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车的附庸——车驰卒奔

奴隶制与分封制

周礼的分封制所建立的封国真的是所谓的封建社会吗？马克思历史哲学按照经济基础的不同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几个阶段。当这一学说被引入中国后，官方定义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从夏朝为起源的整个漫长的先秦时代，秦的统一宣告中国正式进入了封建时代。然而一直有学者反对这一观点，认为西周才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起源——因为西周有着正式的封土列国，和西方的土地册封制度如出一辙。近些年来这一说法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并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因为没有看到史书关于奴隶的直接描写，或者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中国像西方那样拥有大量的奴隶种植园。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要真正界定一个社会的性质，不是看表面制度的描述，而应该看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商周时期，社会由人数从少到多的贵族、奴隶、平民（部分富裕平民也蓄奴，可算作奴隶主）三个阶级构成。与后世的封建时代地主阶级压迫数量庞大的农民阶级不同，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绝对不是奴隶人数超过非奴隶人数——任何一个社会中，奴隶人数超过非奴隶人数都是十分危险的。奴隶因为自身境遇的糟糕且看不到任何未来，更愿意铤而走险，走上暴力反抗非奴隶阶层的道路。如果没有人数足够多的非奴隶阶层来压制奴隶，那么整个社会即将面临一场彻底的颠覆——而应该是奴隶生产所覆盖的范围基本包含所有的生产领域。

在贵族的农田里，贵族家族的成员像役使牛马一样，强迫奴隶干着劳动强度最大的农活，当然，也会有贵族家庭中的普通成员在一旁监视奴隶，并从事一些轻体力的农活，有财力的国人也可以购买奴隶来为自己干最累的农活；贵族的烧陶作坊里，负责那些最繁杂劳作的是奴隶；冶炼青铜的工坊里，贵族的家养奴隶顶着熔炼金属的酷热，冒着熔炼的金属液体泄漏、模具在铸造过程中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心劳作；建筑工地上，奴隶气喘吁吁地夯筑墙壁、树立梁柱，一不小心就死伤在各种事故之中；采石场和伐木场上，奴隶日以继夜地为城邑提供石料和木材，稍不留神就可能遭到监工的毒打，所获得的食物只能确保自己不会被马上饿死；矿坑中的奴隶忍受着地下的闷热和氧气不足，小心翼翼地在渗水和塌方事故的阴影下将一块块矿石开采出来……这就是奴隶社会。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由奴隶承担了最辛苦、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区分封建制和奴隶制的标准，从经济关系上看，应该是不平等劳动关系的剥削基础是源自于土地的所有权，还是源自于对人身的直接控制权；从政治角度看，应该是政治特权的获得是政治权力自上而下的层层分封，还是依靠拥有更多奴隶所带来的经济实力从而产生的政治权力。

先秦分封制，领主手中的权力并非从上级贵族处所获得的，实质是以其家族或族群自身拥有的武力与经济实力（奴隶、土地）为后盾，周天子的分封只不过是对领主权力的认可而已。获得上级封主的认可后，该领主的地位可以得到整个贵族群体的共同认可与平等对待。因此，先秦这种分封表面上看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但实质上还是奴隶制社会。所以将中国封建制社会的源头定在西周王朝的建立并不合理。

商鞅变法后秦国行使的军功勋爵名田制度才是我国封建制社会的真正发端：爵位来源于军功，封主（地主）的土地要由上一级大贵族赐予，而依附在土地之上的各种政治与经济特权也是由上级所赐予的。整个社会中，以秦王为贵族体系最高层，按等级依次将政治与经济特权授予下一级的领主。最终，我国的封建制社会在西汉时期正式成型。只不过我国较早地在政治上完成了中央集权制建设，最高领导层可以越级，直接对下层行使赏罚予夺，让我国的封建制社会显得不那么典型。行政上的郡县制，虽然表现为中央可以直接领导地方，但在中下层，还是以权力的层层分封来实现统治的。

儒家描绘的西周井田制是否真正在历史上被实施过都难说。这种制度太过理想化，完全忽略了人类本能的利己性。人在面对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时，潜意识里都是以利己为出发点，只是在为了避免群体整体利益受损，导致所有社会成员境遇都变差的前提下，被道德和法律所约束，不致成为纯粹的利己者。经典儒家思想认为井田就是用阡陌将一大块土地分为9小块，中央一块为公田，所有人一起耕种，收获归公（交予领主），然后再去耕种属于各个家庭的周边8块。但只依靠说服教育和道德的约束，让农夫心甘情愿地在中央的公田努力劳作，这种土地与税收制度显得过于理想化了。只要区分公田与私田，那么任何人都愿意先耕种自己的私田，干完自己的活之余才会考虑去公田应付一下差事，这样公田最终将会沦为抛荒地。如果我们从这个思维中跳出去，重新从社会演化及农业技术进步的角度来思考，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答案。

农耕出现之初，因为人们不理解土壤中肥力的来源，更不懂得如何维持土壤肥力，所以早期的农耕形式以游耕为主。同时，因为耕种技术的落后和种子品种的良莠不齐，粮食的收获量并非取决于耕种面积，而是由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的数量直接决定。在没有剩余产品的时代，氏族部落全体成员必须一起劳作，才能尽可能多地收获粮食。随着技术和种子水平得到一些改进，粮食产量提升，这时候剩余产品就出现了。由于历史的惯性，氏族部落的人们还是会集体耕作，集体储存收获的粮食，然后按照个人所需支取，剩余粮食都算作氏族共有。

逐渐的，部落中成员身份出现了分化：一部分成员不再专职进行农业生产，转而专注于部族的管理，或者为部族提供武力保障，成为最早的贵族阶层。部族的其他成员还是要集体耕种土地，用剩余产品来供养这些原始的贵族们。这时候，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游耕也转变为定耕：部族开始固定耕种某块土地，这就是氏族的“公田”。随着独立的夫妻小家庭逐渐出现，除了部族集体耕种的土地之外，个人开垦土地的情况——“私田”也出现了，单个家庭通过耕种家庭私有土地获得了更多的粮食。但是供养氏族中贵族们的物资还是需要从氏族的公田中获得。贵族们为了保证自己还能获得氏族成员的供应，以权威或武力要求普通部族成员继续耕种公田（当然，贵族并非没有家庭私田，而且就单户拥有的面积而言，贵族拥有的土地更多，贵族的私田还可以交由抓来的奴隶进行耕种，总产量更高），这就转化为最早的原始税收。既不是实物税，也不是货币税，而是劳动力税——直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固定劳动时间为税收。这种劳动力税征收起来难以被辨识，而且往往被隐藏在氏族社会的所谓脉脉温情之下。

