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战记2 晋楚争霸

晋国六卿体系的成型

晋国卿士之间时而同心协力时而斗得个你死我活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可谓贯穿并主宰了整个晋国中后期的基本政治格局。翻开史籍我们便会发现，似乎晋国朝中格局始终摆脱不了内斗这个阴影。晋国第八任国君晋穆侯（在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中被称作“晋侯邦父”）在其即位的第四年迎娶了齐国公主为夫人，生太子仇与次子成师（后世常以封地之名称其为曲沃桓叔）。晋穆侯去世后其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晋殇叔篡位后的第四年（周幽王元年，公元前781年），太子仇带兵杀晋殇叔夺回君位，是为晋文侯（注意与春秋之时的晋文公相区别）。

据《古本竹书纪年》载，晋文侯一生做了两件堪称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大事：第一件，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晋文侯协助周厉王之少子王子友（又称王子多父）出兵征讨鄫人大胜，王子多父因功被封于“郑父之丘”，建郑国，是为郑桓公。晋文侯与郑桓公之子郑武公在西周末年的惊天之变中都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为保外甥宜臼太子之位，申侯引鄫人、犬戎之兵攻陷宗周杀死周幽王与郑武公之父桓公之后，郑武公背弃父命站到了原本的敌军阵营——废太子宜臼一方，并与晋文侯一同拥立宜臼即位。其后，晋文侯又出兵杀死了被宗周国人视为正统的周携王，这也是晋文侯一生中做的第二件大事。

自从插手周室内斗后，晋国便与内乱结下了不解之缘。公元前746年，晋文侯死后，其子太子伯即位，是为晋昭侯。晋文侯之弟公子成师在封地苦心经营自己的势力，接纳人才发展生产。其封邑曲沃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城邑规模扩张到了比晋国国都翼城还要大的地步。大夫师服曾劝谏晋昭侯，如此“本末倒置”，将来必生祸乱，可惜晋昭侯并未因师服的谏言做出相应警惕。曲沃桓叔的政治野心则随着曲沃城邑规模的扩张而日益增大。晋昭侯七年（公元前739年），大臣潘父弑君杀晋昭侯，曲沃桓叔趁机出兵前往翼城欲夺取国君之位。然而翼城国人此时心怀召侯，于是自发武装起来击败了曲沃桓叔的军队，并拥立召侯之子平即位，是为晋孝侯。至此晋国之内翼城、曲沃两系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揭开了这场持续了60余年之文争武斗大戏的帷幕。

晋孝侯十五年（公元前724年），曲沃桓叔之子曲沃庄伯借赤狄入侵的机会，出兵翼城，杀死晋孝侯。翼城国人最终在荀国军队的协助下击败曲沃庄伯，拥立孝侯之子公子郤即位，是为晋鄂侯。6年后（公元前718年），曲沃庄伯联合郑国、邢国攻打翼城，晋鄂侯战败，出逃至随邑，同年夏天晋鄂侯病逝。曲沃庄伯再次攻晋，然而此次不甘寂寞的周桓王转而支持翼城公室，遣虢公率军共击曲沃庄伯。

曲沃庄伯被迫逃回曲沃，晋鄂侯之子光即位，是为晋哀侯。晋哀侯九年（公元前709年），曲沃庄伯之子武公（也被称作晋武公）联合陉廷共伐翼城，俘虏晋哀侯。先拥立晋哀侯之子小子即位（史称晋小子侯），而后派韩万（死后谥号韩武子，为曲沃桓叔庶子，日后三晋中韩国的先祖）弑杀晋哀侯。4年后，晋小子侯被曲沃武公诱杀，周桓王派虢公再次出兵干涉，曲沃武公被击败退回封邑。因实力不济且为维护自身名声，曲沃武公在国人民意的压制之下，只得拥立晋哀侯之弟公子缗继承晋国国君之位，然而晋侯缗只能算作一个傀儡。晋侯缗元年，曲沃武公攻翼城，灭其宗嗣。27年后，曲沃武公出兵攻打晋侯缗，弑君自立，两系之间最终决出胜负。

曲沃代翼，其间67年，弑杀5代国君，放逐一位国君。其间龌龊不断：周王室在收取曲沃小宗的贿赂后，默认了其对翼城嫡系的攻伐；而后又反悔支持翼城嫡系，并数次出兵干涉；最后在曲沃武公以珍宝器物的重金贿赂下，周釐王承认了曲沃一系为晋国公室嫡系，并封曲沃武公为晋国之君。以臣弑君而篡取国君之位，曲沃代翼堪称开春秋之世礼崩乐坏之先河。不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曲沃代翼”却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晋国早期国都翼城地处临汾盆地东北角，其三面环山，处于临汾盆地之内的一个小型盆地东侧。由于城邑背后两山相夹山势如双翼齐飞，故名为翼城。晋昭侯在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745年），将自己的叔父成师封于曲沃，自此之后，公子成师也被称作曲沃桓叔，晋公室曲沃小宗就此宣告诞生。

据考证，曲沃位于今山西省闻喜县境内，位于运城盆地东北角。与翼城之间相隔一座叫作绛山的小山系，该山系也是运城盆地与临汾盆地的分水岭。南北朝后期，齐周两家也围绕这一天然的地理分割线多次交战。正因为分属两个不同的小地理单元，故而两系的争斗才会持续67年之久（一千多年后的南北朝后期，齐、周两国也曾以绛山为界对峙于晋南，可见这一天然平衡线对运城盆地在地理与军事上的分割作用）。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小宗所占据的曲沃更利于扩张发展，可以不停地拿周边华夏系小国开刀，吞并之以壮大自己。由于曲沃所处地域更加广阔，可以比较方便地向南扩展，直至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填满整个运城盆地。而翼城所处的小型盆地，从防御的角度而言确实很好，但同时也缺乏扩展的空间，东侧与北侧都分布有大批戎狄人势力。晋国翼城一系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与物力用于和戎狄人的交战，可以说翼城嫡系替曲沃小宗扛下了防备戎狄的重担。曲沃小宗利用其地缘优势战胜了翼城大宗，后为彰显自己的正统（也为了方便弹压不太服气的翼城国人），晋国曲沃一系将政治中心迁至绛山以北（今山西省曲沃县一带，与翼城同属一个小地理单元），并继续沿用曲沃之名。

春秋早期，郑国、虢国等中原国家实力强劲，为当时大国，若论军事实力，晋国只算一个中等国家，又因“曲沃代翼”67年的内斗与外国干涉，实力被消耗大半。在政局稳定之后，晋侯称（晋武公）、晋侯诡诸（晋献公）父子两代励精图治，先后攻灭荀（晋武公灭荀国后，以其地赐大夫原氏黯，是为日后晋国六卿中的荀氏）、骊戎、耿、霍、魏（地处中条山南麓东侧）、虞、虢（成语“假途伐虢”之出处）等小国而霸，史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国能够从仅有“一军”的中等国家迅速扩张为一个坐拥上下两军、实力强盛的大国，晋侯诡诸功不可没。为了预防“曲沃代翼”之事重演，晋侯诡诸在即位后的第八年，用士蒍之计，诛杀了势力日益强大的“桓庄之族”（桓叔、庄公、武公三代曲沃系家主的旁系子孙）。

然而，公室内斗的阴影再次笼罩在晋国头顶。晋侯诡诸晚年，太子申生势力日渐壮大：晋侯诡诸自领上军，太子申生领下军，太子在军事上可谓能与国君分庭抗礼。

此时还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插曲，晋侯诡诸的驭手赵夙（嬴姓部族以善于养马驭马而著称，昔日有著名的王御造父为穆天子效命，传说其凭借为周穆王日驰千里平徐偃王叛乱之功被封赵城，成为嬴姓赵氏始祖。赵夙继承了家族的优良驭马技能，成为晋献公的驭手，再次以战功光大赵氏门楣）和车右毕万（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在灭霍、魏、耿三国之役中立下功劳被分别封于耿、魏两国，成为后世赵、魏两国的直系始祖。

在漫长的君主制时期，太子一直是一个地位极为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作为未来的国君，现任国君既希望其才华横溢，能够逐渐开始负担政务，使之后的权力交接变得更加平稳；另一方面，他们又被现任国君深深忌惮，唯恐其将自己架空，最后落得个凄惨晚年，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可谓屡见不鲜。因此出现了后来的骊姬之乱。骊姬之乱，太子申生被杀，公子重耳（流亡狄地）、夷吾（流亡梁国，在今陕西省韩城市附近）去国流亡，骊姬所生的公子奚齐继位。晋国内部诸大夫卿士家族则在此大乱之时做出了一次有趣的风险分散型政治投资，派出族中子弟分别去辅助一位公子。狐偃、赵衰、颠颉、魏犨、胥臣等人辅助公子重耳，另一些人如郤氏家主郤苪则去辅助公子夷吾。

公子奚齐、公子卓子（《清华简·系年》中称之为悼子）、大夫里克（应该是以里克为代表的大夫政治势力，多为太子申生旧部）相继被杀，公子夷吾继承国君之位后，晋国的内乱才算暂告一个段落。但即位后的晋侯夷吾（晋惠公）对内乱杀大臣——里克与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的骨干力量“七舆大夫”皆被杀，对外背信弃义，直接引发了韩原之战，造成晋国内忧外困，国人离心离德。在其病逝后，晋国大夫势力反攻倒算，废其子晋怀公，迎立其兄公子重耳为晋国之君。

早在重耳、夷吾兄弟二人逃出晋国之时，秦伯任好（秦穆公）便欲支持公子重耳即晋侯位，然而在狐偃的劝说下，重耳拒绝了。对重耳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接受秦伯的扶持，确实可以不用在外流亡十数年，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害，如果接受秦国的扶持，那么等于舍弃了自己的贤名，晋国之内必然不会心悦诚服，而且在面对秦国索要回报时也会难于应对，即位之后的所作所为，恐怕也会与历史上的晋侯夷吾毫无差别。重耳此时舍弃君位，而把即位的机会让给夷吾，看上去是自讨苦吃，实际上是让夷吾成为吸引国内不满情绪的靶子，当夷吾将晋国之内的所有怨恨都充分激发后，重耳再借助贤名回国继位。这样重耳就能获得一个绝对支持自己的晋国，不但可以从容地应对秦国索取回报的要求，又能让晋国继续保持外交上的独立。

19年的颠沛流离，历经了翟国的提心吊胆、齐国的繁华、曹郑的轻慢、荒野的饥馑、楚国的诱惑，公子重耳终于在鲁僖公二十三年（晋惠公十四年，秦穆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秋获得了来自秦国的扶持。就在公子重耳东渡黄河入晋之前，追随其流亡列国19年的狐偃忽然拿出一块玉璧，并流着泪对重耳说：“臣下追随公子流亡诸国，然而智术浅短，一直不能辅助公子继承君位，实在是有罪于公子！我有此自知之明，才能不足以辅助公子成就大业，公子也应该知道，不如让我等离开就此自生自灭吧。”

