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裔美国人与多元文化主义

20世纪50年代前，人们在谈及美国学校中的种族、族裔和宗教时，不会把美国黑人当作谈论的对象。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这种局面被完全打破，黑人学生成为教育多样性的核心问题。[10]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为非裔美国人的发展带来了春天。

非裔美国人在其领导人，如 W.E.B.杜波依斯（W.E.B.DuBois）、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等的带领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1964 年，林登·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签署了《民权法案》。该法案禁止在就业和教育领域的种族歧视，取缔在公共场所，如学校、公交、公园和游泳池等的种族隔离。此外，该法案奠定了《1965年选举权法案》（The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的基础，确保了非裔美国人登记投票的权利。

民权运动带来了非裔美国人的族裔觉醒以及身份认同，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洲中心论”就是在民权运动下得到蓬勃发展的。

（一）“非洲中心论”的主张及其争议

美国非裔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权运动的先驱W.E.B.·杜波依斯1947年的著作《世界与非洲》（The World and Africa）为“非洲中心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黑暗的仙女座星系属于伟大的天国，悬挂在这个备受折磨的世界之上。除了隐藏在她羞愧与暴露下的粗糙、残忍的动机，她的堕落与魅力，黑色非洲的火焰与自由，与其具有无限能力的伴侣亚洲一起，成为孕育人类广袤土壤不可或缺的成分，就这一点看，欧洲不会也不能独立治理病痛的地球。”[11] 另外，“非洲中心”（Afro-centric）这个词也是由杜波依斯在20世纪60年代初创造的，他用这个词描述《非洲百科》（Encyclopedia Africana）的主题，这是他计划创作的以非洲为中心的新作。[12] 此后，这个词就被黑人学者广泛使用。

1969年，黑人组织非洲文化遗产研究学会（African Heritage Studies Association，简写为 AHSA）的创立者们使用“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sm）向受白人支配的非洲研究学会（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提出挑战，要求他们“沿着非洲中心的路线重建非洲历史与文化研究”[13]，也就是从黑人的角度看待事物和信息。

1980年，天普大学非裔美国学系主任莫勒菲·凯特·阿桑特（Molefi Kete Asante）出版《非洲中心论：社会变迁理论》（Afrocentricity：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14]），“非洲中心论”被赋予了现代的意义，也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与争论，将多元文化主义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他认为“非洲中心论”是“一种让非洲人成为历史经验的主体，而不是欧洲边缘客体的观点”[15]。“它将非裔美国人置于分析的中心，以使他们基于历史文化的背景之中。”[16]“‘非洲中心论’ 是指用非洲人的视角来看待各种现象的参考框架。”[17]

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卡特里娜·哈泽德-戈登（Katrina Hazzard-Gordon）指出：“‘非洲中心论’ 赞成一种非洲中心的世界观，试图加入非洲对世界的贡献，与欧洲贡献平起平坐，有时也可能取代欧洲的贡献。它挑战了认为欧洲在艺术、文化、科学、数学、宗教和哲学具有卓越性的西方历史观。”[18]

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和历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froAmerican Life and History）主席小罗伯特·L.哈里斯（Robert L.Harris Jr.）认为：“‘非洲中心论’ 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它是实现多元文化主义，使人们认识、理解并欣赏不同的人在社会文明的发展以及美国的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一种手段。缺乏以不同的文化为中心的观念就无法实现多元文化主义。”“非洲中心论”的意图就是“把黑人公正地安排在人类戏剧的舞台上”[19]。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文学中心主任、美国文学、非裔美国人文学研究专家杰拉尔德·厄利教授（Gerald Early）为“非洲中心论”者们的观点做了总结，他认为“‘非洲中心论’ 不是单一理论，而是有很多种类。尽管种类繁多，但多数 ‘非洲中心论’ 者都普遍持有三种信念。他们相信，为了支持 ‘白人’ 或者 ‘欧式’ 政治和社会霸权，社会学术界的主体明显展示出 ‘白人’ 或 ‘欧式’ 的偏见。他们相信，西方世界遏制了那些推动具有明显非裔或者非欧式不同声音。他们相信，只有当他们能够推翻 ‘白人’ 或者 ‘欧洲中心’ 的知识界预设，只有当他们通过自我创造实现自我意识和表达自己，全世界的黑人才能达到充分的自决，才是完整的人”[20]。

