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一）选题背景
受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12 年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影响，发达国家深陷财政赤字泥潭，宏观经济稳定与财政风险问题重回人们的视野。2014年发达经济体平均财政赤字率下降至GDP的3.5%[1]左右，比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最高水平减半，总体风险自2013年以来有所降低但仍然偏高[2]，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初期虽然因良好的财政空间缓冲度过危机，但目前财政赤字率和负债率比危机前高出许多，财政脆弱性上升。危机爆发之后，拉美地区因对外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财政收入下降，其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可否持续，如何退出，退出后如何稳定增长备受瞩目。2013 年拉美区域前两大经济体巴西与墨西哥在危机的冲击下，多数宏观经济指标表现与大部分拉美国家逆向而行，成为国际经济传导中该区域波动最大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最大的拖累因素。2014年呈现出了较强的宏观经济外部脆弱性，内部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凸显，财政形势充满挑战。[3]
回顾危机爆发前后，墨西哥作为石油出口国，受原油价格大跌影响，于2008年第四季度出现负增长，2009年GDP增长率大幅衰退跌至-6.0%，在拉美各国中情况最为糟糕。2009年7月卡尔德龙政府在财政收入已经出现巨大缺口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减支增收的财政计划，推出44亿美元紧急开支的反周期性财政措施刺激增长，使墨西哥2010年重回增长轨道，但在其后至今增速却步步走低。2013 年年初涅托新政府为稳定增长，开出了零赤字的承诺，着手平衡财政，但全年受出口骤减及内需增长乏力影响，GDP增长率仅为1.1%，新政府最终突破年初承诺，财政赤字占GDP之比达2.4%，同时公共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占GDP比重攀升至37.7%，财政形势下降。
把考察时间段进一步拉长来看，在1994 年至2014 年二十年时间里，墨西哥历经三次经济衰退，其中1994年金融危机和2001年受美国影响出现的“稳定中的萎缩”，政府经由财政调整和改革都较快地恢复并实现了增长，但本次危机之后墨西哥并未能再次走向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2013年墨西哥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0.7%逐渐攀升至2.4%；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23.6%，税负水平继续低于拉美地区平均水平，较20世纪90年代甚至还有倒退，其中来自石油工业的收入占比呈现出波动性；公共债务规模较2000年的15.8%相比也高出一倍之多；此外来自联合国拉美经委会（CEPAL）的研究证明，墨西哥税收体系的脆弱程度在拉美地区排名第三，这也直接导致了政府收入的减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证明，尽管2000年以来拉美国家进入改善收入分配的历史时期，但是墨西哥的税收政策作为反对不平等的工具实际上却完全无效。2011 年，该组织进一步指出尽管墨西哥的宏观经济和货币相对稳定，但对于墨西哥来说，在其石油出口下滑以前完成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制度的改革至关重要，国内各党派应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共同推动一个长期的，更加完善的财政制度。
可见，从20世纪80 年代的债务危机，90 年代金融危机至今，墨西哥公共财政状况与宏观经济一同经历了长期的跌宕起伏，尽管历届政府都进行了侧重点不同的财政改革，力图实现财政稳定和经济增长，但是受外部经济总体环境冲击以及内部结构矛盾的影响，经由财政稳定而至经济增长之路仍然充满挑战。本书在这样的背景下，将目前墨西哥的财政困境放在更大的时间范围内，以1994年作为重要的时间起点，来分析近20年来墨西哥由财政稳定至经济增长的财政之路的演进、特点、效果和困难。在兼顾财政措施宏观经济背景的基础上，深入理解墨西哥财政政策选择的理论及实践演进逻辑，分析财政改革的导向和成效，并作出适当的评价和展望。以1994年作为时间起点的理由如下：
（1）作为20世纪80 年代拉美新自由改革的样板国家，债务危机之后，墨西哥历经德拉马德里政府（1982—1988 年）与萨利纳斯政府（1988—1994年）两届政府的自由化改革，至1994 年基本完成了由“进口替代”到“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转型。
（2）1994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创南北经济合作的国家，同所有新兴国家相比，无论开放速度还是程度，墨西哥都继续走在经济自由化发展的最前列。
（3）墨西哥完成由1982 年倒账至1994 年的新自由主义“财政重建”。
（4）金融市场开放以及贸易失衡带来的银行流动性危机导致1994年银行危机爆发，这既被视作新自由主义改革负面影响的集中爆发，也促使墨西哥从1997年开始转向更具独立性和务实性发展道路的探索。可以说，墨西哥从此摆脱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负债发展之路，借由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打开了一条通往独立务实发展的可能的道路。
（二）理论意义
