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晋《诗经》学考论

第一节 魏晋《诗经》学家考

《诗经》作为官方的经学形态之一，即使在动乱的魏晋时期，也保持着继续发展的势头。即使在玄风日炽的学术背景下，《诗经》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些成果自然归功于众多学者的研究。因此，全面细致地考察魏晋时期的治《诗经》的学者，有助于把握魏晋《诗经》学的发展概况，是具体而细致研究魏晋《诗经》学的基础。

为避免烦琐的史料引述，给人以直观简约而又一目了然的印象，本书将魏晋时期的《诗经》学家、《诗经》学著作分别采用列表的方式排列，如表一所示。

两表所谓“治《诗经》学者”，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魏晋这段时期内的学者，包括十六国时期。两表中的“魏晋”时期，大致上起220年，下至420年，部分东汉末年、南北朝前期的学者，因其主要活动集中于这段时期，或者学界习惯将其划入本时期，故一并收入。

2．有《诗经》学研究活动者，指的是曾对《诗经》进行过研究、学习的，或者史书所载“精通经义”、“经学深博”等，即使未提及有《诗经》学著作，但也纳入对《诗经》有研究的学者。其中《经典释文》或者史志目录明载有其著作的学者列为一表，史书明载其有治《诗经》活动的，并且不在表一内的列为二表。

3．由于魏晋《诗经》学著作大都亡佚，很多只有目录记载，关于治《诗经》学者的资料甚少，故表格中所列治《诗经》学者的姓名、生卒年、籍贯、著作卷数等均以一般史料记载为据，详细资料另考。

4．表格中治《诗经》学者大致按照生卒年先后顺序排列，其中治《诗经》学者的籍贯及所属州郡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而定。

从这一时期治《诗经》学者的统计来看，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从受学渊源看，家学与师学并存。家族中有经学渊源，且同族中人是经学家的有很多。如表中提到的王朗、王肃、王恂是祖孙三代，徐邈、徐广为兄弟，李仁、李为父子，常骞、常宽为同族兄弟，徐苗、徐贾为兄弟，虞喜、虞预亦兄弟等等。师学的传授线索也很明显。明确提到有师传关系的有：杜琼、何彦同师事广汉任安，许慈师事刘熙，杜轸师事谯周，许孜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戴逵师事范宣，郭瑀师事郭荷等等。另外，有些学者是既受家学影响，又受师学传承的影响，如王肃“得父王朗家学之传”，又师从宋忠（亦作衷），最后成为经学大家。

第二，从习经内容看，古今文并存。如魏禧说齐、鲁、韩、毛四家诗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说明魏禧同时治“四家诗”。又如王化治《毛诗》《三礼》 《春秋公羊传》。又如张纮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闿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传》，也是同习今古文。像这样既习今文、又习古文的例子很多，是当时今古文融合的表现。可见，当时今古文界限已经打破，今古文进一步融合，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学术风尚。

第三，从传承关系说，则转益多师。魏晋经学家学经并不局限于一家，如张纮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闿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传》。又如徐苗累世相承，皆以博士为郡守。苗与弟贾就博士济南宋均受业，遂为儒宗，作《五经同异评》，皆有义味。又如李具传父业，又从尹默俱游荆州，《五经》、诸子，无不该览，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春秋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

第四，这些《诗经》学家除了对《诗经》有研究外，对其他经书亦有研究。如据《隋书·经籍志》载，干宝曾著《周易注》十卷、《周易爻义》一卷、《周官礼》十二卷、《后养议》五卷、《春秋左氏函传义》十五卷、《春秋序论》二卷。有些学者学识渊博，对谶纬、《楚辞》、方志、地理等方面都有研究。如郭璞雅好经术，博学有高才，注《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赋》、《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

第五，分析这些人的身份，有王公大臣，如王肃为散骑常侍、王基为魏司空；还有隐士、征士，如江惇为东晋征士，杜琼为隐士；甚至还有帝王，如晋明帝司马绍，张彦远曾亲见晋帝（明帝）《毛诗图》。从地域来看，《诗经》学者遍布全国，甚至在西北敦煌，也有索这样的经学学者。从作者民族来看，既有汉族人士，又有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学者。可见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很大，《诗经》学在大江南北都得到了重视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