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甲骨文到金文

殷商时期，是目前所见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甲骨文和金文是这一时期书法的代表。它们是考古资料可证实的数量较多又相当成熟的最早汉字。除此之外，在陶、石、玉、骨、角等类物品上也发现了文字。1899年甲骨文始发现于商代后期王都的遗址——殷墟　（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这成为19世纪震惊世界的文化事件。大约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此后直到公元前11世纪商纣亡，殷墟一直是商朝国都。甲骨文为商代后期遗留下来的卜甲卜骨上刻记的占卜记录。卜辞和记录占卜活动的文字是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有极少数甲骨文是写了而未刻的），因而甲骨文又称“龟甲文字”、“卜辞”、“殷墟书契”等。商代人有时也在甲骨上刻记非卜辞内容，有时也在不是用来占卜的骨片上刻字，但学术界通常也称它们为甲骨文。除殷墟外，在郑州二里岗也发现少量商代甲骨文。经过多年发掘，甲骨数量已很多。据胡厚宣先生统计，出土的甲骨文材料已累积到约15万片（只有少数为完整的卜甲和卜骨），单字总数有4600多个。1903年，刘鹗把自藏的部分甲骨编成《铁云藏龟》出版，成为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甲骨文发现100多年来，罗振玉、王国维初步奠定了甲骨学的基础；郭沫若、董作宾、唐兰等学者的甲骨学研究进一步深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成《甲骨文合集》，大大推动了甲骨学的发展。

甲骨文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文字，其构造已相当完备，其中最多的是象形字，用约定俗成的符号表现出实物的特征，还有用符号代表某种意义，少数是象形和音的结合，或以同音来表达另一意义。甲骨文多用尖锐的刀具刻成，有先书后刻和以刀为笔直接刻写两种形式。据董作宾先生《殷人之书与契》和《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两文所载，在甲骨文笔画刻漏处，可以发现商人契刻甲骨文，是先书后刻。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甲骨文先表现笔意，后才表现刀味。我们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来考察，甲骨文有的先用毛笔写好，再用刀刻成，有的则不经过书写而直接用刀刻成。

从书法角度来看，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后世书法的用笔、章法、结字诸要素。从用笔角度来看，殷商时期刻工运刀如用笔，表现出某些书法的用笔特征。同时，在甲骨文中又发现了用墨或朱砂书写的文字，这表明这个时期已有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这些朱、墨书迹的用笔，起止均显锋芒，有轻重粗细变化，两端尖、中间粗，可视为书法最初的用笔形式，也反映出书写工具的柔韧性和表现力。章法上，甲骨文多为纵成行，横则有列与无列并存，疏密错落，变化丰富。结字上，既有对称美，重心稳定，搭配匀当，又有一字多种结构的变化美，复杂的组合而呈现多样统一性，方圆结合，开合有度，表现出原始的书法艺术形式美。因刀不同于笔，刻时不易圆转，直线较多，所以甲骨文的形态以方折为主，表现为瘦劲、峻挺的刻画特征。

甲骨文书法受时代、刻工、环境、内容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或雄浑、或秀丽、或谨巧、或工整。董作宾先生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根据甲骨文的特点找出时代差别，把甲骨文的发展分成五期，即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祖庚、祖甲时期；廪辛、康丁时期；武乙、文丁时期；帝乙、帝辛时期。这在甲骨文分期诸说中最有代表性。在不同时期，甲骨文风格显现出阶段性特征。盘庚至武丁时期，约有百年，笔力粗犷遒劲，结体方整，行款错落有致，代表书家（即贞人）有韦、　永、宾；祖庚至祖甲时期，约有40年，书法谨严，结体整饬，代表书家有旅、大、行、即；廪辛至康丁时期约有40年，款不整齐，书风草率，此期书者都不署名；武乙至文丁时期，约有17年，书法劲峭，行款率意，刀锋劲健，代表书家有狄；帝乙至帝辛时期，约有89年，书法严整有度，锋芒显露，代表书家有泳、黄。

其中，《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大骤风涂牛骨刻辞》等字迹精劲诡异，《鹿顶骨纪事刻辞》等字迹遒美丰腴，饶有笔意，为甲骨文书法中的代表作。在武丁时期的涂朱牛骨刻辞中，我们不仅看到它字形上的美感，还可以从章法上分析其特点。它的中段完整分三段。右边三行为一段，从左到右排列，中间三行为一段，从右到左排列，略高于右边部分，左边部分为一段，从右到左排列，排列时位置更低。这样，在章法上形成了错落有致的感觉。再从局部来看，字与字之间或疏或密，字形上或方或圆，圆处有方势，显瘦劲之美。在笔画上，横竖、斜线交叉十分自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笔画上多有粗细变化，笔意和刀味表现得十分明显。此外，帝乙、帝辛时期的《宰丰骨匕记事刻辞》，按墨书契刻，刻画宽肥，起讫有明显用刀痕迹，为双刀或多刀修刻而成，从中可见同时期金文对甲骨文的影响。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代，甲骨文，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骨版长32.2厘米，宽19.8厘米，正面刻辞100余字，共160余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大骤风涂朱牛骨刻辞》（正面），商，甲骨文，传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卜骨长30.8厘米，宽19厘米，两面刻辞，现存89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宰丰骨匕记事刻辞》，商，骨长27.3厘米，宽3.9厘米，犀牛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西周初期的甲骨文承袭了殷商晚期的风格，从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村、北京市昌平区的白浮、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周遗址发现的西周时期甲骨文来看，笔画更加趋于精致和熟练，起讫更加讲究，有明显的用刀痕迹，有的笔画注意修饰，用双刀或多刀刻成，更加完整和美观。