国家产生之后，税收变得固定，征税的目的是获得可以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物资。虽然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在生产技术的约束下，收获粮食的总额取决于投入劳动力数量的这一大前提并没有改变。因此，统治阶级只能继续依靠征收这样的劳动力税来维持阶级国家统治。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麻痹民众的反抗意识，统治者又利用道德、宗教或者刑罚作为手段，来保证劳动者愿意继续付出“劳动力税”。在漫长岁月的模糊下，这也就成了经典儒家思想中理想化“井田制”的样子。

这样的“劳动力税”制度一直实行到了春秋中晚期。随着旧秩序的瓦解，这种粗糙的低效率税收方式被一同淘汰。“劳动力税”只能保证劳动者付出劳动时间，而不能确保劳动效率。农夫们完全可以故意磨洋工，省下体力好去精心耕种自己的私田，最终导致国家机器获得的实际税收额锐减。春秋之后的税收方式逐渐转变为按固定的数额或比例直接收取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开阡陌实际上就是规定了私田也应上税，改变了公田田租的征收方式，废除了这种原始的“劳动力税”——事实上，后世所有封建王朝的徭役，就是“劳动力税”的一个变种，只不过有时候统治者愿意拿出一些粮食物资来供养服徭役的劳动者，作为占用其劳动时间的补偿。

周人在岐山渭水河谷的周原以农业起家，“社稷”一词中的“稷”即周人先祖、农耕始祖、谷神后稷，周人经过数代人的奋斗之后，终于在牧野之战中一战灭商成就王道之业。然而在“小邦周克大邑商”心态与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怎么建立并稳固周天子对天下的统治，成了悬在周王室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此，周武王发及其弟周公旦制定了一套完备的治国体系和理念：以血亲宗法制与分封制为核心所组成的西周礼乐制度。

周礼的分封制实际是一种隐藏在礼法之下的武装殖民体系：让宗室重臣与有功之臣将自己的部族与军队带到统治不稳固的地区，以周天子授权的名义建立自己的武装殖民地——封国，例如蔡、随、应、息等汉阳诸姬或齐、燕这样的边境大国。这样的分封对周天子而言完全是惠而不费，名义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这些土地完全不是周天子实际拥有的。以分封的名义，给予某位封主对该片土地的征服权，一方面封主的精力会被消耗在争夺土地之上，无暇参与王朝中央的争权夺利，另一方面，为了守住自己夺得的土地，他们又不得不将敌对势力挡在王朝领土核心圈之外，义务为周天子守卫边境。

中华文明能够占据几乎整个现代中国版图，依靠的就是这样的模式：武装殖民的势力在某一大片区域中最适于发展农耕的地方修筑自己的城邑作为武装殖民据点，而后开垦周边土地繁殖人口。然后随着人口繁衍以及自己的文明优势逐渐将势力范围向周边扩展，用武力与怀柔两种手段同化当地原住民。慢慢地占据了整个地区。有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在某些地区只能长时间维持据点统治，要等到几百年后的后世才实现对整个地区的开发。比如，秦统一后征服岭南百越，但实际只能稳固控制南海、桂林、象郡这三个主要城邑及其附属据点，勉强维持交通线安全；湖南、广西等地虽然在秦汉时期已被划入华夏之地，但真正得到充分开发则是一千二百多年后的赵宋王朝了。

近畿诸侯则是类似状态下的另外一种情况：有些势力较弱，不能负担远征成本，或者与周天子依附关系更为密切的贵族家族被封在王畿——关中平原、洛阳盆地的周边地区。一方面是满足现阶段制度、行政与税收效率低下的前提下控制较大面积土地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护卫王畿、组建王师——西六师、殷八师、成周八师这样的周天子直属军队的兵员所在，比如早期的虢、郑、鱼、褒等国。

还有由其他文明进化而来、实力强大到周王室动员自己全部直属力量也无法彻底消灭，但是又愿意承认周天子是天下共主的国家，比如南方的楚国（楚国后来公然宣称不服周，并在周昭王时期击败了著名的西六师）、西北方的申国（戎人建立的国家，西周末年的惊天巨变中，申国就是主角之一）。对于尚有一定声望与实力、已臣服于周、短时间不能完全同化的部族势力，实力较弱、周天子可以派兵彻底消灭但不方便派兵征服的势力，周王室肯定其对自身势力范围的控制，承认其为一封国，这一类封国有原夏、商王族后裔的封国，例如陈、宋。

周王宗室的部分重要成员也被分封到关键地带，肩负起代行周天子统御天下的使命，并承担着监视本地诸侯的重任，如周公长子伯禽受封的鲁国——周公旦将自己的亲儿子封在最强大外姓诸侯姜尚的齐国旁边，其中的监视意味不言而喻，故鲁国为诸侯“望国”, “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鲁国成为周礼制度最顽固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世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召公奭被封燕地，其南部是齐国，北边是孤竹等商王朝同姓（子姓）方国。此外周边还密布着狄人国家，其军事意义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天子才会将这位手握重兵的王室重臣分封于此。

周成王以桐叶封其弟叔虞于唐（后其子燮改唐为晋），而周公为了维持天子一言九鼎的权威，坚持将叔虞分封到唐，看似荒唐，但是像周公旦这种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任何重大举动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决不会为了一些幼稚的理由或空有虚名却无实利的口号而做出建立一个封国的重大举措。叔虞与周成王年龄相近且关系亲密，如果成王发生意外，很可能出现野心家扶持叔虞与成王的太子争位，必然发生严重的内耗，造成周王室实力大减，无力压制其他蠢蠢欲动的诸侯方国。其次，周王室直接统治的土地包括西边关中盆地，以及接壤的陇西部分地区和东边伐商之后获得的洛阳盆地，连同周边的河南西北部、山西南部的两大块王畿，这两大片土地结合部的北面出现了一大片势力空白区。当然，此地绝不是真的什么势力都没有，而是缺少亲周的势力。这块土地自三皇五帝时代起就是华夏文明圈最为核心的地带，当地农业与手工业发达，还有富甲一方的解州盐池，如果不加强控制，很可能崛起一个能同时威胁周天子两块王畿安危的强势国家，事实上殷商时此地就存在一个亲殷商的唐国。三监之乱时唐国加入了武庚的叛军，周公率军东征时攻灭了唐国。为了控制这一大片区域，也为了确保关中与洛阳的联系不被切断，需要分封一方周王室出身的诸侯在此地，而叔虞无疑是最佳人选。周公旦出于以上两种考虑，坚持将叔虞封在唐地。