“非洲中心论”强调了文化平等，表达了少数族裔在美国文化这个概念中加入自己文化的要求。但是它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也引起了美国学术界激烈的争论。例如，1954 年，塞内加尔历史学家谢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在《黑人民族与文化》（Nations Nègres et Culture[21]）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非洲中心主义思想，认为人类历史和文明起源于非洲，古埃及人的主体是黑种人，古埃及文明是由黑人创造的。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的英国学者马丁·伯纳尔教授（Martin Bernal）的著作《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22]）力图证明，非洲文明是希腊文明的重要源头；西方文明发展史是近代以来欧洲学者编造的欧洲中心论的神话。“冰人”与“太阳人”理论也是“非洲中心论”的内容之一。纽约城市学院黑人教授莱纳德·杰弗里斯（Leonard Jeffries）认为，欧洲白人是冰人，本质上是追求物质的，他们贪婪、意图去控制别人。非裔血统的人是太阳人，善良、合群。皮肤里较多的黑色素使黑人在智力和体力上都优于白人。[23] 乔治亚州立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非洲中心论”的主要倡导者阿萨·希利阿尔德（Asa Hilliard）认为，西方文明源于非洲，“非洲是数学、科学、哲学、医学和艺术的诞生地，欧洲文明是从非洲偷盗而来”[24]。同时，他们认为，非裔儿童学习“非洲中心论”提倡的内容有助于他们增强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促进他们的学习成绩。这些论断成为一些学者反对、批评“非洲中心论”的理由。

小施莱辛格认为，“冰人和太阳人”“非洲是西方之母”的观点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在“编造神话”，是“坏”的历史，并不是历史的真实面貌。他承认黑人在美国历史上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他理解杜波依斯看了部分白人历史学家污蔑黑人的历史后的愤慨，他认同历史是民族的人格，应该去补救重建，重新展示过去的荣耀和英雄人物。但是，如果盲目地把讲授西方文明看作是文化帝国主义，如果把西方文学经典目录看作是白人权力结构的工具，如果一味强调黑人白人在体能和心理方面的差异，如果认为强迫黑人儿童学习标准英语会加深他们的低下感，如果提倡面对有色种族、有色历史、有色学习和行为方式的教育方针，如果不以事实为依据就称“非洲是西方之母”，如果认为非洲的衰败完全是因为欧洲国家的贪婪和帝国主义的掠夺，那么这就是走向极端的“非洲中心主义”，这是对历史的滥用，甚至已不能被称作历史。因为历史不是歌功颂德的意淫，也不是为了增强某些群体的自豪感。

美国专栏作家、政治分析家莫娜·察仁（Mona Charen）批评“非洲中心论”自相矛盾。它一方面认为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进步都是由非洲祖先带来的，其他族裔在学术领域都应臣服于此；一方面又抨击“起源于非洲”的欧洲和西方文明是“堕落的、侵略性的、无人性的，在每一个方面都劣于非洲文明”[25]。

杰拉尔德·厄利教授讥讽说，“‘非洲中心论’ 者们似乎会觉得如果告诉黑人孩子所有科学都源于非洲，尤其是埃及，那么这些孩子就会对科学产生神奇的反应。”[26] 学者卡洛琳·L.班尼特博士（Carolyn L.Bennett）批评“非洲中心论”是“分离主义运动”（Separatist movement），“‘非洲中心论’ 作为课程行不通，因为它只是安慰剂。它在自己短期、长期能做的事情上对家长们撒谎，在教育是什么、应该涉及什么内容方面误导学生。在课堂践行 ‘非洲中心论’ 就是对学生实施教育虐待”[27]。

一些著名的非裔学者，如普林斯顿大学加纳裔哲学教授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哈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和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都质疑“非洲中心论”在政治、哲学上的有效性。[28]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威尔逊·J.摩西教授（Wilson J.Moses）指出，那些最早公开支持“非洲中心论”观点的学者，如黑人民族主义者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W.E.B.杜波依斯和牙买加裔美国学者、历史学家乔尔·奥古斯都·罗杰斯（Joel Augustus Rogers），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拒绝承认传统欧洲经典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知道在知识方面，欧洲中心论或者“非洲中心论”之间没有必然冲突和固有矛盾。但是现在的“非洲中心论”的哲理则宣称“基于欧洲或者欧裔美国人经历的教育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只有非洲中心的教育理论才能缓和种族主义带给黑人学生的心理影响”[29]。

