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起步：煤业掘得第一桶金
登上煤炭大王的宝座
刘念智
刘鸿生很有把握地说：“长线放远鹞，收获在后头，这一点钱不会白花的。”
开平矿务公司的矿区，坐落在河北省滦县西南的开平镇，分唐山、西山、林西三坑，与滦县矿区犬牙交错，矿藏丰富，煤质优良。这个矿区原属开平矿务局所有，是1877年（清光绪三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创办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时，英国人以保护为名，把全矿区的产业据为己有，把开平矿务局改组为英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改在伦敦注册，开帝国主义掠夺我国矿产的先例。前面提到的“黄毛”，就是代表英商派驻上海办理煤炭推销业务的经理人，是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位老爷。
我父亲上工以后，牢牢记住了仰老的嘱咐，把黄毛当作老爷看待，想尽一切方法，博取黄毛的欢心。他白天跑街，兜揽生意，晚上陪同黄毛白相[1]四马路会乐里，在妓女窝里寻欢作乐。这样混了一年以后，黄毛就把我父亲看成是随从亲信，有事总要找他商量。这位经理大人对经理业务实在一窍不通，他不得不把我父亲当成左右手了。
当时在上海畅销的煤炭，有山东的淄博煤、博山煤，东北的抚顺煤，华东的贾汪煤、淮南煤和各地的小窑煤，此外还有河南的焦作白煤和海防的鸿基白煤，唯独没有开平煤的市场。我父亲精心策划，勤跑勤销，没过多久，就替开平煤打开了销路。他有一套资本主义的推销办法，自认为是成功的经验。为了传授经验，他向儿女们谈过多次：
第一，保住老户头，开辟新户头。我父亲说，做生意必须保住老户头，切忌不可做一笔头生意。要想保住老户头，就得勤跑勤访，和老户头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说，要千方百计和烧炉师傅们交上朋友，逢年过节送点礼，拉拉关系。他又说，用煤之权实际上操在烧炉师傅的手里，师傅说好就是好，师傅说坏就是坏，千万不可得罪烧炉师傅。他又说，烧炉师傅都有烧炉朋友，通过他们可以找到新户头，开辟新销路。
第二，按质论价，保质保量，坚守信用，决不让用户受骗吃亏。开平卖煤向来不分等级，好坏搭配，都是一个价，不受用户欢迎。我父亲当跑街后，就向公司建议，把统煤分成块煤和屑子等几个级别，分级出售，按质论价，保质保量，决不用次煤充好煤欺骗用户。他说，只要你欺骗一次，生意就不会再回头；要保住生意回头，就得做到“童叟无欺”。
第三，保证按时供应，满足用户需要。我父亲把各个用户的需要摸得一清二楚。他总是想方设法把煤炭按时送到用户手里，保证用户的需要。为了保证供应，他总是事前做好煤炭调运计划，要公司按计划把煤炭运来，不让煤炭脱销。他说，用户是你的衣食父母，做生意总得处处为用户着想。
“处处为用户着想”，这是我父亲在经营上的一句名言。他运用他的经验，使开平煤炭很快畅销整个上海。随着销路的扩大，他的薪金和佣金收益，也跟着增长了。
1909年，我父亲21岁。有一天，他接到开平总公司大班拍来的电报，邀他马上去天津会晤。寄人篱下，身不由己，他抱着疑惧的心情，踏上了旅途。车到天津后，一位公司里的同事来接车，我父亲劈头就问：“大班找我来有什么事？”那人不直接答复，却笑着问道：“你知道一言定终身的故事吗？”我父亲满腹狐疑地跟着那位同事到公司里去见大班。只见大班司诺脱（Mr.Sinnott）和几位英国助手都在那里闲谈。他们一见我父亲到来，就起身笑脸相迎，和我父亲热情握手，齐声说：“O.S.，欢迎你！祝贺你在事业上的巨大成功。”随即招呼他坐下来，商谈今后的煤炭推销问题。
他们希望他把开平煤的销路扩展到长江下游。他们打算把上海、苏州、无锡、宜兴、常州、镇江、南通、江阴至浦口一带地区，除外商企业用煤外，都划为我父亲的独家经销范围。他们计划在上海成立开平公司售品处作为推销机构。经销佣金仍按每吨八钱四分银子计算，每年结一次账，扣除售品处的各种开支费用外，全部盈余由我父亲和开平公司上海办事处各半分享。最后，司诺脱以恩赐的口吻对我父亲说：“O.S.，你要发大财了！我们准备和你签订30年的独家经销合同。我们请你来，就是为了商订合约条文。”这是一件没有想到的意外机遇。我父亲满怀欢欣地向司诺脱连声道谢。从此，他就当上了英商开平矿务公司在上海的第一号买办。
我父亲兴致勃勃地回到了上海，就积极成立开平公司煤炭售品处，设立了办事机构，接着又在上海浦东招商局华栈东面替开平公司购进了沿江地皮一处，建成了开平码头，并设置了煤炭堆栈，保证了煤炭的供应，稳定了煤炭的价格，既便利了用户，也巩固了销路。
在售品处的办事机构里，有两个特殊的科室：
（1）煤炭化验室，专门负责煤炭的化验工作。各批进栈煤炭经过化验，将发热量、灰分、挥发量、含硫量、固定炭等，以及块子、屑子和煤矸石等成分比例做成化验报告单，供用户参考，便于用户按需要订货。
（2）锅炉技术室，这个技术室负责替用户检查锅炉设备情况，提供改进方案和节约用煤方法。
化验室的负责人，是圣约翰大学化学系的荣誉毕业生娄恩后；锅炉技术室的负责人是在英国毕业的锅炉专家金芝轩。这两位专家都是我父亲用高薪聘请来的。他们的服务受到了用户的欢迎，反过来，也就为煤炭的销路提供了稳固的基础。