重耳立即说道：“舅舅（重耳之母为狐偃族姐，故称其为舅）此话从何说起，我定不负卿等的追随之义，必厚待与我共度苦难的诸位。此誓以此白壁与大河为证。”说完就将狐偃之前递给他的玉璧丢进滔滔黄河起誓。主从双方都是聪明人，流亡生涯即将结束，很多君主与臣子可以共患难但不可同富贵。此时重耳即将成为晋国国君，而追随者的内心也开始变得惴惴不安。重耳之弟晋侯夷吾即位之后就杀掉了一批曾经迎立自己的大夫，而此时晋国国内，荀氏家族掌握晋国军政大权可谓一家独大，随重耳流亡在外的臣下们唯恐自己就算回到国内也过不上好日子。即将渡河的时候，狐偃能拿出一块珍贵的白璧来让重耳盟誓，二人的所言所行很显然是早有预谋。重耳与狐偃故意上演了这样的戏码向从人昭示，公子重耳绝非那种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薄凉之辈，就算成为晋国国君，他也不忘诸位多年追随之忠义，定当厚待。

果然，在重耳即位之后，这些跟随重耳流亡多年的跟班们摇身一变成为晋国朝堂之上的新贵。鲁僖公二十七年（周襄王十九年，公元前633年），晋侯重耳（晋文公）始设三军，郤榖为中军将（在职仅一年便去世，先轸继任其位，并指挥了城濮之战、崤之战）、郤溱为中军佐、狐偃为上军将、狐毛为上军佐、栾枝为下军将、先轸为下军佐（先轸为中军将后，胥臣继任其职，参与城濮之战），晋国六卿（三军将佐）体系正式成型。

晋国六卿，荀氏后来分为中行氏与智氏两家；狐氏在第三代家主狐射姑时，与执政大臣赵盾在君主选择上出现分歧，逃离晋国；先氏在第五代家主先縠时，勾结犬戎作乱，被晋公驱逐出晋国；郤氏的三郤（郤苪、郤缺、郤克连续三代为晋国执政）骄横霸道，后被晋厉公和胥童用计联手诛灭，郤氏败亡；胥氏的第四代家主胥童被中行、栾氏联手杀死，退出晋国政坛高层；栾氏本为晋国公族分支，第七代家主栾盈时遭六卿围攻被灭家，仅有栾鲂流亡宋国。赵衰初为大夫并得封原邑，后随晋侯重耳参加践土之盟，又被任命为新下军佐，后升任为新上军将，其子赵盾则成为掌控晋国朝政的正卿，执政期间杀公子两人、弑君一人、拥立新君一人，可谓权倾朝野。

晋侯重耳即位后确立下来一条规则：除太子外，成年的公子不可留于国内。这样也是为了防止诸位公子因抢夺君位而相互厮杀。国内只留太子一人，其他成年公子均不可居于国内，这样自然无人会来夺位。但这一政策并没有彻底断绝兄弟手足相残的惨剧的再次发生。另一方面，诸公子们没有了权势，无法成为国君的助力，而掌握晋国实际权力的卿大夫们却可以操纵君位废立。晋侯欢（晋襄公）去世后，卿大夫们为决定由谁来即位而争得不可开交，并直接导致了公子成与公子雍被杀（均为赵盾下的手），最终即位的太子夷皋也在数年后被赵盾所杀。

似乎是受自曲沃代翼起至骊姬之乱延续上百年的公室内斗的影响，晋侯诡诸、晋侯重耳父子二人上台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举措，均以限制公室旁支势力为基本出发点。晋侯诡诸将自己的曲沃亲族们斩杀得只剩下韩氏一支；晋侯重耳则狠下心来，以身作则，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也将除太子以外的儿子们全部逐出国。

天子家中无亲情可言，为了保住嫡系一脉的继承权，古往今来的帝王们可谓挖空心思。晋国公室最终以近似挥刀自宫的手法保证了君位的继承权不致旁落，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兄弟相残的局面再次发生，但是其代价不可谓不大，之后的每一代晋侯都必须在孤立无援（无公室亲近旁支扶助）的情况下与日益壮大的卿大夫家族们斗智斗勇。若国君本人精明强干，还能暂时分化压制住诸卿，若即位的并非雄才大略之辈，便只能沦为“窗边族”。可以说晋国最终被瓜分的命运的种子，在晋侯诡诸时期就已经埋下。

西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成为皇族强势旁支武装干政的第一个惨重教训。三国曹魏政权被司马氏篡夺后，司马氏家族总结其败亡的教训，认为曹魏之败在于皇帝缺乏强大的宗族势力扶持，故大肆分封同姓诸侯王并给予兵权。但“八王之乱”的惨重教训，又给后世的帝王们再次敲响了警钟。皇室的强势亲族因野心膨胀可能会密谋篡位，无亲族扶持又会导致皇权旁落，这也成了一个历史上的死循环（唐有玄武门之变，宋有“烛影斧声”谜案，明有靖难之役，清有“九龙夺嫡”大案，至于乱世中的父子、兄弟相残更是数不胜数），直到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落幕才宣告结束。

重耳、夷吾兄弟二人在私德上有亏：重耳气量狭小，即位后便开始针对流亡中所受之辱报复他国；夷吾背信弃义，对内杀害拥立之臣（也有预防性的因素），对外向有恩之秦国耍尽无赖，其不要脸的程度到了一个境界。但是此两位身为晋国之君，时刻记着为国谋利，决不因个人的名利得失而出卖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兄弟二人都可以算是合格的君主。

退避三舍——城濮之战

晋公子重耳在流亡途中受到楚成王的款待，宴席之上楚成王玩笑般地问道：“若他日公子重耳能回国继承晋国国君之位，当如何报答寡人的扶助之恩？”（“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任何政治投资，其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获取相应的收益，否则就不是一次成功的投资。想必楚成王是以这句话来考察重耳，看楚国支持其回国即位是否能让自己得到满意的回报。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重耳自然听出了楚成王话里所暗含的意思：如果想依靠楚国的扶持成为晋国国君，即位后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要么是割让土地，要么是给予大量财货，要么在外交上成为楚国的附庸。

重耳不正面答复，却用吹捧楚国国力强盛、物产丰富的说辞，既不破坏气氛，又滴水不漏地拒绝了楚国割地的要求：“我听闻楚国物产丰富，奇珍异兽数不胜数，黄金美玉俯拾皆是，大王富有楚国，我实在不知道能拿出什么可以献给大王的。”（“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楚国国土广袤又如此富庶，我晋国贫弱，财货远不及楚国，根本拿不出手。而楚国之地肥沃、物产丰富，我晋国之地狭小贫瘠，十块也不及大王一块，大王取之无用还要空耗兵马钱粮来驻守，付出远大于回报，实在不值得。说到底就是晋国决不会割让土地，也不会向楚国奉上岁币。

楚成王有些失望，于是继续追问：“既然如此，那公子是不打算回报寡人厚待之恩义了？”（“虽然，何以报我？”）

重耳只得继续回答：“如果我能回到晋国继承国君之位，那么若有朝一日晋楚两国对决于疆场，我必退让三舍以回报大王。若我退避之后，大王还欲一争高下，那我只能驾着战车，左手执弓，右手持箭与君周旋了。”（“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重耳的言论与潜台词很不友好。楚成王的最低要求是晋国能够承认楚国的霸主地位，当楚国有什么大的举动时，希望晋国能够支持并策应自己的行动（就如同后来齐国在外交上策应晋国那样）。然而重耳开口便说未来某日若晋楚交战，其中意思就是晋国绝对不会对楚国马首是瞻，只要楚国触碰了晋国的利益，那么就在战场上见高低吧！当然，为了回报楚成王收留重耳之后的厚待之礼，晋国愿意首先避让楚国。但是若一定要在战场上分出胜负，那么就作战吧！

见重耳如此不识抬举，楚国令尹子玉大怒：“大王对晋公子如此厚待，愿意助其回国即位，但重耳此人却不懂得知恩图报，竟然还说出如此无礼的话，应该杀掉他。”作为楚国的重臣，子玉自然知道楚成王厚待重耳是准备为楚国做一次重大的政治投资，看到重耳这种油盐不进的态度，子玉自然会无比恼怒。此时的晋国有资格取代晋侯夷吾继承国君之位的，只有重耳一人了，既然此人不愿为我所用，不如杀之。

楚成王见投资重耳毫无益处，杀了这位广有贤名的晋国公子也只会破坏自己在诸侯间的声誉，故而制止了子玉的举动。此时秦伯任好（秦穆公）因不满晋侯夷吾对自己的屡次欺瞒，故决定扶持重耳取而代之。秦伯任好当初支持公子夷吾即位，就是为了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夷吾为获得秦国的扶助，曾答应向秦国割地，但即位之后立即翻脸，以各种借口赖账。晋国遭遇灾荒向秦国求粟，秦伯任好不计前嫌地爽快答应，并主动承担了转运的成本；几年后秦国遭遇灾荒向晋国买粮，晋侯夷吾却选择不救助秦国。两国撕破脸皮之后在韩原大战，晋侯夷吾被俘后又表示愿意出财货土地赎身，并将太子圉作为人质。其后晋侯夷吾去世，太子圉为继承君位竟然不告而别，自行逃回晋国。可以说秦国针对晋侯夷吾进行的三次政治投资均以失败告终，导致秦廷上下对该系势力彻底失望。于是，秦伯任好向楚国表示出自己愿接收晋公子重耳的意愿，楚成王也不愿在重耳这块“鸡肋”上多花成本，表示同意，并将重耳一行送至秦国。

我们先来看看重耳所说的“辟君三舍”到底是怎么个“辟”（辟即避）法。

“舍”一词原意为小屋，后来引申出休息的含义。“一舍”其实是春秋时代军队正常半日行军的标准——古代军队行军中每天只走半个白天也是很正常的行为，早起吃饭后整装出发，到下午停下休息扎营吃饭。如果要保证军队拥有完整战斗力，即停止行军就能立刻展开战斗，那么一天走一舍就可以了。所以晋军才选择了三日退避三舍，有意保存体力准备反击。如需加快行军速度，可以一天走两舍，即60里，约合今天的24.9千米。

重耳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看似是对楚成王厚待的回报，实则包藏祸心。重耳在流亡至齐国时应该见过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对齐国称霸后的兴盛之势产生了向往。回想离开晋国时，自己的父亲一生奋斗，将仅拥有一军只能算中等国家的晋国发展成了掌有二军的强国，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立下志向，要兴盛晋国，从齐国手中夺下诸侯方伯、天下霸主的名号。南方楚国日益强盛，咄咄逼人，江汉诸姬之国为其吞并，很显然，如果晋国要争霸天下，楚国将会是其最大的敌人。即便楚成王待重耳一行再优厚，重耳也决不与楚国做这样的政治交易，今后一定会与楚国战场争锋。因此重耳有意在这里给楚成王挖了一个坑。