在青铜器上铸铭文，从商代中后期开始流行，到周代达到高峰。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河南新郑、洛阳，陕西长安、歧山，山西，安徽等地出土了很多重要的青铜器，为研究金文提供了很多实物资料。金文通常记载于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镜、钱币等各种器物上，其中以彝器上的文字最长，这些金文多铸在器物的内部，较长的铭文多见于器物的底部，少数铸在器物的盖和柄上。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除了作为日常所用器具外，多用于祭祀和丧葬仪式。用于饮食起居的为“养器”，用于祭祀的为“礼器”。钟和鼎在周代各种有铭文的铜器中占有重要地位，钟为礼乐之器，鼎为权力象征，故后人又称金文为“钟鼎文”，青铜器又称彝器。金文铸刻文字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凹入的阴文，称为款；另一种是突出的阳文，称为识。因此，青铜器铭文又称“彝器款识”、“钟鼎款识”。

金文和甲骨文在商代同时存在，金文自成体系，不受甲骨文影响。有些金文和陶文，甚至还早于现今发现的甲骨文，如商代早期的铜器《鼂罍》上所刻的类似族徽图腾的文字，比甲骨文更多地表现了原始文字的象形意味。到了商代中晚期，青铜铭文较早期金文字数增多，铭文多达数十字，记录内容多为当时战争、盟约、赏赐和其他社会活动。由于金文多在母范上写刻后浇铸，工艺繁复，其铸造后的笔画特征不同于甲骨文锲刻后形成的方折瘦劲的特征，而是表现为既丰满又柔韧的特点，点画交接处呈点团状，较多地保留了母范上的文字书写笔意。在章法上，铭文行款以竖列直书、自右向左行文最为常见，行款体现了追求统一、对称、变化的意识，比甲骨文更为端庄而稳定，体势恢宏，笔画凝重，形成古朴、典雅的风格，并影响了西周金文。代表作有《后母戊鼎》、《戍嗣子鼎》、《小臣艅尊》、《宰丰卣铭》等。《后母戊鼎》为商代晚期金文，是我国已发现的巨型青铜礼器，1939年在安阳殷墟出土，是商王文丁为祭祀母亲而作的，铭文为大字，“母戊”合成一体，和“后”形成统一的章法，起笔和收笔均成尖锋，形体雄健，笔势均衡。《戍嗣子鼎》为商殷墟晚期金文，195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铭文三行三十字，记载了殷王赏赐戍嗣子贝二十朋。其书挺秀，起讫露锋，偶有肥笔，行间疏密有致，已开西周金文遒劲修美之风。《小臣艅尊》亦是殷墟晚期金文的代表，清道光年间出土，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有录。铭文四行二十七字，记载了帝辛十五年征伐夷方巡省时，赐小臣艅以贝的事迹。用笔遒劲，字形谨严而点画丰腴，为商代晚期金文的代表。

殷商时期除了大量青铜铭文外，还有少量石刻铭文值得注意，如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武丁时期妇好墓石磐刻字有“妊冉入石”字样，笔划纤细，婉转隽秀，为我国石刻文字系统中最早的代表作。此外，墓中玉戈上“卢方”等字、石牛上“后辛”等字亦能代表这一时期刻石的情况。

商末到周初的金文，书写渐趋简化，初期的象形特征逐渐蜕化，点画形成有规律的曲线，在这一变化中逐步形成了“篆引”的秩序，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由于周人对礼制的提倡，使得西周金文数量极多，成为历史上青铜铭文的兴盛时期。

《后母戊方鼎铭》，商，金文，3字，纸本墨拓，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西周前期的金文风格以朴茂凝重、瑰丽沉雄为主要特征，起讫多不露锋，笔画遒劲峻拔，时有肥厚用笔及点团华饰其形，整体上体现出的是线与块面结合的形式美。如西周武王时期的金文《利簋》，点画蕴藉，运笔纯熟，结体大小相依，章法整饬而结构谨严。西周武王时期的金文《何尊》，笔意淳朴凝重，字字缜密，结字随形而异，自然有致，偶尔出现肥笔，多不露锋，为周初金文的典范。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康侯簋》，铭文为大字，笔势波磔、恣肆壮美，为西周金文中的精彩之作。西周康王时期的金文《大盂鼎》，清光绪年间出土。铭文亦为大字，敦厚工整，体势谨严，起止之锐圆因势而异，常有粗画和肥厚的点团出现在字的笔画中，形成特有的节奏感。其点画特征在西周前期较为典型，显示了朴厚的时代风貌，这种粗画和肥厚的点团出现在字的笔画中，形成特有的节奏感。其点画特征在西周前期较为典型，显示了朴厚的时代风貌，这种粗画和肥厚的点团到西周中期逐渐减弱。