在上海安排就绪以后，我父亲就和我的叔叔刘吉生向京沪路沿线急剧发展业务。他们除运用以往的成功经验外，还采取了一些别的推销办法。这一带城市的用户有大的，也有中小的。他们采取小大不遗、一律对待的原则。用户资金有困难的，他们就采取赊销办法。在竞争激烈的地区，采用薄利多销、贴补佣金以至跌价竞销的办法。他们凭借经济优势，把一些小型煤矿的出品逐渐挤出了市场。
为了垄断市场，扩大销路，除委托各地煤号以优厚佣金经销开平煤外，我父亲还在上海伙设元泰煤号，在南通、江阴、南京、芜湖伙设生泰恒煤号，在苏州伙设同和义煤号；另外，又利用投资、合并方式，控制一些外埠煤号，作为推销开平煤的据点。与此同时，他还在重要据点设立码头堆栈，如南京码头、镇江码头、江阴码头等，从而完成了广泛的供应网点。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了使煤炭销路深入广大农村，我父亲跑遍长江三角洲一带，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
有一次，我父亲和叔叔去宜兴推销煤炭。宜兴是江南著名的陶乡，到处都是陶窑和石灰窑。烧窑用木柴做燃料，已经是几百年的老习惯。由于长时间的大量消耗，宜兴附近早已变成童山濯濯。以采柴为生的柴民，就得进入深山采伐。但入山越深，耗费越大，成本越高，柴价也越贵。有时连旬大雪，山路不通，柴源不继，影响供应，柴价就一时暴涨。这些都给当地窑户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我父亲经过调查，认为改用煤炭代替木柴，不仅可以解决燃料来源问题，还可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但他也想到此举事关柴民生计问题，不敢鲁莽从事。他们通过当地豪强势力，以提付佣金作为报酬等办法，与一部分窑户取得协议，准备选定少数灰窑改用煤炭进行试烧。不料这消息传出以后，立即引起了柴民的骚动，向他们寄住的旅馆扑来。群情激愤，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宜兴，否则就用乱棒打死。愤怒的吼声，吓得他们二人连夜搭小船逃出宜兴。
他们回到上海以后，我的叔叔有点泄气了，但我父亲毫不灰心。他分析了失败的原因，重订了进取的计划。他认为，首先必须解决柴民的生计问题，不仅要使柴民不失生计，而且要使柴民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其次，必须让窑户亲眼看到改用煤炭烧窑的好处。父亲说：“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这两点，柴民就不会反对我们，窑户也会坚持下去，我们就成功了。”
根据父亲的计划，锅炉技术室设计了一种用煤炭做燃料的新式窑。按照新的设计，我父亲立即派人去宜兴替窑户免费建成了新窑十几座，又以比较优厚的工资雇用了一批柴民当烧窑工。试烧结果，窑户满意了，柴民也不反对了。我父亲的推销计划完全成功了。十几座新窑的建筑费，大约花了几万块钱。我父亲很有把握地说：“长线放远鹞，收获在后头，这一点钱不会白花的。”不出父亲所料，开平煤炭从此在宜兴地区生根了。
自从我父亲担任买办以后，不到三年时间，所有长江下游、京沪沿线广大地区，都成为开平煤炭的重要销区，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进一步深入铺平了道路。得陇望蜀，贪得无厌，开平英商又于1912年夺取了滦州矿务局的全部矿权，把两矿合并改组为开滦矿务公司，仍挂英国国旗，归英商经营。从此以后，我父亲变成开滦矿务总公司的买办，业务范围更大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开滦公司的英籍职员多被征召回国，他们不得不把所有的外商用煤都划归我父亲供应。这样，又进一步扩大了他的供应范围。大战期间，国内工业积极发展，煤炭销路急剧增加，销路最多的一年达到250万吨左右。当时我父亲的收益每年平均在20万元以上。到了大战结束，年龄不满三十的鸿生老板，已经是百万富翁了。至于帝国主义英商通过我父亲之手掠夺去的巨额利润，更是无从计数了。当时，他不会想到这一点。在老年时，他回想起早年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经历，曾经对我们表示过心情的沉痛。
在旧社会，有钱就有地位，我父亲很快成为上海工商界中的一个“闻人”。他从此踏进了上海的“上等社会”，过着糜烂逸乐的生活。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他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营建了一座占地约30亩的大花园洋房，包括网球场、健身房、大客厅、跳舞厅等，一应俱全。洋楼建成以后，几乎每晚都有宴会，招待上海各方面的大亨：从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地方势力，到富商大贾、名门淑女；从太古、怡和、汇丰、麦加利等洋行、银行的经理、买办，到英法捕房的警官头子，三教九流，应有尽有。那时我才九岁，但见家里夜夜灯红酒绿，处处莺歌燕舞，轻歌曼舞，笑语盈盈，不到夜阑不散场。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在回忆，仍有憾意。
