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聊斋志异》“梅译本”的得失及引发的思考

在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中，典籍外译是颇值得探讨的话题。典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借助于外语将中国典籍传播出去，无疑是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一条重要路径。但具体至如何将典籍迻译为外文的问题上，学界依然存在一些分歧。细辨之下，此类分歧多集中于“谁来策划？谁来翻译？谁来出版？”三个涉及典籍外译内在理路与外在操作的核心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末，外文出版社所推之《聊斋志异》美国汉学家梅丹理（Denis C.Mair）与梅维恒（Victor H.Mair）英文节译本（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1989；以下简称“梅译本”）是“走出去”的一种尝试。目前国内学界多由翻译技巧与策略等层面对梅译本加以探究，本书则由实证角度出发，考察该译本在西方读者中的反应，进而由策划、翻译及出版三个维度探析其未能成功“走出去”的缘由，进一步厘清典籍外译的思路与举措。

一 海外读者反应平平

文化“走出去”首先需要澄清一个认识误区，即以为只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学与文化便“走出去”了。“由于不重视如何让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文化典籍在译入语环境中被接受、被传播、并产生影响的问题，我们的外译行为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21] 可见，中国文化是否“走出去”，须将国外的接受情况作为关键性指标加以考量。20世纪80年代末，外文出版社推出了一部由美国译者梅丹理与梅维恒合译的《聊斋志异》英译选本，共迻译《考城隍》《画壁》《偷桃》《种梨》等51 篇聊斋故事。[22] 但若由实证角度盘点梅译本在海外的接受与反应，情况却不容乐观。

首先，据笔者近年来实时跟踪检索发现，梅译本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以及怀德纳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大学图书馆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图书馆确也被收藏，但其在馆状态（Status），基本处于“Not Checked Out”（未借出）。

其次，在西方知名的购书网站亚马逊（Amazon）网页上输入梅译本英文标题“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发现当前在该网站售卖的是外文出版社1996年推出的再版本，但引以为憾的是，时隔近二十载竟无任何一条读者评论。[23] 然相较之下，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于21世纪初由企鹅出版社刊行的《聊斋志异》译本（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2006）却拥有20余条读者评论，且基本给闵译本以最高级别的五星级评价。[24]

最后，梅译本在1989年首次出版后，先后又由外文出版社于1991年、1996年、2000年三次再版，并分别于2001年、2004年被录入外文出版社编辑刊行的《经典回声》系列丛书，[25] 但却从未在海外的任何一家出版社有过再版。即是说，梅译本虽有再版，但基本囿于国内市场，一直未曾通过转让版权和合作出版的方式进入国外主流发行渠道，美英上述图书馆所收藏者也基本是1989年的初版。

由以上三点，我们大可断定《聊斋志异》梅译本并未在海外读者中产生太大影响。典籍外译的终极诉求无疑是将中国文化推出国门，进而赢得国外读者的理解与认同。但梅译本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由此成为中国典籍外译史上并不成功之个案，其中缘由颇值得探寻。

二 出版策划的偏差

外文出版社作为我国主要的对外出版机构，成立于1952年。成立之初，除以多种文字出版中央领导人著作、政策文件外，亦尝试选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可以说，外文社在成立不久后便对古典名著《聊斋志异》抱以兴趣。1957年，外文出版社推出了聊斋故事《画皮》（The Painted Skin），译者为于范琴（Yu Fan Qin），并有插图，共40页。[26]

1978年改革开放后，外文出版社的出版方针也随之调整，将出书重点放在编译出版介绍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的书籍上，出书范围亦随之扩大，增加了中国基本情况、中国传统文化等类图书。《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自然成为外文出版社向海外推介中国文化的重要选择。

