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家风的基本内涵和形成土壤

在中国古代社会，家风的“家”既可以指家庭也可以指家族，二者有一定的区别。家庭是以个体婚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以同居、共财、合爨为特征”，家族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是指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虽然已经分居、异财、各爨，成了许多个体家庭，但是还世代相聚在一起（比如共住一个村落之中），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1]。本书在表述中不对家庭和家族做刻意的区分，因为无论是家庭还是家族在传统社会都具有基本相似的结构形式，即以某一男性成员为核心自上而下形成一个倒悬的树状体系。这种家庭结构的维系基于血缘关系，外受制于法律和伦理规范的约束、内凝聚于共同的精神信念和追求，并且与中国古代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相一致，因此如何维系家庭结构的稳定不仅成为家庭自身的意愿也成为历代君主所关心的问题，家风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精神风貌，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

一 传统家风的基本内涵

传统家风的内涵非常丰富，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小到衣食住行的日常琐事，对内包括所有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对外涉及邻里、朋友、同僚的人际交往，既有物质生活上的建议又有精神生活上的指导。而且，由于家风是某一家庭内部长期形成的生活作风，与这个家庭的历史发展、生活环境、家庭成员的素质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具有鲜明的家庭个性，不同的家风在内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当把家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时，我们却只能从不同家庭抽象出在传统社会中家风的一般内涵，即能够被当时社会大多数家庭尤其是统治阶层普遍认同的内容，主要可以概括为修身、治家、处世三个方面。

（一）修身：以“修齐治平”为人生价值取向

修身，即在对待个人问题上，强调个体自我修养和人生理想的追求，这是传统家风形成的前提。“修齐治平”是儒家士大夫从自身→家→国→天下，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思维逻辑。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既是逻辑起点，也是传统家风的首要内容。修身主要包括以下三点：1.志存高远——树立人生目标、确立人生价值。宋代理学家张载认为：“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2] 远大的志向既是个体努力的动力，也是面对困难和挫折的精神支柱。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承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3]《颜氏家训》中称：“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康熙在《庭训格言》里也讲：“夫子以天纵之圣，犹必十五而志于学。盖志为进德之基，昔圣昔贤莫不发轫乎此。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4] 可见，无论是帝王还是士大夫，这些有识之士都将培养子孙树立远大的志向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2.品格修为——以实现家庭成员的人格完善为第一要务。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将孝悌仁爱放在首位，其次才是文化知识的学习。这种儒家的基调在后世很多知识分子家风当中都有体现，如明代高攀龙在《高子遗书》中说：“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5] 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6] 这些将家庭成员品德修养放在首要位置的家风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性特征。3.勤奋好学——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途径。中国古代家族繁荣的最可靠方式就是通过真才实学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并委以重任，从此跻身上流社会，光宗耀祖、流芳百世，同时，古代知识分子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明白人世间的道理，即使不为高官厚禄也要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成为一名“智者”。“智”是儒家“五常”之一，所谓“知（智）者不惑”。只有极少数人是“生而知之”，大多数人是“学而知之”，所以只有勤奋学习才能有“智”。孟母教子时“子不学,断机杼”，用巧妙的教育方法树立孩子读书的意愿。司马光在《温公家范》中记载：唐侍御史赵武孟，少好田猎，尝获肥鲜以遗母。母泣曰：“汝不读书，而田猎如是，吾无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学,遂博通经史，举进士，至美官。[7]《郑氏规范》则用非常具体而严明的规定要求子孙必须勤学，并订以相当的惩戒措施：“子弟年十六以上,许行冠礼，须能暗记四书五经正文，讲说大义方可行之。否则，直至二十一岁。弟若先能，则先冠，以愧之。”“子弟已冠而习学者，每月十日一轮，挑背已记之书，及谱图、家范之类。初次不通，去巾一日；再次不通，则倍之；三次不通，则分紒如未冠时，通则复之。”[8] 这些都说明勤奋好学既是传统家风对个体的具体要求之一，也是个体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的主要途径。