春秋时代的军队，通常是作战部队随身携带一定量的粮草物资，主要的辎重与补给物资还得让后勤车队来携带。可以说，如果行军的距离近，则后勤支援部队完全能跟上战斗部队的速度。如果距离远了，那么主力部队就放慢速度，与辎重部队一起行进。三舍这个距离不近不远，刚好可以让战斗部队与辎重车队拉开距离。得不到后勤保障部队的支持，战斗部队的战斗力会发生一定程度的下降：行军中装备可能会出现破损，需要后勤支持部队的及时维修；战斗部队在行军中不会携带备用武器，如羽箭这种重要的兵器携带量也偏少，临战需要有后勤支持部队的及时补充，晚上宿营时，如果没有负责后勤的厮徒，而由战兵自己搭建营帐，那么会消耗士兵大量的精力体力（当然也可以选择露宿野外，但这将对战斗力产生不利的影响）。即便在晋军主动退避后，楚军还是要打这一仗，那么可以推测楚军必定会迫不及待地追上来，辎重部队必然会与战斗部队发生脱节，正好落入重耳的陷阱。

我们都知道城濮之战的起因是鲁僖公二十六年（晋文公三年，楚成王三十八年，公元前634年）宋国叛楚。当年冬季，楚国令尹子玉率兵车300乘，展开了对宋国的惩罚性攻击。楚成王命令子玉进攻宋国的缗邑，这一点令人费解。即使是春秋中后期，各国基本维持的还是以城邑据点为依托的片区式统治，各个城邑之间多存在大量的“三不管地带”可供各方通行。以楚国的强势，完全可以直趋宋都商丘之下。当然，这可以解释为楚国只是进行试探性进攻，不愿引起他国干涉。从晋国没有立即出兵干涉来看，这一点也能够说通。

但更为奇怪的是，楚成王只调配给子玉300乘的兵力。宋国虽在泓水战败，但对付只有300乘兵力的楚军应该不算困难。在若敖六卒的奋战之下，子玉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正当子玉准备乘胜追击直逼宋都之际，却忽然发现楚成王本人此时已率领800乘战车的庞大兵力，联合陈、蔡、郑、许之师杀向宋都商丘。楚成王还令子玉的疲惫之师与己方会合，此刻楚军的总兵力在1100乘上下，如果按一乘有兵（战斗与后勤人员）100人计，围攻商丘的楚军达到了庞大的11万人。

此时，晋侯重耳认为这是树立晋国权威的大好机会，于是联络了齐、秦两国相约出兵救宋。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晋军出兵先伐卫、曹两国，打通了救宋的通道。楚成王听闻晋、秦、齐三国联军前来救宋，晋军已进兵定陶（曹国），于是带着大部队后撤。子玉毫无悬念地又被楚成王扔下顶包，同时被留下的还有司马子西、大夫子上——全都是与子玉同族的若敖氏家族重要成员。

我们可以看到，子玉率军出征，楚成王只给其配属了较少的军队，令其攻击宋国边邑，存在不欲子玉取得较大战功的意味。在子玉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楚成王立刻亲领大军前来摘桃子。当晋军前来时，楚成王又率大军撤退，将子玉及数位若敖氏家族重要成员丢在敌军面前。楚成王的一系列举动颇为反常。

其实，这里面牵涉到了楚国王族内部各支系（氏）之间的派系斗争。楚庄王时期，芈姓王族四大支脉为熊氏（楚成王嫡系）、蒍氏（代表人物有蒍贾、孙叔敖）、屈氏（代表人物有著名诗人屈原）与若敖氏（若敖氏家族内部又分为斗、成二氏）。子玉正是当代若敖氏家主，并以芈姓若敖氏之主担任了楚国令尹。部分读者可能听过一个关于若敖氏的成语——若敖之鬼。《左传·宣公四年》中有言：“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尔？”意思是说等若敖氏灭族了，那么若敖氏家族故去先人的鬼魂便断绝了血食祭祀，即其家族将要子嗣断绝，走向灭亡。

若敖氏家族长期占据着楚国的令尹与司马两大要职，至此时，若敖氏便有斗伯比、斗廉、斗祁、斗伯（子上）、斗谷于菟（子文）、成得臣（子玉）、斗宜申（子西，子玉为令尹时为楚国司马）担任过或正在任楚国令尹或司马之职【此后还有成大心（子玉之子）、成嘉（子孔）、斗般（子杨）、斗椒（子越，又称斗越椒，楚庄王即位前期发动叛乱，被养由基一箭射死）等人。自斗越椒政变失败之后，若敖氏一蹶不振，从此退出了楚国政治上层。斗越椒之子苗贲皇逃奔晋国，在晋楚鄢陵之战中告诉晋厉公楚军虚实，以此让晋国取得战斗的胜利。此乃后话】，其势力之大，为楚成王忌惮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城濮之战前楚成王这些诡异的举动，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削弱若敖氏家族的实力，以危局迫使子玉丢掉令尹之位，打破若敖氏在楚国政坛上一家独大的局面。作为一个骄傲的若敖氏家主，子玉只能选择勇敢地战斗，以求得战功稳固自己令尹的地位（子玉令尹一职是通过同样出身若敖氏的前任子文向楚成王举荐所获得）。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打得飞快：若子玉战败，不但若敖氏的军事力量折损大半，还可以将诸位若敖氏的重臣全部拿下。若子玉取胜，则自己亲率大军争功，还可以压制晋国的上升势头，将楚国霸权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此时，在商丘城外留守的楚军构成大概是这样的：若敖氏的精锐私兵180乘，子玉出征时率领的另外100余乘兵力，子西、子上麾下的兵力大约200乘，陈、蔡之师大约200乘，合计约六七百乘，士卒约7万余人。而盘踞在定陶的晋、齐、秦联军兵力约为900乘（其中晋国出举国之军，兵力700乘），士卒八九万人。从力量对比上看，子玉率领的楚军处于下风，况且其核心主力部队在外征战一年有余，可谓是兵疲师老。子玉写信向楚成王请求增兵，信中还夹带着大量牢骚话，说朝中有小人造谣，迫使自己仅率少量军队与晋、秦、齐联军交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楚成王对子玉此举很不满，只派出了很少的部队，象征性地进行支援。面对如此困局，子玉只得被迫尝试以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于是私下致书晋侯重耳：只要晋国方面同意曹、卫两国复国，则子玉愿率领楚军撤出宋国境内。

子玉的盘算不可谓不精明。曹、卫两国不但是楚国的盟友，而且此二国还是晋国南下的重要通道。中原之地，郑国位于周王室雒邑之东，与中原多国西境接壤；卫国则处于郑国之北，晋国东南；曹国在卫国东偏南，并与郑国东境接壤，且有较长的国界线；曹国之东为鲁国，鲁国与曹国之南为宋国；陈国则在郑国与宋国接壤地之南，蔡国在陈国南偏西。如果曹、卫复国，则晋国在中原的影响力仅能投射到郑国一隅，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边的诸多国家一个一个被楚国所吞并。

作为政治斗争老手的晋侯重耳一眼便看出子玉的图谋，还看出了楚成王与令尹子玉之间存在严重不和，他于是对曹、卫两国国君说：晋国可以允许曹、卫两国复国，但是两国必须与楚断交，与晋国结盟。老谋深算的晋侯重耳直接将皮球踢了回去。

困境之中，子玉决意放手一搏，亲率兵车500乘北上挑战。此时晋军也开动了，但是并非南下与楚军交战，而是选择后撤，实现了晋侯重耳曾在楚成王与子玉面前许下的“辟君三舍”的诺言。后世儒家对此大加赞扬，认为是仁义之举，晋国因此必胜。然而这样一来，子玉需要前进的路程就变成了270里，即使以一日两舍的速度行军，也需要走5天。子玉准备与晋军交战，应该按一日一舍的速度行军，需要走9天多。90里的距离，晋军用3天从容地完成了转移（很有可能先轸利用这三天的行军对晋军完成了一次武装拉练，以提高本方战斗力），剩下6天时间可以短暂休整一番，从容地检查武备状况，并提高装备妥善率，士卒们的体力也恢复到了最佳状态。此时齐、秦两军也抵达了城濮与晋军会合。而子玉麾下的楚军在历经了一年的围城作战后，不但没有获得足够时间的修整，在短暂休息几日后，又被迫以较高强度连续行军9日，体力状态与对手不可同日而语。

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公元前632年），南北两大集团宿命的对决即将展开。周历四月二日，以晋国为首的北方诸侯国盟军——晋、秦、齐、宋，以楚国为核心的南方诸侯国同盟——楚、陈、蔡，在濮水南岸的城濮地区，南北对面，分别将各自的军队完成战斗展开。

此时晋军摆开了阵势，晋侯重耳在战前特意检阅了大阵，表示“少长有礼，其可用也”。上军将狐偃、上军佐狐毛有兵力约200乘，对阵楚军左翼；中军将先轸、中军佐郤溱有兵力约400乘，对阵楚军中军；下军将栾枝、下军佐胥臣有兵力约200乘，对阵楚军右翼。

南方楚军的大阵，中央以令尹子玉家族的私兵——若敖六卒为核心兵力。楚国军制一卒建制下有战车30乘，六卒合计兵力180乘。这仅是若敖氏一族私兵中可以参加远征的机动兵力，可见若敖氏实力之强盛。左翼以若敖氏的子西为将，率领以申、息县师为主体的军队，约200乘。右翼同样以出身若敖氏家族的子上为将，以部分楚军辅以陈、蔡两国军队，约200乘。看到晋军中军兵力较多，子玉令楚军两翼略向前突出，中军为预备队，先不与实力强大的晋国中军决胜。楚军右翼稍弱、左翼较强，因此可以推断子玉的策略是希望右翼能与晋军相持，左翼先攻，取得进展后，中军支援左翼扩大战果。

会战正式打响，最初的战况正如子玉所期望的那样，楚军左翼成功地打开了局面，晋将栾枝败退。然而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并未引起子玉足够重视的奇怪现象——败退中的晋军右翼在奔跑中扬起了巨大的烟尘。实际上，这是晋军有意为之。晋军在每辆战车之后用绳子拖着一束树枝，配合当天猛烈的北风，有意制造出滚滚烟尘。追击中的子西对此苦不堪言，但与取得胜利相比，吃点土又算得了什么？

那么，晋军制造出这么大的扬尘目的何在？因为晋军在右翼为楚军准备了一个陷阱，所以在两军刚发生接触时，晋军右翼便后撤以吸引楚军深入。当沙尘与晋军中军阻挡住子玉望向左边的视线后，晋中军将先轸令隐藏在中军背后的晋国公族精锐从侧面对因过于深入而暴露出侧翼的子西军发起突击。与此同时，晋军上军主力部队战车停了下来与车属步兵们在狐偃的命令下密集列阵，建立了一条临时的防线。在上军主力的掩护下，狐毛以最快速度重整了上军机动兵力，对子西军发起了反冲锋。陷入两面夹击的楚左军被击溃。