任何经济政策的选择都离不开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演进，可以说财政政策诞生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革命之后，财政政策在学界的研究迅速上升，成为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20 世纪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的发展与演进，从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学派，到货币学派与供应学派理论，又无一不倚赖于20世纪欧美的财政实践，或者说是在其经济发展现实与特点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探索与思考。无论是1929—1933年“大萧条”还是70 年代的“滞胀”都客观上推动了西方经济与财政理论不同流派的发展、融合和完善。目前，西方主流财政理论日益专业化、宏观化。20 世纪后三十年，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支出以及税收等问题的集中关注。当前，对最优财政政策问题、最优税收问题，以及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等问题的探讨在西方财政政策理论研究中都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看法。
新兴市场国家财政政策在当前显然也面临着同样问题的挑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经济结构与财政调整难点上，新兴市场国家却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历史背景不同，发展水平也有差别，财政政策运用的困难要大得多，可以说关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政策理论还在探索和建立之中，也有待加深认识。
以拉美为例，20世纪拉美国家经济走过了一条与西方以及东亚国家都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中墨西哥从60年代起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发展动力衰竭，70 年代因为特殊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历经民众主义基础之上以石油工业为依托的发展主义，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后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完成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自90 年代以来，墨西哥成为开放的自由经济市场，并逐渐形成了经济的石油依赖与外资依赖两大特点，并遭遇了“新兴市场时代”的第一场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至今，墨西哥“后危机时代”的经济与财政政策非常具有代表性，每一阶段都有鲜明的理论主张作为指导，也有具体的行动目标，逐步摆脱了债务困扰，实现了从财政混乱到财政稳定，从财政顺周期到财政反周期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墨西哥既具有拉美区域性总体特点，也与区域内其他国家有所区别，因此我们考察1994—2014年这一时期的墨西哥财政政策选择与效应，将极大地丰富对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财政政策实践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财政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在新兴市场国家的适用性，新兴市场国家对自身财政理论探索提供参考补充。
（三）现实意义
2013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金砖国家”增速回落，原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提出了“薄荷四国”的概念，其中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成为新一批新兴市场中的重点关注与研究对象，它们都具备人口结构和增长潜力优势。然而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市场国家目前普遍面临高通货膨胀和双赤字导致的国内财政政策空间进一步收窄的问题，如果国际经济总体态势持续增长乏力，则新兴国家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威胁，以推动结构性调整与长期增长为着眼点的财政改革势在必行。2011 年经合组织认为，尽管墨西哥的宏观经济和货币相对稳定，但缺乏竞争力、生产力，收入分配、财政稳定、教育与创新等方面亟待加强，墨西哥现急需财政改革以推动国家经济增长、投资和就业等。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墨西哥财政状况及改革近20年的演进，以便对其历史改革模式与总体财政质量和潜力作出评估，探讨新兴国家财政改革的难点所在，并对当前的改革及未来趋势作出基本判断。
此外，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对于开放度较高的新兴市场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周期和资本流动的影响。对墨西哥财政问题展开研究还可以为转型期的新兴市场国家财政政策选择的研究提供横向对比，既有新兴市场国家财政政策选择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墨西哥的实践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比较视角，中国始于1978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步进行，三十年来所走过的改革之路不尽相同。其中中国财政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78年开始通过稳步推进政府与市场之间“让利—放权—分权—非对称性分权”的渐进性改革逻辑，历经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1999年公共财政建构基本建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政策框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国所采取的财政政策措施一共有两轮：在1998年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之后稳健财政政策逐渐取代了积极财政政策，保证了财政改革的顺利进行；在2008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是，使我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2009年以后我国因为“双松”政策导向，面临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困境。当前中国财政迈入了“稳增长，调结构”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期，对墨西哥财政选择与效应进行梳理和分析，必然会对中国深化市场改革的财政选择提供经验教训借鉴和启示。