（二）治家：以儒家人伦关系为治家基本原则

治家，即在对待家庭问题上，强调家庭伦理关系和勤劳节俭的生活作风，这是传统家风的核心内容。家庭内部以血缘为基础的孝是一切伦理纲常的源头,《论语·学而》中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三才》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所以蔡元培认为：“孔子以孝统摄诸行。……一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皆得统摄于其中矣。”[9] 孝道因此也成为传统家风中的核心道德要求，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家庭伦理关系，主要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三个大的方面。《颜氏家训·兄弟》中认为：“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己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在如何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问题上，颜氏认为：“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应各守本分、上行下效，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家庭的和睦，这是古代良好家风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传统家风并非一味强调单方面的义务,如只讲“子孝”不讲“父慈”，只讲“弟恭”不讲“兄友”。这是由于家风最终是要实现家庭成员的团结和睦以促进家庭的繁荣，如在《郑氏规范》中明确规定：“子孙受长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子孙固当竭力以奉尊长，为尊长者亦不可挟此自尊。攘拳奋袂，忿言秽语，使人无所容身，甚非教养之道。”这种双方对应的责任规定，有利于真正实现家庭的团结。除了通过人伦规范来约束家庭成员的行为以外，传统家风还鼓励家庭成员在经济上互帮互助。例如，范仲淹在苏州捐地1000多亩设立义庄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困成员。《袁氏世范》里说：“兄弟子侄贫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怀独善之心，又多骄傲;贫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妒族。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时分惠其余，不恤其不知恩；贫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必分离，则赤何争之有!”[10] 阐明兄弟之间应当互相接济。汉代班固在《汉书·东平思王刘宇传》里写道：“福善之门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在于内离。”治家之首要就是实现家庭的和睦,“家和万事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期望的理想家庭生活状态。

治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倡家庭成员要有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对于什么是“勤”，曾国藩曾做过概括：“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11] 勤劳是一个家庭得以维持的基础。勤劳的同时还需要节俭，司马光专门写了《训俭示康》一文通过历史上大量“以俭立名，以奢自败”的正反两类事例，告诫儿子要以节俭朴素为美德，发扬俭朴的家风。朱柏庐在《治家格言》里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曹操在《内戒令》中说：“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无韦笥，乃作方竹严具，以帛衣粗布作里，此孤之平常所用也。”“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12] 以此告诫家人要俭朴节约。也有人针对勤与俭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清代石成金在《传家宝》里说：“勤俭两件，犹夫阴阳表里，缺一不可。勤而不俭，譬如漏卮,虽满积而亦无所存；俭而不勤，譬如石田，虽谨守而无所获。须知勤必要俭，俭必要勤。”[13] 颜之推更进一步对节俭和吝啬做了区分：“可俭而不可吝。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已。”鼓励子孙节俭,但告诫子孙对他人不能吝啬。

