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包括经济学、法学对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民土地权利进行了多个角度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发现。这些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分析的方法也有差异，涉及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民土地权利的多个方面，涵盖了农村土地问题的多层次多方面内容，为笔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农民土地权利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相关文献众多，难以穷尽列出所有，笔者在此围绕农民土地权利问题，仅对部分代表性观点和思路进行总结和评述。概括而言，现有文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 重构土地权利的法学框架

理论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着一定的制度缺陷。高飞（2011）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存在性质模糊、主体缺位、权能不全三方面的缺陷。基于这些事实，有的学者提出重构农村土地权利的法学框架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种观点：重塑土地所有权主体。Rozelle（1996）通过分析我国建立土地集体所有制以来的土地权利体系的变化，通过计量方法把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划分为三个部分分析：土地产权、土地交易、土地使用权，认为中国农村产权（权利制度）对于限制土地产权交易以及对土地产出率都有明显的负影响，影响方式主要是农民自主降低对土地的长远投入，并且对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积极性不高。Putterman（1995）等人基于“公地悲剧”理论，认为中国农村土地名义上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在现实中却是由地方政府实际掌握土地和处分土地。这种土地所有权模式必然导致农村土地资源过度开发与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必须改造为土地私人所有权制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抑制农村土地过度利用与开发，才可以保障农村经济长久稳定发展。Franz von Benda-Beckmann（1999）认为中国农村土地权利设计和安排，必须充分考量社会功能、经济功能、环境功能和政治功能四个方面的因素，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已经显现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退化等影响公共利益的倾向。王利明（1998）对比和分析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土地权利制度安排和发展趋势，认为应结合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借鉴两种法系的发展方向，以重新塑造明确的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并赋予其应有的法律地位为核心来改革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刘得宽（2002）认为，我国应当建立以土地利用权为中心的土地权利制度。国外近代土地权利的发展趋势，是基于土地是重要的社会资源的现实，重视土地利用权，减弱土地的绝对所有权能，土地所有权不应影响通过土地利用增加社会效益的需求。土地权利应该有益于实际的利用者，以土地“利用或利用之必要性”来代替“支配性”；同时，“社会性利用”优于“私人性利用”。现代社会土地利益包括土地所有利益、土地资本利益和生存利益等，应该以生存利益为优先。曲福田（1997）提出建立“国家与农民的复合产权”的权利改造理论主张，所谓国家与农民的复合产权主要包括以下含义，一是把国家和农民都设定为农村土地产权的权利主体，共同拥有土地产权，二是对基于土地利益产生的各种权利进行明确赋权和分配，有关对农村土地宏观的调整、改造、处分的权利归国家所有，有关农村土地经营利用、产生财产收益等微观经济方面的权利归农民所有。

第二种观点：以分拆土地权利为核心重构土地权利。沈守愚（2002）认为，土地权利作为不动产物权，是物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土地权利应该主要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个是明确土地所有归属，另一个是明确土地利用方式。因此，他提出应将土地权利分为土地产权和地权，作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所谓土地产权，是指权利人在其权利存在的土地上，为实现其利用土地的目的，分别依法行使其权利时对土地的用益、流转、管理权，并主张以土地产权代替土地所有权。梁慧星（1998）认为，我国应该完全参照大陆法系中土地物权体系来建立我国的土地权利制度，将农村土地所有权界定为自物权，归农民集体所有；将农村土地使用权、邻地利用权、典权等界定为用益物权（他物权），将承包经营权改造为承包地使用权。