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专门对“1994—2014 年墨西哥财政政策”展开分析和研究的文献比较少，对西方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理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也有相对及时的跟踪，但拉美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多数集中于对20 世纪80 年代债务危机，90 年代金融危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分析；1994 年墨西哥完成转型后至今，在经济结构调整和总体发展态势上又有新的变化，这方面缺乏连续性的跟踪和评估。
国外方面，拉美国家、美国和国际组织研究机构西班牙语和英语相关文献则相对更加丰富，但对其财政实践的研究同样主要集中于特定时段、局部性财政政策运用的分析，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对其背后桎梏因素几无涉及。
总体而言，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观点主要包括：
第一，财政政策模式方面。陈兴才（1994）认为，墨西哥通过私有化措施从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至1992年实现“财政重建”，但实际财政质量和经济指标没有任何改善；Augusto（2015）认为，在1994年塞迪略时期（1994—2000年）墨西哥采取补偿性财政模式，它与全面金融改革配合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政治稳定效应，但可持续性明显不足；José Antonio Ocampo（2009）认为，墨西哥2003—2008年黄金增长期的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反周期性，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支出同步增长，应对金融危机主要依赖的是财政收益的好转，而非财政政策的好转等。
第二，税收、支出、公共债务等公共财政政策工具使用方面。Emilio Caballero Urdiales（2012）认为，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财政政策延续了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主张平衡预算和削减国家在经济中作用的趋势，税收体系薄弱；OECD（2010）报告指出，其所得税税收收入占GDP比重远低于成员国平均水平，巴西和智利，总税收收入水平也远低于拉美平均值；吴国平（2010）认为，墨西哥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特点同样鲜明。
第三，财政政策宏观效应，即经济稳定、增长或改善收入分配的单项效应评估方面。孙洪波（2006）认为，墨西哥在1994年、2008年采取的财政政策是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政策工具，但其所得税税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扭曲作用越发凸显；Carlos Tello（2015）认为，墨西哥税收政策中存在的不可协调性是导致墨西哥经济30 年来增长不足1%的重要原因；吴国平（2010）认为，墨西哥90 年代改革下调税率客观上使得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失效；CAF（2012）报告指出，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墨西哥应注重加强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联系从而推动建立更具持续性的财政体系。
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基本思路
（一）研究方法
本书拟借用当代西方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中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改善和经济增长这三个效应的分析方法，选取墨西哥案例中有分析价值的局部性文献与数据，进行定量的验证，并结合相应时期的内外部总体经济条件回顾进一步作出定性分析，以期全面解释其财政总体效应，从而对墨西哥的财政选择和财政能力进行更确切的认知和判断。
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遵循经验事实与理论逻辑分析并重的原则，主要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以及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为定性分析服务，试图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深入该阶段墨西哥财政政策选择的理论逻辑、演进特点和政策效应评估中，整体把握其财政政策的发展导向和质量，在此基础上发现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20年来财政政策选择的难点及得失所在，从而提炼出可供参考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1）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全书始终遵循理论逻辑与经验事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墨西哥财政选择进行分析和解释。对财政效应的论述和分析也是在全面把握西方财政相关理论、分析工具和本案例局部适用性之后，针对若干时段特定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