还有顶着“禅让”名头出奔的太伯所建立的吴国——太伯兄弟二人真的只是因为弟弟贤明、父亲也更偏爱弟弟才决定让位去国的吗？很显然是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是小规模的内战，最终在斗争中失败的太伯兄弟二人只得带着自己的班底逃到了遥远的吴地立国（不过从现代考古发现的线索来看，兄弟二人出奔实际应当只到达今山西平陆县一带，建立了虞国，而后虞国后代的一支迁徙至今天江苏宁镇一带，建立了吴国），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殖民地以安身。如果不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并被追杀，何苦要跑得这么远，还是一片远离周人统治势力之外可谓彻底的蛮荒之地？此外兄弟二人能成功立国，显然也是带着自己的班底出逃的。能够成功地带着一批政治势力重新建国，可见其小团体的向心力。与之对比，同样号称让位出国的孤竹国王子伯夷、叔齐兄弟可是孤身出奔的。很多美好的童话背后，往往隐藏了血腥的真相。

除此之外，也包括一些自为一体的小势力，拥有陶器和金属加工能力，修筑了自己的城邑，也被称作“国”，例如徐、杞。林林总总算下来，也就有了“夏有万邦，商其能存者三千余国，周天下诸侯八百”的说法。

从性质上看，西周时期的封国就是同一文化圈内的城邦国家。在西方也是这样。希腊文明圈内有着斯巴达、雅典、科林斯、叙拉古这些城邦国家，他们自认都是希腊人，但是也会为了霸权相互间征战不断，这是奴隶制社会在初步完善时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奴隶社会是由原始社会直接演化而来，部族首领、巫师、勇士利用自身的权威、武力建立了自己在部族之中独特的地位，垄断了资源的分配，然后成为贵族阶层。普通的部族成员没有更好的经济条件，也没有获得特殊地位，成了居住在城邑中的自由民，即“国人”。

当然不能简单机械地认定，住在城墙内的才算国人，住在城墙之外的就不是。因为生产力的落后，修筑周长过大的城墙既费时费力又难以防守，通常周代一座城邑城墙的长宽不过数百米，城内面积与现代一个大一点的住宅小区接近。城墙内主要是封主及贵族们的住宅、官所、金属冶炼作坊、仓库、市场；很多国人住在城墙附近的区域，这也属于城邑的范畴之内。当大敌入侵时，国人才会尽数进入城墙以内寻求庇护，这时候全体国人也有拿起武器保卫城邑的义务，即“执干戈以卫社稷”。国人因为原始社会留存的习俗，有着一点残余的参政议政权力，当贵族之间发生斗争时，贵族们也会极力争取国人势力。国人暴动，实质上是贵族以“民意”为借口煽动国人而发动的，他们借此驱逐触犯了诸多贵族利益的周厉王；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所弑后齐国内乱，最终是国人们组织起来杀死了公孙无知，平息了事态。

随着单位劳动力的回报率上升，部族间争斗不再选择杀死所有俘虏，敌对部族的俘虏成了第一批奴隶。又有一些本氏族中的普通成员破产，只能卖身给部族里的富人，成为债务奴隶。国人不愿意干的苦工（如犁地、修水利）和危险活计（如采矿、冶炼金属）就由这些“会说话的工具”去完成。后来一些奴隶掌握了比如金属冶炼、木工、陶工等专业技能，生存地位有所提高，但正因如此，贵族只会加强对其人身监管，使之成为世代的奴隶。

国野对立，野人最直接的标准是不居住在城邑中，用现代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城乡户籍的黑户。

野人，有的是原本世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有的则是因沉重劳役税赋、债务逃离城邑的原国人，他们同样明显区别，比如孔夫子感慨“苛政猛于虎”时遇到的野人与吃了秦穆公放养的骏马的野人绝对不是同一类型的人群：前一种野人明显是不堪前领主的横征暴敛，不得已逃至深山野林的原城邑居民；后面的这些野人显然是一群尚武好勇、文明程度相对落后、刚迁徙至秦国境内的异族人部落——这从韩原之战中野人们为报吃了秦穆公的马却未被责罚还得到秦穆公赠酒的恩义，在战场上使用原始的武器帮助秦穆公攻打晋军，爆发出可怖的战斗力可以看出。这群野人擅长步战，头脑中可能完全没有马是专门被人驯养用来驾车骑乘的意识，所以才会将骏马杀掉吃肉。只要是懂得战马价值的人，都不会轻易杀死战马。野人没有国人的政治权力，甚至在稍早时期，贵族和国人们还可以劫掠野人当奴隶，不过时间越往后（到春秋后期），国野之别也越模糊。

旧时代的终结——西周灭亡

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最终在犬戎的兵锋下自尽，周平王东迁雒邑，宣告了西周灭亡，春秋之世开端。然而因为一笑倾国这个桃色情节太过于著名和耀眼，让人们往往忽略了对整个事件真实性的深究，无端让周幽王和褒姒背了几千年的黑锅。我们可以先用军事常识对整个事件进行分析。

传说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不顾大臣劝阻点燃烽火，报虚警引得天下诸侯紧急出兵前来救援。各国军队因为赶路弄得狼狈不堪，当大军赶到骊山脚下之时，没有看到入侵的犬戎大军，只有在阵阵乐声中高坐台上观赏歌舞、饮酒作乐的周幽王和褒姒。周幽王派人告诉他们说，辛苦了大家，这儿没什么事，不过是大王和王后点燃烽火取乐。诸侯们始知被戏弄，偕怨而回。褒姒见千军万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同儿戏一般，觉得十分好玩，禁不住嫣然一笑，周幽王见到后大喜。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了几回之后，当犬戎大军真的杀到镐京时，烽火再也没能招来任何一家诸侯国的援军。

烽火，可以说是先秦时代的有线电报了。其信号传递速度如何？周朝没有留下相关记录。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年代与技术条件相对接近的汉代时的情况。根据居延汉简的记录，天气良好的情况下，烽火信号一昼夜可以前进约580千米，平均每小时前进24千米。在不考虑沿途烽火台被攻克，或者遇到天气影响、燃料用尽、人员没有就位等可能导致信号延误的情况的理想条件下，我们再假设从骊山烽火台（传说中周幽王点燃烽火的地方）到各个主要诸侯大国——如晋、齐、鲁、燕——统治的国都之间的所有烽火台均是按照最合适的间距、沿着最短的直线方式排列的，那么我们先大概推测出最短要用多长时间各诸侯国可以看到王畿有难急需救援的烽火信号。

骊山到晋国国都翼城直线距离大概是270千米，信号传递大概需要12个小时；骊山到齐国国都临淄直线距离大概是860千米，信号传递耗时大概为36小时；骊山到鲁国国都曲阜直线距离大概是750千米，信号传递需要约31小时；骊山到燕国国都燕城直线距离大概是900千米，信号传递大概需要38小时。换言之，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即便在第一天清晨点燃烽火，距离最远的齐燕两国收到消息也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了。显然，周幽王和褒姒不太可能在骊山脚下为等待信号传输空耗两天时间。

