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杨氏易传》的易学史意义

在中国思想史上，虽然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直至清代，居于主流地位和发挥主导影响力的哲学派别或形态不尽相同，但作为中国哲学文化重要原典的《周易》一书，从未随王朝更替而禁绝，亦未因学术演进而淡漠。易学之于中国哲学，绝非断裂式的静态端初，而是以其日新不竭的生命力持续发挥着滋养作用的鲜活源头。在《周易》经传丰赡深湛之学理内蕴的感召下，数代士人萃心于《易》者比肩叠踵。又因乎中国哲学自先秦时期既已确立起以述为作、融旧铸新、继往以开来的一贯诠释学进路，《周易》文本亦历经时代变迁而一次次地被赋予多向度的新解与重注。这些新解与重注，造就了中国易学史与哲学史的相映互摄，每每处于同一脉动之中：一方面，儒释道三家皆曾基于各自学术立场，凭藉开放的心灵及其充足的思想原创力，或部分撷取、或彻然涵化《周易》蕴含的丰沛资源，从而使各个时期的中国哲学要么鲜明显现出对易学思想的融通吸纳，要么深层涵具着易学学理品格的通体浸润；另一方面，历代先贤之言《易》、解《易》，又皆根植于其当下所处的宏观文化格局和整体学术语境，由是，易学亦被源源不断地注入纷繁多彩的时代精神和哲学识见，继而犹有规范又免于拘迫持守，最终汇聚为慧命相续且新意层现的易学衍展长河。

易学起源于筮占，而占筮活动的深层文化根据，乃是先民所秉持的如下信念：行蓍操作过程既然是对宇宙创生大化的模拟再现，故借助蓍草这一神物，人得以契入大宇宙并与之感通，由此便可获取关于未知世界吉凶祸福的将然消息。大体诞生于西周初叶的《周易》古经，其主体内容即在于对占问事项的情状一则以卦爻画给予象征符示，再则用卦爻辞加以比拟晓喻。而后，在以德性为价值根基、以礼乐为鲜明特色的西周文化价值系统面临崩塌并开始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孔子及其弟子完成了对《周易》古经的首度创造性诠释，从而使原本全然笼罩在巫卜氛围下、尚以信仰为主导意味的易学得以转进为以仁义等儒家文化价值和德性内涵充分贯注其中的高度天人之学。同时，《易传》亦开启了后世以象解《易》的滥觞。通观《易传》，其中不单有八卦之象的总结列举和卦爻象例的创设运用，更有对象数关系及其作用地位的学理论说。“因此，《易传》不仅是义理派之祖，也是象数派之宗。”①概言之，《易传》诸篇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易学作为一具备自身话语系统而特色鲜明的专门之学的正式形成。②

两汉以降，象数易学率先大发其皇，并成为易学的绝对主导。自西汉大儒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会通阴阳五行思想资源、继而获得官方高度认肯后，易学经师们便在其春秋阴阳说的示范引领下，普遍致力于谋求《周易》的阴阳五行化改造，卦气说由是成为汉代象数易学的主流。因乎以卦气为基石的占验派易学与阴阳术数、天人感应思潮弥漫的经学文化语境之深度契合，《周易》在此时期亦被渐次抬升至法天地而设政教的“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汉书·艺文志》）。直至灾异谴告的热浪被东汉党锢之争息褪，郑玄、荀爽、虞翻等易学家又在因循承继西汉占验易学旧例的基础上，以其超卓深厚的易学学养发明新例，终将二者打并融通于解《易》，造就出东汉注经派易学的鼎盛局面。基于《易》乃圣人“观象系辞”而作的理念，注经派易学家深信《周易》之卦爻象与卦爻辞必定存在着严整对应，故其注《易》的核心任务即在于逐一明示象辞相契的微言大义。值此之际，大量的象数体例被创设翻新、运用衍展，极大地丰富了易学的内容。然而，顺循“专崇象数，以象生象，象外生象，以数演数”③的注《易》思路无限度地发展，象数易学终成一牵强繁琐的僵死之说。平允地讲，“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周易略例·明象》）确实是汉易注经的整体风格。

