例，它要求士兵练习装填直至达到每分钟射击3次的水准。[8]出于种种原因，实战中的射速比条令中规定的射速还要低，而且会在战斗进程中持续降低。在战斗之初，燧石仍是全新的，引火孔也是干净的，哑火极少发生，可随着战斗的进行，哑火率就会变得越来越高。另一个射速降低的原因是火药不可能完全燃烧，这样一来，残渣会逐渐堆积在枪膛内壁，让装填铅弹变得相当困难。枪膛在射击数十次后就得彻底清理。此外，如果以较快的速度连续射击数十次，枪膛就会发烫到无法触摸。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士兵也会出现疲乏迹象。[9]

击发后，子弹先是以略高于瞄准线的角度向上飞行，而后迅速接近地面。因此，瞄准相当具有挑战性：当士兵距离目标不超过100步时，瞄准点应当略微位于目标下方，但在超过200步时就要远高于目标。18世纪的军队通常不会给士兵教授这些知识，当时只让士兵练习大致对准敌人身体中部射击，军队在作战中会尽力靠近敌军（或是让敌军迫近），等到双方距离不超过100步后再下令开火。然而，实战中的射击距离往往要比100步远得多，这时，几乎所有子弹都会落在地上，无法触及敌军；而在那些希望让敌军迫近后再送出一轮致命齐射的战例中，许多子弹——有时甚至是绝大部分子弹——最终会从敌军士兵头顶上飞过。在凹凸不平的地带，当敌军处于上坡或下坡地段时，瞄准问题就更为复杂了。

早在18世纪上半叶，一些思想先进的军官就要求将完整的瞄准射击训练引入军队，但实际训练仍然变化甚微——这样的瞄准射击训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消耗很多火药和铅弹，此外还需要军官耐心教导。总体而言，当时的步兵在瞄准射击方面训练不佳，不少时候甚至根本没有训练。新兵首先要学习机械完成一系列无弹装填动作，然后使用空包弹练习装填、射击，在这之后才会拿到实弹，不过，实弹数量已经少到根本无法认真进行瞄准射击训练的地步。有些军官认为瞄准射击训练毫无用处，觉得瞄准就是浪费时间，士兵应当在战斗中尽可能快地开火。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将会在下文加以阐述。

有关瞄准射击训练的实用建议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面世。[10]根据法军1791年步兵条令——法国革命军和拿破仑的军队使用这一条令训练步兵——的规定，应当设立一座高5.5尺（约合1.8米，此处的尺为巴黎尺）、宽21寸（0.57米，1寸=0.083尺）的标靶，在标靶中部和顶端各画一条宽3寸（约8厘米）的浅色横条纹。士兵应当先在距离标靶50法寻（约97.5米，1法寻=6尺）处练习射击，然后在100法寻（约195.0米）距离上练习瞄准下方条纹射击，最后在150法寻（约292.4米）距离上练习瞄准上方条纹射击。[11]

后来，一本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多次再版的武器养护教令指出，136米（约70法寻）距离上的步兵火力效果极好，但朝234米（120法寻）外射击就纯属浪费弹药，是在糟蹋宝贵的补给（这本教令是在法国采用米制后写成，因此同时给出了米和法寻这两个长度单位）。[12]当枪口仰角为43.5°时，子弹可以飞行将近1000米。[13]然而，子弹在飞出400—500步后就会失速，因而不大可能给敌军造成严重伤害。[14]

枪管和子弹的质量都不算很好，这也无助于准确射击。尽管如此，根据19世纪10年代早期格哈德·约翰·达维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在普鲁士进行的试验结果，步枪在其射程内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他的标靶由云杉木板制成，高6尺（约1.88米，此处的尺为莱茵尺）、宽100尺（约31.39米，标靶大体相当于四分之一个营横队）、厚1寸（约26毫米）。

射击试验在不同距离上进行，每次都由10名士兵在同一距离上列成一线，各自射击20次（同一距离总共射击200发），最短耗时为7.5分钟，最长为13—14分钟（平均射速每分钟2—2.5次）。结果如下所示（上方数据为命中数，下方数据为击穿数）:[15]

记载这一数据的著作并未指出作为度量单位的步有多长。当沙恩霍斯特还是汉诺威军官时，他的早期著作中用的是汉诺威和普鲁士都通行的步（2.5莱茵尺，约0.785米）。[16]不过，沙恩霍斯特在记载测试结果的这本书中更可能使用普鲁士的行军步，因为他在这一时期效力于普军，而且这本书也是印发给普鲁士军校使用的。普鲁士行军步是2.33莱茵尺（约0.732米）。[17]这样，100步就是73.2米，200步是146.5米，300步是219.7米，400步是292.9米。

沙恩霍斯特测试的俄国步枪可能是1798年式或1805年式，因为他提供的数据表明俄国步枪重量（12柏林磅，5.62千克）和弹重（0.059磅，27.5克）与旧式普鲁士步枪相同。而1808年式俄国步枪则是1803年式法国步枪的仿制品，它重量较轻，口径也较小（沙恩霍斯特指出，法国步枪重10磅，弹重0.05磅）。

在100步距离上测试普鲁士、法国步枪时，士兵的瞄准点距离地面有3尺（也就是位于标靶中部），而在同一距离上测试英国、俄国步枪时，瞄准点距离地面仅有1尺——如果瞄准地面以上3尺处，就会有许多子弹从标靶上方飞过。不过，就算瞄准点离地仅有1尺，英国步枪在100步距离上的射击表现仍然比200步时糟糕，这一结果源于以下事实：英国步枪的枪管相对较短，所以瞄准线（平行于枪管外壁）和枪膛轴线间的夹角大于其他步枪，而英国步枪的口径又在欧洲名列前茅（约19.0毫米），所以子弹也相当重（沙恩霍斯特指出，英国步枪使用的铅弹重达0.067磅）。俄国的1798年式步枪和1805年式步枪口径也比较大（分别约为19.7毫米和19.0毫米）。当射击距离为200步时，所有步枪都瞄准地面以上3尺处（标靶中部）,300步时瞄准地面以上5尺处，400步时瞄准地面以上7尺处（已高于标靶）。[18]

从测试结果中可以看出，在距离标靶100步时，总命中率为46%——76.5%,200步时为32%——56.5%,300步时为25.5%——35%,400步时为21%——27.5%。旧式普鲁士步枪在500步（366.2米）距离上命中26发（13%）, 600步（439.4米）距离上命中19发（9.5%）。

在此次测试中，旧式普鲁士步枪在200步和300步距离上的命中率大致相等，但在100步距离上的命中率就远低于其他步枪，不过在300步、400步时则不算太差。法国和俄国步枪在300步、400步距离上命中率大体相当，法国步枪在400步距离上的命中率甚至比300步时还要高。此外，俄国步枪在100步、200步距离上的命中率要明显低于法国步枪和新式普鲁士步枪。

然而，之所以某些步枪会在300步及更远距离上取得较高命中率，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源于以下事实：本次射击试验在完全平整的坚实地面上进行，这样，某些起初没能命中的子弹可以通过反弹飞得更远，最终得以命中标靶。在起伏地形上进行的试验中，普鲁士步枪朝相距200步的标靶射击时的命中结果与平地试验大体相同，但在300步距离上的命中率则仅有平地试验的55%——72%。[19]

不过，这里并不能排除上文提到的不同距离上的类似命中率有可能属于试验误差，在其他许多以整营为单位——也就是射击次数高于沙恩霍斯特试验——进行的射击试验中，不同射击距离上的命中结果就存在显著的差异。[20]

由于步兵或骑兵队形并不是完整的长方体标靶，那就应当进一步调整沙恩霍斯特的上述测试结果。夏尔-约瑟夫·德·利涅（Charles-Joseph de Ligne）——他在文献中通常被称作利涅侯爵（Prince de Ligne/Fürst von Ligne）——参与过18世纪的诸多会战，他曾让人射击绘有多名士兵轮廓的标靶，结果发现所有上靶子弹中约有四分之一只能命中各人头部和腿部之间的空白区域。[21]

即便考虑到上述所有不利因素，如果两支步兵在100—200步距离上列队互射时达到试验效果，那么他们必定会在几轮齐射后双双面临毁灭，但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未发生。回忆录和战报中还多次提到过持续几分钟乃至半个小时以上的近距离对射。