晋下军则在胥臣的率领下，对楚军右翼的陈蔡之师发起猛烈进攻。《左传》中载：“胥臣蒙马以虎皮。”这里暗含的意思是，胥臣的直属部队战斗力十分强悍，为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还特意在战马的护甲上描绘了虎纹装饰。以胥氏的精锐族兵为先导，晋军击退了陈蔡联军，子上的精锐卫队因兵力较少被败军裹挟溃退。子玉的战役预想，右翼就算不能在进攻中取胜，也至少可以与晋军僵持，但陈蔡之师在对攻之中落败。见左右两翼皆败，幸好晋军未全军压上，左翼的子西败军突围成功与中军会合，子玉只得下令全军撤退。

此战若敖氏领导的楚军战败，但楚成王借此削弱若敖氏的如意算盘并未实现。战败后，令尹子玉主动承担战败职责而自尽，以一人的牺牲让子西、子上等若敖氏的其他成员们免受战败的牵连。更兼此战中还成功保全了若敖氏家族私兵若敖六卒实力的完整，楚成王一时也无法向若敖氏家族发难，只能扶持了蒍吕臣为令尹。在子西、子上等人的打击报复下，蒍吕臣登上令尹宝座仅一年便郁郁而终，子上接任了令尹之职。

战后晋国霸权崛起，楚国的势力范围被压缩至济水以南。直到鲁宣公十二年（周定王十年，晋景公七年，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在邲之战中一战击溃晋军，从暂时衰落的晋国手中夺回了霸主之席。

晋楚邲之战

楚成王晚年欲改立太子，为太子商臣兵变所杀。后太子商臣自立，是为楚穆王。楚穆王时期楚国转变了扩张的方向，将进攻的重点转向了大别山以东的江淮地区（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诸夏称活跃于此的原住民为淮夷。楚穆王灭淮夷人的江（河南正阳）、六（安徽六安）、蓼（河南唐河县）、巢（安徽巢湖）、舒、宗等国。

对内，楚穆王延续了楚成王继续打压若敖氏的策略，以平乱的名义杀子西、子家，并扶持蒍氏、潘氏与若敖氏相争。然而在其执政期间，令尹之职还是为若敖氏子弟成大心、成嘉等所占据。即位后的第十二年，即鲁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楚穆王商臣病逝，其子太子吕即位，是为楚庄王。

即位之初的楚庄王在对内治国与对外扩张上不声不响，毫无作为。即位第二年（公元前612年），晋将郤缺率上、下两军攻伐依附于楚的蔡国并订立城下之盟。蔡国背楚，楚庄王对此不闻不问。次年（公元前611年），巴人出兵袭扰楚国西南境，楚国东部的淮夷、越也趁楚军西调之机作乱，而后麇国与百濮也起兵反楚。

在此内忧外患之际，司马斗越椒无法再一人独占兵权，楚庄王化危机为机遇，成功地在军队中建立了自己的班底。三年不鸣不飞的这只不凡之鸟，终于迎来了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机会。

鲁宣公三年（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八年，公元前606年）春，楚庄王率军北伐陆浑（在今河南省伊川县一带）之戎。楚国大军陈兵洛水之畔、成周洛阳王畿之侧向天子示威。周王室看出了楚人的野心，派出得力大臣王孙满以劳军名义展开外交斡旋。楚庄王会见王孙满，并向其询问周王室国宝九鼎之轻重。

九鼎号称是大禹治水后建立夏朝时所铸造，九鼎对应天下九州铸造，每个顶上都铸有对应之州的风土物产，是历朝天子统御天下的象征。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正是向周王室表达出要替其收藏九鼎之意，并有取而代之的野心。王孙满回答道，九鼎不过是九州的象征，要想真的统御天下，当有德（即为政公正与开明，用人清明）、行仁、重义。昔日周天子首义推翻殷商，制定周礼，天下诸侯莫不臣服于周室，今天王室虽然衰微，但是天下诸侯还认同周天子的大义，不敢有所僭越。

楚庄王也自知若此时灭周，虽然在军事上不算困难，但是在政治上必然引起轩然大波。输人不能输阵，楚庄王表示九鼎虽是天下至宝，但我并不稀罕，取我国军队士兵手中所持长戟的“横枝”之铜，也足够铸造出一套同样壮观的九鼎，以此暗示王孙满：我楚国富庶，军力强盛，虽现在不能取周室而代之，但迟早有一日可以大合天下。

鲁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十七年，晋景公七年，公元前597年），楚国出兵伐郑，围困郑都90余日，迫降郑国。此时的晋国内部却陷入了一片混乱，鲁宣公八年（晋成公六年，公元前601年），执政20年的赵盾去世，郤缺成为正卿。短短4年后（公元前597年），郤缺去世，荀林父（改氏为中行，谥号桓子，因此《左传》中又称之为中行桓子）继任晋国正卿之职。刚成为晋国正卿的荀林父尚未稳定国内局势，外部就传来了重要盟国郑国（郑国所处位置的战略意义十分重要）遭遇楚国围攻的消息。于是荀林父动员部队出兵救郑。但是晋军慢了楚国人一步，当晋国大军准备南渡黄河时，郑国已向楚国求和，愿奉楚国为主。这一消息传到晋军大营，立即引起了中军帐内的一片哗然。荀林父觉得继续进军已失去意义，且担心秦国从背后偷袭，故提议退兵。栾书认同这一观点，认为郑国现在局外中立，形势对晋军不利，背水作战乃兵家大忌，应当回国修整。先縠、赵同、赵括一干卿士大夫却认为，楚军势头正盛又如何，晋国的中原霸权就是凭城濮大捷战胜楚军所赢得的。郑国十分重要，况且这次楚军都打到了黄河岸边，必须坚决迎击。

支持作战的一派见继续争吵只能白白拖延时间，于是决定自行出击，以行动将大军拖下水。先縠（中军佐）率领麾下军队（先氏之兵）先行渡河，寻求与楚军决战。迫于形势，荀林父只能下令全军东渡黄河（此处黄河流向为自西南向东北）支援先縠，晋国大军在敖（今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北面的三皇山）、鄗两山之间扎营。此时驻扎在郔（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北。两军现在态势为晋军在西，楚军在东）的楚军也萌生了退意，后在伍具的鼓励下，楚庄王下定决心与晋军一决高下。

晋军阵容

楚军阵容

最高统帅：楚庄王（两广近卫军）令尹：孙叔敖

中军将：沈尹

左军将：子重

右军将：子反

会战前，楚国乐伯、摄叔、许伯共驾一辆战车至晋军营前致师挑战，得胜而回。当三人调头返回楚军大营时，晋军欲挽回颜面，故派出两支部队，以左右两队包抄的态势追击。见晋军欲合围自己，车左乐伯展示出了高超的箭法，不但用弓箭挫败了晋人的围攻，还在回撤的路上射死了一支麋鹿带回营中献予中军。

晋大夫魏锜在战前曾求公室官职，被拒绝，再求致师立功，又被拒绝，赵旃（赵盾的重要打手赵穿之子）欲求得卿士位置也被拒绝，于是两人怀恨在心，准备暗中破坏。两人本来奉命与楚成王讲和，但二人故意无礼挑战惹恼楚军，被逐回。赵旃见魏锜被楚将潘党逐出，遂命车下步卒发起了对楚营的突袭，攻入了楚军营地之内。值守的楚成王左广近卫军立即反应过来迎击赵旃，将虚张声势的赵旃击退。赵旃为逃命抛弃战车丢掉甲衣，逃入了战车难以深入的树林，与荀林父派来的接应队伍相遇。

此时晋军完全没有做好与楚军交战的准备，荀林父唯恐二人遭遇不测，预留了一支接应部队，但这支队伍没有乘兵车而来，反倒驾驭的是守车。但楚将潘党看到后，未仔细辨认晋人的车辆种类，立即回营向楚庄王禀报晋人已近前。楚庄王见晋军前来，当机立断，下令全军列阵，左中右三军一同发起进攻。

战前，为预防楚人发起突然袭击，晋上军将士会与上军佐郤克令大夫巩朔、韩穿率领所辖上军部队在营地右面的敖山分七处预先完成展开，并建议全军做好迎战的准备。但先縠认为楚军兵疲师老必不敢来战，中军元帅荀林父则在战守（已派出赵旃、魏锜二人与楚军和谈）之间犹豫。中军大夫赵婴齐却预先搜罗船只准备后路，仿佛知道此战必败一样。

此时楚国大军在国君楚庄王的率领之下直扑晋军，争吵不休的晋军只得硬着头皮边作战边安排中军与下军渡河躲避。楚左军对阵晋上军，楚中军对晋中军，楚右军对晋下军。晋军方面，因中、下两军位于大阵左侧，故逐渐向右翼运动以寻求上军的支援。但晋上军陷入与楚左军的战斗，且其依山势布阵，一时间也难以支援中央，只能看着中军与下军在楚人的攻势下苦苦支撑。

一支军队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为了活命可能会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故兵法常言“归师勿竭”。但是主将荀林父因有着保存晋军实力的“好心”，所以预先命令准备渡船方便撤回。见有一条退路尚存，晋国士卒心中的勇气逐渐丧失，在与楚人的对战中逐渐落了下风。雪上加霜的是，主将荀林父眼见战事不利，竟然下令中军加速渡河逃避，直接导致了下军为逃命更加迅速地向中军靠拢，使得两军秩序混乱，中军原本还算严整的阵形被想要逃命的下军士卒冲乱。

下军大夫荀首之子荀罃（后改氏为智，所以又被称作智罃）被楚军俘虏，救子心切的荀首决定调集阵容还算齐整的本族之兵对楚人发起反冲锋。晋军毕竟能征惯战，一支优秀的军队只要能有一位勇猛的军官以身作则整顿部队，那么还是会有很多士兵愿意以其为主心骨作战。在荀首的反击之下，晋军射伤并俘虏了楚庄王之弟公子谷臣，射杀连尹襄老，并将其尸体带回，战后荀首凭此换回了被俘的儿子。这也是晋军在大败中唯一的亮点。

战后，楚庄王巡视战场，潘党建议收晋军尸骨筑京观以纪功，但楚庄王以“止戈为武”的理由拒绝了。事实上，作为一个想成为中原霸主的君王，需要在文武两方面都有所作为才行。邲之战击败晋军的武功已足够大，如果能够显示出怀柔仁义的一面，那么对降服中原诸侯是有利的。如果筑京观纪功，则有穷兵黩武、残忍嗜杀之嫌。