为保证翻译质量，外文出版社延聘外籍专家担任译笔。20世纪80年代，作为《聊斋志异》英译选本的译者，梅丹理与梅维恒便是外文出版社延聘来合作翻译《聊斋志异》的两位美国专家。但是作为专家的梅丹理与梅维恒也仅仅是承担了翻译任务而已，在英译本《聊斋志异》的前期策划上没有任何主动权。整个翻译的策划，是外文出版一手包办，而责成两位美国专家在一个被规约好的底本上进行的。这一点，我们似可由该译本一份不起眼的中文版权页上得到确证。

由此似可以推断，外文出版社计划翻译出版《聊斋志异》英译本，于是授意王、刘、曾三位中国学者编选并注释出该《聊斋志异》译本中的51篇故事，抑或是看中了三位先生已选注完毕的选本，外文出版社以之为底本交由梅丹理与梅维恒两位美国专家加以翻译。所选翻译篇目显然是中方意志的结果，具体是否切合英语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审美趣味，恐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我们若将梅译本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译本、闵福德译本选目加以比照，不难发见：梅译本中仅《考城隍》《画壁》《偷桃》《种梨》《劳山道士》《娇娜》《妖术》《画皮》《婴宁》《聂小倩》《地震》《莲花公主》12篇是同时与翟理斯译本与闵福德译本选目重合的，重合率仅占梅译本51 篇故事的23.5%。而翟理斯译本与闵福德译本在英语世界颇受欢迎，其中翟理斯译本自1880年刊行以来，先后再版20余次。作为西方译者，自然更为知晓西方历史语境中读者的阅读趣味，自主选择篇目加以迻译无疑是翟理斯译本成功的一大关键。

此外，再观外文社所认同的王起等人的编选原则。王起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便着手于聊斋若干篇目的评注工作。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中山大学中文系《聊斋志异》选评小组评注”的名义出版《评注聊斋志异选》，其中评注55篇聊斋故事，而这其中的26篇又赫然出现在梅丹理与梅维恒的选译本中，占到该译本篇目的近半数。而具体到此类故事的选取原则与评价标准，《评注聊斋志异选·前言》曾如此言说：“如果我们能够贯彻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指示，坚持用马克思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阅读它，评价它，那么，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封建社会的认识。”[27] 以此选编与评价标准为指引，梅氏译本能否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结果是可想而知了。[28]

三 译者人选不当

就梅丹理与梅维恒两位译者的学术背景来看，对于翻译古典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来说恐并非是最佳人选。由互联网检索，不难得知：梅丹理，美国诗人与翻译家，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中文硕士学位。为《台湾前沿诗选》的合译者，亦是《当代中文诗歌选》的主要译者。梅维恒，知名汉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研究范围领域涉及敦煌通俗文学、中国白话小说以及表演艺术。

对所翻译文本的研究，加之对原语文化的认知和了悟会直接影响到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发挥。而梅丹理与梅维恒两位译者，前者的成就主要集中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后者的研究专长则在中国佛经文学和白话小说。两位均不曾有《聊斋志异》方面的学术成果。未曾对翻译对象励精潜思，便贸然下笔，其译文质量可想而知。细按之，梅译本的失误集中于两点，包括文化负载词的误译与对原文文风的背离。

就文化负载词而言，比如，《凤仙》故事中书生刘赤水娶到了狐仙三姐妹中最为貌美的凤仙姑娘，蒲松龄借故事中人物丁郎之口加以评论，说此乃“但南阳三葛，君得其龙”。在此梅丹理与梅维恒将“但南阳三葛，君得其龙”直译为“After all，of the three Zhuges of Nanyang，you got the dragon”[29]，这样直译显然是不合宜的。

