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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节问题的缘起

本选题的设计一方面是结合本人博士论文《八大山人笔墨研究》而拟定的，另一方面的动因还来源于以下的一些思考：

中国文人画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已经在美术史长河中闪耀过璀璨的光芒，中国文人画是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诗性的，是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传统文人画在哲学方面的融性表达为当代国画艺术创作提供了哪些积极有益的启示？中国画家处于当代，如何把自己民族的绘画优势特质带到今天的艺术创作中并加以继承发扬？在全球化进程中，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处于交融碰撞状态，中国文人画如何跨越局限，如何传承与发展，并在学习借鉴中保持住自己的个性气质，建立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艺术准则？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是当前唯一还在使用延续的文明，我们加强弘扬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也可以联结全世界炎黄民族的情感，进而激发他们为民族崛起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世界发展舞台上贡献中国力量。但如何深入研究？具体方法是什么？这些都是艺术研究工作者应该关注的重要学术命题。

中国文人画是世界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东方艺术的代表，但在工业文明的今天其地位却日渐式微。鉴于当下全球多元文化的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对自我文化尊严的强烈诉求，中国文人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了助力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其独特的东方哲学思维显得重要突出。我们的文人画家体悟自然、率性表达，诗性的哲学是其艺术的内凝力，即建立“融性信仰”和“秩序”，中国文人画不仅发挥着儒家入世的刚性思维，而且还从气度上回归禅学“空性”，于是在审美格调上崇尚空灵和淡泊的禅宗审美意味。

另外，中国文人画的生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同化与异化的双重问题。文人画家如何修养，如何抓住传统文化内核并把它融合到当代的社会？在多元审美并存与多元文化交融的生存境遇中，文人画如何保持住自身的哲性感悟审美优势，这是文人画艺术的核心内聚力和文化身份识别。透过文人画家清醇洒脱的笔墨语言，窥探出其笔墨符号语言背后的理念世界到底是什么？上述诸多问题都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度的阐释研究。

研究中国文人画的禅宗思想之影响是艺术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命题，也是体现中国文化气度与品格的重要学术命题。对中国文人画禅宗思想之影响的研究，除了在文化上追根溯源，还要从画史角度对其迁变进行脉络梳理，在具体案例分析上应结合图例。另外，中国文人画的禅学意味研究如果兼具东洋的海外流播史会显得更加完整，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画史事实是无法忽视的：对于中国文人画这种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样式形态的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关注很多，成果也较丰厚。研究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如构图特点、文化特征、审美特点等。日本是中国邻国，他们因为政治和文化诸多原因，在一段时期内，统治阶级大力提倡禅宗，禅僧之间的传法交流和法常、梁楷等禅意画作传入对日本绘画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在17—19世纪受中国明清文人画影响，池大雅、芜村等画家也逐渐创立了本土文人画风，此后富有个性的画家相继出现， 1810—1840年是日本文人画发展的高潮时期。日本文人画家也强调学识修养并熟悉中国文化，在文人画发展的过程中也能结合本土文化改造其审美趣味。因此研究日本文人画的发展传播也可以彰显中国文人画的影响和生命力。日本中央公论社曾出版过《文人画萃编·八大山人》一书，这也说明了日本画界认可明清以来的文人画创作方式并受其影响。但这一学术脉络中国美术界对其所给予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这就在中国文人画研究上显得不够完整，缺少应有的学术关怀。

中国文人画也是中国诸多艺术中能够从本土辐射到海外并被学者研究东方审美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个案，其原因就在于它的诗性、哲理性、书法性等文化因素，这是其他本土绘画艺术所不能及的。明末清初到民国为止，这几百年来文人画的禅学审美思维是如何演绎的？期间文人画的盛衰存亡争议的问题在哪里？不同的命运又表现何在？其哲学审美与其创造性特色的关系是什么？在当代全球化艺术整体思潮中如何盘点中国文人画在现代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梳理和深究的。

第二节研究思路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的意义

关于文人画研究的论文较多，整体来看，近十年来关于以禅和文人画为主题研究的论文数量在逐年增加，但2016年却比2015年减少近一半数量。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类：一是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来谈文人画观；二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探究文人画审美精神流变；三是从美学思想研究方面来谈；四是从当代艺术现象出发来分析传统文人画。总体来看，篇幅较多，数量较大，但以明末清初至民国这一时间段为脉络，系统地研究文人画禅学意味的专著和论文目前还属于空白状态。研究者大多是从一个侧面来阐述或简略的概述，这也说明了本课题在当下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016年禅宗思想与文人画研究综述：在专著方面，有本人拙著《八大山人笔墨研究》[1]，该书以研究八大山人笔墨的源头为基点，兼以考察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四僧”中的其他三人的题画诗、山人的笔墨造型、章法、意境等内容，主要着眼于八大山人笔墨的内在审美意蕴、书法与诗对笔墨审美的影响以及他的笔墨审美对当世绘画创作的意义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