实战中的步兵射击效果即便高于试验效果的几百分之一，也必定只能达到它的几十分之一。法国军人雅克-安托万-伊利波特·德·吉贝尔（Jacques-Antoine-Hippolyte de Guibert）是18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之一，他认为，在实战中，如果步兵朝80法寻（约156米）以内的目标射击，其火力便具备较大的杀伤力，但在朝更远处射击时就不够精准了，因为士兵在实战中的装填、瞄准情况都不好，而且很快就会陷入混乱。按照吉贝尔的看法，就连在许多人眼中堪称恐怖的普军步兵火力也只能在第一轮射击中发挥效果，因为步枪在战斗前可以有条不紊地装填，但在混乱的战斗中，士兵往往会装填太快、无法压实装药。[22]

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步兵射击效力。士兵在装填时会把纸弹壳里的火药倒进药池里——按照他们的说法，火药用量全凭“目测”，这样，每一回送进枪膛里的主装药都有所不同，因此，即便瞄准同一方向，子弹的飞行路线也会存在差异。有些时候，士兵会蓄意把火药撒在地上，以便减少主装药，减轻步枪后坐力——全装药状态下的后坐力相当强劲。[23]如果战斗当天风力不大，步兵队列前方就会在射击几轮后出现浓厚的灰色烟雾，让步兵难以观察敌军。所以，持续射击时的平均射击效力相当低。

根据各类估算结果，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的会战中，步兵打死打伤一名敌军士兵一般需要消耗200—500发子弹。[24]与此同时，在某些战例里，第一轮近距离齐射的命中率仍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几十，以1745年5月11日的丰特努瓦（Fontenoy）会战为例，大约2000名英国近卫军和汉诺威近卫军在距离40—50步的一系列以分营为单位的射击中给予法军重创：法国近卫团（Régiment des Gardes françaises）的21名军官和392名士兵、瑞士近卫团（Régiment des Gardes suisses）的12名军官和215名士兵非死即伤。然而，近距离齐射的结果存在极大的差异，一些史料也提到过只能杀伤少数几名敌军的近距离全营齐射。[25]

考虑到步枪缓慢的射速和极低的准度，射击组织就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射击的基本组织原则出现于18世纪上半叶。步兵列成三列横队——根据规定，最高的士兵站在第1列，最矮的士兵站在第2列，介于二者之间的则站在第3列。[26]士兵在横队中肘挨肘地紧靠在一起。在普鲁士将领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冯·萨尔德恩（Friedrich Christoph von Saldern）撰写的教令中，这位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中享有盛名的步兵队形和机动专家写道，24个伍占据的正面宽度为18尺。[27]根据这一数据，每一名士兵在横队中占地宽度为0.55米。1798年的英军步兵条令规定每名士兵在横队中占地宽度为22英寸（约0.56米）。[28]法军的1791年条令和俄军的1796年、1811年条令都规定步兵应当肘挨肘地站在一起。[29]

当时的理论家们强烈建议步兵不应当在敌军进入有效射程前射击。在射击过程中，第1列士兵右膝跪地，第3列士兵把步枪从第2列士兵脑袋之间探出去射击（在三列横队得到推广前，当步兵排成四列横队时，前两列士兵需要以跪姿射击）。齐射方式也有很多种：按列射击、以排为单位射击、以分营为单位射击、以半营为单位射击、全营齐射。

在全营齐射中，所有士兵同时开火，这就导致齐射完毕后全营士兵都需要花费15—20秒时间装填步枪，而这段时间已经足够让敌军骑兵触及步兵了。尽管如此，步兵在对付骑兵时仍然经常使用全营齐射，这是因为时人知道如果让骑兵离得足够近，那么大部分情况下一轮齐射就足以逐走骑兵（后文在提及骑兵战术时会就这一点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全营齐射有时也会用于对付步兵，这通常发生在双方仅仅相距几十步的时候。

在按列射击中，首先要由第3列士兵展开齐射，一段时间后让第2列齐射，最后才让第1列齐射……如此反复循环下去。当然也可以采用相反轮次射击。按列射击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得到了广泛运用，但在拿破仑战争中很少出现，它一般会用于步兵对抗骑兵的场合。在步兵抵御敌方骑兵时，如果步兵需要展开齐射或按列射击，第1列往往会奉命不参与射击——他们的步枪要始终保持装填状态，留到最危急的关头使用。

以排为单位射击是18世纪最普遍的射击方式，在这种射击中，各个排会轮流展开齐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在18世纪中叶以如下方式进行射击：全营最右侧的排（第1排）先开火，然后是最左侧的排（第8排），接下来依次是第2排、第7排等等。这样，各个排的射击次序就是1、8、2、7、3、6、4、5。[30]其他一些军队会让奇数排从右往左依次开火，然后再让偶数排从右往左依次开火。这样，在八连制步兵营里，射击次序就是1、3、5、7、2、4、6、8。这种射击方式的设计目的在于保持火力输出节奏，让步兵营的火力不至于出现较长的空窗期，也就是说，等到射击序列里的最后一个排完成射击后，第一个排就已装填完毕并准备好展开新一轮齐射（实际上，第1排往往会在其他各排完成“轮次”前就已准备好射击）。以分营为单位射击时的具体方法也与此类似（1、4、2、3或1、3、2、4）。

然而，步兵在实战中很少能够严格遵循射击次序。吉贝尔认为，在前两轮齐射过后，任何维持纪律的努力都无法阻止有序射击变为无序射击。[31]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贝伦霍斯特（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是弗里德里希二世麾下的一名军官，他曾参与过七年战争，根据他的说法，当普军打算集体射击时，只有第一轮齐射才算得上齐射，甚至可能只有两三个排能够按照正确次序射击，“然后就是普遍的自由射击和常见的连续射击，也就是每个装填完毕的士兵都随即扣动扳机，各列、各伍混在一起射击，就算位于前列的士兵想要跪地射击也做不到这一点。从最低级别的军官到将领，任何人都无法干预这群人，只能等待下去，看看它最终究竟是前进还是后退”[32]。

贝伦霍斯特本人曾给出过有序射击变为无序射击的一个原因：对于排的指挥官而言，由于开火带来的噪声和烟雾，他要想听到或看到射击情况，会面临极大的困难，甚至根本就无法掌握情况。[33]射击变为无序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兵十分渴望尽可能快地朝敌军开火，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希望在敌军能够杀死自己之前将其击败，结果，士兵不待军官下令就开始射击。

在这样的无序状况下，实际上不可能再做到瞄准射击。有位曾参与过拿破仑战争的英国军官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在19世纪30年代解释说：

当士兵在队列里开火时，你难道能期望他达到什么准度吗？第一个人在装药，第二个预备，第三个进行所谓的瞄准，第四个用通条把子弹捅进去。射击几轮后，烟雾就紧紧缠绕着整支队伍，完全看不到敌人。有些士兵会向外走一两步以便取得较好的射击效果，另一些人以跪姿射击，还有些人根本对后退一两步毫无抵抗力。注定之事开始降临，它或许是糟糕透顶的破坏性事件，就连勇士也会在这一幕面前退缩，另一些人会受伤，并在战友们的帮助下退到后方，所以，整个队列迅速变得极为混乱，这群人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只想着尽快开火，几乎不考虑如何瞄准或瞄准哪个方向。

此时的确会发生士兵肘间距离急速上升的情况，因为某些地段的士兵会聚在一起，其他地段又会出现伤亡。可到了那个时候，鲜血已经以闪电般的速度奔涌，血管里也燃烧起来，士兵的激动情绪达到极点，根本无法镇定。你手中那训练良好的营也只能要么往前冲，要么往后逃，既完全无法挡住哪怕最轻微的冲击，也不能有效地使用武器展开冲击，此外还无法熟练使用步枪，要想有效使用它，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冷静和镇定。[34]

所以，在完成前几轮齐射后，射击就变得杂乱无章，士兵匆忙装填、射击，而且在烟雾中几乎看不到敌人。由于他们在装填时互相推挤，而且射击时的后坐力和伤亡人员也会有所影响，士兵们就会彼此干扰，给装填和瞄准带来困难。

有些手忙脚乱的士兵并没有把子弹推到底，火药也压得不实，结果在开火时就会出现子弹射速较慢的情况。有些经验不足的士兵会因为过度兴奋和开火而无法注意到步枪已经哑火，竟会在已有一发子弹的枪膛里再装入一发新子弹，有时甚至会一连塞进去好几发。[35]有些人会在装填结束后忘记取出通条，接着在开火时将通条和子弹一并打飞。有些经验丰富的士兵为了加快射速索性不用通条，他们只是把子弹和装药塞进枪膛，然后竖起步枪，让枪托撞击地面，让子弹下落到枪膛末端。[36]不过，这种方法同样会导致装药压得不实。尽管如此，在近距离射击中，这种装填方式或许会相当奏效，因为射速在此时的重要性要远高于射程和穿透力。

