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南丝路”的开拓

一 秦汉时期“南丝路”的开启

（一）先秦“南丝路”的开辟

关于“南丝路”的开通时间，现在学者大多追溯至公元前4 世纪。与之相比，他们认为，直至公元前4世纪，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仍未开通，当时中国正值秦灭巴蜀，开通通向云南的五尺道的时候。孔雀王朝时的大臣考提利亚在其著作《治国安邦术》中写道：“桥奢耶和产自支那的成捆的丝”，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解释，据此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绸便输入了印度，[1] 这里成捆的丝，很有可能是由某个事件通过川滇缅印间的陆路辗转到达印度的，所以，早在公元前4 世纪“南丝路”即已开通的观点，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苎麻是古代巴蜀地区的特产，应该在这时已经成为商品了。中原不产苎布，仅有麻布，根据史书记述，苎布已经为巴蜀地区的奴隶主使用，并用其与滇黔地区交换奴隶。据《史记》和《尚书》等史料记载，周王室的奴隶大部分来源于巴蜀、汉中与鄂西的地区江汉流域，由于当时没有设置征税的关卡，商贾得以在四川盆地自由贸易。[2] 先秦时期，这条道路虽然已经存在，但主要是民间自发的商贸交换，所能到达的目的地距离远，规模也相对有限。云贵高原地区大部实行部落酋长制，自由经商活动的空间较为有限，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以贝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也逐步活跃。[3] 周亡秦兴之际，西南地区的楚国、蜀国、巴国、夜郎国、邛国，都已形成“国家”，其附近的民族部落大多处在奴隶社会，相互之间存在商品交换，商品的种类不断增加，如象牙、犀角、珊瑚、珍珠、海贝、香料和藤杖（筇竹杖）等中原珍视的物品，在海运未开通以前，就可能只有这些巴蜀和楚地的商人陆运而来。[4]“蜀布”[5]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曾有记载，“蜀枸酱”[6]则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所记述，可见，蜀布应是当时最主要的交换商品，由此可推测蜀布规模之大、输出时间之早。战国时期，由于受到秦、楚两强国的战略挤压，巴蜀被迫转为向南拓展。相传蜀王子率领蜀人进入今越南北方并建立了国家。

公元前316年，秦国军队南下灭蜀国，之后蜀王又率领部分蜀人继续南下进入沿岷江和横断山区东部边缘，最终到达滇西地区及安宁河流域。后来，由于秦军继续穷追不舍，于是一部分蜀人被迫继续往南迁徙。从成都地区南下的蜀人，散居沿途，他们打通了蜀地至云南的道路，为日后蜀人在这些地区进行商业活动奠定了必要的交通基础。据考古发现，在安宁河流域以及金沙江沿岸地区，有许多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的墓葬和蜀式器物，其中部分器物很可能就是直接从蜀带入的，因此，“南丝路”大致就是由蜀人在战国晚期或稍后时期开通的。[7] 与此同时，在战国后期秦军南下和蜀人被迫南迁之时，其经过的沿途地区也有了初步的道路开凿建设，在秦并巴蜀并设立郡县后，又继续向南大举拓展其统治范围。《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8]《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记载：“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9] 据此可知，秦朝经营管理西南夷地区，并开凿了第一条贯通四川和西南夷的官道，只是此路当时还比较简易。

（二）汉代“南丝路”的开启

汉代，帝国政治、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国家安定，丝绸生产不断扩大，中原和边疆及东西邻邦的丝绸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丝绸贸易对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为了能够开通能直接到达印度乃至中亚地区的商贸道路，汉王朝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

