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风化雨：英美汉学家的《聊斋志异》译介

在《聊斋志异》，或者说中国古典小说的西传史上，西方汉学家无疑是先锋者和引路人。虽然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多着意于中国经籍，比如意大利人利玛窦便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本国。后比利时来华传教士金尼阁亦曾将五书译为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其他，如意大利人殷铎泽与葡萄牙人郭纳爵合译《大学》和《论语》，殷铎泽翻译《中庸》，而柏应理《中国的哲学家孔子》则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之作。但是自康熙以降，来华传教士以法国人居多，尤以路易十四所派遣考察团，为一时之佼佼者。他们肩负传教与科学及艺术考察的使命，开始将视野拓展至经籍之外的中国文学作品，如白晋等之后的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等人则在中国文学西传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马若瑟于1698年随白晋来华，先后翻译了多种中国诗歌、小说、元曲选集，其中尤以《赵氏孤儿》在欧洲影响最大。而后，法国汉学家雷慕萨于1826年完成了《玉娇梨》的法译，儒莲不但重新翻译了《赵氏孤儿》（1834），还向西方翻译介绍了被称为“才子佳人”的话本小说，如《白蛇精传》（1834）、《平山冷燕》（1860）。[1] 这一时期，英国汉学家也跃跃欲试，托马斯·珀西所编译的《好逑传》于1761年在伦敦问世，旋即引发西方汉学界的注意；德庇时亦翻译了《好逑传》（1829）。这些中国文学作品的西传，在欧洲引起了黑格尔、歌德、席勒等人的关注。欧洲汉学家在这一阶段开始关注中国小说，似乎正如英国汉学家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在其选译的《今古奇观》（Ancient and Modern Wonderful Tales）序言中所言，其之所以选译《宋金郎团圆破毡笠》（The Affectionate Pair；or，The History of Sung-kin），并非是因为其中包含任何重要的主题，而是对于那些意欲了解中国风俗习惯的人们来说，或许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向欧洲展现的是中国人并不缺乏仁慈（benevolence）、同情（sympathy）和爱（love）这些细微的情感。[2] 至于《聊斋志异》在英国的传播，这一时期也不乏单篇译文，但因为旷日久远，佐证材料不全，目前笔者尚不能考证其最初的译者与出处。真正在英语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自然还属翟理斯的译本，以及后来闵福德的译本。至于美国汉学家梅丹理与梅维恒的译本，因为特殊的生产机制，也是非常值得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