但是光考虑烽火通讯的通信速度是不完整，更重要的是各诸侯国收到求援信息后需要多长时间赶到关中王畿。军事动员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从国君接到消息到出兵，先发布动员令将散布于国境内的所有军官和士兵召集就位，各部队检查战车和兵器的妥善率情况，完成后勤物资的调拨和转运作业，将各种作战物资配发给各战斗单位，怎么说也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退一步看，假设所有国家全部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接到指令后第二天各国勤王部队就能出发，那么大概多长时间后各国援军能够赶到周幽王面前？周王室王畿到诸侯大国如晋、齐、鲁、燕统治的核心区之间都修筑有方便调兵的周道，各国军队都可以按照较快的速度行军；路程方面我们按照直线距离加权50%来计算，行军速度我们按照每天30千米（略多于一日两舍）的理想速度来计算，那么，晋军赶到宗周王畿大概需要13天，鲁军大概需要37天，齐军需要43天，燕军需要45天。更何况故事中还说，天下诸侯同时赶到了骊山脚下，莫非距离近的国家不先去勤王，还一定要等路程较远的他国军队到了身边才肯出发？通过最简单的推理，我们可以看出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有大问题的。

再退一步来讲，烽火召集的不是那些地处远方的大国，而是关中范围内的近畿诸侯，那故事是否就能说得通？关中之地东西最长距离约300千米，南北极点距离约170千米，烽火信号一日内基本可以完成传递，这样看来好像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军队出动必须要考虑动员与行军时间，王畿内勤王的军队赶到骊山脚下也需要至少两三天时间，这几天周幽王和褒姒不可能就在烽火台下风餐露宿地等着看笑话。当然若真如此，没准是勤王军士卒们看着周幽王和褒姒这对活宝夫妻被山风吹得鼻涕眼泪直流那副狼狈不堪的模样而哄然大笑。很明显，烽火戏诸侯事件的真相是被有心人用这种喜闻乐见的妖女魅惑昏君模板式的故事掩盖了。

我们先来看看周幽王时期朝廷内外发生了什么大事。这段时间里影响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周幽王废太子宜臼，然后改立褒姒所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原太子被废后跑到自己母亲的母国申国寻求外公（也可能是舅舅）申侯的帮助。自古以来，废长立幼乃取祸之道，为何周幽王却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难道真的是被褒姒的美貌所蛊惑？分析任何政治事件，首先要了解事件的大时代背景、政治事件中各方的具体情况，以及那些没有直接参加核心政治冲突的其他势力的情况。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西周王朝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政局安稳、国力强大，最直接的一个标志就是周厉王十二年（公元前841年），一场由共伯和等王室重臣主导的政治风暴——国人暴动，将当朝周天子赶下了台。当年以共伯和为首，连同本代周公（周定公）、召公（召穆公）共执权柄，号称“共和执政”，这在之后的封建王朝中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我们要时刻记住先周的社会性质与之后的封建王朝完全不同，贵族是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绝非臣子只是皇帝的“高级打工仔”。对于封邑贵族而言，周天子只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如果在位的周天子不能维护有邑贵族阶层的利益，那么贵族们并不介意换一个愿意维护大家利益的人来做天子。

周礼宗法制度是维持周王室统治最重要的工具，因此周王室必须以兢兢业业维护周礼为前提，才能获得统治上的法理支持。但是周王室并不能时时刻刻维护周礼。公元前868年，周天子以齐哀公不尊天子号令为名，将其用大鼎烹杀。后周天子指定哀公异母弟即国君位，是为齐胡公。依照礼法本来应当由哀公之子即位，周天子此举分明是在破坏周礼制度。后来，齐国贵族杀死被周天子指定的齐胡公，拥立哀公同母弟公子山（即齐献公）即位，公开与周天子作对。面对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周天子大怒，令王师讨伐齐国，这次的武装干涉最终以王师的失败告终。而对周礼制度最大的破坏来自周王室内部：周懿王死后，即位的周孝王不是懿王太子，而是其叔辟方。周孝王在位9年后，懿王之子周夷王才在诸侯们的支持下登上王位。周王室内部的无底线宫廷权力斗争、即位顺序混乱无疑是对宗法制度的公然践踏。这几位周天子无疑用自身的行为破坏了周礼秩序，毁掉了自身统治的法理根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对任何一个势力而言其所直接掌控的武装力量才是其所能享有政治权威的根基这一事实。周礼宗法制度只是周王室统治天下的工具，真正让周天子成为天下共主的原因是西周王朝建立时周王室拥有天下最强悍的军事实力——西六师（西周老牌部队，武王伐纣主力）、殷八师（武王伐纣后，将大量殷人迁至洛阳以监视，属于二等公民。三监之乱后周天子为威慑东方，并看管被迁至成周王畿的殷商遗民，因此建立了一支全新的重兵集团，以其主要驻守殷地而称殷八师。经过长时间的稳定统治后这些殷商故人归心于周，因此殷八师逐渐被打散抽调至各处镇守）、成周八师（为弥补殷八师被拆分两部分别移防后成周与中原地区军事实力出现的真空，故而按殷八师编制就地组建了一支重兵集团。该支部队主要以归心的原殷商故民构成，因其主要兵员来自成周王畿故被称为成周八师），这22个师建制、兵力总计十数万的重兵集团就是周王室统御天下的底气所在。

然而，在烽火戏诸侯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怕的细节：为防备犬戎入侵，周天子不得不在宗周王畿内外大造烽火台。将战胜外敌的希望寄托于诸侯派出的勤王援军，可见此时王师战斗力已经衰落到周天子自己都不信任的地步。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周昭王十九年（公元前961年），昭王南征楚国失败，周朝最老牌的主力部队——西六师在汉水之畔全军覆没。周懿王七年（公元前888年），西戎的军队入侵关中，打到了镐京城边。周懿王十三年（公元前882年），翟人部族入侵了周人的发祥地西岐。周懿王二十一年（公元前874年），王室重臣虢公率军攻打西戎，大败而归。周厉王三年（公元前850年），淮夷部族进入洛水流域，虢公出兵驱赶，未能取得胜利，直到共和三年到四年（公元前839—公元前838年）间才将之完全逐退。周厉王十一年（公元前842年），西戎攻克秦人重要城邑犬丘，将当时的赢秦嫡系大骆氏一族灭族，秦人推选秦仲为首领，秦仲受周天子之封为西陲大夫，镇守宗周王畿西部边境坚持与西戎作战，直到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在一次与西戎人的战斗中阵亡。