于是，王弼从汉代旧学中突围而出，将玄学义理的深邃思辨以极为清新简明的文风畅然点出，并由此肇始一场易学革命便绝非偶然。究其根本，王弼易学“得意忘象”论的剑锋所向，乃是作为汉易基本生长点和根本着力处的“象数优位”原则。“忘象以求其意”作为其易学革命的精髓所在，并非意图“尽废象数”，而是主张置“意”于“象”之上、以“求意”为“用象”之归宿，即完成由汉易“象数优位”到玄学易“义理优位”的路向转换。王弼开风气之先、韩康伯继之在后，义理派一跃居于易学主流。至于汉易经说，虽有陆绩、干宝两重镇，终难逆转日薄西山的黯淡。两派间未曾止息的辩难攻错，若依交进互动的角度视之，则别是一番景象：“魏晋南北朝以来象数与义理两大流派，能够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并承认双方各自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取代另一方的易学家，占有主流，而完全偏颇于一端者，毕竟是少数。”①及至唐代，两派相互调和的倾向已甚为明晰。在此易学文化语境下，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作为官方经学重整的成果，既以王、韩义理为主体，又兼采郑玄等各家象数；而李鼎祚宛如空谷足音的《周易集解》，则在竭力辑存汉代以来象数成果的同时付出了广泛汲取魏晋义理学说的努力。

北宋伊始，与道教发展密切相关的象数易学方得勃兴。陈抟、刘牧在存留相当程度汉易内容的同时，勇于冲破注经形式的囿限，以其“河图”“洛书”的全新面貌登上了易学舞台；邵雍则从宏大的宇宙视野出发，藉常人难以为匹的思维原创性和知识整合力，写就了全然不同于传统经学形态的先天易学巨著《皇极经世》。理学的问世，更是宋易义理划时代的杰出成就。极具儒家正统意识和文化承续担当的北宋儒者，普遍将魏晋以来三教角力中儒学式微的症结归因于经学心性论的缺失。因而，吸收佛道二教的长处来强化本体、心性、工夫、境界等内容的讨论，遂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与此相应，儒学的经典体系亦由“五经”转向“四书”。不过，《周易》的地位非但没有回落，反而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经典。被后世尊为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皆以易学作为学术根基构建了各自的理学体系，易学亦随即踏上了“性命之源”的心性改构历程。尔后，南宋朱子依其卓荦的学术器识，再次推出了规模庞巨、内容宏富的易学体系。在“《易》为卜筮之书”的本义判定下，朱熹首倡三圣之别、经传分观：一则直指先天学等宋代象数新创为伏羲易；二则断定后天方位、大衍之术等象数成说为文王易；三则认信以《易传》为核心的儒家义理为孔子易。三圣之易虽有殊别，却不妨害其本质乃是同一天理的因时展现。继而，他在择取吸纳既往象数、义理精粹并以此完成易学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为其增添了理学的底色。

正在朱子学影响与日俱增、几近笼罩学坛之际，江西抚州又站出来一位陆九渊。其“发明本心”“易简工夫”“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等主张简易直接、洞彻人心，加之“鹅湖之会”与朱子论争，使得陆氏心学的势力急剧扩张。与朱子勤于著述不同，陆九渊主张人得以成圣成贤的终极根据在于自家本心，而非五经、四书。只要我能发明本心，挺立道德的主体性，那我的所作所为，与六经记载的圣贤事迹便无二致。换言之，六经阐明的那些道理，都是对我之本心的文字注释。如其所云：“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一个有志于成圣成贤的君子，其要务在于发明本心、挺立道德，而非学习知识、研究经典。如此一来，本心就被赋予了高于五经、四书的权威性。基于这一看法，陆九渊并未留下学术著作。陆氏门人中最杰出者，有杨简、沈焕、舒磷、袁燮，并称“甬上四先生”或“淳熙四先生”。四人当中，又首推杨简（《宋元学案·慈湖学案》）。黄宗羲言：“象山之后不能无慈湖，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全祖望称：“文元（慈湖）为陆氏功臣。”（《宋元学案·慈湖学案》）清四库馆臣也认为：“简则为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门之有黄榦。”“其立言宗旨，已开新会、余姚之学派。”（《四库全书总目》）凡此种种，皆说明杨简为陆氏门人中最富成就者。