在硕博士论文方面，硕士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比博士生要活跃很多。这一群体大多是做经典个案分析，探寻其蕴含在作品里面的美学含义。如河北师范大学硕士杨杰试图通过分析王维禅诗在那一时期的深刻影响，“来探明其禅诗对该时期山水画的作用与意义，通过分析王维的禅心、诗情与画境，来发掘出这背后所蕴含的美学思想，以及禅宗的美学观念给当时社会的审美层次带来的影响与改变。”[2]作者以禅宗的源流和特点为切入点，认为绘画由绚烂金碧转身为水墨平淡，诗意和禅心相通，这就进一步丰富了水墨画的诗性表现。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生高波撰写《苍幽虚静——倪攒山水画形成及其特点》[3]一文，倪瓒是元代“逸格”的代表性画家，在画史上也具有崇高的地位。该文在第二章着重论述了他的道禅思想，认为当时倪瓒家道中落，自己在繁杂的尘世中不时有归隐思想，因此“依于老，逃于禅”是倪瓒作品“逸格”出现的主要原因，其侧锋用笔、轻墨渲染的技法特点恰恰是他这种美学精神的反映。可惜在最后一章阐述现代意义时并没有再继续强调禅意修养的重要性。中央美院硕士生曾海波撰写《中国山水画的“荒寒”境界》[4]一文，他在第三章着重从道禅审美角度来阐述“荒寒”意境审美形成的原因，并认为里面也含有儒家的审美思想。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梅波撰写《文人画的正宗——董其昌的画学思想及其影响》[5]一文，他认为以西方的立场来看中国传统，中国传统便成了“他者之物”，自然会有误读现象。作者以研究董其昌为切入点试图找出中国画创作的“根性”所在，董其昌以禅喻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指出其实对董其昌影响最大的是王阳明的心学。但心学亦是深受禅宗启发的儒学，因此，禅学仍是其源头。后世的“四王”继承了他画学思想中“儒”的成分，“四僧”继承发展了他画学中“禅”的成分。青岛科技大学硕士生孙衍《从雪舟艺术看禅宗思想对古代日本水墨画之影响》[6]，文中以对当代日本和中国水墨画衰微问题为缘起，系统地分析了雪舟的绘画艺术和对后世之影响。全文从雪舟的生涯与艺术、禅宗影响下的日本水墨画、古代日本水墨画中禅宗思想、雪舟艺术对后世日本水墨画的影响几个方面来分析，认为雪舟的创作思想“禅画一致”即是日本本土文化和中国唐宋禅宗文化的双重融合。日本固有的民族审美使之选择了法常、马远、夏圭这类疏简清淡风格的作品来学习并形成了“南画”这一日本水墨画种，并有雪村等后继者做了光大发扬。但在后雪舟时代，世俗美术的崛起和西洋美术的影响使禅宗水墨画日渐衰微。河北师范大学范琴琴撰写《山水画中的“自性”》[7]，在文中她认为“禅的‘自性’和山水画艺术创作在精神上是统一的”，全文分为三章：山水画与自性、“自性”与山水画创作精神之间的关系、分别从临摹写生创作谈谈她对“自性”的认识。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潘斌撰写《魏晋艺术与庄子思想之研究》[8]一文，魏晋是艺术自觉的时代，也是中国禅学审美萌发的重要时期。论文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来弥补史料不足的缺憾，从汉魏六朝思想史发展出发，重点探讨了庄子思想对魏晋人文思潮的影响，提出深受庄子审美思想影响的魏晋艺术“成就了人的精神生命”。东南大学博士生李韬撰写《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研究》[9]一文，他的观点主要从中国古代艺术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三个范畴来阐释，立意宏阔，论点深入。在谈到本体论范畴时，他说：“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主要是由本体论范畴、认识论范畴和价值论范畴所构成。本体论范畴是道、气和象。道是中国哲学中的最高概念，它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根本范畴之一。道和艺的结合是人的理性和感性和谐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期刊发表方面文章数量比较多，但大多浅尝辄止，并没有很深入的探讨。当然其中也有较高水准的文章，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何劲松研究员撰写的《晋宋之际玄禅背景下中国山水画的兴起》[10]一文，他从魏晋玄学和佛教般若学融合这一角度研究，认为“山水画的独立发展，其前提是山水美的独立，山水必须成为有意义的存在，必须走进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成为一种意象和意境，成为人的精神的拓展。这一切，又直接依赖于当时盛行的般若思想、佛性论和心性论对人心的洗礼，特别是禅学风气对人精神世界的熏习。”因此佛教般若学在山水审美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功德善莫大焉，禅学重点在于“会心”,“会心”是一种真正诗意化的创作审美方式，这也是玄禅理论成为文人画审美核心重要原因。《江西社会科学》发表孙红阳教授撰写的《黄庭坚题画诗、跋蕴含的绘画思想研究》[11]一文即是以宋代禅学兴盛为背景，以黄庭坚深厚的禅学修养为切入点，点明他的题跋即是画论、书论，从中可以看出黄庭坚对“韵”的理解和对“浑然天成”的审美体会。赵以保撰写《论董其昌的绘画创作观》[12]一文，文章从神会感通论、丘壑内营论、一超直入论几个方面来分析董其昌的笔墨创作观，董其昌“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这一创作理念打破了以前“以物观物”和“以我观物”两种状态，这种思想明显是受当时心学和禅学的影响，极大地彰显了画家的主体能动性。作者最后认为董其昌真正协调了“造化”和“心源”的关系，由两元两分到交融合一，极大提升和完善了中国审美品格。北京大学哲学系吴湘撰写论文《文人画的精神意趣——以“米氏云山”下的“潇湘”绘画为例》[13]，在“米氏潇湘的精神意趣”一章中，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知识结构上具有“三教合一”的复杂性，因此《潇湘图》在青山和白云两种意象中能体现出“空色不二”的禅宗审美意味。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常磊撰写《自由、时空观念在禅画中的感性显现》[14]一文，文章大纲分为：（1）“物化”与“心化”庄禅思维理念的不同路径，（2） “净心”与“空”观——审美体验的内质，（3）“心化”时空观与传统绘画艺术理念。最后得出“禅画的审美特点在于写意并非抽象，写实并非具象”这一观点。伪满皇宫博物院石宪副研究员撰写《日本佛教绘画达摩禅师赏析》[15]，因伪满皇宫藏有多幅日本画家所绘达摩图，因此作者挑选了其中三幅加以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民族文化的审美思想和中日禅宗文化交流与融合。除此以外还有曾露撰写的《倪瓒绘画美学及地位之认定》[16]，文中主要强调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是确立倪瓒画史地位的主要原因。