由表层意观之，三葛，即三国时期诸葛三兄弟。就才能而论，与分别仕吴、魏的两个兄弟相比，诸葛亮是龙，而他们则是虎与狗。“龙”比喻杰出者，故而蒲松龄在此实际上是意指“皮氏三姐妹，你（刘赤水）娶到的是其中最美的女子”。而梅丹理与梅维恒在翻译原文相应注释时，虽将原语中所含的“三葛”这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但并未能解释清楚“龙”的隐喻义；[30] 且将“龙”对译为西方文化中的“dragon”，非但未能准确传达“最美之女子”之意，反而令译语读者因“dragon”所含负面信息而导致误读，因为在西方文化中“dragon”常意味着“凶狠恶毒”，若用以指代女性，类似于汉语中所谓的“母老虎、母夜叉”。

同样的失误出现在翻译《于去恶》中“略举一二人，大概可知，乐正师旷、司库和峤是也”一句，梅氏直接译为“The blind music master Shi Kuang and Treasurer He Qiao are two of them”[31]，未添加任何注解，未能将蒲松龄原本想要表达的考官如“瞎眼的师旷和贪财的和峤”之意表达出，如此必定会使译语读者不得其门，达不到传意效果。“师旷、和峤”在此是一种借喻手法。师旷，春秋时晋国的乐师，生而目盲。和峤，晋人，家极富而性至吝，有钱癖。此二人，一者瞎眼，一者爱钱，由他们做试官，必然是盲目评文或贪财受贿。

另外，在对《聊斋志异》文风的把握上，梅译本亦是存在纰漏的。德国布罗克豪斯大百科全书称聊斋“文字简洁而优美”[32]，此确是聊斋叙事的一大特色。如《偷桃》开篇讲述作者赴济南府赶考巧遇春节，以及山东旧俗于立春前一日的迎春活动。

原文用言极为精炼，仅28 字：“童时赴郡试，值春节。旧例，先一日，各行商贾，彩楼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

梅氏将之译作：

When young I went to the prefectural seat to take an examination and happened to be there on Spring Festival（Spring Begins）.According to custom，on the eve of this day all the shopkeepers decorated their storefronts and organized a musical procession that went through town to the yamen of the provincial treasury.This was called the“Spring Performance”.[33]

蒲松龄原文用语洗练，不作局部雕饰，文气流畅，一贯至底。而梅氏译文长度大约60 个单词，且用“and”“that”此类的并列句和复合句，以致行文凝滞，读来不够晓畅。其中缘由似可归结为对文化负载词的误读。比如，“彩楼”一词在汉语中指的是“用彩色绸帛结扎的棚架。一般用于祝贺节日盛典喜庆之事”，而梅氏误译为“all the shopkeepers decorated their storefronts”（商人装饰铺面）。而由句法分析可知，“彩楼”与“鼓吹”在原文中作“赴藩司”之状语；而梅氏由于对“彩楼”一词的误读，在译文中将之与“鼓吹”处理为两个并列谓语，实属冗赘，进则又缀以“that”从句，更失之洗练。[34]

由以上两点可见，梅丹理与梅维恒并非《聊斋志异》英译最佳人选，其对于原文悟入不够，此一方面体现在对于原文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单纯直译，未能做出正确的理解和传达，以致引起西方读者误解或不解；另一方面，对原文之文风不加细研，便凿空强作，导致译文文句涩滞不畅。

四 引发的思考

作为由外文出版社策划出版，旨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梅丹理与梅维恒《聊斋志异》选译本并未实现其预期目标。在前期策划方面存在失误，没有充分考量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而选用由中国学者选定的聊斋篇目作为翻译底本；在后续翻译工作中译者选人不当，延请缺乏聊斋学术背景的美国译者，以致难以保证译文质量。这一译例作为中国典籍外译史上的败笔之作，对于当下的典籍外译不无启示意义。

第一，在典籍外译进程中官方色彩不宜过浓。梅丹理与梅维恒的《聊斋志异》译本是由中国外文出版社策划与出版，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发行的。如前所表，外文出版社又是中国外文局的成员单位。中国外文局，据其官网，全称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又称中国国际出版集团（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CIPG），为中央所属事业单位，是承担党和国家书、刊、网络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颇具官方色彩。在政府主导下的文化“走出去”往往流露出某些意识形态性，引发西方世界的反弹与拒斥，因此这需要官方态度更加开放与开明，要把图书策划、翻译与出版的主动权交由中国学者与西方的汉学家完成。