因为手上有钱，名誉地位接着上门，他当上了上海宁波同乡会的会长，这是上海最有势力的一个同乡会。考尔德又介绍他加入了上海“洋人俱乐部”（也称乡下俱乐部，Country Club），这是上海高级洋人和少数华人的高等俱乐部。我父亲饮水思源，从来不忘记仰老当初推荐他当跑街的恩德，按月给仰老致送财礼，尊重备至。
我父亲有了钱，就做一些教育事业，他在老家定海独资创办了两所学校，叫作定海中学（一所女的，一所男的），给学生以免费求学的机会。他也做一些时兴的慈善事业，每年给一些医院捐钱。
在20世纪的20年代，上海住户烧的煤球，都是用手工制作的。劳力强，产量低，质量差。用阳光干燥，需要很大的场地和较长的时间，从经济效益看，是很不合算的。我父亲想利用当时低价的白煤屑，改用机器成型和烘干的办法制造煤球。1926年，他邀集了几家煤号老板共同投资，创办了中华煤球厂，从日本进口机器，开始生产。这是上海第一家用机器生产煤球的工厂。当时因机器陈旧，性能不好，生产效率低，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家煤球厂是赔钱的，但用机器生产的方向还是正确的。他为煤球的生产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从1922年开始，除大量推销开滦煤外，我父亲扩大了煤种的经营范围。他有一套完整的经营管理制度、必要的设备和措施。他在上海和京沪沿线，到处都有煤栈和煤号，并配备了熟悉业务的管理人员。他自己精通业务，熟悉全国各矿区的生产情况和各城市的消费情况，还熟悉国际市场情况和煤价涨落趋势。他拿起一块煤，就可以说出它的名称、产地、品种和成分。在煤炭经营上，谁也欺骗不了他，他也决不欺骗消费者，这是他取得成功的诀窍。他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逐步登上了“煤炭大王”的宝座。在当时上海的煤业中，已经找不到他的竞争对手了。
（原载中国文史出版社《回忆我的父亲刘鸿生》，有删节）
中华煤球厂的兴起
丁辛叔
煤球能改进市民的日常燃料，是一件大好事，属于国内首创。
在1926年以前，上海市的一般市民烧饭煮菜都是用柴爿行灶。一幢石库门房子住了六七家人家，是极普通的现象。行灶的占地又比较大，柴爿还要劈开，烧饭时候更是烟雾弥漫，大家都感觉到既不卫生，又不方便，但是一时还想不出经济实惠的代替品。刘鸿生对于这种日常用品，向来就很关心，他知道北方早已有手工煤球，这种手工煤球质量不好，同时亦因原料关系，只能适合于大煤灶使用，而对于住户的小煤炉，就不甚相宜，所以鸿生先生不主张采用。
1925年，刘鸿生到日本游历，见到日本一般居民都在用机器制造的煤球，日本人称为“豆炭”，并且还见到各式各样的煤球炉子，有取暖用的，有取暖、煮菜两用的，花式相当多，这就给了鸿生很大的启发，也增加了他试办机器制造煤球的信心。
当时上海由法商德威洋行经销安南的西贡鸿基白煤，它的块煤早已被国人取暖及酒菜业等所乐用，但是鸿基煤屑那时还没有销路，在煤栈里堆积如山。德威洋行慕名请鸿生设法解决。那时鸿生是开滦煤的总经销、码头公司经理，又是几家大煤炭字号的股东，在上海的煤炭行业中举足轻重，很多人称刘鸿生是中国的“煤炭大王”。鸿生就接受了德威洋行的请求，经销鸿基白煤屑。但是他想，这种白煤屑要大量找出路，工业方面那时用处不大，非要在日用必需品方面动脑筋不可，因此他又想到机器制造煤球上面去了。
鸿基白煤屑，根据化验成分，它的灰分在8%左右，质量相当好。鸿生将此项白煤屑先在上海水泥厂试用，因为烧水泥的大窑，煤屑需经过磨成粉末，直接喷入大窑内，与水泥混合浆水燃烧烘干，要求较高。煤屑灰分必须少，否则就影响到水泥质量。试验结果，认为满意。但当时水泥厂出品亦不很多，每月白煤屑的消耗量只有500吨，与推销额有距离，这益使鸿生有提前制造机器煤球的意思。煤球的要求，固然不必要像水泥那样高，但是用优质煤屑制造煤球，岂不是更好么？而每吨鸿基煤屑上海码头价格为八两多银子，折合银圆约在12元，鸿生制造煤球，就决定采用鸿基白煤屑。
1926年初春，鸿生遇到黄锡恩，就谈起创办机器煤球的事情，黄颇钦佩鸿生思想先进，而鸿生就委托黄主办煤球设厂事宜。黄以为能改善市民日用燃料，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同时在国内事属首创，所以就欣然接受了这项邀请。不几天，黄锡恩与杨润生一同到日本，向大阪市高岛铁工株式会社定制了一套每小时3吨半的煤球机器。高岛厂煤球机的木模，绝大部分是现成的，交货因此很迅速。另一方面，鸿生已选定浦东南码头义泰兴南栈的东南角为厂址，同时着手开工。鸿生与锡恩言明，事属创举，系试办性质，故一切从简，所以只选了一幢木架铁皮瓦顶的厂房，隔一部分作为库房，及一幢三上三下很小的宿舍、饭厅房屋。那时浦东电力公司尚不能供电，在动力方面自备了“导驰牌”柴油引擎两部（德国制），一部是40匹马力卧式的，拖动制造煤球机；一部是6匹马力立式的，用于专拖烘燥炉。同年夏季，日本定造的煤球机陆续运到，经黄锡恩等努力，安装机器与试车，尚称顺利，至秋末冬初正式出品国产第一家的机制煤球，厂名定为“中华煤球第一制造厂”。这个厂自建厂筹备起，至出品煤球，只有七个月时间，在当时算起来是很快的。这个时候鸿生早已看到，煤球试办成功之后，这个厂的产量是不够供应的，必须要有第二、第三厂的出现，这些预想后来均实现了。我很佩服鸿生这种大实业家的远见。
