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字文化圈”视野下的日本填词与词论

中国古代各种文学样式在“汉字文化圈”内传播、接受，继而吸引文人创作，形成了“汉字文化圈”独特的文学景观。词这一文学样式也同样如此，中国自不必说，“宋之词”有“一代文学”之称[9]，词在朝鲜、越南、日本等地也开花结果，构成色彩斑斓的域外词。在日本填词方面，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是集大成之作，其搜罗日本词之丰富、评价之精到，至今仍然是难以超越的。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日本词，多取自该书。另一方面，随着词在日本的普及，词论也产生、发展起来。在“汉字文化圈”视野下，日本的填词与词论都有鲜明的特征。

一 日本词的总特征

嵯峨天皇御制《渔歌子》被视为日本填词的开端，日本填词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千余年中，不断有词作者涌现，因此日本词的总量并不少。但目前尚无《全日本词》可供参考，只能通过《日本填词史话》列举的日本词来探究日本词的总体特征。概括而言，日本词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酬赠唱和之作极多。首先，日本填词的开端即是追和之作。包括嵯峨天皇在内的日本宫廷文人追和张志和《渔歌子》是日本填词的开端，这种追和意味着日本词的诞生是一种文字的模仿。其后兼明亲王的《忆龟山》也是追和白居易的《忆江南》。可以说，早期日本词是在追和模仿中国词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其次，不少日本词人以唱和方式开始尝试填词，既有文人之间的唱和，也有追和中国词的尝试。如《日本填词史话》提及的加藤明友、林罗山一家都是通过唱和的方式尝试填词的，林罗山有《郁金香·和加藤敬义斋题柳下双游骑画》《更漏子·和加藤敬义斋秋思》《江城子·和敬义斋江城子》；林春斋、林梅洞也有同调同题的次韵之作。神田喜一郎论道：“罗山、春斋、读耕斋的父子三人，都有和加藤明友之作的次韵之作……也可以想象出词之唱和，在当时文坛上是极一时之盛。”[10]除了日本文人之间的唱和，追和中国词也是非常盛行的。如读耕斋的《点绛唇·冬景》“次韵苏叔党”、《忆秦娥·咏雪》“次张安国韵”、《满庭芳·警世》“次东坡韵”等[11]。不少中国著名词作，往往出现追和的日本词。连极难次韵的姜夔的《暗香》《疏影》，也有森槐南、森川竹磎等日本人的次韵之作。再次，日本填词的兴盛与文人之间酬赠唱和密切相关。词作为文人交游的“羔雁之具”，其大量产生也是自然而然的。大致而言，日本填词史上有三次填词的高峰，三次高峰都以文人的酬赠唱和为标志。第一次是“填词的复兴”，以加藤明友与林家一门的唱和酬赠为代表。第二次是幕府末期至明治中期，代表是长三洲领导的“香草社”。该社以指导填词为宗旨，社员们依韵填词、互相唱和，芜城秋雪评论道：“竹田翁忧于我朝无词余遂有《填词图谱》之著。菅茶山、赖山阳等诸先辈亦未得填词之格。先生故设 ‘香草社’以督填词。”[12]神田喜一郎认为：“三洲创设香草社，极力鼓吹填词，从明治十年（1877）前后开始，到三洲逝世的明治二十五年（1892）这大约二十年间，虽极其短暂，但却是日本填词史上的黄金时代。”[13]从香草社的活动及其词作可以看出，酬赠唱和是日本填词黄金时代到来的重要因素。第三次高峰以明治词学三大家森槐南、高野竹隐、森川竹磎为代表。填词酬唱为三人交往的重要方式，如森槐南作《金缕曲》二首寄高野竹隐，“此二词为槐南、竹隐酬唱之开端”[14]；二人不断以填词角逐，词艺亦得到飞速提升。高野竹隐与森川竹磎未谋面时已经有诗词酬唱，如竹磎寄赠《洞仙歌》，小序云：“高野竹隐见寄五绝句，赋长短句一阕以却寄，竹隐又号铁生。”[15]此后二人不断书信往还，寄词唱和。而槐南与竹磎有师生之谊，又是姻亲，二人填词酬答也极为频繁。可以说，明治词学三大家是在酬赠唱和中主宰词坛的。