共和二年（公元前840年），皞狁（西戎中较为强大的一支）再次入侵王畿，此次其兵锋甚至打到了宗周王畿沣、镐二京附近。周宣王三十三年（公元前795年），周室再次讨伐盘踞在太原（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州区，并非今山西省太原）的西戎部族，王师惨败而归。汉水之战中，西六师全军覆没，后重建，但在之后的多次战斗中，重建的西六师损失惨重，基本失去战斗力，宣王不得已将“南国之师”——根据周穆王时期铸造的“兢卣”（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上的铭文“惟伯屖父（伯辟父）以成自（师）既东，命戍南尸（夷）”来看，“南国之师”应该是成周八师的别称——调至宗周王畿。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王师在与姜氏之戎的千亩之战中再次惨败，刚被调回不久的南国之师也尽数覆没。

此时周王室手中掌握的军队可能不到成王、康王全盛时期王师总兵力的四分之一。祸不单行，又一次重大打击来临了：周宣王四十一年（公元前787年），王师与申国的军队大战，再次惨败。这个申国也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那个由戎人建立的强悍国家。为了缓和双方矛盾，周宣王让太子涅迎娶申侯之女。宣王死后，太子涅即位，是为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申侯之女成为周王后，其所生之子即前面提到的太子宜臼。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周王命伯士师率领王师讨伐六济之戎，王师再次大败而归。经过这么多次的军事失利，周王直属的王师部队已经基本丧失了战斗力，没有一二十年的休养生息难以恢复实力。雪上加霜的是，西周后期王畿之地天灾频发，共和末年甚至连续五年发生大旱，关中盆地内的三条主要河流——泾、渭、洛在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还发生了断流的可怕情况。这些天灾造成了周王室的财政困难，重整王师的进度只能被迫再三延迟。

对西周王朝最大的打击其实还是来自于王朝内部。西周得天下后实行分封制以酬功臣，在朝廷内部也是以分封作为维系君臣关系的手段。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分封制最初的实质是周天子授权下的武装殖民制度，但是时移世易，后来的周天子们已经忘记了分封最初的目的，只记得这是酬谢功臣的方式：先周时期由于行政制度不完善，加上农业技术的落后，与后世的封建王朝不同，周王室是不给大臣们发俸禄的。官员们虽然出身贵族家庭基本上衣食无忧，但天子也必须给予大臣们物质上的酬谢，且只有一个手段——赐予封地，以封地上的产出作为大臣任职时的“工资”。但是这些封地在大臣去职或死去后并不收回。大臣们要在朝廷任职，那么赐予大臣的封地就不能放在遥远的边疆地区，周天子只能把自己的王畿切下一块来，赐予任职的大臣。

另一方面，王畿内的贵族们逐渐发现，就算不用天子赐予，自己也可以凭借权势侵占王畿内的山林、田土与人丁，于是他们开始私自侵蚀王畿领地。在两方面的作用下，王畿内真正属于周天子的土地与人口越来越少，直至下降到一个危险的程度而被周厉王注意到。事实上，同样的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上一次是在商朝末年，纣王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触犯了大批旧贵族的利益，弄得整个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最终导致牧野之战的惨败，商纣王身死国灭。显然周幽王对商朝末年那些龌龊事了解不深，武王伐纣成功后出于维护周王室统治神圣性的需要，将很多当年的线索掩埋了。

面对因贵族拼命挖王室墙角导致王室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周厉王颁布了一系列诏书，勒令贵族停止侵占王畿土地与人口。欲将财政大权重新收归于天子，并希望占据王畿内土地的贵族大臣们能够向天子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无论古今中外，只要牵涉到利益分配，从来都是充满了钩心斗角，温情的文字下面隐藏的是各种暗箭伤人甚至是赤膊上阵式的斗争。不论当事人或者后来者是否愿意承认，利益的争斗中可没有君臣父子。

周厉王试图重振王室经济的政令被歪曲成了周厉王本人贪财好利，要将所有土地山林收归天子一人独占。周厉王为了打击贵族树立威信，曾下令将贵族的领地赐予自己任用的官员——事实上，周厉王也拿不出更多土地作为官员的酬劳了——这就等于直接捅了马蜂窝。一场军事政变过后，周厉王被赶出王畿，甚至连最后的容身之所都被反叛的贵族们蔑称为彘地——猪的住所。14年后，周厉王客死他乡，死后又被贵族们栽上了“厉”（谥法：杀戮无辜曰厉）这一恶谥。

周宣王统治的46年中，天子与贵族们暂时保持着相安无事的态势，但周王室在财政上的窘境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年轻的周幽王即位后深感头顶上压着两座大山：不停侵占天子利益，还将自己祖父周厉王放逐的旧贵族群体，以及自己妻族申国。我们并不清楚周幽王即位时的确切年龄，但从其在千亩之战后遵父命迎娶申女为王后，以及其子周平王的年龄来看，刚即位的周幽王可能还是个年轻人。周幽王元年（公元前781年）, “王锡太师尹氏皇父命”，幽王即位当年就在人事组织上做出巨大的变动，将“太师”这等要职换成了自己的心腹。

周幽王五年（公元前777年），废太子宜臼出奔到自己母亲的娘家申国。同年，另一位大人物也黯然离开宗周——皇父作带着他的家人举族迁到了向地。这位大贵族所代表的势力，很有可能是当年煽动国人暴动的幕后黑手之一。即位才5年，就敢对压在自己头顶上的两座大山同时开刀，周幽王勇敢到了近乎鲁莽的地步。这第一座大山，就是他的父亲周宣王执政的46年中也未敢轻易撼动的。在一通王八拳之后，头顶一身轻的周幽王决定按照自己的意志统御天下。周幽王首先是任命了虢公石父与郑伯多父为朝中重臣，然后在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册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自以为彻底搬倒了压在头顶的第二座大山，但是他即将被迫吞下由自己这番折腾所酿成的恶果。各地邦君诸侯与周天子离心离德，并开始不再献上朝贡之物，周王室的财政愈发困难。

即使我们假设所有人在竞争与博弈中都是理性的，但是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任何人都可能撕破脸皮。为了保住自己亲外孙（或外甥）的太子之位，申侯决定采取父亲曾使用过的手段，出兵宗周以武力胁迫周幽王就范，就如同当年以武力让周宣王承认申国方伯地位，迎娶申女为太子妻一般。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申侯结好西戎及鄫人【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周王室与晋国曾联军讨伐鄫国，因此鄫人对周王室怀恨在心】，拉帮结伙准备再次出兵。但是申侯却忘记了周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5年）申国能够击败王师的根本原因在于周天子王师尚未从两年前千亩大战的惨败中恢复过来。而现在，十多年的恢复让周幽王拥有了再次与申国决胜疆场的勇气。周幽王十年（公元前772年）年初，周天子会盟诸侯（可能只是部分还愿意听命于周天子的亲近诸侯）。当年九月，王畿获得了一次难得的丰收（《竹书纪年》中称：“秋九月，桃杏实。”）。在敌人已经有所动作，以及当年物资较为充实两方面的刺激下，周幽王决定先下手为强，在当年年底主动出兵讨伐申国。