正如贝伦霍斯特和米切尔所说，长时间射击会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投入射击的步兵队列陷入混乱，士兵也几乎彻底脱离军官的控制，既不能让他们停止射击向前推进，也不能展开其他机动。这些作者或许有所夸张，但在拿破仑时代的一些非常权威的资料中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以拿破仑麾下的米歇尔·奈伊（Michel Ney）元帅为例，他在1804年为部队编写了一份教令，其中提到过许多步兵军官的共同看法：在战斗中要让步兵停止无序射击，会面临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敌军当时位于步兵射程之内，那停止射击就会变得尤为困难。[37]这样匆忙无序的射击在单位时间内的平均杀伤力很低，但由于交火或许会持续很长时间，交战双方就有可能蒙受相当惨重的伤亡。

尽管教令中严禁提前开火，士兵——特别是经验不足的士兵——时常会在并未得到命令的情况下朝着太过遥远的敌军开火，缺乏经验的军官也往往会命令士兵过早开火，其他人则会群起效仿，这样，大批部队会开始发起无序且无用的射击。曾作为第50步兵团一员参与拿破仑战争的英国军官约翰·帕特森（John Patterson）写道：

我听说过许多战例，在那些战例中，当敌军正在推进或双方陷入激战时，士兵会接到告诫，让他们不要打得太高或无用地浪费弹药。有些时候，这些告诫的确会奏效，但更普遍的效果却是适得其反，而后便会带来致命的后果。经验不足的军官往往既不能判定是否适合开火，也不去考虑是否应当开火，就直接下令射击。这并不是士兵的错误，而是那些军官的过错。然而，这种过错常常会演化成切实的损害，当军官发出第一道命令后，士兵就拿到了某种自由行动的全权委托书，以最不受控制的方式朝着各个方向开火，直到最活跃的军官们用尽各种手段和精力控制士兵才得以结束。可当士兵急需弹药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弹药已经毫无目的地消耗殆尽，除了制造噪声和烟雾外一无所获。[38]

无论如何，不管采用何种射击方式，第一轮射击后的射击质量都不能得到保证，此后就只能依赖射击数量。这就是许多军官认为瞄准射击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实战中根本不可能做到准确射击，瞄准也纯粹是浪费时间，倒不如干脆让士兵尽快开火。

总体而言，18世纪中叶盛行的观点是：最好的射击方式就是齐射，而且应当尽可能快地反复展开齐射。弗里德里希二世是齐射的支持者，他的军队也是全欧洲的样板。由于无序射击会导致军官丧失控制力，因此极不受欢迎，应当竭力加以避免。此外，时人还认为齐射是更有效的射击方式：齐射能够给敌军带来更大的影响，因为一次成功的齐射可以同时击倒多名敌军士兵，而无序射击只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逐个杀伤敌军。

尽管如此，被称作“会战射击”（法：feu de bataille）、“乱射”（法：feu de billebaude）或“自由射击”（法：feu à volonte）的无序射击同样拥有自己的支持者。吉贝尔就将无序射击视为最猛烈、最具杀伤力的射击方式，他还认为这样的射击非常契合法国人天生的活力与机敏，它可以让士兵专心投入战斗，使得他们无暇顾及危险。[39]

无序射击在军事理论中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地，它以“按伍射击”的名义出现在条令当中：每个排的各个伍从最右侧开始依次射击，火力就像是从全排右翼滚动到左翼一样。士兵在完成射击后就要立刻装填、开火，而且条令中明确规定每一名士兵在第一轮射击后就无须遵守任何命令，装填完毕后即可开火，换言之，无序射击就此开始。法军在1791年条令里规定了“按伍射击”，它随后又传入其他军队的条令——包括俄军的1811年条令中。[40]这实际上就是合法化了的无序射击。而且由于第一轮射击是以伍为单位进行，士兵就不会同时开火，也不会在装填时出现全营都没有步枪可供射击的窘境。然而，按伍射击并没有淘汰以排为单位的射击，在条令和实际训练中，这两种射击方式长期共存。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不论射击以何种方式开始，只要陷入拉锯战，都会迅速转变为无序射击。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有许多作者呼吁不要让第1列士兵右膝跪地射击。吉贝尔写道：“我从未见过比这种跪姿射击更荒诞、更缺乏军事意义的了。”他注意到，当敌军迫近时，跪在地上的士兵很难起身应战。[41]奈伊元帅在他于1804年为部队撰写的教令中给出了具体解释：士兵在处于跪姿时会觉得自己较为安全，因为即便在大体平整的地面上也会出现微小的起伏，跪地的士兵会觉得自己在面对敌军火力时至少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所以就不希望起身作战。[42]在交火中强迫士兵停止射击并转入攻势本来就已相当困难，跪姿射击则会令它难上加难。所以，各国军队先后逐步废除了让第1列跪地射击的做法，不过，它依然在某些军队的条令中存续了一段时间。

第1列不再以跪姿射击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第1列以立姿射击，第3列士兵就很难朝敌军开火，在无序射击中这个问题尤为严重。按照法军1791年条令的规定，在按伍射击中，第3列士兵并不参与交火，他们只用负责装填枪支，并把它们递给第2列的士兵。因此，在法军条令中，这种射击方式的正式称谓并不是“按伍射击”（feu de file），而是“二列射击”（feu de deux rangs）。[43]

这种射击方式也存在弊端。如果按伍射击持续进行下去，就会变成无序射击，也会令步兵队列陷入混乱。法军将领保罗-夏尔-弗朗索瓦·蒂埃博（Paul-Charles-François Thiébault）在他为参谋撰写的手册中指出，二列射击在执行良好的情况下极具杀伤力，但必须不时打断射击过程，以便恢复部队秩序。[44]奈伊元帅在他给部队撰写的教令中指出，第2列和第3列士兵对交换步枪秉持怀疑态度，士兵对别人装填的步枪缺乏信心。[45]法军将领安托万-弗朗索瓦·布勒尼耶（Antoine-François Brenier）在19世纪20年代指出，根据某些军官的看法，就像是好骑手不愿意借出坐骑一样，第3列士兵也不希望把自己惯用的步枪交给别人。[46]拿破仑战争的许多亲历者证实了以下说法：第2列士兵在实战中不会与第3列士兵交换步枪，而且第3列士兵往往会无法抗拒开火的诱惑，让子弹从前两列士兵上方飞过，那实际上就是朝着空中开火。[47]

当部队主要由训练不佳且缺乏经验的新兵组成时，按伍射击就会带来尤为严重的问题。拿破仑的元帅洛朗·德·古维翁-圣西尔（Laurent de Gouvion-Saint-Cyr）表示，当吕岑（Lützen）会战（这是1813年战局中的第一场大会战）于1813年5月2日结束后，法军伤员中有许多人伤在手上：有的是手指负伤，有的是手掌受伤，还有的伤在略高于腕部的地方。拿破仑认为这些士兵是自伤，目的在于以负伤为借口逃避后续战斗。眼看着他就要下令从中找出几名士兵枪决，就在这时，有人指出这些士兵实际上是被第3列士兵误伤的。根据圣西尔的说法，原因在于第3列士兵以违背条令的方式展开射击，他们并没有在完成装填后把步枪交给第2列士兵，而是自行开火，于是就误伤了正在举起步枪、拿出通条装填的第1列士兵，而且恰好导致他们手部负伤。圣西尔认为这类原因造成的伤员占了法军此战伤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按照圣西尔的观点，虽然部队在训练中的确有可能按照条令规定的方式开火，但在实战场合却无法做到这一点。[48]

应当注意到，人们早在18世纪就已发现后列士兵在射击时偶尔会误伤前列士兵。[49]英军甚至在射击训练中也出现过此类误伤情况。[50]一些法国人也赞同第3列士兵在无序射击中会误伤第1列士兵的看法，不过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误伤比例并没有圣西尔笔下那么高。[51]

在莱比锡（Leipzig）会战（1813年10月16—18日）即将到来之际，拿破仑于1813年10月13日下令将步兵队形由三列改为二列。拿破仑在这些命令中指出，第3列士兵在刺刀战和交火中都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当部队由三列纵深变为二列纵深后，其正面宽度就会增长三分之一，这也会导致敌军将法军兵力高估三分之一。[52]

应当注意到一点，根据法军1791年步兵条令的规定，在和平时期——此时的步兵营军士、士兵人数均少于战时——训练步兵营时，如果一个连在列成标准队形时凑不够12个伍，士兵就要在列队时将队形变为二列纵深，其后的变向和队形变换也同样要以二列纵深队形完成。[53]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让士兵能够学习如何在正面较宽时完成机动和队形变换。