对这些批评，“非洲中心论”者也提出了反驳。阿桑特强调，“‘非洲中心论’ 不是非洲版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是以白人至上主义为基础，以保护白人在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权益和利益为目的。与欧洲中心论不同，‘非洲中心论’ 不会以贬低其他人的观点为代价允许实施族裔中心论的措施”[30]。“非洲中心论”的中心是指黑人思考问题时要从黑人的角度看待问题，把自己放在语境中心上。

卡特里娜·哈泽德-戈登教授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非洲中心论’不是欧洲中心论的对立面，也并非试图取而代之。其优点在于它不否认别人的位置。立足于无数多种文化和谐共存，这与现实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定位”[31]。

另外，现代“非洲中心论”有了新的发展，阿桑特1991年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中心”指的是一种视角，它把学生置于自己的文化参考框架之内，进而与其他文化视角产生社会、心理上的联系。[32]“‘非洲中心论’ 的倡导者已经转为多元文化主义，呼吁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激进地要求把课程融入这一崭新的视角中。对课程改革的激进倡议引发了白人自由主义者和右翼教育者的反对，而后者一直对 ‘非洲中心论’持有敌意。”[33] 阿桑特宣称，“‘非洲中心论’ 倡导哲学观点无级别的多样化。所有文化中心都必须得到尊重，这是 ‘非洲中心论’ 最基本的目标”[34]。这一转变也加剧了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

（二）“非洲中心论”与多元文化主义

“非洲中心论”是否能与多元文化主义画等号？它与多元文化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非洲中心论”就是多元文化主义。如，小施莱辛格以“非洲中心论”的一些极端见解为由，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者为了彰显种族身份以及种族文化的重要性，往往会刻意创造一些对他们有利的历史。他指出尊崇“非洲中心论”的纽约课程改革特别工作组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欧洲中心论确实损害了少数族裔儿童心理。他们“了解祖先伟大成就可以提高自尊、促使儿童努力学习”的理论依据站不住脚；他们“只有从同族人那里才能获得自豪感和鼓舞”的看法不攻自破，杜波依斯、道格拉斯和艾里森这些伟大的黑人学者都从非黑人那里获得了鼓舞和激励，因为“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领袖，不仅属于自己的种族群体，更属于全人类”。“非洲中心论”偏重各民族的文化教育，改革课程有着较深的政治动机，这样的做法，对黑人的成长有害无益。它只会使黑人孩子“在一个他们必须参与竞争的文化中处于劣势”。因此，他认为接受多元文化主义会使美国社会碎片化、部落化，使美国重回种族隔离。[35]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日裔美国史教授唐纳德·高木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教育被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者们歪曲了，尤其是小施莱辛格，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就是族裔分裂主义。他把多元文化主义与 ‘非洲中心论’画等号，但是 ‘非洲中心论 ’ 不是多元文化主义，而是单一文化主义。小施莱辛格的行为就是把多元文化主义降格到 ‘非洲中心论’ 等所体现出的民族分裂主义（Ethnic Separatism）”[36]。

同样以“非洲中心论”的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为由，美国艺术评论家、作家罗伯特·休斯相信，“‘非洲中心论’ 者们提出的见解不是明智的多元文化主义，而是狭隘的、疯狂争辩的分裂主义”[37]。他说：“‘非洲中心论’ 是想建立分裂主义的历史，并强行灌输给那些年幼不能辩驳的孩子。这些主张就是纯粹的补救历史，具有象征意义：一方面是绝望、沮丧和愤怒的反应，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叛乱所具有的普遍倾向，即为自己的过去编织神话。”[38]

不同学者对“非洲中心论”提出了质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对“非洲中心论”持批评意见的学者仅仅引用了部分“非洲中心论”者的观点，或者仅仅引用报纸等媒体的介绍而不是引用“非洲中心论”代表们的著作，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如“休斯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同样也仅仅是基于狭窄片面的了解。在其著作中，他只引用了迪奥普马丁·伯纳尔教授的观点，并未谈及其他 ‘非洲中心论’ 者们的观点。给人的印象就是 ‘非洲中心论’ 就是 ‘伊斯兰民族’ 和黑人反犹太主义的胡言乱语，如《冰人遗产》（The Iceman Inheritance[39]）和《黑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秘密关系》（The Secret Relationship between Blacks and Jews[40]）”[41]。小施莱辛格也仅仅是引用了《纽约时报》等报刊对“非洲中心论”的介绍，没有深入了解该理论的具体内容。

