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刻研究的历史与本书的新视角_宋代石刻功能的多元透视与文学个案分析-QQ阅读男生玄幻网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三石刻研究的历史与本书的新视角

作为古代文化重要载体的石刻资料，早已为前人所重视，并加以辑录、考订、鉴赏和研究。《史记》即载有秦始皇刻石，《隋书·经籍志》有《碑集》二十九卷，《杂碑集》二十二卷。又有《荆州杂碑》《雍州杂碑》等书，后魏郦道元注《水经》载录碑刻270余种[110]，但直至宋代，金石研究方才蔚为大观，走向成熟。从宋代金石学的诞生到清代金石学的复兴，虽然有鼎盛衰落之变，但也可谓代不乏人，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宋代金石学的诞生与成熟期

有宋一代对古代石刻的收录和研究已成专门之学，成就最大的是录目与跋尾一类研究。这方面的开山者为欧阳修《集古录》，其《集古录跋尾》十卷，共收录石刻题跋近400条。此后赵明诚的《金石录》收石刻1900余种，跋尾502篇，成为一代大家。其体例皆是先录目，然后就石刻内容加以考索研究，或考相关史事，或评世论人，或论文字音韵，均写出跋尾，辑录成书。黄伯思《东观余论》、董逌《广川书跋》亦多为石刻考证与跋尾。其他录目著作流传下来的还有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陈思的《宝刻丛编》、无名氏的《宝刻类编》等。

宋代石刻研究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出现了全部移录石刻原文，并且予以释读考证的专门著作，如洪适的《隶释》及《隶续》。此外还有专门辨识金石文字的字书，如刘球《隶韵》和娄机《汉隶字源》等。陆和九《中国金石学》一书，将金石研究方法概括为四种：“目录之学”“图谱之学”“考据之学”“校勘之学”。朱剑心《金石学》则从古代学者的研究方法中总结出十七种义例，如“存目”“跋尾”“录文”“图像”“摹字”“释音”等。可以说石刻研究的这些基本方法多数在宋代都已产生，并对后世石刻著录与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元明衰歇期

元明两代是石刻研究比较衰弱的时期，但在研究方法上亦有新的发展。元代葛逻禄廼贤的《河朔访古记》注重对古代遗址的调查，并结合文献记载加以考订，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较重要的著作。元吾丘衍《周秦刻石释音》别开释音一类。明代赵崡的《石墨镌华》模仿《集古录》，且收入金、元两代石刻，打破了以往仅收录至宋代为止的传统格局。都穆的《金薤琳瑯》则录原文并作考证跋尾，较欧赵之书体例更佳。陶宗仪《古刻类抄》则全部录写原文，记载了大量已经毁失的碑刻。尤其是潘昂霄的《金石例》，该书十卷，“一卷至五卷述铭志之始，于品级、茔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庙、赐碑之制，一一详考。六卷至八卷述唐韩愈所撰碑志，以为括例……九卷则杂论文体，十卷则史院凡例”[111]。此书虽专为碑志文及史院常用文标例，但也关涉碑志文的创作，而卷九则更涉及一般文章写作理论，对后世碑志文的撰写有重要影响。此后遂形成研究金石文例的一个系列，如明王行《墓铭举例》四卷，清黄宗羲《金石要例》一卷，梁玉绳《志铭广例》二卷，等等。