中华煤球的创制，在燃料史上小小地起了一点革命作用。鸿生自筹备煤球厂起，所有需用的款项，如订购机器、建造厂房、煤屑进料等，及临时活动资金，一切均由鸿生一人垫款，直到煤球正式出品之后，大家认识了这个新燃料，方才集会认股。所以他的招募股本方式，显然与普通集股不同，这也就说明了鸿生对于试办煤球厂的事情，倘失败宁可一个人吃亏，倘成功再行募股。这种精神、这种魄力，真令人佩服。据黄锡恩说，当时鸿生垫款将近有20万元。
1926年，天冷得特别早，寒流很早已抵长江流域，上海一地在一日之内曾数易衣服尚不觉暖，即在当晚冻死了好多人，冻碎了很多的汽车水箱。中华煤球厂正式出品不久，那天大小两部引擎忘记放水，所以汽缸头均被冻裂，生产因此暂时停顿，旋又修复生产。煤球在当时还是一种新燃料，市民一经试用后，多表示欢迎，但对于煤气有毒、不宜关闭窗户取暖等情形，尚不熟悉，致中煤毒死亡者亦大有人在。不过这年因天气特别寒冷的关系，不必大登广告宣传，煤球的推销，竟十分顺利。
中华煤球第一厂生产的是“黄泥煤球”，当时制造原料是：（1）鸿基白煤屑；（2）苏州黄泥；（3）佘山黄泥。佘山黄泥黏性很高，可惜含有部分砂质，且含水分颇多，所以只能捣成泥浆加入煤屑中使用，以增加煤球黏结性。鸿生与锡恩对于煤球的质量要求很严格，规定了三项标准：
（1）煤球烧完之后，总的灰分不能超过20%。
（2）煤球必须完全烧透，不准留有未烧尽的黑芯。
（3）坚硬程度的试验方法：手取一个煤球，拿至胸口高处，放手落地，以不破碎为准。黄泥是烧不掉的，加进多少，重量就有多少，还要加上煤屑的灰分8%左右，所以掺入黄泥与泥浆，总数不能超过11%。但是黄泥少加了，煤球黏性减少，容易破碎；假使黄泥加多了，煤球不易烧透，甚至燃烧不好，同时灰分亦要超过规定的20%。鸿生时常提醒我们，对于质量须特别注意。
当时中华煤球有分篓装与散装两种：所谓篓球是竹篓内垫稻草后再装煤球；散球就是不装篓的（与现在的煤球相同）。篓球1吨计34篓，每篓装煤球计天平秤约50斤。那时栈单价格，篓球每吨约21元，散球每吨17元7角左右。散球客户需自备大竹箩来厂装（每吨装8箩）。
中华煤球第一厂，地处浦东义泰兴码头内，厂外就是堆煤栈，因此由西贡运来的煤屑堆存进厂等，非常方便而损耗少，确是有利条件。但成品煤球的输出，受到黄浦一江之隔，非要先用驳船驳过江，然后才能车运，煤球就多上下搬运次数，增加破碎机会。驳船的装载量，小者10吨，大者有四五十吨（普通木驳船）。那时厂内一般产品，尚不够装一只驳船，虽日夜两班生产，还是供不应求，所以驳船亦要排队挂号，往往等候一个多星期还出不到货，纠纷迭起，尤其引起一些小客户的不满，这就为将来浦西小煤球厂林立种下了商业竞争失败的根苗。
中华煤球问世年余后，因质量好而用户均表示欢迎，销路激增。这时第一厂全月日夜班产量只有2000吨左右，那时冬季需要量估计要六七千吨方可应付，单单依靠中华煤球第一厂的生产数量，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因此在1929年后，有远东煤球厂、国华煤球厂、中国煤球厂、南洋煤球厂等相继建立，其中除远东煤球厂设在浦东外，其余各厂都在浦西。厂设在浦西的优点，就是煤球出货方便，卡车、榻车、老虎车均可去装，而数量方面亦不拘多少，很得一般煤炭字号的拥护（这些厂的股东就是煤炭号居多）；虽然煤球的质量不及中华煤球厂，但好多煤炭号有切身利益关系，出货又方便，便乐于推销小厂煤球。当时就分出中华老牌煤球与一般新牌煤球，用户指定要中华煤球，但是供应不够，这也是竞争失败的一大原因。
鸿生并不是不知道不够供应的情形，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好的销路而不扩大生产呢？他不是唯利是图的人，是有远见的实业家，始终认为黄泥煤球不是一种进步之燃料，虽然目前的营业有蒸蒸日上的趋势，他也有前进不息的思想，不会因营业好而阻碍他的前进。他总是想用其他的原料代替黄泥，可以使得煤球灰分减少，质量更有提高。这种想法时常在他的脑海中盘旋，因此以后有其他几种煤球的产生，虽然前后均没有推销出去，我认为一部分是成功的。
1927年，鸿生有机会到欧洲去游历；他先到安南西贡，并参观了鸿基煤矿，见该矿用一部分白煤屑掺入沥青及烟煤屑制造大型的沥青煤球，用以代替烟煤块，产生很大兴趣。后来他到英国，见英国很多住户用铁灶烧沥青煤球；又去参观了英国人制造沥青煤球，见制造方法并不比黄泥煤球复杂，还可省却一道烘燥手续。这种沥青煤球，还可替代优质烟煤块，更引起他在国内设厂的兴趣。他回国之后，将他的计划与黄锡恩商讨，并在第一厂稍为改动一些设备试制（不妨碍正常生产），认为有成绩之后，再决定设厂制造。
1928年，中华煤球第二厂成立，厂址设在周家渡中华码头内，就在章华毛绒纺织厂的旁边。以前第一厂系试办性质，故建筑物等一切简陋。这一次第二厂的厂房、办公室、宿舍、饭厅等很有规模，自码头运入原材料，有自备的小铁路，与第一厂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煤球机器是英国定制的，它的产量为每小时15吨。那时浦东电力公司尚不能供应电力，所以自备立式四汽缸“苏而寿”牌柴油机一部，计150匹马力，专供制造煤球机用，另有30匹马力柴油发电机一部，专供照明及修理车间之用，于同年冬季开始生产沥青煤球。