与其师善讲学、不著书的风格不同，杨简著作颇丰，是陆门中著述最多的学者。《宋史》载：“简所著有《甲稿》《乙稿》《冠记》《昏记》《丧礼家记》《家祭记》《释菜礼记》《石鱼家记》，又有《己易》《肩蔽》等书。”此外，《年谱》称其著有《春秋解》《古文孝经解》《论语传》《曾子注》等书。现今存世的著作有《慈湖遗书》二十卷、《杨氏易传》二十卷、《慈湖诗传》二十卷、《先圣大训》六卷、《石鱼偶记》一卷、《五常解》四卷。其中，《慈湖遗书》《杨氏易传》和《慈湖诗传》，是今人研究杨简思想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杨氏易传》，又名《慈湖易传》《慈湖易说》《慈湖易解》，大抵书成后未予定名，传抄者各自命名，故不尽相同。清中期以后，该书名称统一作《杨氏易传》，今从之。《杨氏易传》是一部注解《周易》经传的著作，凡二十卷。其中，前十九卷依此详解六十四卦经文及《彖》《象》《文言》三传，《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不在其列，卷二十总论其易学见解。此外，《慈湖遗书》收入的《己易》和《泛论易》两篇短文，也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杨简的易学思想。《己易》可谓杨氏易学之总纲，《泛论易》则是对杨简与其弟子曾汲古关于易学问答的记录。

《杨氏易传》是中国易学史上首部以心学思想解释《周易》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考自汉以来，以老庄说《易》始魏王弼，以心性说《易》始王宗传及简……顾宗传人微言轻，其书仅存，不甚为学者所诵习。简则为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门之有黄榦。又历官中外，政绩可观，在南宋为名臣，尤足以笼罩一世。故至于明季，其说大行。”一方面，杨简解《易》以义理为主，不取汉易逐一指示象辞相应的“象数优位”理路。另一方面，其义理阐发既不同于王弼、韩康伯的玄学易，也不同于程颐、朱熹的理学易，而是希望通过解说《周易》经传来抒发自家的心学思想。杨简开创的此一阐论《周易》义理的新思路，为后世特别是明代的阳明后学提供了解《易》的范本，后人称之为“心学易”。

《杨氏易传》宋刻本今已不传，现存年代最早的本子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刘日升、陈道亨刻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地，以下简称“明刻本”；清光绪年间徐谦传抄的“光绪本”是明刻本的抄录本，现藏于北大图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清人吴玉墀的家藏本，以下简称“四库本”；民国时期的《四明丛书》本乃张寿镛抄自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冯贞群以“明刻本”校雠，以下简称“四明本”。此外，还有民国刘晦之的远碧楼抄本，惜笔者无缘得见。在上述版本中，“四库本”和“四明本”较为通行。二者差别甚微，“四明本”略优，讹误较少，且“四库本”于涣卦末脱文六百余字。然而，由于“四库本”相对普及，学者研究多用该本，故本书点校以“四库本”为底本，以“四明本”为校本。

①林忠军． 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M]．济南：齐鲁书社，1994:50

②王新春． 易学与中国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1

③林忠军． 论两汉易学的形成、源流及其特征[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①刘玉建． 魏晋至唐初易学演变与发展的特征[J]．周易研究，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