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最基本、最主要、最直接的思想交流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但是，语言以声音为媒介，通过口、耳相传，往往受到时空的限制。文字通过对语言的记录有效弥补了语言的这一缺憾，从而为人类文明的承传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字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共同使用的文字。即使从已经初步形成体系的甲骨文算起，汉字也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汉字自产生之后，生命力长盛不衰，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流传有绪的文字体系。就汉字所发挥的作用来说，它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渗透进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承载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化解了各个地区的方言分歧，长期负担着占世界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思想和信息交流的使命。在以反对落后、学习先进、变革图强为社会主调的过去一段时间中，人们对汉字的认识曾经一度出现波折。当时的一大批文化先驱在经过中西文化的对比之后，认为国家衰亡、王朝腐朽的根本原因在于旧的文化作祟，而旧文化的顽固则在于汉字。由此，他们提出了改造甚至废止汉字的主张[1]。但在经过短暂的阵痛之后，汉字并没有像原初预料的那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呈现出越加旺盛的生命力。其中的曲折过程使人们重新认识到，汉字本身的科学性、体系性、先进性，以及它和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亲和力、重要性，是其他文字所不能比拟的。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2]与之相近的是，新中国在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经济高速发展的两个三十年之后，也进入了加强文化建设、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阶段[3]。那么，通过汉字来承传、交流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便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华文明产生至今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宏大的时空背景之中，人们根据社会发展和自身需要创造了汉字，使汉字符号诉诸与其他文字不同的表意形态；又时刻适应着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使用，通过一定的物质和技术手段，使汉字表现为不同的字体形态；更将人们对生活的体验、审美的诉求和文化的提升融入其中，使汉字在后来衍生出的书法创作中形成了赏心悦目的艺术形态。在这里，所谓形态，主要是指事物的形状，也指事物的形状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实际姿态。比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曾提及冯绍正“尤善鹰鹘鸡雉，尽其形态，嘴眼脚爪毛彩俱妙”[4]。在这里，鹰、鹘、鸡、雉等禽类当然各自具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形状，否则便失去了其作为自身的可能性。同时，它们又必然在一定的环境中表现出某种姿态，使之以特定的情景进入艺术家的画面。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一概念，是因为汉字并非抽象的、仅仅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而总是在“人”作为汉字使用主体的能动作用下表现为可触及的、可理解的、可掌握的。

不可否认，汉字各个层面的形态在现实中总是被整合为浑然与不可分割，但它们有不同的成因[5]，在具体环境中也各有取舍和侧重[6]，因而，我们有必要对汉字从宏观而至微观的各个层面作出深入的探析，比如，在符号层面，汉字相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字呈现出什么样的性质？“人”基于何种手段使汉字形成具体的符号？如何调整个别的符号使之形成严密的汉字系统？在生成的层面，“人”需要考虑到何种具体的影响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汉字形体发生了何种历时的变化？各种生成手段之间具有何种差异？作为汉字书写的艺术，“人”需要通过何种技术手段使书法表现出何种审美形态？又应该如何继承和发展，以便于汉字更为准确、妥贴、便利的使用？

[1] 这种观点在清末即已形成，当然，其具体主张多有不同，比如，有的以最为激进的态度主张废除汉字，也有的以较为温和的态度主张创造简字、快字或合音字，还有的以较为保守的态度主张在繁体字基础上进行改造、简化。后来，简化逐渐成为汉字改革的主流认识。比如，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第一批简化字表》，又因极大的社会阻力而被迫于次年中止。新中国尽管沿袭了这一思路，但成立了由最初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而至改组后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一系列专门的汉字改革组织，经过长期的酝酿、反复的讨论、科学的论证，有组织、有计划而又相对慎重地颁布了一系列文件。近年来，“简化字”这一概念只在与“繁体字”对照的语境中使用，其他场合则逐渐代之以“规范字”等概念，从侧面反映了国家对汉字使用力求科学、规范、通用的态度。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3—144页。

[3] 比如，2007年，中共十七大深入阐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义；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7年10月，关于“文化自信”的问题被写入中共十九大报告。

[4]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0页。

[5] 一个著名的例证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原书第一》总共使用了十七个“形”字，其中，有指客观物象者，“文字之始，莫不生于象形。物有无形者，不能穷也，故以指事继之。”“象形”是“六书”之一，所“象”之“形”应指文字据以描摹的具体物象或物象组合；也有代文字性质者，“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所重在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即分、篆、隶、行、草，亦声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国之字无义不备，故极繁而条理不可及；外国之字无声不备，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任何一种文字都是音、形、义的统一体，“形”在这里指文字的形体与语言的音、义沟通的渠道；还有称文字构形者，“每字写形，必先左后右”，则超越了任何书体甚至字体风格的限制，表示各个类型的文字构形；更有兼及风格者，“钟鼎所采，自是春秋、战国时各国书体，故诡形奇制，与《苍颉篇》不同也”。即以目前所见而言，战国文字时期各种文字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在于不同载体、不同用途、不同制作方式而造成的风格原因。康氏在论述书法这一以书写汉字为表现形式的艺术时，似乎有意识地取消了书体、字体甚至不同的文字种类等研究层级的界限，也取消了文字的造字理据、构形、风格等研究侧面的限制，还取消了不同用途、材料、意图、制作方法的区别，更取消了书者、刻者艺术水准的评判。

[6] 比如，假使出于交流，只需构形的识别即可；文字学的研究便要诉诸理据；具体使用又需注意到用途、场合等客观因素而产生的字体差异；至于艺术创作，则更强调细微的笔墨形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