在学术研讨会方面，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萧琼瑞教授在“2016年海峡两岸首届闽派书画学术研讨会”中发表《“闽习”与日本南画》[17]一文，提出作为浙派之源的马夏系统是“闽习”，在中国本属于北宗，但因笔墨极具个性，审美风格荒率放逸，因此传到日本却以南宗加以重视学习。日本主要有武士阶层和僧侣阶层，这两个阶层都喜欢在习武或者禅修之后以挥洒笔墨为消遣，故喜简练劲健风格，加上后来画僧雪舟和他的弟子以民族审美趣味来融入改造宋元笔墨，最终日本南画“野逸”这一审美风格变得愈加突出，并成为不同于中国水墨画，具有自己民族审美特点的画种。

在禅意书画创作活动方面，由南开大学、台湾佛光山、台湾文化大学主办，“2016尹沧海禅意书画展”在台湾佛光山佛陀纪念馆隆重开幕。尹沧海教授多年来进行水墨大写意画创作实践，近些年来尤其在禅意书画方面用功甚多，也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本选题的意义在于开创性地完成一份全面系统、深入具体的以明末清初至今这一时间脉络文人画禅学意味审美的研究报告，以禅宗哲学为概念的基点，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研究，意义不小。作为文化的载体，哲学是探讨文人画的一条必经的途径。由于哲学在艺术语言传承、审美思维方式、包括在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因此通过禅学意味研究中国传统文人画就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文人画文化核心的实质。

研究意义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的跨度时期内，通过研究总体上关系变化的轨迹可以进行文人画禅意审美理论体系的建构。揭示文人画传承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为文人画禅学意味研究提供更多的视角和实证，为全球化语境下文人画禅意审美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各国文化的多元性构建提供理论证明。

第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多元化格局中深度剖析文人画的社会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一些深层问题，展示和论证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互动，这是很有价值的机遇性研究。

第三，本选题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和拓展明末清初到民国文人画研究的内涵和视野。

二拟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文人画的人文哲性特征

中国文人画有别于民间绘画和宫廷职业画，唐代王维是文人画的始祖，北宋时期苏轼又提出“士夫画”这一概念，王维和苏轼都是纯粹的文人，他们的作品承载了文人的修养和审美。近代陈师曾又把文人画的特点概括为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四条，也可以说文人画是一门综合艺术。范曾先生曾写过一篇《中国画是哲学的》短文，在文中，他提出：“中国画重要的是你能感悟。”中国庄禅哲学是感悟的哲学，画家在大自然和生活中感悟生命并把它化成清醇的笔墨，这也形成了文人画的哲性特色。