美国作家、批评家格雷戈里·V.托马斯（Gregory V.Thomas）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对非洲中心论”这种提法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两个词是互补的，而不是对抗的。[42]

被称为“非洲中心论课程之父”的阿桑特本人也认为“‘非洲中心论’ 不是多元文化主义，它只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来源之一。没有 ‘非洲中心论’，非裔美国人就无法把自己的声音加入到多元文化主义之中。‘非洲中心论’ 不会对多元文化主义造成威胁，但是却会对欧洲中心论带来威胁”[43]。他宣称，“‘非洲中心论’ 的观点必然是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启动的踏脚石，因此，真正的多元文化教育必然基于 ‘非洲中心论’ 的倡议。如果跳过这一步，多元文化课程的发展将不会包括任何实质性的非裔美国人的内容，非裔美国儿童将继续迷失在以欧洲为中心的教育框架中”[44]。

2003年，阿桑特在其再版经典之作中为“非洲中心论”下了定义。“‘非洲中心论’ 是一种以非洲兴趣、价值观和视角占主导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非洲中心论’ 是一种分析任何非洲现象时把非洲人民置于中心的理论。因此，在给定情景中试图寻求非洲人的位置，这种方法任何人都有可能掌握。在行为举止方面，‘非洲中心论’ 热衷于把利于非洲意识的事情置于道德行为的核心。‘非洲中心论’ 认为黑（blackness）是一种道德比喻。因此，成为 ‘黑人’ 就要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种族主义、阶级歧视、对同性恋的憎恶、父权制度、虐待儿童、恋童癖以及白人种族主义统治。‘非洲中心论’ 是人类重建的重要内容。”[45] 此“非洲中心论”已非彼“非洲中心论”，它已经上升为包容种族、阶级、妇女、同性恋、儿童的弱势群体中心论。

但是，同样在这本书中，阿桑特又说：“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偏离非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因为人们更多地是对他们生理需要的评价，而不是对他们民族意识教育的评价。”[46] 同时，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即使“非洲中心论”承认同性恋的存在，他也认为同性恋行为不利于国家培养“强大的人”[47]。宣扬可以创造一个所有人平等的美好世界，优于欧洲中心论的“非洲中心论”能否为同性恋者提供一席之地？阿桑特的态度让人对此产生怀疑。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的人道主义者和自由思想家塞翁·M.刘易斯（Seon M.Lewis）也有着同样的质疑。他通过详细论述阿桑特对同性恋的虚伪态度，对“非洲中心论”的一些荒谬之处进行了抨击。[48]

综上所述，“非洲中心论”包括不同种类的内容，有些让人不屑，有些值得赞扬，如果以对“非洲中心论”的片面了解来否定其存在价值确实值得商榷。 “非洲中心论”者们即使不断完善这一理论，仍有弊端。“非洲中心论”并不等同于多元文化主义，它是多元文化主义发展长河中的支流，它的不断发展和演进为多元文化主义补充了新鲜的血液。虽然它的一些看法仍存在争议，但是以“非洲中心论”的一些主张不合理为由批评多元文化主义难免牵强。

以“非洲中心论”为个例，多元文化主义正式展开了美国保护少数族裔特殊权利的篇章。以大学校园为阵地，多元文化主义要求建立与族裔相关的研究。“超过260所的大学提供给予学位的课程项目，如黑人研究（Black Studies，Afro-American Studies），非洲研究（African Studies， African-American Studies）等。费城的天普大学是唯一一所为该领域研究提供博士学位的机构。”[49] 此后，多元文化主义者进一步把非裔美国人的群体权利扩展到其他少数族裔、少数群体的特殊权利。1984年，一项调研显示，“42%的高校提供女性研究的课程，35%的高校提供黑人研究，有24%的高校提供亚裔美国人研究，23%的高校提供西班牙裔美国人研究”[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