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2 世纪，即西汉初年至东汉灵帝末（189年）的500年间，主要是汉武帝之世（前140年至前87年）变化最大。由于中央政府在古道沿途大规模开凿道路，建立郡县治所，设置各种“南丝路”交通设施，保证了道路的通畅以及信息的传递。当时“南丝路”上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境外和境内两部分，境外主要在蜀地与境外之间进行，境内主要在蜀地与西南夷地区之间进行。汉武帝时期虽然未开通蜀地至印度的通道，却在蜀郡西南，开地千里，将邛都、夜郎、楚、朱提、笮都等部落地区改为郡县，还在“无常处，无君长”的昆明部落设置了榆（今大理）、唐（今永平）两县，后又越过澜沧江在哀牢设立不韦县。[10] 虽“皆因其俗而治之”，但其性质是汉朝官吏入境推行中央政令，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进行直接管辖。汉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设郡管辖，使得汉商能够以上述三县作为其拓展商贸活动的重镇，大量进入哀牢、俅夷地区与印缅商人直接进行商品交换。在与汉朝商人日益频繁的商贸往来中，哀牢夷王于东汉初年请降内附。178 年后，即明帝永平十二年（69 年），朝廷置哀牢地为永昌郡。

事实上，早在滇王垄断西南民族商业活动时期，滇印商路就已存在。《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的“滇越”和“乘象国”[11]，即为滇缅和印缅一带的地方，前者疑指密支那，后者则很可能指阿萨密。这一阶段的“南丝路”当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司马相如建议开辟、司马迁曾经走过的官道，其路线从临邛出发，经火井槽、青衣（今芦山）、徙阳（今始阳）、严道（今荥经），逾邛徕山（今大相岭）、沫水（今大渡河）、阑县（今越西）、灵关（今小相岭）、孙水关（今泸沽），至邛都，再由邛都至会无（今会理）渡金沙江，经秦减（今禄丰）至滇，此条路线史籍有明确的记载；另外还有一条是唐蒙所开的石门道，经朱提（今昭通）、存鄢（今威宁）至夜郎（今曲靖）至滇。两路商人皆从滇池西至榆、唐，渡澜沧江至不韦（永昌郡治），再渡潞江至哀牢（今腾冲）。此时，中原与巴蜀已全面进入封建社会，奴隶贩运量大幅减少，畜力运输日渐兴盛，巴蜀地区生产的蜀布和铜器、铁器大量输入滇、邛等地，兑换山珍海货和牛马，巨商云集于永昌郡，使之成为蜀、巴与印、缅的国际市场交易中心。汉代初年，汉商最前线已到密支那，随着官道的延伸，交易市场的覆盖面越来越深远，短短数十年，巨商集中地便推进到密支那了，[12] 此时“南丝路”的繁盛程度已经不亚于蜚声中外的北方丝绸之路。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丝路”的开拓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央王朝的不断开疆拓土，“南丝路”逐渐发展成型。《华阳国志》中详细记述了当时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设置，以及这一时期的御边戍边政策，包括中央政府同地方郡守、西南各郡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13]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夷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南丝路”上的商品商贸有了一定发展，粗具规模；商贸往来地域比较广泛，商贸商品种类、数量都达到一定程度。[14] 但是，相对而言，西南夷地区资源分布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更加突出，经济、政治和自然条件都限制着“南丝路”的商贸发展。

首先，从发展对外商贸的条件来看，当时云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随畜迁徙”的游牧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广大山区采集业比重也很大，大部分山区少数民族从事原始的刀耕火种，发展商品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和市场微乎其微，完全不具备大规模公开频繁对外商贸的条件。

其次，从商贸形式上看，贡赐商贸占有绝对比重，汉王朝对夜郎、南越对西南夷地区的商贸，也主要是以贡赐商贸形式出现，当时虽已有金属货币和海贝流通，但绝大部分地区仍以物易物，交易形式较原始落后。