不过早有准备的申侯与废太子宜臼并不畏惧周天子的王师。双方首先在申国国都附近交战，而后申侯的援兵犬戎与鄫人救援申国。双方在关中王畿近郊大战，王师小败，被迫后撤至镐京。在镐京城下王师再次大败，残余的兵力将周天子、郑桓公、太子伯服、褒姒等人护送到了镐京以东的骊山脚下。此时周幽王可能点起了烽火向诸侯求援，但是没有一家诸侯前来救援。本应拱卫天子的诸侯们，此刻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观望。

申侯及其盟友犬戎的追兵很快也看到了烽火，追赶到了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一行，并掳走了传说中一笑倾国的美人褒姒。为了显示自己的“正义性”，申侯、曾侯、许男、郑子在申国拥立废太子宜臼即周天子位，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周平王。周幽王的重臣虢公翰则在周人的支持下，于携地（《清华简·系年》中作虢地，地处关中平原西部）拥立周幽王之弟王子余臣（一作余）为新王，是为周携惠王，形成了短暂的二王并立局面。

周平王即位后，在晋、郑、秦三军的“扶助”之下迁都雒邑，这三家诸侯的所作所为十分耐人寻味：秦国在第二年“作西畤”，即从陇西老家出兵与犬戎等势力作战，占领了原关中王畿西部的一些地区。郑武公似乎完全忘记了杀父之仇，与晋文侯一起拥戴间接的仇人周平王。周平王本为盘踞西部地区的申国等势力拥立的周王，此时为何要东迁至雒邑？可能出于三个原因：一、关中周人根本不承认这个勾结外敌弑父的凶手而拥立周携惠王，与周平王坚持军事斗争；二、秦人此时可能倒向了支持周携惠王一方，或者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而攻击周平王所属势力；三、天下诸侯不希望周王室再度崛起，故而要将周平王放在更容易监视且发展潜力小的东部成周之地。因此，晋、郑、秦三国联军在击败犬戎军队后，从申侯手中抢夺下了周平王。周平王实际是在晋、郑两军的押解之下，被怀有敌意的秦军一路跟随目送至雒邑的。周平王二十一年（公元前750年），晋文侯出兵杀害了被周人视作正统的周携惠王，西周末年惊天之变的最后余波宣告最终平息。

千百年来，人们都将西周亡国的污水泼到褒姒与周幽王的身上。当初的卑鄙者为了掩盖自己身上的污点而篡改记录、编造故事，后人又不假思索地采信了那个有心人特意编造的桃色故事。以传统的忠孝是非观来看待西周灭亡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邪恶的臣子为了一己私利，杀掉本应效忠的君王，然后颠倒黑白。当君王面临生死危局时，其他大臣们也没有为王朝尽忠。在坐视君王被杀后，又与叛逆者争权夺利，最后达成妥协，一起用谎言掩盖真相。不过，如果以一种超脱的、发展的眼光来看，西周王朝的覆亡是历史的必然。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周王室拒绝改变，连社会改良都不愿意去做，一心维持旧有体系的运转，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或许正是因为西周王朝的灭亡，让礼乐尊卑体系走向了瓦解，才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对于中华文明而言，一个王朝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传承的毁灭，只要文明没有断层，那么中华文明就永存。有时一个混乱无序的年代还会为文明的进化提供最好的发展土壤，让我们的文明在前进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地试错，从历史的迷雾中为后人蹚出一条路来。当后人产生迷茫时，祖先的智慧也会为我们点亮一盏可以看清道路的明灯。这就是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意义。

甲士与步卒

甲士，衣重甲，舞干戚，通六艺。他们是周礼社会制度下最低等级的贵族，是战场的骄子、君侯的心腹、国家的干城（保卫国土的将士）。甲士有着最基本的军事义务，听从封主或者国君的征召，在战场上乘车作战，是当时军队的核心战斗力。步兵此时的身份只是战车的附庸，作用仅仅是为战车提供掩护。牧野之战的周师虎贲是甲士的第一次辉煌，周人在记载牧野之战的周军兵力时，只写下了“车三百乘”“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当然，此处的“甲士四万五千”一条应该是指周军的总兵力，可能是周武王发为了表彰士兵们的英勇战斗，将原本出身国人不能算作士的步卒们均赐以贵族的身份，可以称作甲士。

“国”一字在金文中已经出现，四方有城墙与壕沟环绕，圈定一个范围即领域。而这个领域由戈来保卫，保卫居住在内部的人民。著名的青铜重器何尊内铭文有“宅兹中国”一句，最早提出了中国的概念。“中”字在金文中也是一个有趣的象形字：方框之中一面大旗在高高的旗杆顶端迎风飘扬。可以想见其最初模仿的是这样的场景：在一座城邑的中央，在一个像广场这样供族人集会、大酺、议政的公共场所，树立起一面巨大的旗帜，旗帜上绣绘着本座城邑独有的章纹。

而只有阶级国家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这支军队由贵族出身的精英甲士和由广大平民充任的步兵共同组成。西周后期的国人暴动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宗周王畿内的平民势力之强，足以引起权力天平的倾斜。因此，贵族们为了推翻周厉王，不得不大肆造谣，好哄骗国人一起参加政变。那么是否可以依此来认定西周社会中平民阶层的军事实力更加强大呢？不如让我们从周礼制定时期的社会背景中去寻找答案。

先秦社会是一个闪耀着青铜金色光泽的贵族社会。贵族，一个听上去很高不可攀的名词，实际上不过是原始社会中的酋长和勇士们利用其掌握的武力建构了自身权威，垄断了资源（物质资源与教育资源）的分配。随着文明的崛起、城邦国家的诞生，这些人为维持自己在群体内的地位，在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武力建设的同时，又利用神话与宗教在自己身上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辉，因此商人重鬼神，历代商王均与祭司群体争夺着神明的祭祀权与占卜结果的解释权，并逐渐将历代商王们塑造成“帝”，即天上的神明。