法军在1814年使用了二列纵深队形。笔者并不清楚法军在1815年百日王朝期间是否继续采用这一队形。拿破仑在退位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他在岛上的看法是步兵必须排成二列，因为第3列的射击不但不准确，还会给前两列带来危害。[54]然而，法军步兵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又确凿无疑地回归了三列队形。

不少军队统帅和军事理论家在19世纪上半叶指出第3列的火力徒劳无益，军队应当将队形改为二列纵深。这里不妨以马尔蒙元帅为例：

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军队中，步兵都排成三列队形，英国军队却排成二列。在我看来，后者要比前者好得多，第3列并没有什么值得存在的理由。

我无须探讨射击细节，只凭经验便可以得出结论。在训练中可以用三列横队展开射击，但这并不适用于战时。法军条令规定要把[第2列的]武器传到第3列手中，让第3列专门负责装填。这种理想状态绝对不可能在交火时出现，漫长的实践也证明了它毫无用处。在就地[防御]时，需要依靠火力展开战斗。那么，最好的队形就是最便于射击的队形，就是能够让士兵更好地瞄准并发扬火力的队形。在实战中，第3列很快就会挤入前两列，因为士兵会从本能出发判断出什么才是最好的队形，但这种变化与命令相悖，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最好还是立即认可二列队形并持续加以使用。[55]

尽管许多名将提出了支持二列队形的观点，但在拿破仑战争以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部分军队的步兵仍然排成三列纵深队形。有人认为第3列的出现会增强前两列士兵的信心。而在战斗中，当前两列里出现人员伤亡时，第3列士兵也可以上前补充。[56]如果损失相对较小，这种补充方式就可以让步兵营在一段时间内不用收紧队列，也就是说可以维持原有正面宽度。二列队形在面临伤亡时需要较快地收紧队列，进而导致各个营之间出现较大的间隔——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步兵营之间的间隔越大，在敌军骑兵的冲击面前就显得越脆弱。于是，第3列士兵就可以让队形留有一些安全冗余。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除了1793—1794年间的普鲁士步兵和1808—1814年间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南部作战的英国步兵外，就只有某些军队的轻步兵习惯性地排成二列横队。此外，英军的条令和训练教令也规定步兵应当排成三列，二列队形只被视为特例，只用于有必要列成较宽队形或单纯依靠火力迎战非正规军（也就是认为敌军不可能发动猛烈冲击）的场合。[57]其他军队只是间歇性地使用二列队形。奥军、普军和其他若干德意志军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会把第3列士兵从步兵营中抽调出来，让步兵营里的剩余人员排成二列横队，然后要么把第3列士兵派到前方作为散兵作战，要么让他们也排成二列横队充当预备队，在必要情况下还可以让这些预备队赶往步兵营两侧，以此延长横队正面宽度。[58]

冲击

18世纪的步兵战斗队形通常由两条绵长战线组成，战线间的距离一般是300步左右。曾有人在世纪中叶——特别是七年战争期间——尝试过500—800步的战线距离，但不久即被放弃。除了两条主战线之外，有时候还会在第二条战线后方大约300步处再安排一支预备队。

每个营都要展开成横队。相邻两营的间隔在15—20步之间，各营前方30—50步处会配置若干团属火炮，一般情况下是一个营携带2门轻炮。所有的步兵机动都以每分钟65—80步的所谓“常步”完成，常步步速一般是每分钟75步或76步（不同军队的步速和标准步幅往往存在差异，同一军队的步速、步幅也可能发生变化）。18世纪中叶出现了每分钟100—120步的快步，但这种步法一般仅用于队形变换和冲击的最后阶段。

应当注意到一点，当步兵列成基本队形后，只有在原地站立时才能发挥出最强的火力。如前所述，在行进间装填枪支时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在有必要保持队形平整的列队行进中进行装填就尤为困难了。就算只需要展开一轮齐射，且已经取消了第1列跪地的做法，齐射时仍然要让部队停下来：为了让第3列士兵的枪口伸到第1列士兵的胸前，第2、第3列士兵要尽可能向前靠拢，这就导致列间距小到几乎无法列队行进的地步。

在交战中，一方步兵向列成类似队形的另一方步兵所在方向缓慢推进。当步兵发起冲击时，他们会尽力尝试保持不变的冲击方向、平整的队列和一定的各营间隔，让如此漫长、单薄的队形冒着敌军火力在凹凸不平的地形上行进并不轻松。如果一个营偏离了机动方向，就可能导致它接近某个邻近的营并远离另一个邻近的营，如果队列不够平整，就会导致部队在某些地段过度拥挤，某些地段又过于疏开。有些时候甚至需要让全体步兵停下来调整方向，恢复基本秩序，保持队形平整。为了让部队在行进时不至于出现严重偏离方向或队形断裂的情况，就有必要持续不断地严格训练官兵。

不过，要在步兵进入敌军步枪的有效射程后，最困难的时刻才会到来。如果守方步兵站在原地开火，就很难阻止攻方步兵展开还击。攻方一旦开火，几乎就意味着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停止前进，军官也将丧失对士兵的控制力，因为强迫士兵停止射击继续前进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由于第一轮射击最具杀伤力，而远距离射击却几乎毫无用处，军官就会让士兵在开火前尽可能接近敌军。这种做法并不能总是奏效：士兵常会在并未得到射击命令时就停下来开火。无论如何，最后的实际战况还是要么其中一方在最初几轮射击后就开始后退，要么双方步兵在一定距离上站定对射，展开杀伤力并不算很大的无序射击，这种对射可以持续很久，直到其中一方由于匆忙射击和蒙受伤亡而陷入混乱为止，然后，这一方的步兵就会丧失战意，开始撤退。

然而，即便对取胜的一方而言，长时间交火也不算是太好的结果，因为胜利方步兵同样会陷入混乱，而且他们的损失几乎与失败方相当。在许多人看来，通过交火取胜并不能令人满意，他们需要发展出全新的进攻方式，让军官能够持续掌控士兵并取得更具决定性的战果。

早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关于步兵应当如何展开冲击的诸多观点就已出现。根据其中一种观点，攻方步兵应当进至敌方步兵有效射程边缘，然后按照指挥官命令停下来，以排为单位展开一轮或多轮齐射，然后再根据命令停止射击，恢复冲击。如果敌军并未退却，攻方就应当在前进一段距离后停下来继续射击，然后再度转入冲击。[59]

这种做法并不总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首先，它会让攻势变得不连贯、相对缓慢，步兵火力也会时断时续，可守方步兵却能站在原地持续射击；其次，这种战法并不能确保攻方步兵在停下来开火后还能继续向前推进——士兵可能会脱离军官控制，并不投入持续冲击，而是卷入不算很有益的原地对射。

18世纪上半叶，由于纸质药包大面积取代分开携带的火药和子弹（这发生在17世纪末）、铁通条取代木通条（这在普军中发生于18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奥军和法军中发生于18世纪40年代，英军步兵直至1745年仍在使用木通条）以及装填流程和士兵装填训练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大致发生在同一时期），射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增长。因此，步兵冒着火力迫近敌军就变得越发困难，控制射击也愈加艰难。[60]

面对这种新情况，有人就设计出一种将射击和慢速推进结合到一起的战法。根据这种战法，步兵在进至敌军有效射程边缘后就开始以非常短的步幅缓慢前进。当指挥官下达命令后，步兵营里的一个排就要迅速向前迈出几大步，打出一轮齐射，然后站在原地装填枪支，与此同时，该营其余各排仍保持慢速推进，这样就正好在射击、装填期间赶上这个排。按照和以排为单位射击时相同的次序，下一个排在这时也要向前迈出几大步、齐射、装填，如此反复循环下去。简而言之，完成射击和装填的排要等待其余各排赶上它，然后继续慢速推进，直到再次轮到它射击为止。

如果采用这种战法展开冲击，步兵营的整体推进节奏就不会被打乱，它也能减小全营停止推进、卷入难以控制的原地对射的可能性。然而，如果要成功执行这种战法，就需要非常细致地训练军官和士兵，因为就连以排为单位的原地射击也往往会沦为难以控制的乱射，要在冲击中维持射击次序就更困难了。笔者迄今为止只知道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步兵在七年战争中有时会采用这种战法。