最后，从商贸商品的种类看，主要是以作为财富象征和装饰品的宝石、玉石、海贝、珊瑚之类的商贸相对多见，而真正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商贸并不突出，蜀布、筇竹杖并不是一种大规模商贸商品，不具有普遍性。同时，政治上的分裂割据也阻碍了商路商贸的发展，从东汉末年，中国进入了长达三四百年的割据战乱时期，地方豪强势力纷纷崛起，对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形成了直接威胁，地区分裂割据严重，各政权间战乱纷争此起彼伏，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力被大大削弱，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趁机叛乱，阻断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交通，进而造成了这条商路的间歇性中断。[15]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南丝路”的商贸制约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由于历史政权更迭时有间断，但与后世相比，“南丝路”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走向已基本固定，为隋唐时期这条商道的畅通和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丝路”的开发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逐步南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江南地区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南北经济并驾齐驱的局面。

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举家南迁，大批掌握丰富生产经验和先进手工技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南下，他们广泛使用和传播中原先进的生产技艺和文化知识，带动了江南的农业开发，有力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16] 据史料记载，三国时期的孙吴辖区内，“其四野则畛田啜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锦”[17]，已经实现水稻一年两茬，蚕丝一年八茬。长江流域的建康、姑敦一带也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18]。除粮食作物之外，南方的水果种植也有显著发展，左思在其《吴都赋》中写道：“其果则丹橘馀甘、荔枝之林；槟榔无柯，椰叶无阴；龙眼、橄榄、榴御霜，结根比景之阴，列挺衡山之阳。”[19] 在这一时期，南方的茶叶生产快速发展，渐成规模。

由于大批能工巧匠的南渡，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荆州和扬州成为南方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史称“丝绵布之饶，覆衣天下”[20]。

当时的造纸业、冶铁业、造船业和陶瓷业也有相当的发展，麻纸和藤纸流行当下，竹简已经完全被纸代替成为书写工具。江南著名的有梅根、冶塘二冶，是两晋及南北朝宋时南方著名的冶铁中心。造船业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亦颇为发达，所造大船载重达可到两万余斛。制瓷工艺亦颇为发达，青釉瓷上常晕入釉汁，加上酱色釉彩斑，鲜润绚丽。

长江上游以成都为中心的益州，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发展。东晋末年，益州也曾经经历过频繁的政治军事洗刷，刘裕曾经想要派遣军队前往攻打盘踞益州的谯纵，由于当时益州的经济已经衰败，当即有大臣直言劝阻，《宋书·刘敬宣传》记载说：

今往伐蜀，万有余里，溯流天险，动经时岁。若此军直指成都，径禽谯氏者，复是将帅奋威，一快之举耳。然益土荒残，野无青草，成都之内，殆无孑遗。计得彼利，与今行军之费，不足相补也。[21]

东晋南朝占据益州后，由于距离东晋都城建康较远，“虽益州土瑰富，西方之一都焉”，但“方面疆镇，涂出万里，晋世以处武臣。宋世亦以险远，诸王不牧”[22]。这说明，益州社会经济的凋敝，造成其在政治上的地位长期被忽视。到了刘宋政权中后期，益州的人口已经大幅减少，因为人口急剧大规模地下降，才造成僚人大量进入益州，“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在所皆有之”[23]。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阶段，江南的经济状况与秦汉之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长江两岸的太湖流域等地经济发展较快，但内地各地区的发展状态却存在较大差异，以益州为代表的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湖湘地区湘江流域也没能继续两汉时期快速发展的势头，岭南、福建在总体上处于相当落后的水平，江南的广大腹地山区还处于开发初期。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丝路”的拓展

尽管经济重心已经逐步南移，但北方经济在战乱中也有局部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如前秦时期也曾一度出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24] 的繁荣景象。后秦统治者姚兴曾想“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林皆有赋焉”[25]，在众臣极言不宜增加商税时，他坚持“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损有余以裨不足，有何不可”[26]。从姚兴力主提高关津之税这件事来看，从事货物贩卖的境内大商人人数众多。前凉都城姑臧地处中西交通要津，是中亚和西域商人从事商贸来往中原地区必经的中转站。北魏统一北方后，“皇魏桓帝十一年（305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资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27]。由此可知，当时有商人万里跋涉从洛阳去往代北游牧区开展商贸，当时的洛阳城内居住着为数众多“资财巨万”的巨商，其商贸活动覆盖全国。史载：