《大盂鼎》，西周前期，公元前10世纪初，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相传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于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大盂鼎铭》，金文，19行291字，清光绪年间拓本

西周中期的金文风格由朴茂沉雄变为典雅平和，这一时期的作品用笔柔和而酣畅，笔画圆浑，但装饰意味趋弱，用笔意蕴增强，行款布局疏朗自如。如西周孝王时期的金文《大克鼎》，铭文十八行，铭文前段有阳线格栏，后段格栏制范时被抹去。文字用笔厚重挺健，形体壮实，笔道粗细不一，结字也较灵活舒展。与其相类似的还有《询簋》，都为西周中期大篆的典范。西周恭王时期的金文《墙盘》，铭文十八行，二百八十四字，其书结体均衡，起讫用藏锋，笔画粗细均匀，圆润遒美，行气凝练，笔道均匀而修长，通篇文字横向取齐，整饬而有章法，在此时期的作品中最为典型。此外，如《卫鼎》笔画匀健端正、《曶鼎》工整谨严，也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到了西周晚期，金文趋于成熟，笔画由初期的肥瘦悬殊趋于统一，字形更加自由，风格也呈现多样化，显示了大篆成熟时期的风格特征。如西周厉王时期的金文《簋》，为西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种。铭文十二行，字迹较大，章法整饬，横竖成行贯气，笔画匀圆遒劲，造型优美，为西周晚期大篆代表作。与其相类似的还有西周厉王时期的《簠钟》、《兮甲盘》等。西周厉王时期的金文最著名的是《散氏盘》，它的铭文十九行，共三百五十字，结体横斜多变，取横势，重心较低，粗放厚重，显壮实遒迈之气，后世书家多效之。此外还有《禹鼎》，铭文为二十行，用笔多变，极为率意，结体不工而行气流畅，较有个性。《逨盘》，铭文二十一行，三百七十二字，整饬而不拘，是西周晚期的书法精品。

《大克鼎铭》，西周中期，公元前9世纪初，金文，纸本墨拓，28行290字，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陕西扶风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墙盘铭》，金文，纸本墨拓，18行284字，陕西宝鸡市博物馆藏

《簋铭》，金文，纸本墨拓，12行124字，陕西扶风县博物馆藏

西周宣王时期的金文《毛公鼎》，铭文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字，为目前所见西周金文中最长的铭文。此铭长篇巨制，笔法圆润精严，结体劲瘦，整体浑穆磅礴，为西周晚期金文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与《散氏盘》相反，《毛公鼎》的字型趋长，取纵势，在金文特有的凝重中增添了灵动和活泼的姿态。《大盂鼎》的肥厚笔画和点团在《毛公鼎》中已趋于消失。此期的金文《颂鼎》铭文十五行，其书结体优雅圆润，形式上或整齐或错落，富于变化，同辞的《颂敦》风格相类，都是西周晚期大篆中最为成熟的金文。

《散氏盘铭》，金文，纸本墨拓，19行350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毛公鼎铭》，西周晚期，约公元9世纪末到8世纪初，金文，纸本墨拓，32行497字，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陕西岐县出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虢季子白盘》也为宣王时期的金文，是西周晚期笔画向更简练、流畅方向发展的代表作，其点画优美，行款疏朗空灵，显峻秀之气。作为这一时期大篆的代表，对以后秦系文字书法如《秦公簋》、《石鼓文》等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总的来说，西周初期金文中肥瘦悬殊的笔画和呈方圆形状的团块，在西周晚期已经消失。笔画的形式美变得纯粹起来，文字也向平直线的方向演化，风格上或简远、或峻秀、或浑穆、或庄严，极为丰富。金文发展到西周，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作为后世尊奉的大篆风格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产生了重要影响。

《虢季子白盘铭》，西周，原器高39.5厘米，口长137.2厘米，口宽86.5厘米，重215.5公斤，青铜，传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历史遗迹中，我们发现，这些最早的汉字已经具备了书法形式美和艺术美的基本要素，如刻划书写的笔画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和组合排列上的章法美，以及在书写、刻划和铸造中因诸种因素形成的风格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金文、石刻、简帛书法因书写材料的不同，呈现出绚丽多彩的艺术风格。先秦时已有了刀和毛笔等书写工具，审美视觉中的“刀味”、“笔味”、“金石气”、“篆籀气”等范畴均源于此。

甲骨文、金文和六国文字在广义上我们都称其为“大篆”，狭义上的“大篆”即指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从商到秦统一，汉字的演变表现出由繁到简的趋势，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的金文中，富于纹饰的点画趋于消失，更富于抽象性。至战国中后期，周秦一系文字由大篆演变为小篆，而此时的民间草篆也向古隶发展，大大改变了文字最初的象形性和装饰性，点画更趋于简洁和自由，书法艺术因文字变化而显得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