第三种观点：在集体所有制框架下进行权利再造。Ostrom（1990）通过研究认为土地集体所有与土地私人所有相比，具有比较优势，如制度成本低、规模经济效益明显、经营风险相对较低等。因此，在一些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下，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有可能产生更为有利的经济绩效和社会效果。黄小虎（2014）认为改变农村土地所有制性质的观点没有建立在考察我国经济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当前必须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农民权利的具体权能内涵和实现途径应是当前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方向。高飞（2011）在对改造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的国有化、私有化和混合所有权等方案的可接受性和可行性考察后认为，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度基础上进行主体再造是当前环境下的唯一合理选择。他提出把农民集体改造成股份合作社，可以对前述缺陷有所改进。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再缺失，性质也明朗化，即为法人的单独所有权形态，但权能不全的弊端仍然存在。在集体土地股份合作社制度建立后，应以收益权能作为所有权的核心权能，通过股份合作社行使土地所有权，实现土地所有权人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使社员分配的股份收益也最大化。韩俊（2009）认为应清楚界定集体所有土地为集体所有成员共同拥有，把土地所有权赋予村民小组而不是行政村村民委员会或乡镇政府，赋予农民永久的完整土地物权。

二 农民对承包地的权利

第一种观点：进一步明确和加强农民的承包地权利。陈锡文、韩俊（2006）认为农民目前实际享有的土地权利仍很不完整也很不明确，应该逐步赋予农民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土地权利，其中处分权应该包括对承包权进行转让、抵押、入股等权能。韩俊（2009）针对农民承包地权利保障，提出应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允许的土地重新调整予以清晰和明确的限制，允许农地使用权进行抵押，设计和颁发统一的土地证书，健全农村土地登记系统，起草土地登记的监管条例，在土地合同和土地证书中明确妇女的土地权利，制定有关解决土地纠纷仲裁的规章，建立仲裁委员会。

第二种观点：构建多元化的承包地使用制度。姚洋（2000）认为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情况不同，以同一种模式改造承包地权利并不符合现实，应当尊重农民的创造和切实需要，探索多元化的承包地使用制度。渠涛（2004）认为应避免“一刀切”的模式来改造承包地使用制度，应提供多种经营方式让农民自主选择。

第三种观点：以多种形式实现农民的承包地权利。刘守英（2003）提出应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郁、张云华、王宾（2014）认为在当前发展现代农业的背景下，新的农业生产者面临更大的生产规模和要求更高的生产条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当前的小额贷款和银行支农贷款基于信用担保很难提供如此大额的资金，这些新的农业生产者对承包地抵押贷款政策有着较高的现实需求。针对农村土地产权抵押在现实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与障碍，他们认为急需修改相关法律以及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农村土地管理等制度。项继权、罗峰（2007）认为应建立政府农地回购制度，让农民自主选择有偿退出承包地，以实现土地规模经营。邓大才（2000），钟涨宝、聂建亮（2010）认为应尽快建立承包地退出机制，积极引导农民退出承包地，减少人地矛盾，有利于抑制农民负担上涨，有利于缓解土地撂荒。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注重了农民退出承包地带来的社会公共利益，却忽视了农民土地权利。退地既不是政策目的，也不能解决农村普遍存在的人地矛盾等根本问题，保护农民土地权利，支持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应是农村土地制度的目的，土地退出、土地流转应当是在明晰农民土地权利的基础上农民自然而然的经济行为。

三 农民对宅基地的权利

第一种观点：重视和加快宅基地立法。韩俊（2009）认为应尽快为农村宅基地立法，现行法律制度的根本性缺失是农村宅基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宅基地立法的思路应兼顾农村宅基地的财产性与福利性；尊重农民集体的所有者地位；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集体的关系，改变集体农民处于“权利虚伪”状态；正确处理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关系，有限度地引进市场机制。立法核心是完善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渐进式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有限制地买卖、出租与抵押。陈小君、蒋省三（2010）认为我国正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要求宅基地使用的法律建设尽快跟上，回应有关宅基地使用、继承、转让、抵押、退出等农民相关权利问题。立法应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耕地保护等国策，对农地问题进行整体性思考。

第二种观点：以多种方式实现宅基地收益。李文谦、董祚继（2009）认为应该放开对宅基地流转的限制，赋予农民和城市居民类似的自由转让权利，积极支持和引导农村宅基地流转。张云华（2011）认为应区别对待农民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赋予农民完整的房屋财产权、充分的所有权和完全的处分权。农民对其房屋可以出租、抵押、入股，也可以自由买卖，实现农民房屋财产权。非本集体的城乡居民或者其他组织买受农村房屋使用宅基地的，可认为其与房屋所在的集体间建立了土地租赁关系，应向集体经济组织交纳宅基地有偿使用费或租赁费。