晋军败退后，楚庄王继续进兵围攻宋都，迫降了宋国。最终，楚庄王以力压晋国称霸中原，又连灭息、邓、弦、黄、夔、江、六、蓼、庸九国为县，成为一代霸主，雄踞江汉。

韩原之战、崤之战与秦晋之好

世人常以“秦晋之好”一词来形容两家族之间通婚频繁关系密切。然而历史上的秦晋却远没有后世人所想象的那般和谐。最初，晋献公将女儿伯姬嫁给了秦穆公，后来秦穆公又将自己的女儿怀嬴嫁给了在秦国当人质的晋侯夷吾之子太子圉。太子圉不告而别回国即位，秦穆公甚为恼怒，又将怀嬴嫁给了重耳。在秦穆公的支持下，重耳成为新任晋侯，成为多余之人的晋侯圉则被投靠了新主人的晋国大夫们诱杀。晋侯夷吾时期，晋国不顾泛舟之役救助情谊欺秦一次，秦晋间发生大战一次。以秦晋之好来形容两家联姻频繁、具通家之谊颇有几分反讽的意味。

鲁僖公十三年（周襄王六年，晋惠公四年、秦穆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国天灾，粮食减产，晋侯夷吾派出朝中亲秦派大夫庆郑去向秦国求助，秦伯任好不计前嫌答应了晋侯夷吾的请求，以“泛舟之役”向晋国输送粮食。其后秦国天灾向晋国求粮，郤苪、吕饴甥等却认为，晋侯夷吾为争取秦国相助曾经答应割地，即位后却没有割地给秦国，两家已成仇敌，现在给秦国救灾，无疑是在助长敌人力量，这事不能答应。晋侯夷吾最终拒绝了秦国的求助。显然，此时晋国朝堂之上“反秦派”势力已经占据了优势。

其实，秦伯任好以舟师载粮至晋都绛城，其中也有着向晋国施压示威的成分：这次秦国可以用船队将大批的粟米从雍城直接运到绛城，那么下次秦国同样可以用船队把军队和随军的粮草一起运送到晋国腹地。作为老牌政治家的晋侯夷吾一眼便看出了秦伯任好友好举动下所暗含的威慑用意，因此开始大力扶持国内“仇秦派”政治势力，并打压“亲秦派”大夫。然而，秦国一直以来的恩惠让晋国的普通国人心怀感恩，晋国受灾秦国救助，秦国受灾晋国却欲攻秦，这让前一年还吃着秦国粟米度日的晋国国人打心底里不愿意为这个忘恩负义的国君在战场上卖命，因此，在韩原决战之前，秦军就取得了三次接触战的胜利。

韩原之战，秦军兵力处于劣势，因此初战不利，秦伯任好本人差点也被晋军俘虏，忽然一群（为报秦伯恩义）使用棍棒作为兵器的野人出现在战场之上，展现出了强悍的战斗力，以步战击败了前来围攻秦伯任好的晋军，并协助秦军取得胜利。此役是史书明文记载的步兵在硬碰硬的正面对决上击败战车的第一次记录。是役晋侯夷吾被俘，被迫答应了割地要求后才被放回。回国后的夷吾虽然向秦国交割了土地，并派太子圉到秦国当人质，但是心怀怨恨的夷吾回国后立刻对国内的亲秦派大夫动手，杀掉了在韩原战场上未能及时来救的庆郑。

我们可以看到，晋国已经将国土扩展到了黄河以西的关中北部地区，韩原之战就是在今陕西省韩城市附近进行的。史书上虽然说秦伯任好率军渡河与晋侯夷吾交战，不过秦军渡的很可能是今陕西省境内的北洛河（流经今陕西省大荔县、白水县、澄城县、蒲城县后注入黄河，为黄河的二级支流）而非黄河。战国之时三家分晋，魏国就分得了原晋国的河西之地。在吴起的治理下，魏军逐步夺取了整个秦东地区的控制权，秦国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到了极点。直至三百多年后的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张仪领军攻克陕城，才将三晋势力彻底逐出崤函之外。

两国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态势？这就要追溯到西周末年的惊天之变了。周平王仓促东迁后，声称将宗周故地赐予秦人，但实际此时的关中地区已为自泾河谷地南下的西戎势力所占据，秦人必须与各色西戎部族交战才能真正地占据关中沃野。秦人发源于陇西，西周时在今关山牧场所在地为周王朝牧马。惊天之变后，秦人沿着陇砥古道、干河河谷进入了关中平原的最西端，建立了新的城邑。经过数代人的血战之后，秦人将西戎人驱逐出关中。当秦人踌躇满志，准备继续向东挺进时，却惊讶地发现，晋人已经跨过了黄河，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河西之地。

晋人在春秋初年通过“曲沃代翼”完成内部整合后，一方面加大了对山西南部“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中各诸侯国的并吞力度，另一方面将势力范围从晋南向西、南两个方向推至黄河对岸。西部，晋人占领了今韩城市、渭南市北部的一片区域；南部则控制了“关中平原”至“洛阳盆地”的必经之路——崤函孔道。虽然有周天子的遗令，秦人自认是关中之主，但春秋之世天子倾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秦人也没有足够理由指责晋人西进关中。最终秦、晋两国以洛河作为双方势力划分的“平衡线”。自此洛河以东、黄河以西的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东部这片区域被称作“河西之地”，秦晋之间的百年恩怨也围绕这块土地展开，直到战国时秦、魏两国最终决出胜负才算结束。

鲁僖公三十三年（周襄王二十五年，秦穆公三十三年，晋襄公元年，公元前627年），执政9年的晋侯重耳病逝。秦国认为现在是偷袭郑国谋取东进之路的大好机会，于是派出至少300乘的兵力东出崤山。途中郑国商人弦高以诈术拖延了秦军的前进步伐，自觉偷袭失败的秦将孟明视决定回师。为了避免徒手而归，秦军在回师途中灭了姬姓的滑国。

得到秦军异动的情报后，新即位的晋侯欢（晋襄公）决意出兵在半路截击秦军。《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称晋文公出殡时棺木中忽然传出牛叫一样的声音，于是进行占卜，称秦军西来，如果袭击它必然取胜。这或许是晋侯欢为了让反对偷袭秦军的大夫们闭嘴所施的小手段。以孝为名义，借先君之名力排众议，命先轸率晋、姜戎（就是上一章提到过的姜戎人，其从商朝中期一直活跃到春秋中期）联军到崤山设伏。缺乏戒备的秦军在崤山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据称仅有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名主将被活着放回秦国。凭此战，秦国在三年之内不能东出与晋国争夺中原霸权。

秦晋两国围绕“河西之地”这块是非之地已经进行过一次韩原之战，那为何一代英主秦伯任好在连续经历两次失败后仍顽固地再次选择以崤函之道为进攻方向呢？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若秦国此时出兵夺取河西，则会导致与晋国的矛盾全面激化，“秦晋之好”彻底断绝，这与秦伯任好期望东出天下、称霸诸侯的政治愿望可谓是南辕北辙。如果此时与晋国彻底撕破脸皮，那么秦、晋两国就只能倾全国之力在黄河—北洛河一线持续拉锯，如此只会白白便宜南方的楚国，更何况秦军在郑国还有内应可用，相比起来，袭击郑国获得一个东出的落脚点，对秦国更为划算。然而，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讲，秦国在没有掌握崤函之道控制权的情况下就去突袭郑国，堪称自寻死路。

崤函之道上共有三个关键性节点：最西端为今潼关—风陵渡，战国时潼关未立，有阴晋为屏障；中央为（先秦）函谷关，堪称崤山三百里间最险要之处；东段为陕地（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一带）。晋侯诡诸之时，晋军以假途伐虢之计吞并虞（位于中条山较为平缓的谷地）、北虢（位于中条山之南紧邻虞国，在黄河北岸）、南虢（与北虢隔黄河相望）三国，获得了自运城盆地南部到陕地北部的大片区域，以及太阳渡、茅津渡这两处可以沟通黄河南北岸交通渡口的控制权。黄河在进入三门峡之前，河岸较宽，水流平稳，利于水运、渡河，三门峡处黄河河面宽度陡然变窄，加之河中流有巨石将河水三分（即成语“中流砥柱”的出处），使得此处成为控制关中地区与中原之间沟通的要害之地。

秦军远征郑国，至少要通过两处不是己方所控制的区域：其一，晋国获得一半控制权的陕地；其二，周王室的成周雒邑。此外，在这条狭长的道路上还散布有一些小国。自陕地继续向东一段距离，随后崤函道分成南北两支：北崤道过硖石关、渑池、新安进入洛阳盆地；南崤道则过崤陵关（此为先秦名称，后世改称为雁翎关）也可通往洛阳盆地，或继续南下进入洛河谷地的宜阳。从秦军在洛阳城的北门外免胄超乘来看，这次秦军东出选择的应当是北崤道，回程走的应该也是这条路。晋军决定在秦军归途中实施突袭，于是从运城盆地出发，从故虞地穿越中条山，利用太阳渡、茅津渡过河，在南虢至硖石关一带设伏，只等秦军自投罗网。

三年后，秦伯任好亲自领军出征，在王官（王官邑在今山西闻喜县南）之战中取得胜利。回师时则走了一次在崤之战中晋军突袭秦军的进军路线，从运城盆地向东南，过中条山，再渡河到故战场收秦军将士遗骨而归。自此秦国的战略规划由东出天下转变为完成对关中、黄土高原、陇上等相邻地理单元的控制与整合。

崤之战还反映出了一个春秋时代关于交通的有趣历史细节：当时的大部分关隘在非战争状态下根本没有军队驻守！事实上，将关隘简单地理解成单纯的军事设施是不完全准确的。关隘多在可以控制交通道路的险要之地设立，其根本的任务是对道路进行控制。那么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周游列国的商旅较少的西周与春秋时代，非战事花费大量成本维持一支军队来扼守关隘，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驻守军队就必须时时为驻防军队提供补给物资：关隘之所以可以遏制道路，就在于其地处险要，而在这样的地形上凭借自身的产出（简单来说，就是缺少可供屯田种粮的平地）往往不足以支持军队长期驻守。

直到进入战国时期，商业的发达使得商旅往来频繁，其通过关卡时缴纳的税费才使供养一支常驻部队成为可能。事实上，绝大部分关卡除了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外，更是作为控制贸易、征收商税的主要渠道而存在。同时，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也使得各国不得不重视军事设施的日常运作，这才造就了各国之间大修长城的情况。说到底，春秋时的关隘平时无驻军防守是由维持资金的缺乏与没有紧迫军事需求这两方面因素所共同造成的。

后来元帅先轸在与赤狄的战争中阵亡，同年（公元前622年）中军佐赵衰、上军将栾枝（先为下军将，后为上军将）、下军佐胥臣一干重臣也相继去世。为了弥补政治上的真空，晋侯欢重新任命了六卿：中军将赵盾、中军佐贾季、上军将先克、上军佐箕郑父、下军将先蔑、下军佐荀林父。赵盾不但成为中军元帅，同时创造出了一个在军、政两方面的权力都可以与国君相抗衡的官衔——正卿。赵氏迎来了一个发展的起飞期，时人评论赵盾如同夏日正午的“炎阳”，威严而酷烈。