在整个18世纪，始终有许多法国军官坚信根本不应当将行进和射击结合起来。吉贝尔认为只能要么站定射击，要么不发一枪地推进：射击会降低冲击速度，继而徒增伤亡，因为就火力而言，原地射击的守方无论如何都比攻方快得多、准得多。虽然普军曾频繁练习将以排为单位射击和慢速推进结合起来的战法，有时甚至将其用于实战，但吉贝尔仍然反对这一战法，他指出停下来射击就意味着攻方丧失了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快速、果敢的推进能够给攻方带来自信心，也会令守方在目睹攻方顶着火力迅猛推进后受到震撼，犹豫不定。很多人认为在决心冲击敌军后，就有必要不发一枪、一刻不停地快速冲击，不过也有些人喜欢在大约40步的近距离上打出一轮齐射，以便使敌军陷入混乱，而后立刻发起刺刀冲击。[61]

刺刀冲击与刺刀战

刺刀冲击就是一枪不发直接冲向敌军，它是所有军队都熟知的标准战术，在线式战术时代得到过频繁运用。与此同时，18、19世纪的许多军官也指出，步兵在开阔地带的大规模刺刀战是非常罕见的现象。[62]有些人声称他们在戎马生涯中根本就没有见过刺刀战，或者仅仅见过一次。以曾参与过18世纪诸多会战的利涅侯爵为例，按照此人的回忆，他一生中只在莫伊斯会战（1757年9月7日）里见到过双方步兵拼刺刀，听到过刺刀撞击的声音：奥军和普军在此战中从两边攀登山坡，最终在山顶不期而遇。[63]

不过，根据诸多目击者的回忆，有时的确会在要塞、居民点或隘路（各类狭窄通道）中发生刺刀战或肉搏战，在这种情况下，交战双方身处非常有限的空间内，都不能快速撤离战场。就连一些声称自己从未在相对开阔的地带见过刺刀战的人也认可狭窄空间内的刺刀战现象。以亚历山大-路易·安德罗·德·朗热隆（Alexandre-Louis Andrault de Langeron）伯爵为例，他原先是一位法国军官，从1790年起效力于俄军〔他在俄国被人称作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Aлександp Фёдopoвич）〕。朗热隆一加入俄军，就在当年亲历了苏沃洛夫强击伊兹梅尔（Измаил）要塞的战斗，此后也参与过拿破仑战争中的诸多大战，在战斗中一再看到俄军步兵发起刺刀冲击。不过，他还是在19世纪20年代写道：

……上刺刀[à la bayonnette]。这种表述方式在所有国家的战报中都十分常见，它或许让所有女人和所有未经战事的男人认为这是两支部队发生冲撞，用刺刀相互杀戮，[可是]情况并非如此……我参与过许多战争，可除了强击[assauts]之外，我还从未见过两支步兵真正展开刺刀战，我也从未见过两支骑兵撞到一起，总会有一方在另一方赶到之前就已退却。不过，在我的军事生涯里，总归还是见过两三次骑兵突入步兵当中的情况。[64]

强击这个术语指的是攻击野战工事或堡垒。所以，朗热隆的结论是，当刺刀冲击发生在开阔地带时，攻防双方中总会有一方选择退却，因而并不会真正发生刺刀拼刺。应当注意到，朗热隆在他的回忆录中的确提到过发生在居民点争夺战中的刺刀战，比如说1805年12月2日奥斯特利茨会战中的索科尔尼茨村战斗和1813年8月26日卡茨巴赫（Katzbach）河会战中的亨讷斯多夫（Hennersdorf）村战斗。[65]

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拿破仑战争中的其他亲历者身上。瑞士人安托万-亨利·德·若米尼（Antoine-Henri de Jomini）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之一，他曾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效力于法军，1813年又转投俄军。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他简要地表述了自己对步兵战的观察结论：

……战争时期，在步兵作战中，我所见到的只是预先展开[成横队]的营，它们以连为单位开始射击，然后逐次转入按伍射击；我也见到过纵队自豪地冲向敌人，而敌人或者不等它们冲上去便抢先逃跑，或者在真正交锋前就凭借其沉着冷静、火力或最后时刻转入攻势来抗击这些纵队。我只有在村落和隘路里才见到步兵纵队的真正混战[mêlées]，见到走在先头的士兵上刺刀[à la bayonnette]与敌人战斗，在野外会战的战场上，我还从未见过这类拼刺。[66]

为何开阔地带的刺刀战如此罕见？可以在拿破仑战争亲历者撰写的著作中找到诸多解释。曾写过一本战争艺术论著（此书于1816年首次出版）的法国工兵将领约瑟夫·罗尼亚（Joseph Rogniat）坚信19世纪士兵的勇气不如古罗马人和高卢人，所以他们宁愿选择耻辱的溃逃也不愿卷入肉搏战。[67]

法国骑兵将领让-巴蒂斯特-安托万-马塞兰·德·马尔博（Jean-Baptiste-Antoine-Marcellin de Marbot）曾批判过罗尼亚的著作。他认为刺刀战之所以罕见，并不是因为士兵缺乏勇气，而是源于19世纪步兵身处的战场环境与此前大不相同：火器的射程和威力导致步兵第二线和第一线间的距离远大于古罗马时代，这导致第一线步兵在会战的关键时刻不能得到第二线的及时支援。此外，步兵要想触及敌军，就得冒着猛烈的敌军火力行进很长一段距离，这会导致步兵承受伤亡、出现混乱。在马尔博看来，19世纪的士兵并不比古罗马人缺乏勇气，强击要塞、多面堡和城墙缺口的战斗就足以证明这一点，马尔博指出，步兵在这类战斗中时常使用刺刀。[68]

法军将领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Louis-François Lejeune）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曾担任过多名元帅的副官，也曾充当拿破仑本人的传令兵，勒热纳的观点与马尔博大致相同：刺刀战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其中一方士兵早已被对方火力打得士气锐减，于是不待对方步兵迫近就开始退却。[69]事实上，就算是在炮火并不猛烈乃至根本不存在，推进中的步兵也根本没有开火的场合，刺刀战仍然不会发生。若米尼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写道：

在最近几次战争中，我们一再看到俄、法、普诸国的纵队常常是不发一弹，夹持着步枪[au bras]就占领敌人的阵地。这是冲力[impulsion]和它产生的精神作用的胜利……[70]

因此，在刺刀冲击中，之所以其中一方会在刺刀战发生前即告退却，其原因便在于心理层面：要么是守方的抵抗意志不足以坚持到攻方迫近，要么是攻方的决心不足以使其攻入守方队形。法军条令中的术语“手臂持枪”（l'arme au bras）字面意思是“兵器放在手臂上”，在俄军的1811年条令中，类似的持枪姿势被称作“下击锤”（пoд кypoк）。[71]在这种持枪姿势中，左手向内弯折，掌心朝胸，步枪竖直向上，枪口朝天，左前臂放在击锤上，右手可以随意摆放。字面意思同为“手臂持枪”（на pyкy）的术语在俄军中的含义却与法军完全不同，它指的是用双手握住上了刺刀的步枪朝前捅。按照法军条令的规定，士兵应当在听到“拼刺刀”（croisez la bayonnette，字面意思是“交叉刺刀”）命令后做出这个拼刺动作。[72]该动作应当用于迫近敌军步兵和击退敌军骑兵冲击的场合。在回忆录和战报中时常出现的“步兵刺刀相交”（пехoтаскpестила штыки）的说法也值得注意，有的读者将它理解成一方的刺刀和另一方交叉在一起，但这种说法实际上只是指刺刀战，它只能表明士兵双手持枪向前刺杀。

然而，尽管野战中的刺刀战十分罕见，也不能说刺刀在村落、工事和隘路争夺战以外的战斗中毫无用处。事实上，即便在较为开阔的战场上，刺刀也可能造成很大的伤亡。符腾堡的欧根亲王〔Prinz Eugen von Württemberg，全名为弗里德里希·欧根·保罗·卡尔·冯·符腾堡（Friedrich Eugen Paul Carl von Württemberg）〕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表弟——欧根的父亲是亚历山大母亲的弟弟——也是俄军的一位将领，他在拿破仑时代参与过包括博罗季诺、莱比锡在内的诸多会战，按照欧根的说法：

在100次战斗中，刺刀有99次与其说是用于拼刺，还不如说是用于装饰……只有在早已陷入溃逃的敌军在逃跑途中遇上障碍物，给追击者提供彻底发泄怒火的机会后，我才会看到成功使用刺刀发起的攻击。[73]

如你所见，符腾堡的欧根指出刺刀极少用于野战。即便出现真正使用刺刀的场合，其原因也并非双方面对面地用刺刀展开搏杀，而是其中早已退却或溃逃的一方在撤退途中被障碍物拖延了步伐，而后被另一方士兵追上，最终的结果只不过是屠戮，算不上真正的战斗。同样应当注意到，欧根也提到过在居民点争夺战中发生的肉搏战，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便是普鲁士艾劳小镇争夺战，它恰好发生于同名会战（1807年2月8日）的前一天。[74]

