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农业转型：当前问题

农业转型并不是纸上谈兵，是实践中正在发生的重大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后，中国农业便开始逐渐转型[106]。应当承认，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在制度创新、政策突破和市场化推进等综合作用下，取得了世界公认的增长奇迹，不仅一举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农产品短缺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了农民增收，支撑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增长。但是，主要由于整体进入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重要转型期，中国农业也面临了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指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清晰认识中国农业转型的面向与面临问题，为科学制定农业转型相关政策和路径提供重要实践依据。

一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区农业倒退并存的分化发展困境

近年来，国家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不断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遗憾的是，农业发展在步入现代化发展轨道的实践进程中却表现出明显的二元分化态势，未能齐驱并进，以赢利为目标的商品化现代农业和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自给性传统农业在不同区域共同存在。一方面，在一些资源和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农业区域，以土地、资本、技术、生产性服务等为主的生产要素不断集聚，涉及的生产领域也实现了较高的商品率或完全商品化生产。这一较快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不仅加速了农业产业的结构升级，而且也引致了农业产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农业转型在一些传统农区却表现为长时期的阵痛过程，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导致农村老龄化和空心化日趋加重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土地等相关生产要素的合理集中和适度规模经营，相反，大多数传统农区仍然维持着分散的小农户经营状态，甚至部分区域还出现了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粗放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倒退的反向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农区的农业倒退并不是以技术要素的退化作为特征表现，因为在这些区域仍然有大量资本、技术、生产性服务等新的外部要素进入。从而形成了传统农业形态与现代生产性服务要素共存的经济现象。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农业转型的分化态势正是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因此，如何在实现资源和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农业区域转型的同时，也能同步带动传统农区的农业转型，已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关系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整个经济社会结构转变。

二 依托农地经营权流转推动农业转型的不可持续性

不少学者都赋予了农地经营权流转以重大使命，认为通过流转农地经营权有助于优化配置农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107] 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转型的核心措施。[108] 不可否认，从宏观数据来看，农地经营权流转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推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截至2016年6月底，全国家庭承包农地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超过家庭承包经营农地总面积的1/3，约达4.6亿亩。

但是，仔细观察实践发现，依托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农业转型之路已然表现出一系列不适应性。第一，农地经营权流转所形成的规模经营付出了高昂代价。特别是在城郊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及农户投机性行为的增强，农地经营权流转的租金不断高涨，甚至超出了农业生产经营的正常盈利范围，从而成为农产品价格倒挂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这不仅对通过农地经营权流转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更须警惕的是，这也进一步诱致了农业经营主体的非粮化和非农化经营行为。若不能消除农业发展中的这些不良情形，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难以在本质上实现显著变化。[109] 第二，农地经营权流转所形成的规模经营往往具有较明显的短期倾向。由于转让的农地经营权期限一般都较短，且较不稳定，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长期投资预期往往受到较大抑制。故而农业发展容易陷入表面规模化，实际却缺乏长远规划、短期经营倾向较明显的假繁荣困境。[110] 总体来看，部分已有研究夸大了农地经营权流转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并未看到它可能使农业陷入“规模化但短期化、高成本”的发展困境。显然完全依托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农业转型之路并不利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 工商资本农业局限性和小农经营不适应性的双重矛盾

农业经营主体的转型是中国农业转型的最明显表征，既包括农户内部分化而形成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崛起，也包括工商资本等外部经营主体的进入。由于城市工商资本具有较明显的发展优势，如拥有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技术吸纳能力、市场拓展能力和质量控制能力，以及与政府更密切的利益联系等，因此，正在日益成为不同区域农业转型的事实上主导力量。但是，基于利益驱动的工商资本农业在实践发展中也表现出了较明显的局限性和潜在风险。一是工商资本农业难免会对原有小农生产者产生替代作用，使其更难分享农业产业转换和升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二是大多工商资本农业都具有明显的短期化经营倾向，极易引发非农化和非粮化等潜在风险，从而可能放大中国农业发展与转型的不稳定风险。

更关键的是，从中国国情来看，完全寄希望于依托工商资本来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业转型的潜力是十分有限的。截至2016 年年底，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约占农户总数的97%，其所经营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2%。据农业农村部预测，到2050年，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将仍有1亿户左右，其所经营的耕地面积仍将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0%左右。[111] 因此，未来较长时期里，小农户仍是中国农业生产的核心主体，农业转型难以将他们完全排除在外。

然而，必须承认，中国小农户具有诸如经营规模小、地块分散、交易成本高、技术进步动力不足等缺陷。因此，小农户自我应对农业转型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小农户依靠自我积累来推动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和发展合作经营的进展也非常迟缓，他们对农业产业的扩张能力和带动能力都明显不足。

故而，在小农经营不适应性和工商资本农业局限性的双重矛盾困境下，如何加快提升小农户的经营能力以适应现代农业建设的发展需要，如何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推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等都是必须攻克的重大难题。

四 资源环境超载与低效利用的长期性矛盾不断加剧

近年来，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背后也付出了非常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突出表现在耕地和水资源过度利用、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生态系统退化等方面。长期以来，在“重视产品产出、忽视成本核算，特别是自然资源成本核算”的价值观作用下，中国农业生产中往往大肥大药。相较于2004 年，2015 年的中国粮食产量虽然增加了44.3%，但与此同时，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等也分别增加了14.0%、36.5%、85.0%。[112] 特别是，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已高达21.9公斤，远高于世界8公斤的平均水平。这些不仅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还导致了农业资源环境严重超载、食品安全等问题频发。

更关键的是，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业资源要素的低效利用状况并未得到同步有效转型。具体来看，三大粮食作物的氮肥、磷肥、钾肥的利用率仅为33%、24%、42%。[113] 这不仅严重浪费了资源要素，而且，因为长期过度使用各种化肥，还导致土壤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致使中国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平均不到1%。

因此，必须改变当前资源环境超载与低效利用的现状，转变农业可持续发展观，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