鲁文公六年（周襄王三十二年，公元前620年），秦伯任好、晋侯欢相继去世。晋国的诸位卿大夫商议当由哪位公子继承君位。晋侯欢的太子夷皋尚年幼，诸位大臣均认为主少则国疑，当由一位成年的公子来即位。按照晋文公立下的规则，成年的公子不可留在国内。赵盾首先主张接回在秦国“留学”的公子雍来继承君位，与赵盾有夺位之仇的贾季则主张由公子成即位。本轮政治交锋以公子成被杀、贾季流亡翟国、赵盾取得全面胜利而告终，晋国之内再无人可以压制赵盾了。

晋国大夫士会、先蔑前往秦国迎回公子雍，秦伯罃（秦康公）为壮声势，特意派兵护送公子雍回国。听到消息的先君夫人穆嬴怀抱年幼的太子夷皋在朝堂痛哭，并说：“先君无罪，太子亦无罪，为何舍弃先君太子，而迎他人为君？先君临终向您托付嗣君，卿为何忘却先君之言？”看着先君夫人与年幼的太子，赵盾忽然生出了辅助幼主即位的想法，并在朝议上凭借自身的权势强行通过决议。

此时护送公子雍的秦军在令狐（今山西临猗西南）休息，赵盾认为请神容易送神难，决定立刻出兵拦截秦军，赶走公子雍。在未告知对方新君已立的情况下，晋军秘密进兵。在入夜后，晋军偷袭秦军营地，毫无戒备的秦军大败而归。后来公子雍被赵盾派人所杀。而迎接公子雍的晋大夫士会被迫暂留秦国并辅助秦伯罃对抗晋军，后来获得了赵盾的谅解，回到晋国。而士会一子则留在秦国并以刘为氏，传说汉高祖刘邦便是士会留在秦国的这支后裔。

秦晋之好因为赵盾为实现其个人独裁所行的各种无耻之事被最终断送。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彻底断送了与另一大国的友好关系，赵盾的作为实为祸国，让晋国须全力与南方的楚国争霸的时候不得不分出一大部分精力来应对强劲的秦国，造成自身多面受敌的局面。可以说齐国一度背离晋国，也是因为看到了晋国在处理秦晋关系中各种卑鄙无耻的举动而感到心寒。

晋襄公夫人穆嬴心疼儿子，为其向赵盾求得君位继承权，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这样做实际是害死了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有野心的权臣，并不希望继承君位的是有秦国为外援且年长成熟的公子雍，因为无论是限制其权力再行废立还是弑君篡权都难以现实。目光短浅的夫人穆嬴却给了赵盾专权的最好机会，并且间接害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若公子雍即位，至多是将年幼的太子夷皋驱逐他国，若某日能得强国相助，也有可能再现重耳回国的情景；最差也不过是在他邦常住，尚可保一世平安富贵。

鲁成公十一年（周简王六年，秦桓公二十五年，晋厉公元年，公元前580年），晋侯州蒲（晋厉公）令人作《绝秦书》，极尽无耻之能事，将秦晋两国关系破裂的过错全部推给秦国，该书可谓是颠倒黑白之集大成者。因其文辞华美堪称千古雄文，最终被收录于《古文观止》。自此之后，秦晋之好彻底断绝，晋国以及其继业者韩、赵、魏三国也多了一个不死不休的敌人。

晋楚鄢陵之战

邲之战大胜6年后（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去世，其子太子审即位，是为楚共王。次年申公臣（芈姓屈氏，流亡晋国后改氏为巫，即巫臣，后出使吴国教导吴人军事）在令尹子重的压制之下逃亡晋国。

“虽楚有才，晋实用之”的情况自此开始。巫臣作为楚国的封疆大吏，自然最明白楚国的优势与劣势何在，于是献上了联吴与疲楚两策。后来晋人在其故智之上发展出了“三驾疲楚”之策。联合盟友到楚国的敏感地区大搞“武装游行”，迫使楚国频繁地进行战争动员，国力空耗士卒疲惫。后来伍子胥为吴王阖闾奉上的疲楚之策，应当也是充分借鉴了晋国的智慧。

晋国恢复实力后，决定再次与楚国争锋。同样被楚国压制的齐国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决心复兴齐桓公时期的霸业，因此齐侯无野（齐顷公）欲发兵攻鲁以树立威信，于是在接待晋国卿士郤克时有意表现无礼，以示齐国绝非晋国附庸，晋国执政卿士在齐侯面前也不过是可以随意羞辱的家奴（士可杀不可辱，但奴隶没有人权可言，只能被贵族肆意凌辱），以此试探晋国对齐国扩张行为的容忍程度。齐侯无野的无礼之举直接惹恼了郤克，也激怒了晋国朝野。然而，晋侯据（晋景公）则担心此时伐齐会导致楚国趁机占便宜，故先压制住了国人的怒火。次年（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去世，晋侯据下令出兵伐齐，以压制齐国的野心，迫使齐国与晋国结盟。

鲁成公二年（晋景公十一年，齐顷公十年，公元前589年）春，齐侯无野出兵伐鲁，以再次试探晋国的底线。晋国开始没有直接派兵干涉齐国的伐鲁行动，而让盟友卫国出兵伐齐以牵制其伐鲁行动。但卫师兵败，为收拾局面，晋国只得亲自上阵。此时受辱于齐侯无野的郤克已成为晋国正卿，他亲率800乘的兵力伐齐，双方战于靡笄山之下，齐师大败，齐侯无野险些被晋将韩厥俘虏。双方签订条约，齐国的外交策略再次服从于晋国的安排。为了保证齐国今后不再挑衅晋国，晋国还要求齐国尽改其田垄走向，以方便晋军随时出兵齐国。

就这样，晋国以又打又拉的方式，重新将齐国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以晋国为首的“北方诸侯联盟”逐步完成了内部整合，综合实力反超了南方的楚国（西部的秦国算是楚国的盟友，但是秦国被封锁于崤函之西，难以直接支援楚国；出于自身的野心，秦国更不会听从楚国的号令），双方的决战已不可避免。

此时的晋国，对内已经扫平了赤狄诸部族的隐患，坐拥表里山河；外交方面，重新获得了齐国这个举足轻重的盟友。鲁成公十三年（晋厉公三年，秦桓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78年）夏，晋国联军在麻隧（今陕西省泾阳县北）击败秦军，稳定了西部边界。与楚国决战的时机已成熟。

3年后（公元前575年），郑国在楚国的军事打击之下背晋盟楚。同年夏季郑国以楚国盟友的身份出兵伐宋，宋军被击败。此时晋国决定针对楚国的试探性举动做出正面回应，晋侯寿曼（晋厉公）亲率公族精锐与上、中、下、新四军伐郑，用戈矛来“说服”郑国回归晋国怀抱。见晋国大军陈兵本国西境（鄢陵），郑人连忙向楚国求救。楚共王听闻晋国出大军伐郑，意识到晋国意欲寻求与楚国的战略决战，于是也大举动员出兵救郑。又听闻晋国已经召集齐、鲁、卫等盟国援军，楚共王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紧急行军赶赴郑国。与郑军会合后，便直趋晋军所在——鄢陵。

晋军阵容

最高统帅：晋侯寿曼（亲率公族精锐）

楚军阵容

最高统帅：楚共王（左广卫队长：潘党；右广卫队长：养由基）

中军将：司马子反

左军将：令尹子重

右军将：右尹子辛

郑军：郑侯睔（郑成公）

会战当日，为取得先机，楚军特意提早做好了出击准备。全军拂晓时分至晋军大营之前列阵，欲让晋军无法列阵而战。晋军高层最初犹豫应当如何应对，最终晋侯寿曼决心迎战。在范匄（郤犨之子，郤犨一支改氏为范）的建议下，晋军填平部分井水篝灶，扩展营中空间，就地完成列阵，破垒而出迎战楚军。

此时楚共王也在巢车上观察着晋军动向，并向晋国叛臣伯州耕询问晋军各个举动的用意。此时晋军大营中也有一位楚国叛臣为晋侯寿曼等介绍楚军虚实，此人就是斗越椒之子苗贲皇。斗越椒叛乱失败后，其子苗贲皇逃至晋国，鄢陵之战中，苗贲皇作为近臣侍奉晋侯左右。他对晋侯寿曼说：“楚国精锐王族士兵都在中军，楚军中央强而两翼弱，如果能先集中力量击破楚军两翼，那么再三面夹攻楚国中军则必然取胜。”

根据史料的记载，晋军大营正面是一片泥淖，不利于战车驰骋，于是晋侯寿曼决心依照苗贲皇的建议，从战线中央抽调兵力加强两翼。中军凭借泥淖对楚军机动力的迟滞作用，以较少的兵力与楚中军周旋。

恰好伯州耕也对楚共王说，晋国精锐尽在中央，建议楚共王在战线中央集中精锐，以求先打垮晋军中军，将晋军战线分割，于是楚共王特意从两翼抽调了兵力，导致楚军两翼更加薄弱。这时，决定胜负的关键点就在于谁能够抢先一步击破对手的薄弱环节。

此时晋国四军，中军对阵楚国中军，上、新两军对阵楚国右军，下军对阵楚国左军。在晋人两军的优势兵力打击下，楚军右翼难以坚持，被迫退却。而后，上、新两军从侧翼攻击楚成王中军。

激战中，还发生了一件颇有春秋之风的趣事：晋将郤至、韩厥分别攻至楚共王近前，但两人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礼让”楚共王。事实上，俘虏楚共王的政治影响实在太大，容易导致局面失控，因此双方才表现出了这种特有的春秋风度。然而到战国时期，俘虏一国之君已成为一个值得夸耀的正常情况。

随着战局的逐渐崩坏，楚共王决定撤出战场，并亲率王族两广近卫殿后。但晋军势大，大夫魏锜（《左传·成公十六年》中作吕锜，也就是在邲之战中有意挑衅楚军，导致晋军被突袭的祸首之一）一箭射中楚共王一目。楚共王招来神箭手养由基，令其回射报复。养由基弯弓射中魏锜所穿护甲未能保护的咽喉，一箭将其杀死。而后养由基与猛士叔山冉一同殿后，叔山冉在步战中干脆抓起近身的晋国士兵，然后将他们投向晋军的步卒与战车，展现出无双的勇武，养由基在一旁以神射掩护叔山冉。晋国士卒被二人的勇武所震慑，最终停止了追击。

入夜后，楚中军将子反令诸位军吏加紧督促工匠，以尽快完成战车与兵甲的维修工作。子反还亲自巡营看望伤兵，整编受损部队，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基本完成了楚军的战力恢复工作。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推测，在白天的战斗中，楚军的永久性损失并不严重，损坏的车辆、兵刃、甲胄也在随军工匠的辛勤劳作之下得到了修复。然而，此时楚军的士气却很成问题，楚成王下令撤兵虽然有子反醉酒的因素，但是晋国人故意释放俘虏，导致楚人军心更加不稳才是最根本的原因。白天的失败，看到原本无敌的王族精锐无法拿下兵力处于劣势的晋军，随后左右翼又被晋军一举打垮，楚成王也盲一目，这让楚国士卒心中失去了对胜利的信念。尤其是楚成王重伤，所有人都担心大王可能会死于军中。更何况俘虏还带来消息，晋军好整以暇，其盟军也即将前来与之会合，晋军一方将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