（2）定性和定量分析。逻辑性强是经济学自身就具有的一个特点，除了定性分析还要进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也是为了验证定性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本书所做的定性分析主要是在系统对历史资料和数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墨西哥财政的理论逻辑、目标转变作出了定性的判断，并对效果展开定性分析的同时引入定量的局部验证，力图增加解释力，完善总体分析框架。
（3）比较分析。本书从理论到效应分析，都将依据需要基于墨西哥与拉美其他国家同时期，以及与其他新兴国家或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通过分析归纳和抽象概括把握墨西哥财政理论、目标、状态和发展效果的历史坐标，在比较的视野中得出有用结论。
（二）基本思路
本书将沿着“西方财政理论与政策效用分析框架—新兴市场财政理论与政策演进（基于20世纪拉美和墨西哥视角）—1994—2014年墨西哥财政状况与财政选择分析—1994—2014 年墨西哥财政选择三大宏观经济效应分析：‘稳定’ 效应分析/ ‘增长效应’ 分析/ ‘收入分配’分析—当前墨西哥财政政策展望与启示”这一逻辑展开。
研究内容为：
第一章对西方财政理论进行梳理，对财政政策的本质、目标、工具与财政目标实现途径进行梳理；同时总结出西方财政政策效应研究的分析框架：以三大效应为基础的动态分析框架。
第二章基于20世纪拉丁美洲和墨西哥的视角，对该新兴市场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总结出拉美财政理论与政策的总体演进与阶段性状态，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财政政策的演进、理论背景与具体财政状态。对1994—2014年墨西哥财政状况与财政选择进行静态描述和分析。
第三章运用财政历史文献和数据进行历时与共时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历时方面，对各界政府财政目标、工具和政策实施路径进行分析；共时分析方面，依据财政工具四大重要指标体系：公共财政占GDP之比、公共债务规模、收入指标（含税收）和支出指标（含社会保障），以及财政政策运用的重要指标：支出质量与效率，展开若干历史横截面上墨西哥财政的个案研究或与拉美地区内、地区外国家或国家组织的比较研究；通过这一横向和纵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全面把握该时段墨西哥财政状况的历史演进，发现其阶段性问题所在。
第四章至第六章对1994—2014 年墨西哥财政效应进行动态分析。本章基于第三章的研究基础，选取和锁定1994—2014 年墨西哥财政“由工具而至目标”操作中，具有显著正负面效应的代表性财政选择，以改革或阶段作为对象，以第一章总结出的西方财政三大效应为分析框架，运用数据比较对其展开量化的效应分析，从而加深对墨西哥财政政策20年来实施效应的整体评估，总结出其中的得失经验。
第七章基于对墨西哥20年来财政状况与政策的总体认识，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总结可供中国借鉴的启示。
四 研究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一）主要创新点
首先，国内有关墨西哥财政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90年代金融危机时期，相关论述建立在特定时间片段内的宏观政治经济和国际经济背景下，仅从一国财政的视角来看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不利于全面进行评价，也不利于把握动态的变化，针对拉美财政问题的总体研究集中于90年代，包括的范围广、国家多，鉴于拉美国家内部具有差异性，在对总体特点梳理之下，对个案的特点缺乏更丰富的独立论述。国外文献对1994年以来墨西哥国别财政政策演进与效果也尚无总体性探讨，就一些局部性问题进行了较具前瞻性的分析。因此，笔者选取了墨西哥这个国别，以及1994—2014 年这个时间段，来对它进行连续性的财政选择演进和效果观察，尝试对这个国别财政进行更深入的描述，特别是20年来政策目标的制定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具体政策目标的实施、实际政策效应及存在的问题，从而总体把握其财政政策实施的趋势和挑战。
其次，鉴于墨西哥是拉美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代表，以及其发展模式和巴西具有的差异性：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更为彻底和激进，私有化自由化程度更高。因此，对这个个案财政选择的研究能够为新兴经济体融入国际经济环境中的财政调控目标、方法以及可能的问题等带来具有补充性的视角，丰富当前对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研究中的财政调控的认知。
（二）不足之处
1.效应分析框架的建立和完善
本书拟引入定量的方法对选定时间范围内财政政策三大效应进行分析，但是由于中外相关研究缺乏共识，对模型和数据的掌握还有欠缺，且模型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度也不够完善，所以拟采用定性分析为主，适当定量分析为辅的方法，力图能够全面把握总体效应。
2.关于墨西哥国内财政的若干问题研究认识还不足够
目前，由于中外文资料有限，对墨西哥国内财政的某些具体问题研究涉及范围还不足够，CEPAL、IMF、OECD等国际组织更多的是基于横向宏观的认知，对于墨西哥本国的一些问题，比如财政分权效果研究、财政与产业政策的关系、财政对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分析等内部视角由于资料匮乏和收集难度无法全面涵括在本书中。
[1]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Washington D.C.，October 2012，p.196.
[2]拉丁美洲开发银行（CAF）2012经济发展报告：《面向发展的公共财政——加强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联系》，2013年，第19页。
[3]CEPAL，Estudios Económico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3，Santiago de Ch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