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采的书风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文字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商周以来的文字，在各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浓厚的地域特征。简、牍、帛等书写材料的使用，也刺激着书写的发展，书体、书风亦随之变化。此时的书法艺术在各系文字发展中显得绚丽多彩。其中，齐系文字、燕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和秦系文字所表现出的书风最为典型，它们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书法成就。

齐国国力强盛，地域广大，齐文化对鲁、邾、倪、滕等小国都有重要影响。春秋早期齐系文字的主要代表如《齐萦姬盤》、《鲁伯愈鬲》等，结体疏朗平整，用笔细劲圆润，承接了西周晚期的金文风格，端庄中不乏灵动之姿。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齐系文字结体逐渐由平整变为颀长，由疏朗变为秀丽，如《齐侯盂》、《陈曼簋》等，书法精劲谨严，结体上多有变化，这标志着齐系文字逐渐摆脱西周晚期书风的影响，开始确立自己的风格。到了战国中晚期，齐系文字的铭文用笔则趋于简率，从流传的陶片文字中可见一斑。

《盛食器》，齐国，陶片，山东临淄出土

燕国国力相对较弱，偏居北方，与中原殊少往还，国内稳定，此系文字呈现出有自身特色的北方风格。春秋时期的燕国礼器如《郾公匜》上的铭文结体疏朗，用笔流畅，字体宛转妩媚而不乏率真；战国早期的《郾侯簋》上的铭文结体方整，朴实谨严，到了战国晚期如《郾王戟》等，用笔简率，呈现出典型的战国书风。

晋国处于中原腹地，文化先进，是周王朝的主要支柱，在文化上则影响着周边的郑、卫、郸、中山等小国。春秋早期的晋系文字如《晋姜鼎》等，古茂典雅，承西周书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晋系文字最典型的是《侯马盟书》。盟书为圭形的玉石片，上有墨书，更多的是朱书，这些朱墨文字，落笔重而起笔轻，侧锋起笔，出锋收笔，结体生动自然，与同时期的金文风格不同。其有强烈的连笔意识和笔画的相互映带，反映了由篆书至隶书演进中书写速度的加快和技巧的纯熟。值得一提的是，春秋中期以来，青铜器盛行繁缛富丽的装饰，文字的形体逐渐变长，出现了一种笔画头尖腹肥、形似蝌蚪的特殊字体——科斗文。战国中晚期的晋系文字的代表有中山王鼎壶等，结体修长隽美，富于美化装饰，笔画纤细犀利，掺入了南方楚系文字鸟篆的风格。

《侯马盟书》，春秋晚期，约公元5世纪，玉质，纵4..8，横4.8，厚0.2厘米，正面书朱色盟誓，辞文9行，背面6行，陕西侯马晋国遗出土，山西省博物馆藏

楚国为南方大国，文化上对南方各国有相当的影响。春秋早期的楚系文字如《楚公家钟》等铭文结体朴肆，行款错落自然，呈纵势。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楚系文字书风发生变化，如《王子午鼎》、《曾侯乙编钟》等上面的笔画屈曲宛转，有轻重徐急的变化。这一时期越国《越王勾践剑》的铭文成纵势，以鸟虫饰文加以组合变形，结体精严，疏密变化有致，富于装饰性，因以鸟、虫二体同铭，习惯上称其为鸟虫篆。除此之外，还有《吴王光桓戈》等铭文以鸟虫篆出现并风靡一时。战国中晚期的楚系文字的结体开始由纵势向横势过渡，这时的楚简墨迹显示出各自的特色，如《信阳长台关楚简》整饬典雅，《包山楚简》秀逸洒脱，《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圆润宛劲，行款匀称。到了战国晚期，楚系文字的铭文用笔开始走向简率，结体开始有向左右开张之势，铭文字形与楚简、楚帛文字相似，活泼生动，如《楚王酓恙鼎铭》。楚国的书法在体系上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战国末期楚国虽被秦所灭，但特有的楚文化对后世影响仍然很大，其文字的独特形态，到汉代依然能见到踪迹。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僻居西土，与关东各国长期隔绝，这种相对闭塞的环境，使秦系文字成为独立的一系，有别于六国各系文字。春秋早期的秦系文字承接了西周晚期的传统，如著名的青铜器《秦公钟》、《秦公鎛》，笔画细匀劲健而趋圆，风格与西周晚期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盤》相似。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秦系文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秦公簋》和《石鼓文》。《秦公簋》中的笔画瘦劲而委婉，完全摆脱了早期金文笔画肥厚的特点，与《石鼓文》相似，有别于春秋时期其他地域的装饰风气。

《楚王酓恙鼎铭》（拓本），战国晚期，天津博物馆藏

石鼓文也是秦系文字刻石的代表。汉代以前的刻石没有固定形制，大抵刻于山崖的平整面或独立的自然石块上，后人将刻字于独立的天然石块称作“碣”，石鼓文即是一件猎碣。唐初在陕西南原西端被发现[6]，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文无年月，唐兰先生认为刻于秦献公十一年（前374），[7]其笔画匀整，结字疏朗，用笔遒朴而有逸气，在这一时期具有典型性。《石鼓文》虽从西周金文发展而来，但不同于西周金文过多的装饰，而呈现出自然、朴质的艺术特征。其行款十分工整，横竖间距大体整齐，体现出稳中有变的特点。清代书家吴昌硕一生取法《石鼓文》，得其古雅的金石书风，为后人推重。

《秦公簋》，金文，纸本墨拓，簋身51字，簋盖54字，簋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甘肃天水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石鼓文》（拓本），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学术界普遍认为《虢季子白盤》、《秦公钟》、《秦公鎛》、《石鼓文》所用的文字为籀文。王国维先生也曾指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8]这说明战国各系文字虽都源于西周文字，但此时只有秦所使用的籀文还比较纯正地保留着西周文字的传统，六国系文字均已发生了变化。《石鼓文》和秦始皇统一后的秦小篆已十分接近。此外，作为历史上曾传承过的秦刻石《诅楚文》，也可与《石鼓文》相互参证，原石虽早佚，但宋人曾摹刻，与《石鼓文》风格较近。1986年，考古学家又在陕西凤翔南秦王陵区发掘出了《秦公大墓石磬刻石》，考古界确定为春秋中晚期秦景公时代的作品，时间要晚于《石鼓文》，其铭文与《石鼓文》相类，而且风格更为委婉畅达。

战国中晚期的秦系文字在青铜器方面的代表有《商殃方升》、《新虎符》等。《商殃方升》虽然书写草率，但基本上仍是承袭《秦公簋》式的书风；《新虎符》则已是臻于成熟的小篆。陶刻方面以《秦封宗邑瓦书》最具代表性，刻瓦书以锋锐的刻器直接刻画而成，行款错落有致，转折以方笔为主，呈一定斜势，在手写体中，《秦封宗邑瓦书》可视为《商殃方升》和《秦诏铭文》之间的秦篆标本。

《诅楚文》，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末，篆书，原石为陕西凤翔出土，明拓《汝帖》本，21行213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综合以上各系文字的地域书风，可以看出：除秦系文字外，春秋早期各系文字书风大体继承和发展了西周晚期的风格，结体一般为方正朴茂。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的各系文字书风逐渐摆脱西周晚期的影响，这时的结体多为颀长秀美，并出现了装饰性较强的鸟虫篆等，战国中晚期的各系文字书风总体走向简率。从上述作品也可以看出，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的战国时期，小篆已是秦通行的字体。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全面推行小篆，所谓“罢其不与秦文合者”[9]，就是指废黜与小篆不合的文字，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各系文字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小篆变为官体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