（三）清代金石学全盛时期

清代乾隆年以前，石刻研究及著录尚不十分发达，重要著作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石经考》，万斯同《汉魏石经考》《唐宋石经考》及朱彝尊在《曝书亭集》《经义考》等著作中有关石刻的考证。其后金石研究者人数众多，著作鼎盛。大致可分为四大门类：（1）石刻编目。如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文字目》及《续目》，缪荃荪的《艺风堂所藏金石目录》，嘉庆年间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集其大成。（2）石刻的题跋与考证。清代乾嘉学派在石刻材料的题跋考证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尤其在利用石刻文字订经证史方面收获甚丰。如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的内容则更为广博，涉及经学、史学、训诂、音韵等众多方面。此外武亿《授堂金石跋》、严可均《铁桥金石跋》、王澍《虚舟题跋》、《题跋原》、叶奕苞《金石录补》等也比较突出。另外，清人还留下了大量考证某一种或一批石刻的专著，如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顾炎武《石经考》、杭世骏《石经考异》、刘凝《周宣王石鼓文定本》、阮元《华山碑考》等。还有些著作专门考释石刻文字，如赵之谦《六朝别字记》、罗振玉《碑别字》等。（3）石刻的地方志汇录。清代不仅在大型的省志、府志、县志中设有金石志，还专门单独编写金石志。如阮元《两浙金石志》、毕沅《中州金石记》、翁方纲《粤东金石略》、李遇孙《栝苍金石志》、武亿《安阳县金石录》等。（4）石刻综合研究。清末叶昌炽《语石》一书从石刻本身的形制、铭文格式、摹拓编目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研究，是一部石刻通论性著作，表明对石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而王昶的《金石萃编》中《总论北朝造像》等章节也是综合性的论述。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则是清代金石学的最后一部巨著。

（四）近代金石研究的新变期

随着近代西方考古学的传入，传统金石学亦产生了新变，其标志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运用。但近代学者对石刻的利用仍然多在经学与史学、考古学等方面，即以金石考经证史，诚如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所云：“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112]近代学者以金石考订经史，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如王国维先生运用吉金文字对商代帝系的考订；陈寅恪先生利用碑刻资料研究白居易的先世、李德裕的晚年生活及子嗣、李唐之祖籍与氏族等问题，均得出了确凿的新结论；岑仲勉先生以贞石证史，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研究者则开始对石刻资料作综合性的研究，从婚葬习俗、山岳崇拜、历史地理、交通运输、科举教育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探索，也取得了许多成果[113]，但参入研究者仍以史学、考古学等专业的学者为主。

金石产生伊始即与文学、文章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代金石研究者对石刻与文学之关系亦有所论述，他们的评论大致涉及以下方面。

其一，金石文与后世文章的体制、渊源关系。如龚自珍在《商周彝器文录绪言》中说：“三代以上，无文章之士，而有群史之官。群史之官之职，以文字刻之宗彝，大抵为有土之孝孙使祝嘏告孝慈之言，文章亦莫大乎是。是又宜为文章家祖。”[114]这是将宗彝金石之文视为一切文章的源头。而黄公渚在《周秦金石文选绪言》中认为，“周秦金石诸作，上接典谟雅颂之绪，下导两汉碑刻之先”，其《两汉金石文选绪言》云：“金石之文，实为史汉之祖；司马班范之作，并皆取法于金石者也。”[115]近代金石学家陆和九亦云：“金石文字在文学上亦占有重要之位置。秦刻六石，纪功颂德之滥觞；蔡撰诸碑，铭幽诔善之初桄；地莂地券，开合同契约之先河；题记题名，创赞序诗词之异制。颂称之文勒于钟鼎，吉祥之语见于洗铃。采辑成帙亦艺苑之别开生面也。”[116]这些论述着眼于三代两汉，都很精要。

其二，金石文的体制与风格特点：吴闿生《汉碑文范》序言中云：“文章之事，以金石为最重，其体亦最难……秦皇倔起，褒功立石，皆丞相斯为之，原本雅颂，一变而为金石之体。法律森严，足以范围百世……继斯而作者，则孟坚《燕然山铭》。皆轩天拔地，壁立万仞。岂独二子才雄，抑金石之作，其道固如是也。”[117]黄公渚在《两汉金石文选评注·绪言》中也认为金石文作者要有“金玉黻黼之才”“浑浑灏灏之气”，下笔时“必有空前绝后之想”，这样才能写出“字皆有律有度，辞皆有伦有脊；可以动天地，泣鬼神”的文字。[118]王昶在《金石萃编》的序言中也指出金石文字往往“环伟怪丽，人世所罕见”。[119]这些论述已经基本揭示了金石文的独特风格及其富于阳刚气质的美学特征。