第二，游戏试笔之作颇多。这一点与酬赠唱和有关联，词成为“羔雁之具”，因此其地位自然也低。日本文人虽然也有不少努力尝试填词，但更多将填词作为一种文字游戏，因此常常出现一个词人只尝试写过一二首词作的情况，像明治填词三大家这样努力从事填词的文人是极少的。就词作的题材而言，除了酬赠唱和，往往只是抒发个人情感，重大的题材仍喜爱用诗体表达。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词之格律较诗复杂，填词的难度也更大。如果以游戏心态填词，又不顾韵律，则填词仅成长短句之文字游戏。如大学问家林罗山的填词，神田喜一郎论道：“这阕《更漏子》，措辞之巧拙姑且不论，也不知罗山是以什么体式为准而作的，全然不入填词之格，简直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读了这些以后，对当时他们虽作填词，但是否掌握了有关填词的知识，则抱有很大的疑问。”[16]连林罗山这样的大家，填词都如此草率，其所处时代的填词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文人愿尝试新的文学样式，但限于水平，在试作一二阕之后，搁笔不复填词。如日本汉诗人竹添井井写有唯一的词作《满庭芳·燕京重阳》，对其作词的原因，“或者回想起曲园所赠的《采绿吟》而进行的试作”。另一方面，日本人对词的态度也比较冷淡，或视词为游戏之作，或视词为畏途。江户时代田能村竹田《填词图谱》的另一名字是“花月关情笔”，而且题名“戏纂”[17]，其对词体的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而另外一些词论家则对词“敬而远之”，江户时代的山本北山在《作诗志彀》的“诗余”条中，强调词的格律复杂，建议日本人不可作词。[18]这代表了一部分日本人的态度。

总之，日本词总体上的这两个特征与词在日本的传播接受密切相关。由于词在日本受到冷落，词体在文人心中的位置并没有诗文高，所以以游戏文字之心对待填词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文人的好奇心、竞争心又使得他们努力尝试填词，在交游酬唱场合一决词艺之高低，因此酬赠唱和之词盛行。又由于长时间无词谱词律作为参照，而填词必须有所依凭，模拟追和中国词又是可行的方法，所以追和之作亦复不少。

二 日本词论的分期与主要特征

在“汉字文化圈”中，朝鲜半岛、越南的填词都不算发达，[19]日本填词也不兴盛，尤其是与丰富多彩的日本汉诗相比，无论是词人还是词作数量都略显单薄。填词的不发达必然导致词论的滞后，长期以来，日本论词资料既零散又贫乏。日本词学史上，仅有两三部词话；即使加上词律、词谱之作，其总量也极为有限。然而作为“外来之观念”，我们也必须充分考察并加以借鉴。

综合日本词论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将日本词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平安朝至江户中晚期田能村竹田《填词图谱》的诞生，为词论萌芽、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论词资料极少。在五山僧人抄物、文集、诗话随笔中，偶尔会有一些涉及词的资料，但都比较零散。如禅僧惟高妙安在《诗学大成抄》中说：“‘雨过池塘，十里芰荷香’非诗，为词。词者，歌之类。字数不定，与诗不同。”[20]《罗山文集》也有关于《草堂诗余》的评论[21],《读耕斋文集》有《书花间集后》等论词文字。[22]第二阶段从江户中晚期到明治年间，为词论的丰富繁盛阶段。这一阶段，除了产生了《填词图谱》《词律大成》等词学专著外，词话、论词绝句、词作评点等批评方式也逐步成熟。这些词论成就的取得，与填词黄金时代的到来是密切相关的，词在日本得到普及，则读者众多，评论者也就自然而然增多了，如《日本填词史话》中有“槐南的词话”“竹隐的论词绝句”等章节。第三阶段是20世纪。这一阶段词论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代表人物有青木正儿、中田勇次郎、青山宏等学者。[23]不得不承认，这一阶段的日本词论并没有太多创举，这与汉学在日本的逐步衰落也是紧密相关的。

纵观日本词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日本词论呈现论题狭窄、观点滞后的特征。日本词论主要围绕词之格律展开，无论是词的常识、诗词之辨，还是填词指导，都围绕韵律展开，甚至可以说，日本词学史的大部分是日本词律学史。如山本北山《作诗志彀》中的“诗余”、三浦晋《诗辙》中的“诗余”等诗话中的词论都是围绕词的音律来说的。用于指导填词的《填词图谱》、订补《词律》的《词律大成》的中心是词之格律，森川竹磎《词法小论》、中田勇次郎《唐五代词韵考》、萩原正树的词谱研究也都是属于词律的范畴；而日本填词不发达的原因之一也是词之格律复杂，必须先讨论词之格律问题，才能带动填词的繁荣，从而进一步促进词学批评的繁荣。观点滞后当然是相对于中国词学史而言，中国的很多词学论题，如诗词之辨、南北宋之争、词之婉约豪放风格、词之流派、清词中兴等，在日本引起的讨论都极为滞后，甚至连明治词学三大家尚且未闻常州词派之词论，难怪神田氏也对日本词学之滞后而感到遗憾。[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