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野生动植物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
从生物学属性来看，人类属于灵长目人科，和猿猴是近亲。从文化属性来讲，人类和其他动物有着本质区别，其中之一便是人类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并且可以传承下去。即便如此，人类文明也没有脱离动植物，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与动植物打交道的历史。
人类从远古的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300万年）开始使用打制的石器。那个时期的人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取动植物来生活。不过，石器的使用开始改变人类与野生动植物之间的关系。人类由此可以防御凶猛的野兽，围猎大型兽类，以及采集更多的植物。
距今约200万~250万年，东非肯尼亚的科比福拉、埃塞俄比亚的奥莫河谷和哈达尔地区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石器时代地区，由此产生了早期的奥杜韦文化和阿舍利文化。
从早期人类遗址中可以发现不少动物的痕迹，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早期重庆巫山遗址中出土了步氏巨猿、中国乳齿象、东方剑齿象、剑齿虎、双角犀、大熊猫等早更新世初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山西西侯度遗址中发现了人工砍砸或刮削过的鹿角和用火烧过动物的痕迹；云南元谋有带人工痕迹的动物肢骨等；河北小长梁发现石器1 000余件，动物化石有桑氏鬣狗、三趾马、三门马、披毛犀牛、羚羊等。由此可以推测当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相当一部分大型野生动物成为早期人类的食物。
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发展农业和养殖业。从目前全球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情况判断，西亚和北非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证实西亚是世界上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殖业。公元前7~8世纪，人类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豆类。中国部分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是世界上粟、黍、水稻的起源地。公元前8 000年，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是世界水稻的发源地，代表性的遗址为江西的仙人洞和吊桶环及湖南的玉蟾岩，分别发现了公元前1万年的硅化水稻和公元前7 000年的稻田遗址。
几乎与发展农业同时，人类开始驯化动物。早在1万多年前，人类驯化了狗；最初大约于9 000年前，猪在今土耳其东部被人类驯化。此后，驯化方法传播到了中欧、意大利、印度、缅甸、中国和新几内亚等地。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动植物不仅满足了人们生存、生活的需求，还有了部分观赏的功能。最初的动物园雏形起源于古代国王、皇帝和王公贵族们的一种嗜好，从各地收集来的珍禽异兽被圈养在皇宫里供其玩赏，作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远在西周时，周武王破天荒地建立了“宫廷猎苑”，饲养动物以供观赏娱乐。始建于1078年的英国伦敦塔中曾饲养狮子等动物以供人类娱乐。万牲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公共动物园。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清农工商部奏准修建“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将动物交场内豢养，故这座农事试验场又有“万牲园”之称。1907年7月19日，京师万牲园对外开放，最初的展品是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端方自德国购回的部分动物，以及全国各地抚督送献清朝政府的动物。万牲园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动物园的开端。
植物园的历史同样悠久。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扩建长安（今西安）上林苑时，栽植了2 000多种远方所献珍贵果树、奇花异草等，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园雏形。宋代司马光所著《独乐园记》中提到的“采药圃”，记载了“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莳草药，辨其名物而揭之”。这和现代的药用植物园已经非常类似。西方从1世纪安东尼厄斯·卡斯特在罗马建立的花圃起，到文艺复兴后16—17世纪英国杰拉德在霍尔本城建立的植物园，也以药用植物为主要搜集内容。意大利的帕多瓦植物园建于1545年，是至今尚存的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植物园。
人类知道如何利用动植物，更知道如何保护动物。早在几千年前的五帝时代，中国就非常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当时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被称为“虞”。大禹治水时，舜帝同时派益为“虞”。现在看来，“虞”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官职，所以益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生态保护官员。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的《伐崇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勿赦。”违者受到的惩罚很严厉。春秋时，《管子·地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可见其对违反保护规定者的处罚很残酷。《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中也记载，当时制定了春夏秋冬的禁令，规定在生物繁育时期不准砍伐山中树木，不准在泽中割草烧灰，不准用网具捕捉鸟兽，不准用网下水捕鱼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令的完善，为后来各个时期的野生动物保护奠定了基础。近代的动物保护法起源于欧洲。1822年，爱尔兰政治家马丁说服英国议院通过了禁止残酷对待家畜的《马丁法案》。1934年3月通过的《普鲁士狩猎法》，其主要内容是严格禁止捕杀未成年的幼兽和怀孕的母兽，列出不许捕杀的各种动物和飞禽，并对狩猎的各种形式做了详尽的规定，这部法律一直保存到现在。
人类在改造自然，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就是一部改造自然的历史。与此同时，自然也在改造人类，无时无刻不显示自己的力量。当人类认识动物的时候，动物也在认识人类。它们拥有敏锐的视觉、嗅觉、味觉、听觉，可以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世界，感受人类感受不到的存在。我们同在一个世界，却看到不同的世界。动物眼中的人类完全颠覆你的想象，很多鸟类具备四种色觉，它们可以看到人类看不到的颜色。蛇类具备红外感应能力，它看到的人类完全不同。动物在认识人类，也在想着利用人类。乌鸦、野猪这些聪明的动物很善于利用人类创造的条件，繁衍自己的种群，因此它们的家族不断壮大。同时也有一些动物不擅长与人类打交道，日渐濒危。
动物眼中的人类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大熊猫为例，如果大熊猫会说话，它将如何看待人类？人类确实在大熊猫的保护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保护，大熊猫可能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从这个层面来讲，大熊猫应该感激人类，是人类挽救了它们。可是反过来想想，当年大熊猫家破人亡，也是人类不合理地开发造成的。如果没有人类，大熊猫可能一样活得很好。大熊猫是幸运的，人类及时觉醒，挽救了它们的命运。可是，还有一些和大熊猫一样濒危的物种，它们的家园被破坏，它们的种群被屠杀，可是它们得到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如大熊猫，它们的命运和大熊猫截然不同。难道这些物种就该灭绝吗，难道它们因为不是国宝就该被淘汰吗？不仅是大熊猫，还有袋狼、渡渡鸟、巴巴里狮……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过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因人类活动而走向灭绝的动物不计其数。同样是大自然的物种，是谁赋予人类生杀大权，是谁赋予人类自然选择的权力？物种的选择、自然的进化，难道由人类决定吗？
恩格斯说，人类是自然之子，人永远不能割断与自然界的联系，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一方面，人类按照一定的目的以自己的劳动改造着自然界，使自然不断地适应人类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类也必须改造自身以适应自然界的发展，这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因为在人类的活动作用于自然界的同时，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也反作用于人类，把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反馈给人类。
告别工业文明，人类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已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定位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如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逐步向世界舞台中心靠近，生态文明理念也日益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
地球上生存的不只是人类自己，还有无数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我们共同组成一个地球命运共同体，彼此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你可以想象假如没有动物，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吗？人类文明的发展，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动植物，正确看待人类与野生动植物的关系，善待地球上存在的每一个物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