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晋国霸权衰落的局面。鄢陵之战后的两年间，晋国四次出兵伐郑，郑国却依然坚持亲楚态度，齐、鲁、卫等国军队也未与晋军会合，摆出一副“我承认你是霸主，但就不听从你指挥”的架势。晋国国内的乱局也愈演愈烈，鄢陵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4年），胥童、夷羊五率800名甲士伪斗，引三郤（郤锜、郤犨、郤至）而杀之。次年，正卿栾书与中行偃弑晋侯寿曼，立公孙周（一作纠，晋襄公幼子之孙）为新君，是为晋悼公。在晋侯周（晋悼公）统治时期，晋国的实力才真正恢复到可以重新称霸天下的地步。

我们也可以从几次决定性大战的战场所在地看出两国的强弱形势变化。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的战场位于今山东省鄄城西南，处于南北方的平衡线上。邲之战（公元前597年）发生在今河南省荥阳市附近的黄河南岸，楚国已经将刀尖抵在晋国面前。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古战场位于今河南省鄢陵县，双方的战线再次被压向南部。湛阪之战（公元前557年）晋军甚至攻破楚国方城防线，即将进入楚国的核心统治区南阳盆地，可以说中原诸侯的军队第一次砸开了楚国的北大门。楚国霸权彻底衰落，柏举之战（公元前506年）吴国人直接攻入郢都，之后楚国用了几十年才完全缓过劲来。

史书中的冤案：赵盾弑君与赵氏孤儿

如今之世，诸侯杀君如杀一鸡。司马迁在其著作中统计：春秋三百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春秋的诸多弑君案件中，赵盾弑君事件可谓很有春秋弑君的特点。《史记·赵世家》将晋侯夷皋（晋灵公）描写为一个昏庸无道，各种坏事、荒唐事做尽的无道君主。与之相对的赵盾就自然而然的是一位非常勤政的执政官，对举止荒唐的国君百般容忍，不与国君对抗。赵盾又是如此正直无私，如果君王有错，不会像没骨气的人那样软言软语地劝导，而是用“骤谏”的方式来教导晋侯夷皋。

不过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不如让我们用更加中立客观的态度来看看《左传·晋灵公不君》中的春秋笔法，细数一下晋侯夷皋做的那些荒唐事。

第一宗罪责：晋侯夷皋爱好奢华，刚即位就在宫中修筑高台，用弹弓打行人，看着行人躲闪不及的样子哈哈大笑。考虑晋侯夷皋幼年即位，显然用不了太有劲的弹弓打行人，也不能算是残暴吧，这样的行为拿到现代来看根本就是个典型的“熊孩子”胡闹而已，晋侯夷皋死时才十几岁，此时应该只是个调皮且贪玩的小孩。

第二宗罪责：某日，厨子因没将熊掌烹调好，被晋侯夷皋下令杖杀。随后厨子的尸体被装进筐篓中，晋侯夷皋让宫女用车子载着筐篓运尸出城。赵盾等人在朝堂议事，运尸体的车子经过堂前，厨师的手露在篓外恰巧被诸位卿士们看到。赵盾于是拦下车子，询问厨子被杀的原因。得知事情始末后，赵盾又开始了对晋侯夷皋的骤谏。

这个故事中存在着诸多漏洞。

第一，杖杀后处理尸体的方法完全不正常。先秦时代宫殿的布局向来是“前朝后寝”，在后宫把厨子杖杀，直接从后门抬出去处理就可以，为什么让宫女驾车运着尸体从朝堂经过？这完全不合理。好吧，退一步说，有观点认为晋侯夷皋这样做的目的是向人示威，那么又会是向谁示威呢？而且还只能用这种没什么魄力与威慑力的手段？

第二，装载尸体的方法也有问题。将尸体放在筐里，显然是不想让人看到。那为什么还会将尸体的一只胳膊露在外面？走了这么久，负责运尸的宫女难道一直都没有注意到吗？除此之外，一辆车子上什么别的都不装，专门只放一个装了尸体的箩筐，明目张胆地运出去，这到底是想将尸体悄悄处理了，还是想高调地进行展示呢？有人可能会说，晋侯夷皋这是想给赵盾示威。可问题是杖杀一个厨子能对赵盾示个什么威？而且若真想示威，干吗遮遮掩掩的？直接让两个寺人拖着尸体在宫廷内转一圈，威慑效果可能还会更好，何必把事情做得如此复杂？另外，晋侯夷皋需要用杀一个下人的手段向赵盾示威，其中意味敢请各位读者仔细思索一下。

第三，也是最可疑的一点，事件发生的时间更加经不得推敲。尸体被运到朝堂前时赵盾等一干卿士大夫们都在场，很明显这是朝会时间，那么晋侯夷皋怎么可能此时在后宫一边吃着熊掌（烹调熊掌需要耗费较长时间，不太可能一大早就做好。当年楚成王被逼自尽前，曾提出想吃熊掌的要求，真实目的则是想拖延时间等待救援），一边下令杖杀厨子？好，退一步说，厨子天没亮就开始烹调熊掌，专等晋侯夷皋在朝会结束后，能在第一时间吃到可口的熊掌。朝会结束后，晋侯夷皋回到后宫，对熊掌的口味不满意，才发生杖杀事件。那么请问，朝会结束后，各位卿大夫们不回自己的开府办公，留在朝堂之外做什么？难道是专门等着被杖杀的厨子被运出来吗？还得专门盯着，生怕错过了装着尸体的那辆车？春秋之时普通人一日二餐，基本上不会像现代人这样随时吃零食。通常是早起后先吃一餐即朝食（晋齐鞌之战前，齐军就喊出了灭此朝食的口号，意思是说晋军不堪一击，打败他们都不会耽搁吃早餐的时间），又称大食（早上一般会吃得比较丰盛，以应对白天的体力消耗），然后再处理各项事务，等下午3~5点时再吃一餐。部分贵族则会享有一日三餐的待遇，第三次进餐通常是在夜间，属于两餐的补充，更类似于现代意义的夜宵，相对于前两餐，第三餐的规格相对较低，多以汤食为主。

再让我们回到故事中来，如果说晋侯夷皋是在朝食时吃的熊掌，那么此时朝会尚未开始，与故事的情节不相符合——朝会即将开始，赵盾完全可以在朝会之上谏言。但是这个故事中，赵盾看到尸体后立即进宫谏言，这很明显是在朝会结束之后才会发生的情况。那么再假设晋侯夷皋是在下午吃的熊掌，那么就更加不合逻辑了。就像上文中所说的，难道一众卿士大夫们今日一整天都不回各自官署办公，就在朝堂之外专门等上数个小时？

赵盾的“骤谏”终于让晋侯夷皋忍无可忍，恨不得杀之而后快。晋侯夷皋第一次尝试杀赵盾，找来了一位叫麑的刺客，准备暗中刺杀赵盾。这就很值得玩味了，国君杀大臣竟然需要采取暗中刺杀这种手法，我们怕不是眼花看错了人名了？把汉献帝错看成了晋侯夷皋，而把曹操错看成了赵盾？同样的情节，应该发生在汉献帝和曹操这二位身上才算合适吧。

晋侯夷皋的刺客麑登场了，天还没亮他就潜伏到了赵盾家中，结果发现赵盾已经穿戴好服冠准备处理政务了。看到这不得不说一句，作为一个刺客的麑业务水平未免太差了。竟然没有事先踩点，也完全没有了解被刺杀对象的生活规律，就撞大运式地跑到当朝六卿士之首——中军将家中。我们实在难以忽略掉，一个刺客不经过踩点（若经过踩点，怎么会搞不清楚被刺杀对象的生活规律），怎么就能如此顺利地摸到一位封邑贵族开府重臣的卧室里？要知道，当时的贵族是一整个大家族合居在一个大府邸中，家主的居室在整个院落最核心、安保最好的位置上。

看到赵盾如此操劳国事，可把这位刺客给感动坏了，不由得长叹道：“时刻不忘记恭敬国君（提前准备好政务，以保证按时上朝），真是一位好官员啊。杀害百姓的靠山（贼民之主），这是不忠（请注意此时对忠的定义）；背弃国君的命令，这是失信。杀与不杀，我都会违背忠信中的一项，还不如去死！”春秋之人轻生重义，于是麑放弃了刺杀行动，一头撞死在院中的大槐树上。不知各位细心的读者，是否察觉出其中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刺客在触槐自尽之前的这段话，完全是他自己内心的独白，赵盾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写史书的人，又是从何处听到这段内容并记录下来的？焉知是不是刺客麑因为业务技能不熟练，被赵家甲士当场擒杀。赵氏为吹捧赵盾的名望，又专门编出这么一段说辞来愚弄视听。当然退一步说，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刺客在自尽前向赵盾输诚，那么赵盾心也够大的，在自己的居室内，忽然从房梁上窜出这么位刺客，竟然没有先呼喊甲士前来擒拿，而是两人促膝谈心。对话结束之后也安之若素，并让刺客选择安然地自行了断。从结果来看，这位名叫麑的人到底算是晋侯夷皋请来的刺客呢，还是赵氏专程为吹捧赵盾而找来的“临时演员”？更加不合理的是，刺杀事件发生之后，不光是晋侯夷皋与赵盾二人，似乎所有人都把这件事情彻底忘记了，既没见赵盾再次“骤谏”，也没见晋侯夷皋对此事有何说法，这一点实在太过古怪。

两人最激烈的对抗即将开始。刺杀不成，晋侯夷皋又生一计，假意宴请赵盾到宫中赴宴，暗地里则埋伏了甲士和恶犬（没错，就是恶犬，很有些孩子气的安排。这个侧面反映出晋侯夷皋此时年龄比较小，还处于怕狗的阶段。在6~13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看来，狗是最可怕的动物）准备围杀赵盾。此时的赵盾似乎完全忘了之前晋侯夷皋曾派遣刺客来暗杀自己的事情，只带了一名随从大大咧咧地进入晋国宫中。同样的案例在两千年后再次上演——康熙擒杀权臣鳌拜也是类似的情景。鳌拜自负武力，一人去后宫会见小皇帝康熙，结果被一群练习摔跤的少年擒获。同样是有心算无心的围剿暗杀，晋侯夷皋居然又搞砸了！

饮宴进行了一会儿，赵盾的随从侍卫（车右）提弥明发现情形不对，快步到殿上说：“臣下陪君王宴饮，酒过三巡还不告退，就不合礼仪了。”说着扶起赵盾立马就往殿堂外走去。

看到赵盾要跑了，晋侯夷皋着急大喊：“快！放狗！”

“有人不知用，还非要用狗，真是幼稚。”赵盾此时还不忘出言讽刺晋侯夷皋。赵盾很有“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度。当然，更有可能是赵盾早已成竹在胸，知道自己的人身安全完全不是问题。

