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魏晋《诗经》学特点

第一节 魏晋《诗经》学发展概况

一 汉末“荆州经学”

初平元年（190），荆州刺史王睿被长沙孙坚杀害之后，刘表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从此开始对荆州的治理，而“荆州经学”亦在刘表的组织之下闪耀生辉。

刘表治理荆州之时，正值关中、关东军阀混战，“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阯，年谷独登，兵人差全”（《后汉书》卷六十四），各地士众纷纷逃往荆州避难，其中不乏经学大儒。加之刘表本有经学素养，在荆州治理较为安宁的情况下，组织学者们整理经籍，发展儒学。当时的学术情况是“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三国志·王肃传》注引《魏略》），有识之士提出“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三国志·荀彧传》）刘表荆州之学便担负此重任，“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生，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蔡邕《刘镇南碑》又云：“（表）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浮辞，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者少，而探微知机者多。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1]

荆州经学最重要之成果是《后定五经章句》，宋忠便是最重要的撰定人之一。宋忠，又作“宋衷”，字仲子，南阳章陵人，《隋书·经籍志》载其著作有《周易注》十卷、《世本注》四卷、《扬子法言注》十三卷、《扬子太玄经注》九卷。另据清人侯康《补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等书稽考，宋忠还有《易纬注》《乐纬注》《春秋纬注》《孝经纬注》等。学界一般认为，今文经学主要研究：“三家《诗》；欧阳氏、大夏侯和小夏侯的三家伏生《书》学；大戴、小戴和庆氏《礼》学；孟氏、京氏和高相《易》学；《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古文经学主要研究：《毛诗》、费氏《易》、《尚书》、《左传》（《左氏春秋传》）、《周官》”[2]。而纬书一般是今文经学。按照这种标准考察，宋忠学术应是以古文经为主，兼修今文经。可以想见，其《五经章句》必有《毛诗》。

宋忠学术影响了许多《诗经》学学者，而这些学者学成后分布在魏、蜀、吴三地，入晋之后，如王肃的学术影响越来越大，推其学术源流，都与宋忠之学有关。如王肃“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三国志·王肃传》）李仁、李父子“（仁）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与王氏（肃）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三国志·李传》）尹默“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传》，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三国志·李传》）李与王肃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盖为同受宋忠之学的缘故。

二 以魏为中心的三国经学

刘表死后，曹操夺取荆州，荆州学者除了诸葛亮、庞统、刘巴、向朗等人随刘备入蜀之外，大多数名士跟随曹操北上，如宋忠、王肃、司马徽、王粲等等，他们的北上使荆州新学的风气也随之入北，深深地影响着北方的治学思想。经学重心开始转移到北方。至魏时，在官方的教育制度的影响下，经学又有了一些新变化。首先，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于邺城作泮宫。泮宫实有官学的性质，说明统治者开始重视儒学教育。魏文帝黄初五年（224），洛阳开设太学，复立太学博士。据王国维考证：“魏时除《左传》杜注未成，《尚书》孔传未出外，《易》有郑氏、王氏。《书》有贾、马、郑、王氏。 《诗》及三《礼》郑氏、王氏。 《春秋》、《左传》服氏、王氏。《公羊》颜氏、何氏。《谷梁》尹氏，适得十九家。与博士十九人之数相当。……此十九博士中，惟《礼记》、《公》、《谷》三家为今学，余皆古学。于是西京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欧阳、大小夏侯之《书》，齐、鲁、韩之《诗》，庆氏、大戴之《礼》，严氏之《春秋》皆废于此数十年之间。不待永嘉之乱而其亡可决矣。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3]可见，至魏时，古文取得了绝对的地位。解读《毛诗》的郑玄和王肃并立学官，无疑推动了《诗经》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诗经》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辩难之风骤起。王肃攻郑，以为郑学杂采今文诸家，破坏了古文经学的家法。郑玄的门人王基、孙炎、马昭等立即起而抗衡，驳王申郑。辩难之风一直延续到西晋。至此，《诗经》学的新发展便是由古文学派内部的郑王之争取代今古文之争。

与此同时，蜀、吴经学亦在缓慢向前发展。据王国维先生考证，“蜀汉与吴亦置博士，虽员数无考，而风尚略同。”[4]蜀汉也立太学：“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 （《三国志·蜀书·许慈传》），可见刘备治蜀，亦重视经学之教。与魏稍异的是，《韩诗》在蜀地仍有发展，杜琼“为人静默少言，阖门自守，不与世事……著《韩诗章句》十余万言，不教诸子，内学无传业者”，是《韩诗》学的一大力著，可惜著作亡佚，加之杜琼“无传业者”,《韩诗》学还是衰落消亡了。还有上文所提及李仁、李父子，都受荆州经学沾溉，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且李与王肃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这说明，蜀地经学与魏经学有着同源并进的关系，并且《韩诗》学还在发展，学术类型上更具多元化。

东吴经学发展稍显滞后。虽然孙权称帝的第二年就“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但主要是教育皇族子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学。景帝永安元年（258）孙休诏曰：“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然离东吴灭亡仅剩九年时间，对东吴经学发展影响微乎其微”[5]。关于东吴的经学形态，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第一，王国维认为：“蜀吴学校均行古学。蜀之博士皆古学家，既有征矣。吴虞翻所上奏在孙权世，时尚未立五经博士。而翻言郑注行乎学校，盖指民间教授言之。后立博士，韦昭实为祭酒。韦亦古学家也。然则蜀吴所立博士，当与魏略同。”[6]可知，他主张东吴之经学形态以古文为主。第二，刘运好主张：“在理论形态上，今古文经学兼容并包”;“在治经方法上，兼取今古文解经方法”[7]，主张今古文兼具。第三，王永平提出：“吴地本土学者多受汉代官方今文经学的影响，并形成了 ‘家学’传统，尽管汉末以来古文经学在江东已有流传，但其主体学风崇尚今文经学。而侨寓学者则大多受到中土经学 ‘变今从古’风气的熏染，故所治以古文经学为主，或今古混通。”[8]对于上述三种观点，王国维之说有失偏颇，王永平对此已有较为详细之驳正[9]；刘运好从理论形态和治经方法上说明东吴今古文兼具是客观事实，但未详解具体情况及原因；王永平则较为细致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本土与寓居学者治学之不同。

