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生心理素质与压力和适应的关系

心理素质是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支柱性亮点之一，其自身基本理论思想的不断完善是推动心理素质研究不断深化的重要动力。在心理素质的功能作用理论方面，早期研究所构建的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关系模型[38]，对于推动心理素质作用机制的探讨有重要启发意义，但心理素质的积极作用却不仅限于心理健康领域。从心理素质的内涵界定中可以发现，心理素质的“基础、衍生、发展和自组织”功能也有待更深入的挖掘。在本书中，我们主要侧重于探讨心理素质的发展对个体抗压水平和社会适应的影响。为此，本书系统梳理了学生心理素质与压力认知的关系，以及学生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

一 学生心理素质与压力认知的关系

（一）压力认知的界定

有学者将压力认知定义为个体对于压力事件进行的思考和评价。[39]显然，该定义所界定的认知是建立在个体已对负性事件产生压力觉察的基础上。认知是个体对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压力觉察应该是认知信息加工中的重要一环，毕竟客观压力的负性影响依赖于个体对于压力事件的觉察[40]。社会认知理论也强调个体在适应进程中扮演着一个主动的角色，认为人也会对自身所处环境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环境的产物。[41]就压力应对的初始环节来说，心理压力是个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42]，在没有知觉和察觉的情况，压力感觉就不会产生。Mark H.Anshel所提出的应对过程模型就将人对刺激的觉察作为压力应对的第一阶段。[43]席居哲等人对于心理韧性儿童压力认知特点的研究，也将对于压力认知敏感度的考察放在首位。[44]这些研究都说明，对负性事件进行的认知评价需要以个体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压力觉察为前提。参照认知评价理论，在压力觉察的基础上，个体首先会对负性事件本身做出初级评判，紧接着，个体会对自身的应对状况做出次级评判。因而，本书认为压力认知是个体在压力觉察的基础上，对压力事件和主体自身进行的认知活动。在本书中，个体对于负性事件的压力觉察可以用压力敏感度来进行测查；初级评判主要是对负性事件的威胁性评价；次级评判主要是对负性事件的应对效能评价。因而，本书中对于压力认知的测查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压力敏感度、威胁性评价和应对效能评价。

（二）学生心理素质与压力认知的实证关系

心理素质功能价值的体现往往是与压力事件相联系的，表现为在压力事件发生后，那些心理素质较高的个体往往能做出好的应对，以此来减少负性事件对自身造成的冲击。王鑫强的研究就发现，心理素质在风险致病因素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45]相关研究也表明了在遭遇外在负性事件时，个体良好内在品质的积极作用，比如关于人格特质的研究发现，人格特质不同，即使面临相同负性事件，个体所产生的心理应激也会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在遭遇负性事件时，相对于其他人格特质，神经质人格更可能产生负性情绪。[46]人格坚韧性的研究也表明人格坚韧性可以缓解生活应激给个体身心所带来的不适。[47]这些研究均表明了在与外在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个体内在心理素质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对于这种积极效应产生的内部机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实证探索。按照认知评价理论的观点，负性事件发生后，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体对于事件的认知并对随后应对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48]而对于内在品质与认知的关系而言，学者们对心理弹性儿童的逆境认知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心理弹性儿童的逆境认知不同于非弹性儿童，具体表现为弹性儿童的压力敏感度较高，而非弹性儿童感受的压力持续时间更长。[49]

以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面临负性事件时，心理素质缓冲或调节功能发生的内部机制，可能是源于心理素质会影响个体对于负性事件的认知，然而这需要科学的实证研究来予以证明。

二 学生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一）社会适应的概念及测量

有研究者认为社会适应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适应性，主要涉及“适应社会的人需要具备怎样的人格特征或行为倾向”；二是社会适应过程，主要回答“一个人怎样适应社会”；三是社会适应功能，主要涉及“如何评价一个人是否适应了社会”，即个体特定性质的社会适应状态。[50]本书中对社会适应的考察侧重于第三点，即社会适应（Social Adjustment）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地学习或修正各种行为和生活方式，最终达到与社会环境保持和谐和平衡的状态[51]，也就是说将社会适应作为一种状态来考察。对于儿童而言，其社会适应主要表现在内化问题、外化问题和人际适应三方面。[52]

对于社会适应的测量，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多种量表的相互结合。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中对于社会适应的测量多采用内化和外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比如叶婷和吴慧婷采用外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行为（焦虑抑郁分量表）和学业成就来考察青少年的社会适应。[53]还有研究者采用自尊、孤独感和问题行为等问卷来反映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并采用指标合成的方式计算儿童的总体社会适应。[54]二是专门的社会适应量表。有研究者编制了专门的量表来考察个体的社会适应。比如对于青少年群体，邹泓等在已有量表基础上所修订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该问卷包括4个领域8个因子，采用五级计分。并可概括为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种功能状态。[55]而对于大学生群体，方晓义等人编制的适应量表包含7个维度，共60个项目。同样采用五级计分，通过得分的高低反映个体社会适应状况的好坏。[56]