沥青煤球（俗称柏油煤球）的制造方法，比黄泥煤球简单：它的制造原料，系鸿基白煤屑、抚顺烟煤屑及沥青，经混和粉碎后用水蒸气在直立调和机中加热再拌和，就可送至型轮机轧制煤球，不需要烘燥炉烘干，因沥青经风吹冷却后自然凝结。它的坚硬程度，比之黄泥煤球要强得多，人可以立在煤球上而不碎。这种煤球还有一种优点，它不怕风雨，可以露天堆放。至于它使用的优点，很多：（1）比烟煤块热度高；（2）比烟煤块耐烧，可节省燃料；（3）灰分少，煤渣少；（4）大小均匀，拣火次数减少，节省劳力。经两路局、津浦局、纶昌印染厂等试用，质量均认为满意。它的唯一缺点，是售价因成本关系而嫌稍高（当时与中兴块煤每吨相差约23元），因此销路不畅。
鸿生见到沥青煤球在工业运输业方面，销路有问题，他又将目标转移到家用燃料方面。黄泥煤球，他向来就希望有机会要改革的，于是他利用第二厂的设备制造“面粉煤球”。这种煤球的制造方法与沥青煤球相同，也不需要烘燥炉烘干。它的原料是鸿基白煤屑、加拿大四号面粉（俗称脚粉），再掺入少许石灰，亦同样粉碎混和后，用蒸汽加热，送入型轮机轧成球形，冷却后也会自然凝结，硬度亦相当好。它的优点：（1）火力比黄泥煤球强；（2）灰分比黄泥煤球少；（3）它能自然卸灰，不会结成灰块，制造成本方面比黄泥煤球稍高。而唯一的缺点是，在煤球开始燃烧时，会发出一种极难闻的气味。倘使炉子没有烟囱，的确不好忍受。但煤球发红烧透之后，气味也就闯不出了。居民一般的煤球炉都没有烟囱，因为初生炉子时气味难闻，不受市民欢迎，归于失败。
1929年，刘鸿生又叫第二厂试制一种糖浆煤球，这种糖浆是南洋爪哇（现印度尼西亚）出品，用这种糖浆来代替黄泥做黏料，不过用糖浆做煤球，仍旧须经过烘炉烘燥，试制后分析它的优缺点。优点是：（1）火力比黄泥煤球强；（2）灰分少不结块；（3）没有异味，只觉得有些糖香，并不难闻。缺点是：糖浆价格太贵，制造成本提高（那时1吨糖浆的价格要高出1吨黄泥的100倍），因此又行不通。尚有几次零星试制，现在已记不清了。
1930年，有一位广东人（忘却了他的姓名）在唐山路、大连湾路转角自己的住宅旁边开设一个小型煤球厂，因经营不善停办，想要全部出售。鸿生就请黄锡恩去看看，值不值得收买下来。经黄等去察看之后，认为不必大改动，就可以出品煤球，建议鸿生把这个厂买下来。这样就成立了中华煤球第三厂，从第一、第二两厂各抽调部分人员，筹备改装机器，不久即投入生产。第三厂因地处浦西，客户出货方便，凡客户购买中华煤球，都喜欢向第三厂出货，故而中华煤球三个厂，以第三厂的营业最好，其次是第一厂，第二厂最差，出货不便是主要原因。
1931年左右，外汇逐渐上涨，鸿基白煤屑进价亦随之上升，每吨汇率折合银子达十三四两，折合银圆要19元多，甚至已经超过每吨煤球售价。其他各煤球厂早已改用价格低廉的国产白煤屑，制造成本低很多。中华煤球开始还维持老牌煤球的质量，镶用一部分江西源华白煤屑，质量已不及以前，但在煤球业中质量还是第一，而在售价方面已难与各厂竞争。以后因成本关系，不得不全部采用国产白煤屑。
中华煤球第二厂开始时制造沥青煤球，销路不行；后制造面粉煤球，销路更不行；没有办法，又逼上走黄泥煤球的老路，增添了两座烘燥炉。约在1931年春季，亦出品黄泥煤球，一个日班的产量有120吨，当时在上海算是产量最高的厂了。但是煤球厂的好景已成过去。煤球厂成立太多，产量过剩，每年4月至9月称为淡季，虽只开日班一班，往往因仓库堆满而不能开工者，一个月内总有好几次。这个时候，第三厂盈余最多，第一厂稍有盈余，但是两个厂贴不够第二厂的亏本。以后的营业仍日趋下降，至1934年2月我离开第一厂的时候，还没有起色。据闻中华煤球三个厂于1935年底宣告歇业，后来又将第一厂的机器迁到浦西南码头护军营，改为合众煤球厂，那我就不知道了。
（原载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有删节）
煤炭大王的进阶之路
曹雨塘[2]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刘鸿生一方面为开滦矿务局开拓煤炭销路，另一方面利用买办的身份从事自己的投资和经营。他还利用自己掌握的销售网络、码头堆栈，成立中华码头公司，成为不折不扣的煤炭大王。
1909年间，刘鸿生经上海某德商洋行买办黄可方和工部局翻译周良卿的介绍，进入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当职员。当时，开平矿务局由于所产煤炭质量欠佳，销路不畅，亟欲利用中国人代为推销，因而刘鸿生开始了对开平煤的推销活动。
当时刘鸿生推销煤炭的对象，主要是上海市区的老虎灶和上海邻近各县烧制石灰和砖瓦的窑户。刘鸿生的销煤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使当时上海的开平矿务局经理巴汉十分满意。1911年，当刘鸿生24岁的时候，遂被提升为买办。
刘鸿生担任上海开平矿务局买办后，除按月领取薪金外，还有销煤的佣金收入。佣金每三个月结算一次。这时，刘鸿生在上海开平矿务局内设置了买办间，买办间的工作人员最初除刘鸿生及其弟刘吉生外，还有中文秘书、会计和出纳各一人。买办间的开支由刘鸿生负担。
与义泰兴煤号，合作又竞争
刘鸿生担任上海开滦矿务局买办后，增加了一项销煤的佣金收入。但是，他对增加的这项佣金收入并不满足，又在煤号生意上打主意。
义泰兴煤号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一家煤号，经销各种煤炭，推销能力很强。刘鸿生就同义泰兴煤号经理杜家坤合作，以义泰兴煤号的名义与开滦矿务局接洽，经销开滦煤。通常其中七成归义泰兴煤号经销，三成归刘鸿生经销。