《诗经》学发展亦如此，今古文并存。 《毛诗》学主要成就有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韦昭、朱育合著《毛诗答杂问》，徐整《毛诗谱》均为《毛诗》学成就。“三家《诗》”未有著作留存，仅有张 “从濮阳闿受《韩诗》”。

综上所述，整个三国时期《诗经》学的发展都以《毛诗》为重点，但在这时“三家《诗》”尚未消亡，《韩诗》尚有人研究。三国时期《诗经》学在魏以洛阳为中心，在蜀则以成都为中心，在吴则以建业为中心。总体来看，《诗经》学发展的重头还在北方。

三 西晋时期经学的显著发展

西晋虽只有短短几十年，但经学发展却不容忽视。西晋初期，太学置博士19人：《周易》有郑氏、王氏；《尚书》有郑氏、王氏；《毛诗》有郑氏、王氏；《周官》有郑氏、王氏；《仪礼》有郑氏、王氏；《礼记》有郑氏、王氏；《左氏春秋传》有服氏、王氏；《春秋公羊传》有颜氏、何氏；《春秋谷梁传》有尹氏；《论语》有王氏；《孝经》有郑氏。魏末时太学生员为3000人，到武帝泰始八年（272）时已增至7000余人，后虽诏令以通经考试来裁减生员，但仍有3000人之多。而且据咸宁四年（278）所立《晋辟雍碑》载，当时参加行礼的学生来自70余县，几乎遍及西晋初期所属州郡。其中来自冀州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凉州、兖州、司州、青州，甚至连偏远的西域地区，也有太学生[10]。

西晋诸经，郑氏、王氏均立于学官，郑王之争日趋激烈，但是王肃之影响，已压过郑玄。在《诗经》方面，西晋时齐诗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尚有董景道“精究大义”，但也未免呈现衰微之态。《毛诗》内部的“郑王之争”依旧延续魏时脉络，孙毓《毛诗异同评》力图对《毛诗》、郑笺、王注三家得失作系统品评，为一统《毛诗》异说作出了努力。随后，陈统《难毛诗异同评》仍旧纠结诸家异说，专攻孙毓之说。《毛诗》之“郑王之争”转变为“孙陈之争”。

四 东晋时期经学的式微

建武元年（317），骠骑将军王导、征南军司戴邈先后上疏要求设立太学，同年十一月，于都城建康设立了太学，这是东晋于江左立太学的开始。成帝即位之后，由于苏峻叛乱，太学遭毁坏。乱平之后，咸康三年（337）重立太学。

与西晋相比，东晋学官与生徒人数大为减少。西晋太学设19博士，而东晋元帝时所设博士只有9人：《周易》有王氏（王弼）;《尚书》有郑氏；《尚书》有孔氏；《毛诗》有郑氏；《周官》有郑氏；《礼记》有郑氏；《左氏春秋传》有服氏；《左氏春秋传》有杜氏；《论语》《孝经》有郑氏[11]。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西晋博士人数多，东晋博士人数减少；西晋注重王肃的经说，而东晋则以郑玄经说占绝对优势；东晋经学则受到玄学影响，采用王弼的《周易注》就表明了这种影响。教育领域几乎为古文经学所覆盖，而今文经学的师法遂逐渐趋于消亡。

对于《诗经》学的影响莫过于从“郑王之争”到重归于“郑玄一统”。从著述来看，这时《诗经》学因受其他学术之影响，出现新的发展趋向：注重《毛诗序》的研究；注重音、字、义研究；出现了经学与绘画结合的作品——《毛诗图》。

五 十六国时期经学的绵延未断

东晋时期，北方十六国虽处于兵戎交接之时，但仍从各自目的出发重视崇儒兴学。如前赵刘曜，迁都长安，于太兴三年（320）立太学于长乐宫东，树小学于未央宫西，选百姓子弟13—25岁“神志可教者”1500人入学，聘请明经笃学的贤儒教之。前赵统治者也很注重家族的经学教育，《晋书》所载的刘氏家族治经之人便有刘元海、刘和、刘宣、刘聪。后赵石勒在继位之前，便在襄国设立太学，选将佐子弟300人受业，不久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10余所小学于襄国四门，并置小学博士，选文武官员及豪姓大族子弟受教。石勒称赵王后，又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各1人，弟子150人。石虎即位后又复置国子博士、助教。石弘“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晋书·石勒传下》），亲身励学。前燕的慕容皝迁都龙城，立东庠于旧宫，亲自讲授，学徒甚众。前秦之苻坚于国都长安广修学校，博延学子。后秦姚苌即位前，就立太学，并礼待先贤之后，其子姚兴即位后，除特许诸生到洛阳求学外，又立律学于长安。其他诸如南凉、北燕、南燕、成汉、前凉、后凉、西凉等政权亦有兴学之举。

可见，十六国时期的统治阶级还是十分重视儒学的，并沿袭借鉴了魏晋的经学教育，虽然成果并不显著，然经学未断承袭，为北朝经学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