在库尔姆会战中，伊斯梅洛沃近卫团团长马特维·叶夫格拉福维奇·赫拉波维茨基（Mатвей Eвгpафoвич Xpапoвицкий）将军于1813年8月29日亲率该团第2营投入刺刀战，此次战斗堪称屠戮逃敌的典型战例。符腾堡的欧根当时是第2步兵军军长，他目睹了这次刺刀冲击。根据欧根的说法，这个营向前推进，展开冲击，在一瞬间就取得胜利，战场上很快就遍布着敌军士兵的尸体，邻近的敌军纵队被吓得当即逃窜。[75]卢卡·亚历山德罗维奇·西曼斯基（ЛyкаAлександpoвич Cиманский）当时是伊斯梅洛沃团里的一名中尉，后来在19世纪20年代成了该团团长，他在日志中如此描述这场战斗：

……敌军离我们很近，子弹也非常接近我们纵队。这个营无法忍受他们的傲慢，便端起刺刀前进，并在前进之前高呼“乌拉”，赫拉波维茨基一马当先，敌军转而逃跑。我披着一件大衣奔跑，因而精疲力竭，但还是在灌木丛里的一条溪水旁追上了大批敌军，他们挤到一起发生了踩踏。我在这里才头一次看到敌军是如何遭到刺刀的惩罚。我用剑劈砍他们的面部，一个敌人抓住我的手，把我打倒在地，一阵子弹向我倾泻过来，我扔掉大衣，我们仍在前进……最后，[我们]看到敌军出现在左翼，[我军]士兵向左转、开火，接着掉头后退。[76]

在这个战例中，灌木丛和溪水拦住了正在逃跑的法军。从西曼斯基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至少有一名法军试图展开抵抗，但他并没有使用兵器——只是用手抓住了西曼斯基。同样可以注意到，西曼斯基并没有使用“刺刀战”这个说法，而是称其为“惩罚”（наказанием）。同样的用语也出现在俄军将领卡尔·费奥多罗维奇·巴格胡夫武特〔Каpл Федopoвич Багoвyт，他是德意志化的挪威裔波罗的海贵族，其德文名为卡尔·古斯塔夫·冯·巴格胡夫武特（Karl Gustav von Baggehufwudt）〕——此人在1812年担任第2步兵军军长——的博罗季诺战报中，他描述了克列缅丘格步兵团反击敌军步兵——敌军当时已经接近了设在土岗上的俄军炮垒——的战况：“一分钟之内，它就将敌军从炮垒里撵了出去，敌人的傲慢受到了俄国刺刀的严厉惩罚，以至于土岗上满是他们的尸体，敌军残部也在此时纷纷逃跑。”[77]许多俄国军官用“残杀”（истpебление）来形容这样的屠戮。[78]

有些时候，这类屠戮也会发生在并没有明显障碍物的地方。在这些战例中，当其中一方逃跑时，交战双方已经非常接近，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及时逃离前线，接下来另一方士兵就会追上来用刺刀解决问题。有几位英国军官描述过这样的战例，不过他们并没有使用“刺刀战”这个说法，只是将其称作“宰杀”（slaughter）、“杀戮”（carnage）。[79]

野战工事争夺战的情况也存在差异：某些战斗中的确会发生激烈的混战，博罗季诺会战中法军第一次攻占拉耶夫斯基炮垒和俄军随后展开的反击就是典型的战例，另一些战斗中却不会出现混战。以法国军官纪尧姆·博内（Guillaume Bonnet）为例，他在1812年是第18战列步兵团（该团隶属于奈伊元帅第三军第11步兵师）里的一名上尉，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该团第4营在博罗季诺会战中的战斗情况。当第18团接近所谓的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博内称之为多面堡群）时，拿破仑的部队已经攻占了这三座箭头堡里的两座。第18团向第三座箭头堡（位于中部或后方的箭头堡）进发，下属各营依次行进，第4营则位于最后。4营营长在此次机动过程中受了伤，博内随后接过了该营的指挥权。三个走在前头的营攻占了第三座箭头堡，博内则将第4营列成纵队，把它部署在箭头堡的壕沟右侧，在谈及后续战况时，他给出了如下描述：

5分钟后，敌军散兵以很不错的队形出现在左侧不远处，一个庞大的纵队则出现在右侧。我将自己的营展开[成横队]，让它一枪不发直接杀向纵队，迫使该纵队退却。完成这一机动后，我们发觉自己暴露在[俄军]大炮的霰弹火力之下，这些大炮位于我上文提到的村庄[谢苗诺夫斯科耶]，我看到这个营不断有人倒下，队形不断裂开，就像是一堵打了眼的墙一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推进。在抵达将村庄坐落的高地和我们隔开的冲沟的边缘后，我们发现了另一个纵队，它正在迈着沉重的步伐缓慢推进，第4营里还能走动的那些[官兵] 一边朝这个纵队开火，一边转身向后缓慢退却。我们回到了多面堡里，它在面朝俄军的方向上根本没有遮挡，所以根本守不住。俄军冲了过来，想要从我们手里夺下它，这个营的残余部队赶紧撤离。我最后一个跳上胸墙，就在那时，一个俄国兵差点抓住了我的大衣，我一下子跳过了壕沟，他们在极近距离上朝我开了至少20枪，却只能命中我的筒帽。我们退到了靠近第一座多面堡的灌木丛里。[80]

如你所见，博内并没有提及任何刺刀战或混战：一方前进，另一方退却，然后退却方的生力军出现，已经被火力严重杀伤的前进方转而后退。

在居民点争夺战中，当双方部队在街道上面对面，而且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无法在狭窄的街道上快速退却或逃跑时，又或是其中一方士兵据守房屋时，刺刀战往往就会发生。在野战工事中，在周围建有高大坚固的栅栏或墙壁的葡萄园、菜园和公园里，如果其中一方士兵发觉自己面临难以克服的路障，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然而，刺刀战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会发生，时常出现的情况是，其中一方士兵打算逃跑，随后遭到另一方的追歼。

尽管如此，在18、19世纪之交的战争亲历者回忆录、战报以及其他文献中，人们还是能够找到提及开阔地带刺刀战的诸多记载，甚至能够发现几份非常详尽的描述。然而，其中大部分记载非但不能得到其他资料的印证，有时还会遭到直接否认。许多刺刀战材料中存在着显然有误或非常离奇的情节，很多作者并非参战者，而是只能远远观察战况的外部观察者，他们往往并非步兵，而是骑兵、炮兵、副官或参谋。最后，有些描述并非根据目击情况写成，而是在转述其他人的话。

在那些谈及刺刀实战的拿破仑战争亲历者中，有的人会立即指出这种现象十分罕见。[81]以亲历过拿破仑战争的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库涅夫（Hикoлай Aлександpoвич Oкyнев）为例，他后来成了一位用法文撰写著作的知名军事理论家。奥库涅夫在其中一本著作中讲述了他亲自参与的一次刺刀冲击，它发生在1812年8月6日/18日（儒略历在俄国一直沿用到1917年，斜线前的日期是儒略历日期，斜线后是现行公历日期。后文同）的第一次波洛茨克（Пoлoцк）会战中，由俄军卡卢加步兵团对拜恩步兵发起。在这次冲击中，俄军真正用上了刺刀。奥库涅夫在书中特地提到了一名姓切尔诺夫（Tschernow/Чеpнoв）的士兵，此人卸下刺刀，扔掉步枪——按照奥库涅夫的说法，步枪实在太长，妨碍了他在激战中的运动——然后朝着各个方向一路刺杀所遇之敌（可能是把刺刀当成匕首使用），直到最后被几发子弹撂倒为止。奥库涅夫指出，尽管有许多材料提到过刺刀交锋（chocs à la baïonnette），但它在实战中很少发生（très-rarement）。[82]

应当注意到一点，到了19世纪中后期，许多军官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以简明扼要的用词基本上正确地描述了刺刀冲击和刺刀战的情况。[83]而在关于18、19世纪战术的最新研究中，这些情况也得到了大体正确的阐述。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阐述仍然不够详尽、深入。[84]虽然朗热隆和其他几位19世纪军官已经告诫过读者不要错误理解军事术语，有的人仍然将“拿起刺刀作战”“端起刺刀冲击”“敌军被一场刺刀冲击打退”等特定说法当成的确发生刺刀战的暗示。在某些出版于20世纪的书籍中——特别是在通俗文学中——你依然能够看到基于这一误解的离奇刺刀战故事。