第三种观点：以引导农民退出宅基地为核心提高宅基地使用效率。袁志刚、解栋栋（2010）认为在市民化进程中，人力资本和土地资本始终应配套，随着农民进入城市，原先分配给农民使用的农村土地资源自然也应进行重新配置。徐绍史（2010）重点关注了土地宏观调控在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合理引导农民退出宅基地，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国土资源的开源节流机制。张秀智、丁锐（2009）研究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退出宅基地的案例，发现影响农民退出宅基地的因素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因素主要是政府投入和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微观因素包括农民自身的能力等。

四 农民土地权利登记

建立健全土地权利登记制度对明确农民土地权利有重要意义。如何在建立农民土地权利登记制度中，实现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是理论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孙宪忠（2001）提出应当建立严格的农村土地登记制度来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主张我国立法应该采纳登记要件主义的立法体例，确认和保护农村土地权利。登记要件主义基本的立法意向是建立公平、科学和有序的农村土地市场，建立有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李存、任大鹏（2011）认为当前实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与其价值目标存在差距，《承包法》规定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特定主体是否拥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以承包合同为依据的，承包经营权登记不对权利效力产生影响，登记证书法律效力不明确。他们提出登记效力应区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和流转两个阶段，原则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应当采取登记对抗主义，而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互换、转让方式流转时，应当采取登记生效主义。韩俊（2009）认为当前土地登记制度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有关土地登记注册的原则之间存在着明显冲突。《农村土地承包法》缺乏对土地证书的操作标准的规定，证书不能正确反映《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农民权利的实质内容。应当统一设计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证书，其中必须体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核心条款。

五 农民土地处置意愿和土地权利诉求

龙开胜、陈利根（2011）以实地考察资料为分析对象，分析农民的土地退出意愿，认为农民仍然对土地有着高度的依赖心理，同时，农民土地处置意愿直接影响着土地配置效率的提高。陈霄（2012）建立probit实证模型，对重庆市1012户农民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民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正向影响，工作变换频率等因素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有负向影响。赵强军、赵凯（2012）建立Logistic模型对陕西杨凌、武功的214户农户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与户主年龄等因素有明显正向关系。严燕、杨庆媛、张佰林、臧波（2012）选取农户非农就业角度，利用Logistic模型，对重庆市农民土地退出意愿进行了分析，样本涉及重庆市540户农户和农民工。研究表明，户主年龄对农村土地退出的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非农就业人数比等因素对土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上，实证研究的目标群体不同、研究主体不同、选取区域不同，得出的结论尤其是自变量影响方向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实证研究对于证明农民土地权利诉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某些样本的意义在逐渐深化改革中具有重要的前瞻性。

六 总结和评述

各界专家学者对农民土地权利、农村土地制度、宅基地权利、承包地权利等都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笔者分析农民土地权利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提供了重要帮助。

目前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局限，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以农村土地权利制度和集体土地权利为对象的研究较多，以农民土地权利为主要对象的研究较为少见；第二，现有土地权利构造研究多是从当前着眼，对农民土地权利实现与市民化的长期动态过程联系不够；第三，现有农村土地权利研究对农民的土地权利诉求探讨不够，对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农民对制度需求的分析不够深入，相关实证分析的样本不够大，分布范围不够广，实证对象不尽合理，不是以对土地权利变革诉求最为强烈的农民工为对象进行观察；第四，在农民土地权利具体实现途径设计中，由于缺乏对农民土地权利内涵的清晰界定，提出流转、抵押、退出等政策的对象不明确，用益物权、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权等概念的内涵不清晰，影响具体建议的可操作性。

本书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上述局限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希望这一工作能够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农民土地权利及其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