其三，石刻与文学传播的关系，如叶昌炽《语石》云：“被于碑者皆文也。传记志状箴铭颂赞之类，文之中有事在，不徒以其文也。或出自释子，或村塾陋儒之笔，鄙僿荒诞，又不足以言文。若夫柳州钴鉧潭八记，其地在零陵，而蜀刻之。……元次山《中兴颂》美唐德也，宋时一刻于剑州，再刻于资州。吕昌彦所刻杜子美《白水诗》，若此类不可谓非重其文矣。”[120]

其四，石刻存文存人及校勘之功用。《语石》云：“大抵石刻诗篇，颇有世所不恒见，可以补历朝诗选之缺。”又云：“余所见石刻赋，惟楼异《嵩山三十六峰赋》……易祓《真仙岩赋》，在融县；梁安世《乳床赋》，在临桂之龙隐岩。此三人皆无集行世，赋选亦不收，赖石刻以传耳。”[121]而石刻在校勘诗词文字上的作用更为历代学者所肯定，例证极多，此不赘述。此外还有些评论则涉及作品的创作、修改等方面的问题。例如费衮就曾在《梁溪漫志》中引用了两篇苏东坡文章的蜀中石刻文字稿，认为“玩味之，可发学者文思”[122]。以上这些评述多为零星的随感式的评论，对石刻与文学之关系并无系统全面的阐述。

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界对石刻做专门研究者仍然很少，但对石刻资料的重视与利用已经远超前人，傅璇琮先生指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建国以来的考古成果，从文学研究角度来从事考古成果的分析研究，开辟一门文学考古学。”[123]这里的考古成果自然包括石刻资料。而戴伟华、韩理洲、陈尚君、程章灿、胡可先诸先生曾就石刻资料与文学研究进行过专题性或综合性的论述。[124]诸家所论主要集中在文献学、考据学与文学史研究三大方面。从文献学角度而言，石刻资料在文学作品的辑佚、校勘、作家本集的整理中有重要价值；从考据学而言，石刻一直是作家世系、家世、生平、仕履考证的重要材料；而从文学史研究来看，新出石刻材料对文学史上的一些文学人物、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时有披露，对揭示与文学相关的社会习尚与社会文化背景，加深对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的理解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对开拓文学研究的领域有重要意义。例如上述陈尚君文中引墓志材料对玄宗朝政治与文学的论述，胡可先文中论及的墓志对牛李党争的揭示、对唐代避家讳的证实，皆是较明显而有价值的论述。陈先生文中还指出唐代石刻资料对唐代丧挽文学、传记文学、文体比较、家族文学、地域文学、女性文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传统与当代金石研究者对于石刻的研究和利用，主要还是从文献考据角度出发，将石刻作为考据的资料或作为文学研究的新文献来使用的。但是从我们对石刻功能的考察来看，石刻一直是古人的一种重要的文献载体与传播媒介，特别是宋代石刻，因其广泛而普遍的运用，成为宋代一种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而任何一种传播媒介一旦出现，这种媒介本身，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信息，引起社会变革。传播媒介是文化表述的工具，传播媒介反映文化及其变迁，因此，我们通过系统地分析宋代石刻这一传播媒介的内容，就可以了解它所代表的处于特定社会和历史阶段的文化。同样宋代石刻亦是宋代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工具，从传播角度去透视作品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对于宋代文学的动态把握无疑是颇有意义的。

因此本书将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重点考察宋代石刻的功能，并力求揭示宋代石刻对于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同时结合文献学与考据学的方法，对于至今仍然存在或者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大量宋代石刻文学作品予以观照，对重点作家的石刻作品、特别地域的石刻及石刻名篇进行个案分析，力图对宋代石刻在文学作品创作与传播中的影响与作用加以深入探讨。