在周天子取代了商王之后，为了在宗教法理上解释周代商的神圣性与合理性，周人将“上天”与“天理”（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中的“天理”）的概念搬了出来，在思想上用一套更完备更自洽的崇拜体系彻底打倒并替代了商朝供奉先王为鬼神的宗教体系。周人对内用祭祀与血亲宗法团结自己的族人，对外用分封朝贡将天下诸侯绑到周天子的战车上。礼的亲亲尊尊、长幼有序实质上是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有邑贵族等级体系。周王朝对待贵族的态度与末代商王帝辛完全不同：随着国家机器的发展，旧有的贵族政治系统已经不能满足大疆域国家统治的需求，必须建立起一套官僚体系。

商帝辛想出的解决之道是限制和打击旧贵族势力，提拔出身贫贱的人组建新的行政队伍，结果造成了在听命于商王的官僚体系彻底成型之前自身统治根基（本族贵族势力）便已离心离德的窘境。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两代人在批判地接受了商帝辛的政治思想后，认识到行政官僚体系的建立势在必行，但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使得组建行政队伍的人才只能来源于贵族阶层，那么，将之前混乱的贵族等级体系规范化，将贵族们按照各自等级填充到军政官僚队伍中，这样就能在安抚贵族的前提下解决行政效率问题，同时潜移默化地将周天子至高无上、不可僭越的意识进行植入。周王室用分封制稳定了局面，达到了贵族社会制度建设的顶峰：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天子、卿、大夫、士的尊卑体系也被规范起来。

一千多年后的北周能够在建设军政体系时大量参照西周官制，正是由于两者所处的经济背景与社会背景相似。北周在建立初期其政权架构正处于从原始的部族式贵族政治往律令型国家进化的过渡阶段，内部的经济基础、族群内部人员关系、外部力量对比等状况与西周建立时如出一辙。为示正统，北周在继承西周礼制的同时，也继承了“周”这一国号。

透过现象看本质，西周早期的社会形态才是分封制与礼乐尊卑制度存在的经济基础。此时的中华大地上既有成熟的城邦国家，又有刚从原始社会进化至文明国家阶段的部族，更有很多发展阶段处于两者之间的准城邦国家。这就导致了统治上的困难——周王室无法向全天下推行同一套行政体系，甚至在政治体系的架构上，制定周礼之前的西周还要落后于商王朝。因此周王室以分封制度认可了各个国家可以自行使用适用于自身特色的具体政治架构，并将所有部族和国家按照实力大小、所在地域进行了尊卑与隶属关系的划分，形式上将天下所有的文明势力都纳入了周人的统治范畴，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再进一步用礼乐制度对各个文明势力进行同化。利用血亲尊卑确定了上下等级关系，让所有人都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势力，以为自己不过是周天子的臣属——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有不遵从周礼、不认可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势力存在，那么周天子就会派出王师用武力来进行“劝服”。周礼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落后部族尽快进入文明社会，但是更多地成了周人实施扩张手段时的上佳借口。齐、鲁、晋、秦等大国在初分封时，一国不过方圆数百里大小，就是利用征伐不敬周礼的由头积极扩张。将原本的大片“蛮荒之地”纳入华夏文明的势力范围，当年那些被蔑称为东夷（山东一带）、西戎（陕西、甘肃一带）、北狄（山西一带、河北一带）、南蛮（湖北、湖南、安徽一带）族群的后人们，现在都将炎、黄二帝视作自己共同的祖先。

贵族社会在军事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军队中贵族兵和平民兵的对立与统一，具体表现就是先秦时代的车战军事体系、南北朝的甲骑，以及辽、金和西夏的步骑军事体系，中世纪欧洲以骑士为核心的军事体系，中古日本的平安、镰仓时期到南北朝时期以乘马武士为核心、其郎党为主要架构力量的军事体系。越是特征明显的贵族社会，军事力量就越发仰仗装备精良、体格优越的贵族士兵。

正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军队与社会对贵族兵的倚重使军事贵族们能够在社会分配时获得更多资源，提高了自身军事武装水平，更进一步将贵族兵与平民兵战斗力之间的差距彻底拉开（资源向贵族倾斜，平民的装备会变得更差，而贵族越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使得在新的巨大军事变革发生之前（比如强弩、火药等在战争中的应用），贵族兵的地位无法被挑战。

社会中贵族、平民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发生战争时贵族有义务自备武装，且可以为自己置办个人财力承受范围内质量最为优良的武装（西方，马略改革之前的罗马军团只招收有财力自备剑盾等优质武器的士兵），而平民除了平时防身的兵器（防身的匕首，制作简便、价格便宜的殳。战国至两汉期间，民间佩剑风气浓厚）之外，不愿意自备武装，在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情况下缺乏参与战事的热情。因此，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贵族社会在统计军队人数时往往只记录贵族兵（甲士、骑士）的数量，而忽略掉平民兵。

除非贵族们事前许诺，在战后给予平民足够的好处，或者统治者政治清明，能够赢得平民的支持，否则根本招不到足够多的平民兵——贵族兵有针对封主的军事义务，但是平民兵则没有类似的军事义务。统治者还需要承担部分武装平民的费用，这一点也是社会现实与原始部族习俗遗存的共同产物：部族中占据经济特权的贵族有财力自备兵器、盔甲、车马等装备，但普通部族成员却没有这个能力，只能拥有个人财力所能允许的最简单兵器；然而原始部族的共同劳作、共同收获、按需取用的旧规则又没有完全消失，因此贵族可以出钱出物，召集平民们一同生产军事装备，平时储存在公库，需要时直接下发。

极度不满状态下的国人时常也会自发地使用自备的武器和倒行逆施的贵族进行“相互间深入的交流”，因此国君更愿意自己出钱出人来生产军备并自行管理，而不是让平民们自备全套装备进行武装——即使是隋唐时期须自备武器的府兵，士兵们自备的也仅仅是弓、刀、箭矢等轻武器，如长槊、劲弩、盔甲等重装备，还是国家统一生产、保管、发放和回收（唐代法律中规定：私藏弩、甲、长槊等“禁兵器”，轻则流放，重则死罪；私造者形同谋反），其目的就是剥夺平民自行武装后对抗官府掌握的精锐骑兵和重装步兵的能力。

在外敌入侵时，国人会积极参与守城战，保护自己的家人田宅；当攻伐其他部族时，只要能够让平民兵从缴获与分赃中获得足够的好处，那么平民们也会积极参战。如果只是贵族阶层内部矛盾所引发的战争，那么平民兵在战场上则是一副出工不出力的状态。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先秦时期的会战打得虎头蛇尾，也多是这样的因素所造成。《诗经》中有不少以平民士兵口吻创作的诗歌，态度大多是对战争充满厌恶，对被征兵打仗满腹牢骚。因此从西周到春秋前期，决定战斗胜败的关键因素还是贵族出身的甲士。