（三）处世：以诚信仁爱为基本处世原则

处世，即在对待社会关系问题上，强调诚信友善和务实有为的生活态度，这是传统家风的对外延伸。1.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帝王将相都将其作为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曾子杀猪”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曾子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儿子要言而有信、诚信为人。《史记·梁孝王世家》里也有一例：“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 周公闻之，进见曰：‘天王封弟，甚善。’ 成王曰：‘吾直与戏耳。’ 周公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 于是乃封小弟以应县。是后成王没齿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也是要树立言出必行的品格风尚。2.待人友善。规劝家庭成员行善乐施是传统家风的一个特点。帝王家庭期望以善服人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如康熙在《庭训格言》里对皇子们说：“凡人最要者惟力行善道。能尽五伦，而一心笃于行善，则天必眷佑，报之以祥；若徒口言善而心存奸邪，决不为天所佑。是以古圣人惟欲人之止于至善也。”并以自己的经验教导皇子们在生活中要常常行善言善，称：“吾人燕居之时，惟宜言古人善行善言。朕每对尔等教以善，尔等回家各告尔之妻子，尔之妻子亦莫不乐于听也。事之美岂有逾此者乎?”[14] 希望能在皇家树立良善的家风。一些具有良好家风的大家族也在家产管理中融入了与人为善的观念，如《郑氏家范》第四十五条规定：“佃家劳苦不可备陈，试与会计之，所获何尝补其所费。新管当矜怜痛悯，不可纵意过求，设使尔欲既遂，他人谓何。否则贻怒造物，家道弗延。除正租外，所有佃麦、佃鸡之类，断不可取。”第九十七条：“里党或有缺食,裁量出谷借之，后催元谷归还，勿收其息。其产子之家，给助粥谷二斗五升。”不能对佃户任意盘剥，而且要对一些困难户施以援手，这样才能使家道兴旺、绵延不绝。3.务实有为、清正廉洁的职业观。从事一定的职业是家族成员安身立命之本，几乎所有良好的家风都将劝导子孙从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袁氏世范》云：“人之有子，须使有业。贫贱而有业，则不至于饥寒；富贵而有业，则不至于为非。”至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则根据家族而异，一般子承父业较多，如东晋时期书法传家的琅邪王氏、影响宋朝文坛的眉山苏氏、两汉时期经学世家的济南伏氏[15]。但总体而言，在农耕文明下的封建中国，职业的价值取向还是比较明显的。《袁氏世范》中说的较为清楚：“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资，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子弟之流荡，至于为乞丐、盗窃，此最辱先之甚。”在为官之道上，则注重清正廉洁的家风。如《郑氏规范》第八十七条：“子孙倘有出仕者，当蚤夜切切以报国为务。怃恤下民，实如慈母之保赤子；有申理者，哀矜恳恻，务得其情，毋行苛虐。又不可一毫妄取于民。若在任衣食不能给者，公堂资而勉之；其或廪禄有余,亦当纳之公堂，不可私于妻孥，竞为华丽之饰，以起不平之心。违者天实临之。”第八十八条：“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者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如被诬指者则不拘此。”通过各种方法和警戒告示子孙做官要清廉，这在封建社会不仅关涉为官者个人的名声和仕途，也与家族的命运休戚相关。据统计,《郑氏规范》中关于勤政廉政方面的内容有二十多条，形成了郑氏义门特色的廉政文化，在三百多年中，郑氏家族先后走出了一百七十三位官吏，大至礼部尚书，小至税令，无一贪赃枉法。郑氏家族也被誉为“郑义门”“江南第一家”[16]。司马光在《家范》里也记载了很多历史上具有清正廉洁家风的家庭,如：“齐相田稷子，受下吏钱百镒，以遗其母。母曰：‘夫为人臣不忠,是为人子不孝也。不义之财，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矣。’ 稷子遂惭而出，反其金，而自归于宣王请就诛。宣王悦其母之义，遂赦稷子之罪，复其位，而以公金赐母。”“晋陶侃为县吏，尝监鱼池，以一坩鲊遗母，母封鲊责曰：‘尔以官物遗我，不能益我，乃增吾忧耳。’”《家范》中的这两个记载说明，在古代社会无论官阶高低,教育子孙为官清正廉洁都被很多家庭视为良好家风的一项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传统家风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在内涵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腐朽落后的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重等级观念，轻个性发展。《孝经·闺门章》中称：“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家庭中要敬重父兄，妻、子、奴仆则如同社会当中的奴隶，这说明家庭中的等级关系犹如封建社会中等级关系般森严。《礼记·内则》中对这种家庭等级关系做了生动的描述：“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即使父母有过错，也要和颜悦色地劝解，不可挑战父母的权威。袁采在《袁氏世范·睦亲》中要求家庭成员：“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不可相视如朋辈，事事欲论曲直。若父兄言行之失，显然不可掩，子弟只可和言几谏。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当顺受而不当辩。”《郑氏规范》第一百零七条：“子孙受长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可见，封建的等级观念是良好家风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观念一方面维护了家庭的稳定；另一方面则压抑了家庭成员个性的发展。李泽厚曾评价到,“尊老敬长”是有着巨大社会影响的氏族遗风，在今天以至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它都将发挥某种稠密人际关系的良好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却有贵经验而不重创新、讲资历而压抑后辈等很坏的作用。[17]

2.男尊女卑的思想。很多家训中都直接表明或影射出对女性的态度，如《颜氏家训·治家》指出：“妇主中馈。唯事酒食衣服之礼尔。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预。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家范·卷八》云：“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整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说得非常清楚。还有很多专门“女教”的书籍教导女性要守妇德、尊夫君，如汉代班昭在《女诫》的“专心”条中就说：“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清代王相母在《女范捷录·贞烈篇》中说：“忠臣不可事两国,烈女不可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此外，还有蔡邕的《女训》、郑氏的《女孝经》、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温璜母的《温氏母训》等都是典型的女教之教材。这些书籍强化了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三从（从父、从夫、从子）与四德（妇德、妇容、妇言、妇工）的女性伦理观念不仅为男性所宣扬而且已经为绝大多数女性本身所认可，男尊女卑的思想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当然也不可否认在这些女教思想教育下的中国传统妇女在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中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妇女本身的社会价值却因此而丧失，仅仅成为男性世界的附庸。