本书力求在正确把握宋代政治文化史、社会生活史、文学传播史、教育科举史的基础上，对宋代石刻在政治、文化、教育、文学方面的功能作出正确的阐述。为了让本研究具有原创性、新颖性、深刻性，做到理论严密、材料充实、观点新颖、论证严谨，笔者力争做到以下几方面：一是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传播接受等多个角度对宋代石刻功能作综合性的研究，在把握宋代文化的基础上对宋代石刻与文学之关系作出正确的论述。二是将传统的考据方法与现代计算机计量统计研究方法相结合，使研究内容既有局部细节的真实严谨又有总体宏观的统计分析，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令人信服。三是将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既对宋代石刻功能作宏观的考察，又对宋代石刻的典型案例进行个案研究，对具有突出地域性特征的石刻及其相关问题作深入探讨。

（五）相关研究、概念与文献说明

从传播学角度，将宋代石刻作为一种重要的传媒，对宋代石刻的功能进行全面研究的论著，笔者尚未看到。即使是专门探讨宋代石刻的传播功能、传播方式、传播影响的专题论文，笔者也还未看到。仅仅在一些研究古代文学传播的论文中对石刻这一传播方式有所涉及，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兆鹏师《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125]一文中已将石刻作为宋代文学书面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提出，此后诸家论及古代文学传播时也都将石刻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如曹萌《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126]与张次第《略论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目的与方式》[127]都将刻石与题壁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邱美琼《黄庭坚单篇诗歌作品的早期流播》[128]关于石刻对黄庭坚诗作的传播作用有较深入的论述，并对石刻传播的久延性、传真性、广传性等特点有所提及。但总体来看，对于石刻传播性的研究还是十分薄弱的。而且石刻不仅仅是宋代文学作品的重要传播方式，还是宋代政治、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与工具，因此对宋代石刻的功能作全面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具体地分析石刻对宋代文学传播的作用和意义是可行的，对于动态把握宋代文学也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由于本研究是综合性的研究，故所用的相关概念都是相对广义的，但受研究目的制约，本书所言的石刻又有一定的特指性，这里略作说明。广义的“石刻”实际上包含了石刻文字图像与石质雕塑造像两大类别，虽然石刻图像、石雕与文学艺术亦有相当关系，但本书暂只研究石刻文字及相关问题，即刻于摩崖、石碑、石壁、石碣以及其他石质材料上的文字内容，并侧重于其中文学性较强的部分，如独立成篇的诗、词、赋、铭、赞、序、记、跋等内容。其他井栏题字、石崖题名、经幢、造像等类别中的简单记事之辞，则只作统计而不作具体的分析。另外，石刻墓志、神道碑文虽然历来都是传统文章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类别，且具有极其深厚的传记文学特质，但因为墓志类石刻与纯文学的诗词文赋仍有一定的差异，主要也是出于标志、纪念、表彰等目的而镌刻，不是以传播为主要目的，故本书中虽有所涉及但并不作为研究重点。

本书所谓“宋代石刻”指北宋建国（960）至南宋灭亡（1279）之间宋人的各类石刻文字作品，其主要对象为石刻文学作品，其中也少量涉及宋人对前代文人作品的翻刻与新刻，因为这类石刻实际上是宋人将前人的重要作品具体化、物态化，其行为本身反映了宋人文学观念的某些特点并对宋代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故应有所涉及。另外，宋以后所镌刻的宋人作品虽然与宋代文学的传播与创作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也反映了宋代文学作品及其刻石对于后世的影响，故也略有涉及。本书的“文学”也是广义的文学，而不仅仅是纯文学的诗词文赋，但论述的重心则略偏重于纯文学性的作品。