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一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28]

蜀地在西魏、北周时期被称作“商贩百倍”，不仅国内长途贩运商贸发达，而且和邻近民族地区，甚至更远的异域国家间的长途商品商贸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洛阳伽蓝记》中曾对外来商人记述道：“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29]

在和少数民族的商贸互市方面，北朝时期邻近地区存在着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少数民族政权，《魏书西域传》 《北史西域传》《北史吐谷浑传》《北史库莫奚传》等详细记录了北朝各代政府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发生的不同程度的经济交往。东晋南朝时期，长途贩运商贸更加发达，出现了大批长途贩运商人，《通典·食货典·轻重》中说：

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谷布帛贱，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于京师（建康）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南徐州二百万，各于郡所市来；南荆河州二百万，市丝绵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市米、胡麻；荆州五百万，市绢绵布米。使台传并于所在市易。[30]

南朝方面，经济的发展亦不容小觑。刘宋政权的吴喜将军“货易交关”，史载：

遣部下将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阳或蜀、汉，属托郡县，侵官害民，兴生求利，千端万绪。从西还，大艑小艒，爱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自喜以下，迨至小将，人人重载，莫不兼资。[31]

南齐时，“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32]。南兖州所产食盐“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恒以千计”[33]。南朝《乐府诗集》中有不少诗歌描写了从事商贸活动的男女之间的离别情绪，如《估客乐》：“初发扬州时，船出平津泊。”《那呵滩》：“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弯。”《乌夜啼》：“巴陵三江口，芦荻齐如麻。执手与欢别，痛切当奈何。”同时，这些诗歌还从侧面映照了长江流域商旅货物运输的繁忙。在与亚欧大陆国家的长途商贸方面，北朝与罗马、拜占庭、波斯等国的经济商贸关系非常密切。

相比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途贩运商贸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事贩运商贸的主要人群已经从秦汉时期的大商人，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从汉末开始，国家大大削弱了对商人阶层的打压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因此，各阶层从事商业的人数大大增加，商人阶层急剧扩大、膨胀，从皇室成员、王公贵族到地方官吏，乃至平民百姓，从事商业活动者比比皆是，长途贩运商贸的队伍因此空前壮大。《南齐书·张敬儿传》中即载有“太妃遣使市马，资宝往蜀”[34] 一事，而且说其常常“遣使与蛮中交关”[35]。梁时，武陵王萧纪任益州刺史治蜀长达17年，“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36]，“既东下，黄金一斤为一饼，百饼为簉，至百簉，银五倍之，其他锦罽称是”。[37] 从事长途贩运的普通平民百姓更趋活跃，三国孙吴时期，由于屯田兵民苛租沉重，从事农业劳作辛苦利薄，大批屯田兵民转为经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

不难推测，魏晋南北朝阶段，普遍存在社会各个阶层向商人阶层转化的现象，而且各个阶层的人们在向商人转化的过程中，普遍有人从事长途贩运商贸，而在两汉时期一般只有大商人才从事这种商贸活动。同时，农作物产品成为长途贩运商贸中的主要商品，从而有效推动了农业的商品化，提高了农业商品化程度，在整个商品交易中农产品商贸的地位大幅上升，这也为商业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空间。在汉代，粮食、蔬菜、瓜果等农产品被视为不适于长途贩运的物品，长途贩运的物品主要是便于携带和运输的珍宝和奢侈品，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产品成为长途贩运商贸的主要商品。《宋书》卷6《孝武帝纪》记载刘宋大明八年（464年）诏云：“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38] 关于长途贩卖其他农产品的记录也不在少数，《后汉书》卷82《方术·左慈传》就记录了曹操特别钟爱从四川贩运来的生姜作为佐料，[39] 刘宋在位时将军吴喜及其部下从四川回京时，用船只运载了许多收购的粮食作物以及上万斤干姜，用以投入到京师市场。