西周到春秋的车战军事体系完全根植于当时的奴隶制社会体系。甲士出身于贵族阶级，车上甲士3人，也应该有数名战斗中不乘车的甲士来指挥附属步兵作战，同时作为战车附属步兵中的主要战斗力来源。这一时期步兵的构成主力是国人，奴隶则只能做杂役或者随军工匠，几乎没有哪个封主或者国君会让奴隶作为步兵的主要构成。周军西来之时，商王朝的野战精锐主力陷在征战东夷的战场上，国中只剩老弱留守，商纣王不得已临战武装了大量奴隶，拼凑出17万大军，然后出现了两个著名的典故——血流漂杵、倒戈相向。奴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技能上都完全不可靠，纣王殷鉴不远，周王室想必不会拿着自己的脑袋开这么大的玩笑。既然自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那么周王室自然要将自己的这套军事体制发扬光大。

牧野之战中周军有战车300乘，如果这个数字没有计入其盟友的兵力，那么可能还会再增加一些，但是不会增加太多（如果盟军拥有战车比自身的还多，那就不能称其为盟友，而应称之为宗主更为合适），当然这“四万五千兵力”中包含盟友军队的可能性更大。在经历过灭商之役后，周国内部大量国人在周天子的恩赏之下也迈入了新贵族的门槛，新生的西周王朝获得了扩军的基础。贵族社会中，有多少贵族兵才能够组建相应规模的部队这个问题，对于先秦时代的中国而言，计算军力的指标是战车与甲士数量，对于中世纪的欧洲而言，则是骑士的数量，对于中古时期的日本而言，就是有多少“骑”武士。得到了殷商积攒多年的财富的周军步卒们不但收获了物质上的奖励，更获得了周天子赐予的贵族身份，成了最低级的贵族——士。这一点对周天子而言也是有好处的——更多的贵族为其扩军提供了条件。面临全新国防形势下对扩军的要求，逐渐消化了商王朝遗产的周王朝决定在原有的西六师基础上抽调骨干力量建立新的一批部队。

首先建立起来的是殷八师。盘庚与三监的叛乱被彻底平息后，仅依靠西六师难以兼顾宗周王畿的驻防与看管被迁至成周王畿的殷商遗民的双重任务，于是周王朝在成周与殷地组建了新的部队，称作殷八师或东八师。殷八师建立后负担了相当繁重的军事任务，既要展开针对东夷的军事行动，还要在宗周面临军事压力时去支援西六师作战。

大概在穆王统治时期，为了解决维持广大控制区与兵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西周王朝又在成周王畿组建了第二支新部队——成周八师。武庚与三监叛乱被彻底镇压后，周人将大批殷商遗民迁到洛邑，放在周王的直接控制之下。同时，把大批殷人分给到东方建国的姬姜贵族。经过几十年时间的同化，当初被迁至成周王畿的殷人已经愿意接受周王朝的统治，并得到了新朝的信任。周王室以此新组建了最后一支直属部队——成周八师，从西六师与殷八师中抽调骨干力量，再大量编入已归心的商民成军。

殷八师的主要任务是应对东夷，因此又被称作东八师；成周八师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南方的淮夷等，因此也被称作南国之师。也有观点认为殷八师与成周八师是同一支部队，但就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两个名称曾多次同时出现）来看，两者应该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只是编制上接近，成军时的最初驻防地接近。殷八师成军较早，士兵的主力为周族人；成周八师的主要兵员则是商族遗民。

牧野之战周军总兵力45000人，此时周军建制为周王直属的虎贲军与西六师。那么按照300乘兵车来计算，平均一辆战车配属150人，这个比例明显过高。如果按照《司马法》的说法：西周初年，每一乘兵车有甲士10人、步卒20人（可能为15名正兵与5名辅兵）算，则3000虎贲正好与300乘兵车的数量相对应。那么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有趣的推测：假定虎贲军是周部族中直属于周王的精锐力量，其兵力构成则为300乘战车，每车配属3名车上甲士与7名步战甲士，并直属有20名国人出身的步卒，则整个虎贲军的兵力为9000人。除去虎贲军这支标准的战车部队，再假定其中有1万名左右的盟友部队，那么剩余的26000人都是步兵部队了。这26000人左右的部队就是西六师，如果按照3000~5000人为一师的话，这个规模正好可以对应上（平均每师有4300多人）。

周王朝建立后，天子利用新获得的财富大肆制造战车，并对西六师进行了“战车化”改造。经过改造后的西六师以战车部队与步兵部队混编，战斗中战车部队作为野战中先锋力量，步兵则为驻防主力与野战的重要补充力量。战车部队沿用了虎贲军的模式，以一辆战车10名甲士和20名步卒构成一个最基本的战斗单位——乘，然后再将乘合成偏、旅这样的编制，最后合成师级单位。“天子六军”的说法出现得相对较晚，至少到西周末期或春秋早期“军”这个建制单位才正式出现。如果以虎贲为一军算，西六师按一军算，东八师按两军算，殷八师按两军算，则正好可以组成六军。东八师与殷八师在建立时，应该抽调了西六师中的部分兵力作为骨干，这就直接导致了西六师中各部队的兵力规模在编制上普遍少于东八师与殷八师中的各部队。而且经过西周时期的多次大战，西周军队的各师均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缺编现象。按照原先的编制，一师拥有兵力3500~5000人（牧野之战时的满编情况），到了西周中后期，一师下辖的兵源可能仅有2500人左右，甚至更低。

当然，对于西周军队的构成还可以做另一种推测：3000名虎贲与300乘兵车就是西六师的全部精锐兵力与贵族军官的数量。除去1万人左右的盟友军队，除去应该与战兵1∶1配属的后勤辅兵，则剩余16000人左右。平均下来一乘兵车对应步卒50人、甲士10人，一师拥有战兵大约3200多人，算上辅兵则为5800多人，这样的兵力配属情况也可以说得通。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周军的规模都是取决于其控制区内贵族的人数，而商周之际的步兵则由贵族兵与国人兵组成，无论采信哪一种周军兵力构成情况，战车兵都相对是少数。战车数量的激增要等到春秋之时了。虽然此时步兵的人数占到了多数，但是在战术层面，步兵一直是战车的附庸，作用只有三个：为战车回转重整提供掩护、为战车打开便于冲击的突破口、战车击溃敌军后为战车扩大战果。

从西周到春秋，车驰卒奔的景象构成了这一时代战场的主画面。战车上装备精良的贵族甲士带领着一群国人组成的步卒，或征讨四夷，或攻伐不臣，或为“尊王攘夷”的目标而搏杀。身份卑微、装备简陋的弱小步兵，作为贵族战争的附庸，也从此战战兢兢地走到了战争舞台的大幕之前，开始了自己千年进化史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