刘鸿生在义泰兴煤号没有分文投资，而义泰兴之所以肯同刘鸿生合作，是为利用刘鸿生的关系，便于同开滦矿务局订立销煤合同。他们每年同开滦矿务局订立合同一次，规定销煤的吨数和价格，并规定：如果煤价上涨，合同价格不涨；如果煤价下跌，则可按照市场价格照跌。销售额超过合同数量时，也可照增。在同业竞争中，如所订价格对竞争不利，也可要求开滦矿务局减价。所以，当时他们经销开滦煤是稳赚钱的，每吨煤按照合同规定，通常可得5—7钱银子的利润，其中除去暗贴火夫煤火钱约1—2钱银子外，每吨煤可得纯利4—5钱银子。这样，刘鸿生在同义泰兴合作中，又可得一项很大的销煤利润收入。
刘鸿生在上海方面的销煤点，起初是义泰兴煤号。至1920年，刘鸿生与人合伙开设了福泰煤号。1925年间，刘鸿生又与人合伙设立了元泰煤号。福泰、元泰主要经销开滦煤，但也兼销其他煤炭，如山西煤、日本煤等，不过数量不大。
刘鸿生在外埠的销煤点，起初是他和刘吉生在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与人合伙设立的开滦煤分销机构。这些分销机构，开滦矿务局并没有分文投资。由于它们专门推销开滦煤，不推销其他煤炭，因此挂上了苏州开滦矿务局、无锡开滦矿务局、常州开滦矿务局的牌子。
刘鸿生在外埠的销煤点，除开滦分销机构外，以后，又在南通、南京、芜湖和江阴等地设立了生泰恒煤号。这些生泰恒煤号也是刘鸿生与当地煤商合资组成的，它们大多成立于1921年之前，江阴生泰恒煤号则成立于1927年。其中有的专门经销开滦煤，也有的在经销开滦煤的同时，还兼销其他煤炭，不过数量不大。
刘鸿生对各煤号进行投资，就是要利用它们尽力推销开滦煤，各煤号欢迎刘鸿生来投资，则是希望在经销开滦煤中得到刘鸿生的支持。例如南京和镇江的安丰、镇江的和兴、芜湖的兴仁等煤号，都由于经销开滦煤而与刘鸿生发生合伙关系。1928年间，这三家煤号曾在镇江合组大华煤业公司，目的是避免彼此竞销。
刘鸿生与义泰兴煤号合作煤炭生意，逐渐被开滦矿务局知道了。开滦矿务局想要干预，又势所难能。因为刘鸿生对推销开滦煤已有广泛的基础，他自己拥有许多煤栈，开滦矿务局不利用刘鸿生是不行的。这样，天津开滦矿务总局即指示上海成立售品处，将中国籍用户的营业包括义泰兴煤号在内，全归售品处办理。投资由开滦与刘鸿生各半，利润平分。而在刘鸿生名下的投资额中，义泰兴煤号又占其一半，利润也由双方平分。开滦矿务局的这一打算，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对中国籍用户销煤的利润，同时也限制了刘鸿生的利润收入。
开滦售品处成立后，刘鸿生的买办间即告撤销。同时，刘鸿生在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与人合伙设立的开滦煤分销机构，也都改称为开滦分销处。
开滦售品处按合同规定资本为40万元，刘鸿生和义泰兴煤号应各出资10万元，但在实际上不需要垫支资本，而是稳赚的生意。
开滦售品处第一期的经营结果，获得了不少利润。刘鸿生在分给义泰兴应得的利润时，他曾借口在售品处成立前，刘鸿记账房在同义泰兴煤号伙营煤炭中有坏账，从中扣去了一部分归为己有，而杜家坤又摸不到底细。因此，刘鸿生与义泰兴煤号之间，虽然互相利用，但双方的矛盾也是很大的。义泰兴煤号也曾估计它在开滦售品处有被排挤的可能，所以在推销开滦煤的同时又积极地推销其他各种煤炭，并在江阴刘鸿生的江阴码头附近建造了义泰兴码头，推销日本崎藤煤。
代销东京煤矿
刘鸿生与东京煤矿建立直接代销关系，据我了解，是首先由东京煤矿方面提出建议的。因为当时东京煤矿对德威在上海等地的经销工作不很满意，德威对应付东京煤矿的煤款经常有拖欠。东京煤矿的这一建议，刘鸿生当然是愿意接受的，于是双方进行协商。就在这个时候，法商宝多洋行突然也插进来。宝多的插入，是由于它已听到了东京煤矿对德威不满的消息，通过其巴黎总行向东京煤矿的巴黎董事会进行协商的结果。德威看到东京煤矿要取消自己的经销权利，也向东京煤矿的巴黎董事会提出意见，要求继续给予其经销权利，结果如愿以偿。所以，1930年在上海等地与东京煤矿建立直接经销关系的是：刘鸿生、宝多洋行和德威三家。在这之前，只有德威一家。
1930年底，刘鸿生与东京煤矿经理顾发利进行会谈，决定依照开滦售品处的组织和经营方式，自1931年开始，在上海及长江下游一带独家经销鸿基煤，但后来并未签订正式合同。因为要取消宝多、德威的经销权利，并非东京煤矿经理一人所能决定，而是取决于东京煤矿的巴黎董事会。所以，之后在上海等地经销鸿基煤的仍然是刘鸿生、宝多洋行和德威这三家。
刘鸿生在经销开滦煤、鸿基煤的同时，也利用投资的煤号，做其他煤炭生意，如日本煤、山西煤、中兴煤、博山煤等。刘鸿生所利用的煤号，在上海多半是元泰煤号，外埠则有生泰恒煤号等。
委托洋经理
义泰兴董家渡码头是委托英商壳件洋行来经理的，其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壳件洋行可以开出“洋栈单”。壳件洋行在码头上的工作，主要是做账、出栈单、收支、联络外国客户等。当时上海市场上的崇洋心理很重，一般都认为洋人开的栈单可靠，即保证有货，不会作假。所以，“洋栈单”在当时市场上可以抵押。栈单能够在市场上抵押，可以提高码头的信誉。这样，客户才乐于来堆货。
兴建江阴码头
开滦煤除由产地运到上海销售之外，有的还得由上海转口到沪宁路沿线去销售。可是当时京沪铁路不仅不能提供足够的运输车辆，而且运费很高。刘鸿生为了发展京沪路沿线的煤炭销售业务，特别是为了供应无锡和常州的需要起见，决定投资兴建江阴码头。江阴码头建成后，开滦煤就可以由水路运到江阴卸货，再由江阴经水路运往无锡、常州一带。