第二，不要想当然地请几个所谓国内专家拟定一份翻译书单或选定某些翻译篇目。因为我们认为的经典，不一定在西方人看来也是经典，反之亦然。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中国最早传播到欧洲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小说，并非四大名著，而是诸如“才子佳人”式的《好逑传》《玉娇梨》之类的通俗小说。[35] 所以某种程度上还要尊重译入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审美情趣，让西方汉学家自主选择书目或者某些篇目加以迻译，作为中方则可以在策划、翻译与出版等事项上提供一定的经费资助予以激励。

第三，资助西方汉学家自主选择中国文化典籍加以迻译，对于专家的人选要审慎甄别。译者最好也是学者，聘请的国外翻译专家应该是在该领域颇有专长和一定学术积淀的学者。梅丹理与梅维恒在中国文化其他领域确也有所建树，但是在所翻译对象《聊斋志异》上却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以致其翻译质量大打折扣。而另一位译者闵福德翻译聊斋便是以学者的研究姿态对先前聊斋译作和研究撰述遍考精取，积十余年之功方告罄，与先前译本（文）相较，闵福德译本呈现出鲜明的研究型姿态，非但翻译并注释了蒲松龄的“自序”，为聊斋中出现的某些疑难术语配制了“词汇表”，详致列出了近80条中西文聊斋译介与研究成果作为参考文献，而且以60余页的篇幅为所译各故事做了注释。正因对《聊斋志异》及相关译介与研究全面而深入的认知，闵福德深谙聊斋之三昧，译文呈示出先前聊斋译作所不曾探及的某些深层次意蕴，赢得西方著名的企鹅出版社的青睐和西方读者的欢迎。

第四，在出版发行上可以中外合作，或者直接放手给国外出版机构。梅氏的聊斋译本原是推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种举措，但由于中西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种种分歧，以及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偏见，中国本土出版社推出的译本很难得到国外读者的认可。为了易于被国外读者认同和接纳，我们在典籍外译的出版方面，最好考虑与海外出版社合作或者直接交由海外的出版社出版发行。比如在2012年，外文出版社与瑞士天平出版社达成合作出版《聊斋志异》汉德对照版的意向，[36]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抑或可以更进一步，资助国外汉学家自行选择国外著名的出版社，以更好地让外译作品进入国外主流发行渠道。闵福德所翻译的聊斋译本则是直接由世界知名的企鹅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由埃伦·雷恩（Allen Lane）于1935年创建的企鹅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出版企业之一。企鹅集团完全以商业运作模式策划与出版图书，而其推出的企鹅经典系列丛书更是在英国、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印度、南非、韩国等国以各种版本出版发行，所选丛书均为西方评论家公认的经典之作。[37] 在世界大型的图书阅读网站“Good reads”上，有西方读者对闵福德聊斋译本的评论时便凸显出版社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企鹅经典系列丛书，所以吸引了我”（the fact that this is a Penguin classic，attracted me）。[38] 两相比照，可见出版社的选择对于典籍外译的重要影响。

总之，由梅丹理与梅维恒《聊斋志异》选译本的海外不太理想的命运，以及个中缘由的探究，似可以指出典籍外译策划、翻译与出版的主动权最好交由中国学者与海外的汉学家合作完成。由汉学家依据西方当下的文化语境与读者的审美趣味而自主择选翻译的书目或者篇目，进而自行与西方主流出版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而中国方面多以学术机构或民间组织的名义设立翻译基金，鼓励有资质的海外汉学家参加翻译项目竞标，进而召集中西学者，从严甄选相关申报者的学术背景与翻译资历，决定资助对象与相关翻译项目。由此似可以更为有效地推动典籍外译，真正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