长途贩运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长途贩运商贸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人员扩大，涉及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以及贩运寻常化商品等特征，这绝非偶然，与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制度紧密相关。[40] 这一阶段政权更迭不断，社会动荡，整个社会经济不时遭受严重破坏，但是商品经济中的长途贩运商贸却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

首先，在魏晋南北朝长达40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如北部中原地区长期处于破坏、衰落的境况，而河西、陇西、代北、辽东等边远地区却获得了空前的开发和发展，中国南方地区的经济社会也在逐步发展，但是南方各地区在开发过程中也存在着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经济区、以江陵为中心的荆楚经济区、以寿春为中心的淮南经济区、以建康为中心的扬州经济区和以番禺为中心的岭南经济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超出南方的其他地区相当多。因此，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存在着物产丰歉、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普遍不均衡，只有通过区域内大范围的物资调剂和长途贩运，才能有效解决这种地区发展差异，而秦汉时期主要由国家履行物资调拨的功能来进行调剂物资余缺。分裂的政治格局决定了各国政治权力的相对软弱，各国政府常年忙于征战，无暇顾及经济物资的调剂职能，从而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长途贩运商贸获得了发展。

其次，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不断的时期，百姓生活朝不保夕，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生命死亡产生了恐惧心理，对社会未来捉摸不定，对金钱和生活资料的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及时行乐、防患于未然成为当时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在物产匮乏和分配不均的客观现实面前，在人们的渴求心态下，之前被排斥在流通领域之外的农产品大量地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商品，因此，社会上生活资料的商品性能大大增强。所以，一方面，昔日早就存在的满足上层社会需要的珍器重宝等贵重物品的长途贩运商贸依旧存在；另一方面，满足上下阶层人们共同需要的农产品的商品化现象也层出不穷，从而使得长途贩运商贸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并给从事这种商贸的商人带来可观的利润。

再次，魏晋南北朝时期交通的发展，为长途贩运商贸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南方以长江为主干的江河贩运商贸的繁荣，中国北方与中亚、西域以及周边少数民族陆上商贸的进步，均凸显出交通道路和交通运输工具在长途贩运商贸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交通工具方面，在这一时期当属造船业进步最大，最为著名。在水陆交通道路方面，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陆道还是水道，无论是开辟新道还是修复旧道，与两汉相比，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闭塞偏远的西南地区，由于正始“开斜谷旧道”，魏恭帝时又开“通车路”，“至于梁州”，北周保定二年（562年），恢复开通“诸葛亮、桓温旧道”。北齐时，李愍出任南荆州刺史，当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来，旧路断绝，前后刺史皆从间道始得达州。愍勒部曲数千人，径向悬瓠，从比阳复旧道，且战且前三百余里，所经之处，即立邮亭，蛮左大服。”[41] 正是由于水陆交通道路的修复、开通和运输工具的改进，长途贩运商贸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了有利条件。

最后，得益于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为长途贩运业提供了充足的商品来源，同时也产生出巨大的消费市场，为其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和市场保证。这一时期商业城市的发展反映了城乡联系的加强，城乡商业网络开始萌芽，北方人口大量南渡，江南人口骤增，江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中央政权在江南地区新增设置了不少州、县、郡和侨县、侨州、侨郡，同时江南地区开辟了众多内河航道，许多沿水道而形成的渡口、关津、码头迅速发展起来，并且逐步演变成为区域性和商业政治中心城市，与江南地区原有的城市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个城市群，并初步构成了城市网络，出现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以建康为中心的扬州地区、以江陵为中心的荆楚地区、以寿春为中心的淮南地区和以番禺为中心的岭南地区等五个相对独立完全的经济区。

上述四个原因当中有些或刚刚表露尚不明显，有些或存在着区域上的差异，它们的出现和存在是魏晋南北朝长途贩运商贸发展的动力源泉，为“南丝路”的开拓奠定了政策资源和物质基础。到了隋唐两朝，它们以更加耀眼的姿态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