3.重道轻器、重政轻技、重农抑商的观念。《论语·学而》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蒙学教材《三字经》中也讲：“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都表明子女教育中首先是道德教育，其次才是知识教育。这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这种观念进一步演化为重道轻器的思想，即重视儒家伦理和人文科学，忽视自然科学，轻视生产技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例如《颜氏家训》在卷六、卷七花了很大篇幅考证了典籍、音辞、杂艺，对文章句读采取了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但是对琴棋书画、射箭、卜筮、算术、医学等技艺却认为“可以兼明”，但“不可以专业”，或者可怡情但不可痴迷，反映了一名传统儒家士大夫对技艺的态度。甚至唐代大画家阎立本也告诫儿子：“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辈。惟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末技。”[18] 这是阎立本与唐太宗及侍臣学士们在春苑池中泛舟，太宗令他人作诗而令立本作画，阎立本感到十分羞愧，回家后对儿子说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在阎立本心中作画的地位远不如作诗写文章的地位，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普遍态度。在传统家风中家长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子女的期望主要有二：一是对有资质的子弟希望其“学而优则仕”；二是对才能平庸的则劝其踏实务农。例如，即使像曾国藩这样的洋务派领袖对其子弟也是“耕读传家”的传统思想，甚至对于做生意颇有头脑的弟弟也是劝其看书为上[19]。这种职业价值取向取决于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经济特征和文人治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所以,在这种家庭氛围中很多子女的其他才能被埋没了，延缓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 传统家风的形成土壤

家风是社会风气在家庭中的微观反映，它总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当中，受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并随社会风气的变化而变化。传统家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诞生的，是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是传统家风形成的经济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依傍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形成了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给传统家风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点。1.农耕经济的稳定性强化了家庭观念，有利于稳定家风的形成。一方面，与游牧经济相比，农耕经济依附于土地，除非战争或严重的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外，一般家庭很少进行地域上的迁移，往往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稳定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形成了强烈的“家园”“故土”观念，即使离家做官的人到了晚年也想“告老还乡”,因不得已而背井离乡的人会想方设法地“落叶归根”，甚至已迁往异地数代的人还会记着自己的“祖籍”在何处。这种乡土情怀将中国古人的灵魂紧紧凝聚在家庭的边界之内。另一方面，从生产方式上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化打破了原有集体生产的耕种形式，形成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在家庭内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不以交换为目的的自然经济。一些大家庭甚至可以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结构稳定、功能完备，不易受外界的影响。因此，这种基于血缘、附于地缘、系于业缘的牢固家庭模式和思维方式为稳定家风的形成提供了前提。2.确立了农业生产在家庭生存和繁衍中的重要地位。《袁氏世范》中说：“国家以农为重，盖以衣食之源在此。”《颜氏家训·治家》里也讲：“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都是对农业生产的肯定，所以在中国传统家风中“耕读传家”是一大特色，耕作是生存之本，读书是明理之道。曾国藩在家书中不时叮嘱子孙不要懈怠农事，如“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望时时与朱见四兄熟商”[20]。在择婿时也是强调：“意欲择一俭朴耕读之家，不必定富室之门也。”[21] 说明即使是具有近代开明意识的曾国藩在家庭问题的处理上还是坚守着传统的观念,农耕文明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3.农耕文明的特质对家风价值取向的影响。农业生产必须要有稳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劳动者的勤劳耕作。农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使得中国古人产生了尊重自然、热爱自然、敬畏自然的文化心态，在家风中则表现为告诫子孙不要随意捕杀动物、不要浪费粮食暴殄天物、要尊重自然规律不要荒废耕地等。农业对稳定社会环境的依赖促使中国人形成了爱好和平、宽以待人的精神品格，如《朱子家训》中说：“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22] 应经常自省，多进行自我反思而不要与别人斤斤计较、一争高下。农业对劳动者的要求就是要顺应天时、勤于耕作、踏实本分，因此勤劳、质朴、务实、安分守己等特征在传统家风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是传统家风形成的政治环境