攻防原则与方法

因此，如果刺刀冲击取得成功，守方就会在混乱中转入退却或溃逃，冲击方通常只会因火力蒙受相对较小的损失，因为守方只能打出一轮齐射或匆忙射击2—3次。守方逃离后，攻方就可以展开追击，几乎毫无损失地将守方士兵杀死或生俘。说到底，成功的刺刀冲击只用付出相当小的代价就可以迅速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从这方面来说，它的确要优于交火，后者可能会耗费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导致双方蒙受大致相当的惨重损失。

因此，一些坚毅果断的统帅——以18世纪为例，世纪初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二和世纪中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就堪称代表——就企图强迫他们的步兵要么不发一枪投入冲击，要么将射击局限在极近距离上的一轮齐射。他们既依赖己方军官和士兵的勇气与纪律，也寄希望于缺乏勇气和纪律的敌军无法忍受冲击，进而溃逃。

正如我们所知，卡尔的士兵有时并不值得他如此信任——他们会违背命令停下来开火。[85]弗里德里希的步兵倒是往往能够取得较好的战果。然而，步枪的射速在18世纪中叶大有提升，这就让对方步兵在退却前有足够的时间给弗里德里希的步兵造成可观的损失。弗里德里希害怕队列中出现混乱，因而不允许他的步兵快速追击逃敌，这样，敌军在退却一段距离后就有机会停下来重整队形，继续抵抗。

弗里德里希在七年战争之初数次尝试让步兵不发一枪就展开冲击，其后又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而回归将冲击和射击结合在一起的战法。普军要么是采用了上文描述过的“以排为单位的进攻射击”，要么就是停止行进、原地射击、再前进，如果敌军并不退却，就再度停止行进、原地射击，如此反复循环下去。普军时常会在相当远的距离上开火，有时甚至会在200步以外射击，所以，与其说他们想要通过这种射击给敌军造成什么损失，倒不如说是一方面打算诱使敌军开火，一方面让普军士兵忙于射击，使其无暇考虑危险处境。有些时候，普军也会进入敌军有效射程范围内（距离约为100步），然后停下来以排为单位就地开火。弗里德里希注意到，如果双方的近距离交火持续大约一刻钟，奥军步兵就开始动摇，队形也陷入混乱。

如果敌军出现混乱迹象，普军就会停止射击，赶忙端起刺刀前进。如果敌军开始退却，普军则会放慢脚步乃至彻底停下来，以营或半营为单位朝着退却的敌军展开齐射。所以，弗里德里希并没有完全放弃刺刀冲击，它依然是普军步兵战术中的决定性因素，射击的作用在于为冲击进行火力准备和扩张冲击战果。尽管这种战法并不能让普军充分利用成功冲击带来的战果——当敌军士兵在混乱中退却时，就有可能通过追击将其彻底消灭或俘获——却能让军官充分维持部队秩序，彻底掌控士兵。对弗里德里希的步兵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86]

如果守军并没有退却，而是就地顽强抵抗并向攻方开火，一般而言，推进中的步兵早晚会抑制不住回击的冲动，这就导致冲击陷入停顿，攻守双方重新卷入交火。[87]这样的交火可以持续几分钟，有时也会长达一个多小时。持续交火是一种人们不愿看到的现象，因为双方都会在交火中陷入混乱并蒙受惨重损失。将领和军官穷尽一切方法禁止士兵在冲击过程中开火，就算步兵真的开始射击，指挥人员也会极力阻止士兵开火并要求士兵继续推进，这种努力有时的确会奏效。法军将领纪尧姆-菲利贝·迪埃姆〔Guillaume-Philibert Duhèsme，俄文资料中时常称他为久格姆（Дюгем）〕就提到过发生在卡尔迪耶罗（Caldiero）会战（此战于1805年10月30日在北意大利打响，对阵双方是法军和奥军）中的一个战例：

我看到自己亲手重整的几个营又停了下来，他们正在进行并不能维持很久的按伍射击[feu de file]：我赶过去之后根本看不到敌军的战线，只能从一片烟雾中看到步枪开火、刺刀和几顶掷弹兵帽帽尖的闪光：我们[和敌人]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可能只相隔60步，一条冲沟将敌我双方分开，但我们当时并不能看到它。我进入己方队列之中（它既不紧密也不平直），用手抬起士兵的步枪，让他们停止射击，转而向前推进。我骑在马上，身后有一打传令兵，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负伤，我也没看到步兵中有谁倒下。好吧！我们的士兵刚刚动起来，还没注意到分隔双方的障碍物，奥军战线就开始退却了。[88]

迪埃姆将这则见闻作为步兵队列持久交火徒劳无功——即便在60步这么近的距离上也是如此（或许迪埃姆有意压缩了距离）——的例证。迪埃姆也注意到步兵队列在交火过程中陷入了混乱。此外，这则见闻还提到了法军转入冲击时带来的有趣影响：尽管冲沟将两军分隔开来，奥军却立刻开始退却。或许法军出人意料的推进在心理上极大地震撼了奥军，导致他们在惊恐中选择后退。

让卷入交火的士兵重新向前推进的努力往往会落空，只有从第二线或预备队中抽调生力军投入战斗才能彻底改变交战态势。曾担任拿破仑传令官的法军将领加斯帕尔·古尔戈（Gaspard Gourgaud）就讲述过一个关于第1军第5步兵师师长让-多米尼克·孔庞（Jean-Dominique Compans）将军在作战中投入生力军的典型战例，它发生在舍瓦尔季诺（Шеваpдинo）多面堡争夺战（1812年9月5日）中：

孔庞将军走在第57、第61[战列步兵]团前头，率领它们奔赴多面堡所在的高地右侧。与此同时，他派出迪普兰[Dupelain]将军率领第25[战列步兵团]赶赴[高地]左侧，向舍瓦尔季诺方向推进。他将第111[战列步兵团]配置在更偏左的地方，以便该团包抄俄军右翼。孔庞将军在此次机动中遭到了敌军骑兵集群的冲击，但他巧妙地利用了凹凸不平的地形和一处围栏[clayonnage]在骑兵集群面前继续展开机动，甚至将骑兵击退，使其遭受惨重损失。很快，孔庞的两个团[第57、第61战列步兵团]就和掩护多面堡左翼的俄军步兵在这一侧[右侧]展开了伤亡惨重的交火。交战双方仅仅相隔10法寻[约20米]，但这一区域的参战部队都只有胸部以上暴露在外。这场血腥的交火持续了三刻钟，它太激烈、声响太大，以致士兵都很难听到将军下达的端起刺刀前进的命令——如果能够展开机动，我军本不会损失这么多人。

至于俄军方面，俄军将领们在这场近距离交火中的损失比我军还要多，他们徒劳无功地劝导自己的部队朝我军开进，夜幕正在降临，战斗却依然悬而未决。孔庞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脱离这个糟糕的处境，他亲自指挥第57[战列步兵团]的一个营，命人在右侧的围栏上打开缺口，让这个营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紧密纵队[en colonne serrée par divisions]向前推进，还将4门各自装填了一份霰弹的火炮隐蔽在该营后方。他率领这个营攻入位于多面堡侧面的俄军最左端，在距离俄军50法寻[约100米]距离时突然露出火炮，让恐怖的霰弹在敌军中肆虐。孔庞发现俄军队列陷入混乱，便抓住这一战机率领该营发起刺刀冲击。敌军在此时向后退却，他们的混乱情况从左翼蔓延到右翼，最终导致他们放弃了坚守很久的阵地退到第二线，我军才得以攻入多面堡。第57[战列步兵团]的这个营在此次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的营长当场阵亡，在迫近敌军的途中还伤亡了200名士兵。[89]

根据阿里斯蒂德·马蒂尼安（Aristide Martinien）编纂的拿破仑麾下军官伤亡名册，第57战列步兵团在1812年9月5日有1名少校战死、1名少校负伤，此外还有2名军官战死、8名军官负伤，后者中有3人在9—10月伤重而亡。[90]应当注意到，古尔戈几乎不可能知道有什么俄国将领打算让他的士兵投入刺刀冲击。此外，在这一地带掩蔽了士兵胸部以下部位的特殊地物可能就是古尔戈提到的围栏，也可能是交战双方正好处于舍瓦尔季诺多面堡所在高地的不同坡面上。