1925年，刘鸿生向宁绍轮船公司租进了镇江码头，同时，他又将这一码头转租给镇江和兴煤号。因为刘鸿生租进镇江码头并不是为了自己使用，真正要使用的是镇江和兴煤号。但是和兴煤号在宁绍公司心目中信誉不够，因此就请刘鸿生出面来与宁绍公司洽商租借码头。刘鸿生由于自己与和兴煤号有业务关系，帮助和兴煤号开展业务，对自己也有好处，所以才从中做了一番租进租出的手续。
倒卖日晖港
日晖港地产的买进与卖出，是一种盗卖国土的行为。卖方是当时的著名官僚、后来变成大汉奸的傅筱庵，他以日商三井洋行名义卖出（傅筱庵在买进这一地产时，也是以三井洋行名义，即由三井洋行出面，通过军阀孙传芳的军需科长之手，向孙传芳买进的）。买方是刘鸿生，他为在浦西增辟码头，由葛尔德出面购进。刘鸿生和傅筱庵早就相识，并且过从甚密。刘鸿生的买价是银35万两。这笔“买卖”是秘密进行的，并且在几天之内就成交了。
日晖港地处浦西，有泊位，可停靠万吨海轮，是个很好的深水码头地段。开滦矿务局鉴于上海的自有码头不够，所以才向刘鸿生商买沿浦基地，以备自建新码头。1927年刘鸿生赴国外考察时，曾带去周家渡和日晖港两处的地产图样，任凭英国伦敦开滦矿务局董事会挑选。结果开滦董事会选中了日晖港地产，以银90万两成交。在成交时，刘鸿生曾向开滦矿务局提出附带条件，即要求开滦矿务局同意将合组开滦售品处的合同，延长十年。此外，地上的厂房（原属日晖织呢厂）、机器设备及工房等仍归刘鸿生所有。随后，刘鸿生就将织呢厂的机器设备搬到周家渡，办起章华毛绒纺织厂。这样，刘鸿生于转手间，赚得巨额的利润。
因地置柳江煤矿
柳江煤矿铁路公司是刘鸿生早期的主要投资企业之一。投资的年代大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末、刘鸿生已经由经营开滦煤致富的时候，刘为该公司的大股东，投资约有十余万元，并担任过较长时期的董事、常务董事。
柳江煤矿与开滦煤矿都以秦皇岛为运输口岸。但柳江生产的为无烟煤，而开滦生产的为烟煤，两矿在营业上没有什么矛盾。柳江在产品外运方面，需要使用开滦的铁路[3]、车辆和秦皇岛码头，而向开滦缴纳各项费用；在生产方面，也有些地方要借助于开滦，这与刘鸿生投资柳江煤矿并担任该矿董事不无关系。
刘鸿生由于担任上海开滦矿务局的买办，对经营煤炭业颇有经验，同时对柳江煤矿投资较多，在该公司董事中居中坚地位。因此，他起初对柳江煤矿的经营颇为积极。当时柳江煤矿的一些外籍工程技术人员，就是经他介绍进去的。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刘鸿生企业史料》，有删节）
鸿生邀我入煤业
黄锡恩[4]
中华煤球的创制，在中国燃料史上产生了革命性的作用。
我是帮同刘鸿生最初创办中华煤球厂的。刘鸿生经销的安南鸿基白煤，是法国人运来的统货、块屑混杂在一起。煤块有销场，而积存的煤屑则很少有出路。当时上海各厂家习惯于用白煤，但居民还是用大灶烧煤、柴爿、稻草等来煮饭烧菜。因此，刘鸿生除把一部分煤屑作为华商上海水泥厂的燃料之外，就动脑筋，联合几个朋友办煤球厂，仿照北方居民手制煤球创造机制煤球。初筹资本10万元，设立中华煤球公司，刘鸿生占的股份最多。厂设义泰兴码头董家渡南栈，随后称为中华煤球第一厂。我和刘鸿生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我曾在汉冶萍公司汉阳钢铁厂当工程师。1926年，他邀我到上海帮他筹办煤球厂，由我到日本接洽关于参观研究制造煤球及购置各项机器的一切事宜。
在去日本购置机器之前，先用煤屑和黏土试做煤球成功；但能否用机器大量生产，还是一个问题。当时中华火柴公司董事长陈源来在日本经商，刘鸿生就要我带了煤屑、黏土，到日本找陈源来。经陈源来介绍认识日本燃料专家内藤博士，内藤经过研究，认为煤屑和黏土做原料，照样可以大批生产机制煤球，而且做出来不会碎。当时就由内藤介绍至高岛铁工所，设法把运去的煤屑和黏土在附近的煤球厂里实地试制成功，质量适宜。于是就向高岛铁工所定做生产这种煤球的机器，限期运交上海。高岛铁工所还派技师高桥到上海来负责安装试车。每天出煤球50吨，很受用户欢迎。
1928年，刘鸿生从国外考察回来不久，在中华煤球公司一次股东会上提出了增资添机另建新厂的计划。实际上，他在英国时，早已向也登煤球机器厂订制了机器，订制的新机器每小时能出煤球15吨，而厂里的旧机器只能出煤球5吨。当时公司里的一些主要股东，如张嘉甫、陈孚卿等，都觉得煤球厂的发展应该逐步地来，现在购买每小时出产15吨煤球的机器，产量比原来突增好多倍，是否能有销路，而相应的各种开支又将增加很多，是否合适，不无迟疑。但是，他们又认为刘鸿生办企业是有一手的，他所提的扩充计划可能是正确的，何况他又是公司里的大股东，也就同意了增资添机、新建第二厂的计划。第二厂设在中华码头公司周家渡西栈，其投资额和规模都比董家渡南栈第一厂大。
中华煤球公司所属的第二厂，起初是专制柏油煤球和特号煤球的。柏油煤球中又分蒸汽煤球及火炉煤球两种，前者由烟煤屑和柏油膏加工制成，代替烟煤，供工厂做燃料；后者由白煤屑和柏油膏加工制成，代替白煤，供大楼、旅馆做燃料。特号煤球则由白煤屑和面粉加工制成，也可代替白煤，供大楼、旅馆做燃料。柏油煤球和特号煤球经过试销，火力很好。但因成本高、售价贵，销路又狭，不适于居民用户，结果反遭失败。因此，第二厂规模虽大，由于入不敷出，不易维持。所以在1930年3月间，公司召开的一次董监会议就议决，第二厂兼制老牌煤球（即家用煤球，由白煤屑和黄泥加工制成），要我去日本订购烘炉所用各项机件。后来，我虽未亲身去日本，但仍写信给日本高岛铁工所购来了烘炉的炉排，其他机件则根据日本工厂寄来的图样在上海制造。从此，中华煤球第二厂便可以兼制老牌煤球了。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刘鸿生企业史料》，有删节）