儿童的社会适应涉及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等多方面，就形式来说，内化问题更多地反映在情绪情感上；而外化问题则更多的是具体的行为表现。由于专门用来测量小学生社会适应的量表比较少，且小学生的社会适应比较复杂，往往是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交织呈现，因而采用多种量表相结合的形式考证其社会适应更具有意义。这体现在一方面依据分量表所建立的综合指标，可以直观地看出小学生的整体适应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小学生社会适应的某一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因而本书中对于小学生社会适应的测量采用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内化问题以儿童的抑郁感和孤独感为测量指标，外化问题则以儿童的问题行为和友谊质量为测量指标。

（二）学生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上，张大均认为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的方式考察了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分因子之间的关系。比如王鑫强对于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考证[57]，刘衍玲对于心理素质与学业成绩之间关系的分析[58]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心理素质的高低对个体的社会适应有着直接的影响。然而，儿童的社会适应涉及情绪、行为和人际等多方面，系统考察心理素质对社会适应直接效应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而关于心理素质对社会适应的间接效应，更是少有研究对此进行深入探讨。面对压力事件，个体会采取一定的认知或行为方式对其进行应对，而特定应对方式的采用常常能反映出个体内在品质的特征。胡军生等所构建的关系模型就发现，人格会直接或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59]心理素质作为个体内部的根源性特征，也可能通过应对方式对个体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因而，本书拟逐步剖析心理素质与应对方式的关系，以及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以此来探讨心理素质对社会适应的间接效应。

一方面是心理素质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目前并没有研究直接考证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从近似的概念中可以推测心理素质与应对方式的关系。比如与心理素质适应性品质有着密切联系的心理韧性概念，还有人格概念。张大均认为在结构层次上，人格是心理素质的内容结构前提，但心理素质却要比人格更为复杂。[60]因而对心理韧性和人格与应对方式关系的梳理，有助于本书考察心理素质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对于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的关系而言。心理韧性常被看作是一种人格特质或是一种稳定的资源，使得个体在压力情景下能有较好的表现。[61]一些研究也证实了心理韧性与个体的应对有着显著的联系。[62]有研究者发现那些高心理韧性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而较少选择消极应对方式。[63]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心理韧性的强弱决定了个体特定的应对方式，而应对方式的选择和学习又会形成和影响心理韧性。[64]对于人格特质与应对方式的关系而言。一项元分析发现，人格通过限制或促进特定策略的应用，可以直接影响应对方式。[65]此外，人格通过影响所经历压力源的本质或严重性，以及应对方式的有效性，可以对应对方式产生间接影响。实证研究也表明了个体自身人格特质与应对方式的密切联系。[66]比如那些具有较高责任感、外向性和奖赏依赖的人格特质与积极的应对方式有着较高的正相关。[67]陈红等人的研究也发现A型人格的中学生倾向于采用情绪应对，而较少使用问题应对。[68]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心理韧性和人格特质均与应对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有鉴于心理素质概念与心理韧性和人格特质之间有着内涵结构和功能上的重合，本书有理由认为心理素质对个体的应对方式有着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关系。考证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关系的研究有很多，鉴于本书将社会适应的测量指标确定为内化问题（抑郁和孤独感）和外化问题（问题行为和友谊质量），因而本书分两部分进行了梳理：一是应对方式与内化问题的关系，包括抑郁情绪和孤独感；二是应对方式与外化问题的关系，包括问题行为和友谊质量。

对于应对方式与内化问题的关系而言。抑郁和孤独感均是一种内化的情绪问题，前者是一种容易发生的情感障碍，后者则是一种孤单、寂寞和失落等主观情绪体验，其产生源于儿童对自身社交地位的知觉。[69]对于应对方式和抑郁的关系来说，横断研究的结果表明应对方式对抑郁有着直接的影响效应[70]，对流动儿童所做的纵向追踪也表明积极应对方式的增多往往会伴随抑郁感的下降。[7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恰当应对方式的选择，对于抑郁情绪的出现和消除有着重要影响。对于应对方式和孤独感的关系来说，孤独感具有弥散性和消极性的特点，往往使得长期处于此状况的儿童出现社会适应不良。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采用成熟应对方式的学生，自身所体验到的孤独感较低。[72]这样的研究结论在小学生和大学生群体中均得到了证实。[73]相关的干预研究也表明积极应对方式的提高，可以有效地缓解学生的孤独感。[74]对于应对方式与外化问题的关系而言，本书中将问题行为的发生和同伴友谊的质量作为衡量个体外化问题的指标。关于应对方式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对小学儿童的研究发现，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可以减少行为问题的发生。[75]相关的研究也表明积极和消极应对策略对问题行为都具有直接的预测作用。[76]因而有研究者认为积极应对方式可以作为儿童问题行为的抑制性因素。[77]对于应对方式与友谊质量的关系来说，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应对方式和友谊质量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78]马书臻的研究表明应对方式对儿童的友谊质量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79]然而应对方式与友谊质量似乎是一种双向的关系，比如翟慎娟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普通同学，当冲突事件涉及的是最好朋友时，其所选择的应对方式较为缓和。[80]这充分表明了友谊对于处理冲突事件时所采用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尽管两者之间可能是一种双向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同伴之间发生冲突时，积极的、具有建设意义的应对方式，能够有效缓解两人之间的冲突境况，并提高双方的友谊质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学生基于自身特征所选择的应对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抑郁和孤独等内化情绪的出现，并影响问题行为的发生以及与同伴的友谊质量。因而，学生的心理素质可能会通过应对方式对其社会适应产生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