恶犬张着血盆大口向赵盾扑来，提弥明一剑将獒狗刺死在地。身为臣子的随从，未得国君传召就带着兵器公然走入大殿，这与礼制完全不合。此番行为分明是不把国君放在眼里；同样的举动如果放在皇权高涨的后世，基本可以被视作意欲弑君谋反了。只凭提弥明一人对抗晋侯夷皋的殿前甲士，就算他生出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更何况，此时提弥明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家主赵盾的安全，而不是与对方甲士在武艺上一较高下。在晋侯夷皋甲士的围攻之下提弥明伤重倒地，眼看就能成功干掉赵盾了，忽然甲士中有一人反水与其他甲士相搏，并成功救下赵盾。史书中称赵盾曾经救济过一个“林中饿人”，而反水救下赵盾的这名甲士就是当时的那位“林中饿人”。

这一细节就很值得玩味了，曾经的“林中饿人”为了报恩反水救下了赵盾，表面上看，好像也没什么不对，但是晋侯的殿上甲士可能会是一个曾经困顿到快要被饿死的人么（史册中称之为“不食三日矣”）？春秋之时甲士的出身必须是贵族家子弟，尤其是晋侯的殿上甲士，作为国君生命安全的最后保障，必然出身高贵政治可靠，绝对不会存在这种被敌方小小恩惠与诱惑就能轻易收买的贫苦之民。如果我们换个视角来思索围杀事件，恐怕会获得一个十分可怕的真相：救助赵盾的甲士并非为报赵盾的恩情临时起意悖逆国君，恰恰相反，他本来就是被赵盾有意安排到晋侯夷皋身边的卧底。所以在围杀发生时，赵盾才会表现出如此的临危不惧和胸有成竹。因为在晋侯夷皋身边早已充斥着赵盾安插的人，晋侯夷皋的所作所为全都在赵盾的监视之下。因此，晋侯夷皋所有针对赵盾的小动作没有一件能够成功。

宫廷围杀事件发生之后，赵盾与晋侯夷皋二人的矛盾彻底激化。乙丑日，赵穿在桃园杀死晋侯夷皋。而赵盾为了躲避嫌疑，已然离开了绛都。然而，当时的晋国太史董狐却直接在史册上记下了“赵盾弑君”的文字。董狐认定赵盾弑君的主要原因是：赵盾虽然离开了国都，但是没有离开国境，很明显就是弑君案件的背后主谋，写成赵穿弑君无异于有人用刀子杀人，只追究刀子的刑事责任，却不去追究拿刀之人的罪行。而孔丘却为赵盾辩解：“惜也，越竟乃免。”如果当时他能再跑快点，逃到国境之外就好了。

那赵盾出奔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左传·宣公二年》上说，当赵穿在桃园杀死晋侯夷皋后，赵盾离开了都城绛，但是未出山就原路返回了。这里的山指的是温山，距离绛城仅仅数日路程，距离边境线尚远。太史董狐说赵盾弑君有一条最重要的罪证就是：“子为正卿，亡竟不越境。”赵盾不敢正面回应，只得支支吾吾地回答道：“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反而因此留下忧伤。”（“我之怀矣，自诒伊戚。”语出《诗经·小雅·小明》。）这显然是实在找不到可以开脱的借口，故而无奈的拽文。实际上，赵穿弑君就是在赵盾的命令下做的，赵盾唯恐局势失控，故而停留在距离国都较近的温山遥控指挥，大事成功后便立刻返回了绛都。

董狐还用了更加直接的证据，来说明赵穿是在赵盾的指示下杀晋侯夷皋的。“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下手的是你的部下，弑君后你还不处置凶手赵穿，不是你赵盾下的弑君之令还会是谁？更何况在弑君之后，赵穿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倒得到了赵盾的奖赏，获得邯郸之地作为自己的封邑。很显然，赵盾觉得弑君这事赵穿办得够利索，值得奖赏。在发生晋侯夷皋在宫殿围杀赵盾事件之后，赵盾决定先离开晋都，随后就发生了赵穿弑君。如果说这一连串事件没有任何关联，应该不会有人相信。

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认为：下宫之难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赵盾弑君所埋下的祸根。幸亏有数位义士舍生取义相搭救，赵氏才免于绝嗣。整个故事无比感人，极具张力与震撼力：赵氏一族慷慨赴死的悲壮，程英的舍生取义，公孙杵臼多年的忍辱负重，屠岸贾的小人嘴脸，最终结局的痛快淋漓。赵氏孤儿的故事也蜚声海外，著名文豪伏尔泰将之改编为戏剧《中国孤儿》，在西方大受赞扬。

在研究历史时，我们应该抱着一种质疑的态度，来分析一些重大事件，尤其是当不同的史料文献在记录同一事件有几种完全不同的描述时。与《史记·赵世家》中那个感人泪下的故事不同，《左传》中关于下宫之难的记载只有冷冰冰的150多字，既没有任何感人至深的故事，更没有杀身成仁的仁人志士。同样出自《史记》一书的《晋世家》篇与《赵世家》篇对“下宫之难”的描述也截然不同，反倒是《左传·成公八年》与《史记·晋世家》篇中所记录的赵括、赵同两家被诛一事上内容基本一致，《左传》书中对事情的前因后果记录得更加详尽一些。

《左传·成公四年》记载，晋国大夫赵婴齐（赵朔叔辈）与赵朔之妻赵庄姬私通。《左传·成公八年》记载：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公元前601年赵盾病故，因为赵盾嫡子赵朔也已谢世，故继承赵氏公族大夫一职的是出于旁系的赵括（赵衰之子，赵盾庶兄，字原，注意区别于战国后期以“纸上谈兵”闻名的马服子赵括）。赵括之兄赵同（字屏。赵括、赵同即上文提到的原、屏二人）也支持这一继承顺序，与赵括一系相互扶持。作为赵氏嫡孙赵武的母亲，赵庄姬为了给势单力弱的儿子寻求靠山，只能寻求与赵括、赵同二人一母同胞的兄弟赵婴齐的支持。或许在早已觊觎庄姬美色的赵婴齐强迫之下，两人发生了私通。作为家族中的丑事，赵氏必须执行家法以严整家族内部的作风，因此在第二年，赵括、赵同二人将赵婴齐逐出晋国。当然，更有可能是赵括、赵同觉察出赵婴齐与赵庄姬、赵武母子有联合推翻自己家族地位的意图，因而果断做出反击。赵庄姬、赵武母子二人也因此失去了在赵氏家族中的强势旁系支持者。鉴于失去了赵氏族中的强力支持，赵庄姬在一番头脑风暴之后祭出了一招“天魔解体大法”，好为自己的儿子谋得利益。公元前583年，赵庄姬忽然向自己的兄长晋侯据（晋景公）密告：赵氏族长赵括与其兄赵同意欲谋反，国君当诛灭两族！

作为晋国后期最有作为的国君之一，晋侯据准备利用妹妹的密告对赵氏发难。作为一国之君最厌恶的就是国内的权臣，尤其是赵氏这个连出两代执政之卿，还弑杀了晋侯夷皋的强势之族。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晋侯据决定借力打力，利用各卿大夫家族之间的矛盾为自己所用。很快晋侯据伙同栾、郤两氏对赵氏展开了攻击：首先，两氏在朝堂上向晋侯据诬告赵氏欲反，当派兵诛灭。随后，在获得了法理上的支持之后，晋公室、栾氏、郤氏一同出兵围攻赵氏。此时，赵庄姬早已将儿子赵武与赵氏族中的亲信势力带入晋宫中避难，远眺赵氏下宫正在发生的杀戮与流血，对她而言不过是隔岸观火。《赵世家》版赵氏孤儿中的关键人物屠岸贾未在其他史册中出现，疑为虚构人物。如果真要说一个关键性人物的话，那只有此时的晋国正卿栾书一人。栾书正常死亡后，其继任者韩厥在后续事件中又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赵氏的封地与人口很快被三方势力共同瓜分，赵氏处于灭族绝嗣的边缘。这时韩氏家主韩厥忽然站了出来劝谏晋侯据，说赵氏先祖于晋国有大功，不可不续其家族祭祀。晋侯据听从了韩厥的劝诫，不但让赵氏续存，还返还了部分封地与人口给赵氏。按常理而言，已经被吃下去的肥肉是不可能吐出来还给旧主的。那么，晋侯据为何在续存赵氏之余，还返还了已经归公室所有的土地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解析韩厥所说的这段话。

晋国君主此时面临的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就是诸卿大夫们瓜分了国内的土地与政治权力。这次虽然可以灭掉一个赵氏，但是吃着赵氏血肉壮大的栾、郤两氏如果失去牵制，那么其权势必然膨胀，将直接威胁到国君。如果这次赵氏灭亡，那么所有卿大夫家族都会仇视国君公族，这也是得不偿失的。赵氏已经被削弱了，如果选择保留赵氏，那么既能为国君赢得名望，换取各家族对国君的支持，又能为其他家族留下一个对手，让其相互攻讦，这样国君的地位也就愈加稳固。权衡了得失之后，晋侯据明白，韩厥这番话虽是以维护诸卿大夫家族的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对稳固自身在晋国国中的统治权确有益处，便采纳了。更何况赵氏的新家主是自己的亲外甥，正是因为自己连番举措才能登上家主宝座，应该会亲近公室。所以晋侯据决定续存赵氏，以赵武为赵氏族长，并返还了赵氏的部分封地。

最终以赵氏实力大衰，丧失了大量的人口与封地为代价，曾经庞大的赵氏主干只剩下原本的嫡系赵武一支，与受封于邯郸的旁支赵穿之子赵旃一系（其实已经可称之为邯郸氏而非赵氏了）并立。在韩氏家主韩厥的扶助之下，赵氏的卿士地位得以存续。而作为唯一的继承人选，赵武自然而然地成了赵氏新族长。在赵庄姬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运作下，终于实现了清除强势旁系，让自己的儿子继承了一个只有一个声音的赵氏家族之最终目标。更神奇的是，经过了如此严重的打击，赵氏依然发展成为“晋国六卿”中最强大的一支，并成功地化家为国，其生命力之顽强、发展之旺盛不得不让人惊叹。

赵氏在立国之后为了掩盖先祖的这段龌龊往事，故而精心编造了“赵氏孤儿”这个无比感人的故事，将赵武继承赵氏大夫之位的历史重新包装。不过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逻辑漏洞：屠岸贾此人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权力，竟然可以封锁晋王宫，并入内搜查？且未见其出身记录，从姓氏上看也不是什么高门大姓。既然屠岸贾怀疑赵武藏在城中，怎么就会轻易相信程婴手中的婴儿就是赵武？晋景公又是从哪儿听到的消息，说赵家还有遗孤一人？怎么就能确定此人是真的赵武，不是有人冒名顶替？赵武一人怎么就能在十几年后重建赵家？整个事件的容错率实在是太低了，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意外，则赵武必死，赵氏必不能复兴。从各种迹象来看，下宫之难只是一场被严重扩大化的赵氏内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