正如前文所述，当刺刀冲击无法进入刺刀战阶段时，其原因纯粹来自心理层面：要么是守方不能忍受攻方的迫近，要么是攻方没有足够的耐心忽略守方的火力或是没有足够的决心与敌军近身交手。攻方要想取得成功，就应当快速冲击，在保持队形的同时既不要减速也不能停顿。尽管如此，步兵在行进中放慢脚步乃至彻底停顿至少在18世纪仍是众所周知的现象，吉贝尔便曾注意到这样的停顿，而且认为这种现象源于士兵在接近危险时因本能而产生的犹豫。[91]此外还有一点众所周知，士兵在迫近敌军时，特别是在遭遇敌军火力时，会出现极强的还击欲望，他们甚至会在并未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开火，这就有可能令攻方陷入停顿。为了阻止士兵开火，有的将领和军官命令士兵在冲击前不要装填，或者在已经完成装填的情况下命令下属各团打开药池倒出火药。然而，这种方法并不总能奏效，士兵有时仍然会继续开火。[92]

等待攻方步兵冲击的守方步兵应当如何行动？关于这一点也存在诸多大相径庭的看法。许多军官认为一旦攻方进入有效射程（大约300步）范围，守方就应当尽快开火，以便在敌军迫近前尽可能多地打出子弹，给敌军造成尽量大的伤亡，并且诱使攻方士兵开火还击，从而使攻方停滞不前。

其他人则认为守方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开火会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在距离敌军太远时展开第一轮射击，它就不能给敌军造成重大伤亡。此后，士兵会匆忙装填射击，其火力也缺乏杀伤力，军官无法给士兵下令，也不能掌控士兵，最后，当守方发觉射击并不能阻挡攻方后，他们就会在敌军迫近时出现动摇，开始退却。从这个角度来看，守方最好是站在原地不要射击，等到敌军进入最能发挥火力的射程后再开火。

法军将领乔治·德·尚布莱（Georges de Chambray）曾参与过拿破仑战争，他在1824年撰写了一篇与步兵战术相关的文章，文中指出：

……如果两个步兵营都已展开[成横队]，其中一个冲击，另一个原地不动，直到那个[展开冲击的营]非常接近后才开火，那么，后者[展开冲击的营]就会因为前者并没有在惯常的距离上开火而慌乱，当它靠近前者并遭遇火力后，就会惊慌或动摇，只能停下来开火还击。如果前者采用另一做法，展开远距离射击，这样的火力就不能造成多少杀伤，冲击方的骨干人员就会抓住战机加快步伐，并且向士兵高呼：“向前，前进，他们开火了，他们胆怯了！”此时，[展开冲击的营]就会击退待在原地的营。[93]

尚布莱文中的“骨干人员”指的是军官和军士。[94]

所以，如果守方冷静地原地等待，既不远距离射击，也不显露出任何惊慌、混乱的迹象，就会给攻方造成影响，削弱攻方的自信心：他们看到自己的冲击并不能严重影响守方，开始害怕守方在近距离打出第一轮射击。如果攻方在非常接近守方时遭到第一轮射击，这些射击时常会带来重大伤亡，而且几乎总能在攻方队列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有时，射击带来的强烈影响会导致攻方停下来自行开火，甚至有可能导致攻方掉头后退。然而，攻方军官往往能够强迫士兵重新转入冲击，甚至会出现火力根本无法阻挡攻方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站在原地着手装填枪支的守方就会处于不利境地：他们看到火力不足以阻挡攻方，剩余时间也不够展开装填，便丧失了击退冲击的所有希望，转而陷入溃逃。

有些军官认为守方的最佳作战方式是让敌军进入能够尽可能发扬火力的范围，在近距离上射击一轮后立刻投入反击。攻方看到他们的冲击毫无效果，就会在行进途中逐步丧失信心，他们的队形也会在机动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紊乱，接下来，攻方在守方最佳射程内遭到猛烈射击，蒙受了可观的损失，队形也变得越发混乱，这导致他们放慢脚步乃至彻底停止前进。如果保持完整队形的守方——他们既没有因攻方的冲击而动摇，也没有展开远距离射击——在此时转入反击，那么他们将拥有全方位的优势，攻方不能承受这样的反击压力，于是向后溃逃。

然而，这种战法很难用于实战。事实上，守方在战斗中同样会高度紧张，因此，守方士兵也有可能摆脱军官的控制，忽略投入反击的命令而卷入射击。只有当守方是训练有素、纪律良好的士兵时，只有当军官能够充分掌控士兵、士兵也深知这种战法并了解如何运用时，才能成功完成这样的反击流程。英国步兵颇为成功地运用了反击战法，就连包括尚布莱在内的一些法国人也承认这种战法是法军与英军交战时冲击屡屡以失败告终的原因。[95]

其他军队的步兵在防御中很少会使用类似的战法。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军官和士兵并不了解它，或是虽然了解它却不相信其威力。也可能是他们对自己的士兵信心不足，认为他们既不够冷静也非训练有素，因而无法成功运用这一战法。还有一种可能存在的原因是有些军官尝试运用该战法却功亏一篑——他们的士兵卷入射击，脱离控制，最终无法投入反击。要想成功运用这一战法，仅仅让军官了解它是不够的，士兵也必须预先为它做好准备，就算敌军已经非常接近，他们也必须控制住自己并听取军官的命令。根据尚布莱的说法，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步兵往往会在距离攻方过远的情况下开火。[96]

步兵应当如何展开冲击？关于这一点人们并不能达成共识。不同的军队往往偏好不同的观点，就算在同一支军队里，不同的将领和军官也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战法。实战中的具体战术处境也会影响对特定战法的选择。刺刀冲击一般会被视为相当冒险的举动：如果遭遇失利，参与冲击的步兵营就会在相当混乱的情况下迅速后退，有时还会遭到敌军的追击，而且即便敌军没有发起追击，要让步兵营在退却中集结起来重整队形也会耗费相当多的时间。没有什么人会主张对队形齐整且占据有利阵地的敌军发起刺刀冲击。只有当敌军并未做好迎击准备——要么正在展开队形变换，要么队形因猛烈炮击或在起伏地形机动而出现断裂，要么敌军在漫长的战斗中筋疲力尽、损失惨重——时，刺刀冲击才能取得极好的战果。为了确保冲击取得成功，有必要选择合适的冲击时机，或以足够猛烈的炮火和/或步枪火力展开火力准备。

法国军官们对应当使用何种队形展开冲击存在诸多不同意见——究竟是使用横队还是使用纵队？如果使用纵队，又应当列成哪一种纵队？因此，这一问题在法军中变得尤为复杂。横队与纵队的理念之争始于18世纪上半叶，但实战中的战术要到18世纪末才真正发生重大改变。后文将会对它展开详细讨论。

退却

让步兵在敌军面前有序退却并非易事。如果步兵在后退时依然面朝敌军，那就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后退，而且即便如此也很可能面临个别士兵掉队，使队列出现混乱和断裂的风险，这会诱使敌军发起猛攻，它很容易导致退却变为溃逃。如果步兵直接掉转方向背朝敌军，敌军也可以紧随其后猛冲过来，退却同样极有可能变为溃逃——如果敌军展开追击，军官有时并不能控制退却中的士兵并让他们转身迎击，反而会出现士兵加速后退乃至朝后跑的情况。因此，退却中的重要原则就是一定不要让所有士兵同时背朝敌军。

第一条步兵战线会以交错队形（法：en échiquier）进行退却：起初让（右起的）奇数营背朝敌军缓慢退却，尽量避免队列中出现任何混乱。偶数营则要留在原地随时准备好击退敌军可能发起的冲击。当奇数营退到留在原地的偶数营后方80—300步（具体距离由地形情况和战术处境决定，一般是150—200步，步枪在这个射程上多少具备一些杀伤力）时，奇数营就要停下来面朝敌军。然后，此前一直留在原地的偶数营就要背朝敌军开始退却，从奇数营的间隔中穿过，拉开大致相同的距离后停下、转身，这种做法此后会一再循环下去。

第二条步兵战线则会集体向后退却，但也要不时停下脚步。如果第二线中的步兵营数量明显少于第一线，第二线步兵营之间也留出了很大的间隔——这种情况频繁出现在18世纪——退却中的第一线步兵营就有可能越过第二线，那时，步兵就应当列成三条战线展开退却。如果敌军试图发起冲击，退却中的步兵营就要立刻停下来转身面朝敌军，全体准备迎击（为了做到这一点，距离敌军最远的步兵营甚至可以略微靠近敌军，以便重建完整的第一线）。当敌军的冲击威胁过去后，退却仍要以原有方式进行。[97]在必要情况下，退却中的部队甚至可以发起局部反击，以此击退走在前头的敌军部队，从而激励己方部队并争取一段时间，确保他们在平稳状态下以较快速度退却。[98]

步兵战术分析至此告一段落，笔者将在下文对骑兵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