（二）明末清初到民国这一时间脉络中，文人画受禅宗哲学思想的影响发生的画史流变

这一时期文人画有三次演变高峰，而且有两次属于因“易代”而产生的文化高潮，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现象加剧，这就对文人画的人文性提出了新的阐释，禅宗思想的超越性特质能否成为文人画演变的内在力量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明末清初时期社会动荡，但文人思想极为活跃，有“三教合一”的文化现象。“三教合一”使当时文人画家身兼三种文化的修养，“心学”使文人画家“自我意识”和“艺术本体”意识开始觉醒，产生了“四僧”这样的禅意笔墨，对此后的绘画创作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嘉道时期，清代由盛而衰，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清末民初，批判传统与坚持传统形成两股对峙力量，其争论持续了整个20世纪。当代画家大多偏离心性的修养，注重于技法的表现，在表现形式及观念上也大受西方的影响，也构成了当下文人画发展的危机，但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国对于学习西方的反思，对于文人画核心审美品格的研究又重新提上了日程。

（三）中国文人画在日本国的传承与影响

日本南画深受中国文人画的影响，尤其禅宗的审美渗透在日本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江户时期也产生了诸多优秀的南画家，如柳泽淇园、彭城百川、池大雅、谢芜村等。直到19世纪末，文人画逐渐衰微，但也产生了像富冈铁斋这样个性强烈的文人画家，南画虽然源自中国文人画，但已形成了自己民族的审美趣味。虽然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但最后仍然坚持了民族性的审美，其经验也深刻影响到了20世纪初赴日留学的中国青年画家。

（四）中国传统文人画哲性精神的当代危机

当代中国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风俗习惯、文化氛围等和古代社会不相同，这就使得和古人农业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文人画发展艰难，在流播过程中也会因地制宜产生一些变化。和传统国画相比较，现代文人画在笔墨、内容、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变化。在向工业现代化迈进的社会现实语境下，生存环境的变迁，西方文化对文人画的影响甚至限制使得文人画出现生存危机，文人画的文化功能和意义也相应地产生了一些变化，体现出了一些新情况和新契机。

（五）中国文人画哲性审美的未来变化发展趋势

哲性审美在文人画中存在的意义很大，其走向是趋于回归内省的，既有修身普世功能，也有世俗审美范围内的“娱人”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和意义应运而生，这些都是适应当下及未来社会的实际需求，在传承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文人画顽强的生命力与灵活的应变力。

三研究的方法

本选题以总体阐述文人画人文底蕴之佛学禅宗哲性思维为框架，按其禅学流变分析为肌理，对突出的文人画家及流派做重点的分析，在钩沉不同国家文人画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再对之进行人文底蕴的禅宗意味研究，确切地说就是结合历史学、图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人画，对文人画这种文化类别进行深层次的剖析阐释，采取整体观察，史论结合，比较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编写一份系统的中国文人画深层禅学内蕴特征的研究报告。

四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研究重点：以明末清初至民国为研究的时间区域，重点探讨文人画艺术的禅宗哲性特质以及在不同时期的传承与变化。

研究难点：（1）学科跨界问题；（2）研究证据问题；（3）跨国界跨文化研究问题

创新之处：（1）本选题的创新在于国内首次系统全面地进行以明末清初至民国为时间脉络的中国文人画与禅宗思想关系性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概念的基点，从禅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突出了中国文人画禅学意味的位置和文化功用。（2）对1949年以来画僧名录的补遗与梳理。（3）禅宗和文人画衰落后禅意精神的保存路径。（4）现当代文人画禅意审美的学术梳理。（5）当代中国画禅意审美精神的回归诉求与实现条件。

[1].杨江波：《八大山人笔墨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

[2].杨杰：《观空逾境——王维禅诗对宋元时期山水画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3].高波：《苍幽虚静——倪攒山水画形成及其特点》，中央美院硕士论文，2016年。

[4].曾海波：《中国山水画的“荒寒”境界》，中央美院硕士论文，2016年。

[5].梅波：《文人画的正宗——董其昌的画学思想及其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16年。

[6].孙衍：《从雪舟艺术看禅宗思想对古代日本水墨画之影响》，青岛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7].范琴琴：《山水画中的“自性”》，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8].潘斌：《魏晋艺术与庄子思想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9].李韬：《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研究》，东南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10].何劲松：《晋宋之际玄禅背景下中国山水画的兴起》,《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3期。

[11].孙红阳：《黄庭坚题画诗、跋蕴含的绘画思想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12].赵以保：《论董其昌的绘画创作观》,《美术观察》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