联合组建新企业
刘鸿生等
1926年刘鸿记与义泰兴、涌记、升记、镇江和兴四家煤号签订的合组东京煤公司合同，立合同依据：
义泰兴号、涌记号、升记号、镇江和兴号、刘鸿记共同组织东京煤公司。公推刘鸿生君代表各股东向上海德威洋行购办各项煤斤，与该洋行订有合同，业经各股东查阅允洽。其所订购煤斤之吨数及名目、价格与刘代表之应负责任，悉照该洋行合同履行。当经议定资本每股元5000两。义泰兴号得三股，计资本元1500两；涌记号得二股半，计资本元12500两；升记号得二股半，计资本元12500两；刘鸿记得二股半，计资本元12500两；镇江和兴号得一股半，计资本元7500两。共12股，计资本元60000两正，业经划交刘鸿记。年终揭账亏按12股摊派；盈作14股均分，股东得12股，义泰兴、涌记、升记经售得1股，刘鸿记管账及经售吴淞栈煤得一股，借酬劳绩。唯经售除分红外，不另取费。……
条议列后：
一、德威洋行定购煤斤，虽由刘鸿生君代表订立合同，单独签字，倘遇意外事情致生纠葛及危险，由各股东照股负责。至出货，悉照该洋行合同之所订手续办理。经售，归义泰兴、涌记、升记、刘鸿记四家担任。……
二、因煤屑申地销路甚稀，为推销起见，业与华商（上海）水泥公司订定在前，将合同内所定之细粉转售与该公司12000吨，每吨照原本须除价元一两。唯其他水泥公司及各厂不得援例。
三、镇江和兴号担任镇江、南京、南通三处每年认销块煤2000吨、纳子4000吨、平粉10000吨、细粉15000吨。照原本不加价，不垫款。至年终揭账其盈余须照15%划交本公司，亏则不计。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刘鸿生企业史料》，有删节）
中华煤球设新厂
刘鸿生
中华煤球厂出品，声誉远在各家之上，营业已有相当基础，正宜乘机力图发展。
1928年3月11日中华煤球公司总经理刘鸿生致第二届股东会报告书
丁卯（1927年）上期，虽因时间、时局及售价关系，营业仍未十分起色，而下期营业则缘出品精良，他家望尘莫及，销路大为畅旺（是年营业状况及结算结果，已经报告在案），迄今为止仍得保持优越地位，其根源即在于此。故鄙人犹认为有扩充之必要，亦由于鉴往知来，不能不为更进一步之准备耳。请述其理由如下：
（一）燃料为家常日用品中消费数量最巨之一种，煤球在经济及清洁上有种种之利益，故采用之人，上海方面已日见其盛。将来外埠需要，相继而起，销路之旺，较之今日，必有天壤之别，不卜可知（观在外埠分销成立者，已有杭州、绍兴、宁波三处）。我公司为适应此种形势起见，似非扩充出品不可。……
（二）现在厂中每日夜出货90吨，尚苦供不应求。同行中来打栈单，因无货而回绝者，日辄六七起。即舍外埠之未来销路而言，此时亦非速购新机不可。……
（三）凡百事业在开创时，含有试办性质者，自以紧守范围为是。今本厂出品，声誉远在各家之上，营业已有相当基础，正宜乘此时机力图发展，庶于公司营业及社会经济两有裨益。……
（四）在沪营煤球业者，近已大小林立，不胜指数。前途竞争，势所难免（现在采用最新式机器者，已有上海第一煤球公司一家，不久必有继此而起者）。苟我公司，只求保守，不图进展，非独前途胜利难操左券，恐团有成绩，亦多可虑。……
……至其具体办法，似尚有不容不预先声明者，请再略述于下：
（一）旧股已有利益，应有相当之尊重：查此次扩充资本，系属发展性质，迥非寻常亏累可比。新股一经加入，即可享受公司牌号利益，且以过去之成绩推测，未来之营业，利益之优，已可预断，故新股对于旧股似不能不有相当之区别，以示公允。鄙意颇主张原有旧股，至少应值百加二十（即每一千元旧股，应加发股票二百元）。是否有当，诸希公决。
（二）认股办法：此次增加资本之额，拟定为洋18万元（合原有资本10万元，加股2万元，共30万元），一次缴足。开始招募时，应由旧股东中凡与东京煤公司有关系之各号（义泰兴、涌记、升和）及郑钟汉先生各先认万元后，方归其他旧股东分认。如不足额，则再登报招募外股，详章另定。
（三）增加资本之用途：拟以11万元为购置新机及另建厂屋之用。7万元为购备原料及各种应用材料之用，并以其中一部分，充营业时之流动资本。
（四）新机之效用：旧机之应受淘汰，其最大原因，系出品不能坚实及燃烧后灰分太多，颇称缺点。鄙人此次游历欧洲，目观新机器所出煤球，不但凝结较坚，且火力猛而耐时久，燃烧后灰质亦少。此种出品，必更为用户所欢迎，自可断言。将来本外埠销路同时并进，营业之发达，亦不待蓍卜矣。唯欧洲出品内搀柏油膏，燃时因烟臭颇重，必须用烟囱，颇不合我国现时习俗。故此种制品，我厂万不宜用。现经研究有得，届时定可改用别种物料，不失原有之优点。本文不便明言，尚希鉴原。
（五）新厂之厂址：本厂原有厂屋设于义泰兴南栈，因上货下货不能自由处置，事实上久感困难。此次购置新机，一切装设，当有不同，自应乘此机会另觅适宜地点。此项地点，以已有码头，并能划出一部分供本公司专用者，方为合宜。盖预料将来营业发达，决非现状可比，故不能不于此点加以万分之注意也。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刘鸿生企业史料》，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