《诗经·小雅·北山》里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西周时期天子与诸侯之间在宗法血缘基础之上形成了上下级的君臣关系，但这是一种贵族拥有很大权力的分权体制，周天子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贯到底的专制君权，尤其是到了东周，周王室更是势衰力微，而在各个诸侯国内形成了区域性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式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立法、司法、军权、政权、财权等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23]，并通过层层级级的官僚系统将皇帝的意志贯彻下去,由此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体制并且越来越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的集权政治对传统家风的影响在于以下两点。1.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人口流动和家庭迁移进行控制。为了巩固君主专制统治，历代君主都非常重视对老百姓的人身控制，具体可以通过人口统计、户籍管理、田制、赋役制等手段形成一个严密的网络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君主政令迅速下达到每一户家庭；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所有家庭以及家庭成员进行有效的监控，从而实现政权的稳定和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强化。长此以往，中国人就逐渐形成了安土重迁、安居乐业的生活观念，对于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无奈或同情。2.封建等级观念从国家机构渗透到家庭内部，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家国同构是一种家与国之间的双向影响，国家治理是家族制度的外化，家族管理是国家制度的内化。前者表现为，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一朝天子就是一个家族的统治政权，冯友兰曾说：“旧日所谓国者，实则还是家。皇帝之皇家，即是国，国即是皇帝之皇家，所谓家天下者是也。”[24] 皇权的继承采取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帝王对皇子们的家庭教育很多内容涉及的都是如何治国理政，帝王的家风甚至关涉王朝的存亡。一般英明的君主也比较重视家庭教育，如成文的有刘邦的《手敕太子文》、李世民的《帝范》、康熙的《庭训格言》、雍正的《圣谕广训》等，还有一些史书中也记载了帝王教导皇子公主们的事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中记载了宋太祖赵匡胤劝公主节俭，勿穿缀满翠鸟羽毛的绣花短衣，自称要“为天下守财”。后者则表现在家族内部等级严明、职责明确如同封建的官僚统治机构，家长如同皇帝,兄弟子侄如同王公大臣，很多大家庭中治家如同治国，例如“据《郑氏规范》载，该家族统治成员有18 种职务26 人之多，分别为：宗子、家长、典事、监视、主记、通掌门户、掌管新事、掌管旧事、羞服长、学膳、营运、启肆、掌畜牧、知宾、山长、主母、掌钱货等。……各种职务互相牵制，形成一个网络状的多层统治结构，以达到控制族人、稳定家族之目的”[25]。这种家庭结构与国家机构无异。家庭治理与国家治理一样，首要的就是用封建伦常确定上下等级关系,《礼记·祭统》中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也就是在国为忠、在家为孝。国家在选拔人才时也以孝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26] 这种家国互动进一步强化了传统家风的封建伦理性，在家庭内部树立了家长的绝对权威。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家风形成的精神土壤

文化有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之分，其中心态文化是核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蕴含于其他一切文化形态当中。在心态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这一时代的哲学思想，张岱年认为：“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 是怎样形成的?应是在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的熏陶之下形成的。所谓‘共同心理’的基本内容是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27]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学的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一直是文化的主导，但儒学并不是唯一的哲学思想，它与道家、佛学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体系，并融入政治、文学、艺术、风俗及器物等文化的各领域。传统家风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形成的，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的影响颇深。1.传统文化的伦理性特征造就了家风对修身立德的高度重视。冯天瑜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求善重德”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重智”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中国文化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28] 因此道德标准成为衡量家风优劣的至高标准，传统美德中的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等无不成为良好家风的重要内容。在传统家庭教育中道德教育始终放在首位，王阳明说：“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29] 即使很多知识分子一再强调子孙要多读书，但同时他们也一再声明读书最主要的目的是更好地进行品格修为，康熙在《庭训格言》里说：“读书以明理为要。理既明则中心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矣。”说明读书是修身的途径而非仅仅是增长知识。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中称：“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30]表明进德是首要，修业是其次。这反映了古代家庭教育深受伦理型文化的影响。2.传统文化群己关系的定位提升了家风对个体的影响力。张岱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各个学派的群己关系做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儒家和道家分别突出了群体原则与个体原则，但随着中国文化的演进，儒家的群体原则逐渐与墨家的“尚同”观念、法家的“废私”主张相融合，不断得到强化，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中国传统价值系统不可避免地具有重群体、轻个体的特征。[31] 这种群己关系在家庭内部表现为将家庭的群体利益、家族的整体繁荣放在首位，把个体的存在价值和自由发展放在次要位置，家长是家庭群体利益的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对家长的绝对服从就是对家庭群体利益的维护。因此在强烈的群体意识之下，家风对个体的影响是巨大的，具有有效发挥对个体的行为规范和精神引导的作用，这也是家风能够在传统社会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得到社会和统治者认同和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是形成传统家风的土壤。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在家庭风气上具有相似性，例如国外有学者曾对农业社会的家庭关系做过研究，认为“农业社会中的父母会要求其子女在儿童时期要对父母绝对服从，在成人后要对父母忠诚，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对父母的尊重和支持也应不断增加”[32]。农业社会对人力的依赖需要家庭尤其是家长对其家庭成员的权威，用家长权威来稳固家庭结构，从而提高家庭整体的生产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因此，在上述诸多影响中国传统家风形成的因素中，农业经济是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3] 家风的形成也不外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