虽然从传播角度研究石刻的论文还不多见，但石刻资料的整理从宋代开始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这是我们从事石刻与文学研究的有利条件。王国维先生曾撰《宋代之金石学》专文论述其发展轨迹与文化精神，认为“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129]。杨殿珣《宋代金石佚书目》列出89种佚失金石书目，容媛《金石书录目》录宋人留存至今的金石书目22人30种，可见宋代金石学之兴盛，而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尤为其中之翘楚。宋代至清乾隆700年间仅有金石书籍67种，而此后直至民国时期金石学才重新勃兴，著述近千种，并尤为重视石刻，产生了集大成的《金石萃编》和《八琼室金石补证》以及研究石刻的专书《语石》。[130]前人之研究或录目存文，或考经证史，或订正文字，大抵以朴学之方法研究金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文物考古部门对石刻的著录研究也从未间断，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发展尤为迅速，国家图书馆于2003年编著出版了历代《石刻文献全编》共1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历代碑志丛书》，另外，《三晋石刻总目·运城地区卷》（吴均编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潘成义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西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赵平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等大型集目书籍不断问世，为石刻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

宋人文集及其相关注释本、宋及宋以后人所编定的年谱中，也保存了大量的石刻资料。如《苏轼文集》中，就有涉及撰碑、刻碑、拓碑等相关内容的书简数种，又有涉及海棠诗刻及黄楼石刻的重要内容。而王十朋《东坡诗集注》、施元之《施注苏诗》以及查慎行《苏诗补注》中，均有不少诗文刻石的相关记载，这是本书石刻文献资料的又一重要来源。

此外，宋元以来的笔记与方志中也载有大量的石刻资料。笔记如徐度《却扫篇》、蔡絛《铁围山丛谈》、王明清《挥麈录》、吴曾《能改斋漫录》、朱长文《墨池编》、周煇《清波杂志》、洪迈《容斋随笔》，周密《武林旧事》、曹学佺《蜀中广记》等，均含有较丰富的石刻资料。而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本为记游之作，二人又皆能书，尤好观览石刻，故所遇前代或当世碑刻多有记载。宋元方志极为发达，虽然多数宋人所编方志今已不存，但保存至今的方志尚有不少，其中也涉及大量的石刻资料。如王象之《舆地纪胜》二百卷，此书虽非全璧，但仍可参稽，尤其是其中《舆地碑记目》四卷别本单行，分地记载各处碑目，对宋代碑刻亦有记载，殊为可贵。再如祝穆《方舆胜览》、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均含有较丰富的石刻资料。虽然宋代石刻的资料相对丰富，但是这些记载往往只是录目，对石刻的相关情况较少说明，要将同一作家的作品刻石传播情况调查清楚，或对某一石刻的具体刻石传播情况作出详细的考察与说明，则需要研究者综合各种零碎的材料，进行历史的还原。这确非易事，但只有在这种历史还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宋代石刻的传播情况及影响作出正确的阐述与分析。虽然这种历史还原难度不小，笔者仍将勉力为之。

[1]如西亚两河流域，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苏美尔文字刻成的石板铭文（前3500—前3100）；古埃及的《方尖碑》（前2613—前2494）；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前1792—前1750）等。参见路远、裴建平《石版文章历代碑刻琐谈》，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0页。

[2]参见刘心明《论历史文献中的石刻文献》,《理论学刊》2006年第3期。

[3]参见龚田夫等《宁夏岩画的出现、发展及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杨新华：《石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234页。

[5]李发林：《中国古代石刻丛话》，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6]参见张晓旭《论先秦碑刻》,《南方文物》1999年第2期。

[7]吴平：《凝聚在崖石上的观念——云南古代岩画中的原始宗教意味》,《民族艺术研究》1995年第5期。

[8]李发林：《中国古代石刻丛话》，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9]参见徐自强、吴梦麟《中国古代的石刻与石窟》，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

[10]曹定云：《殷代的“竹”和“孤竹”》,《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

[11]徐自强、吴梦麟：《中国古代的石刻与石窟》，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页。

[12]李献奇、黄明兰：《画像砖石刻墓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