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语法同句法分析机制的关系

单词按照各种语法规则被组合成短语和句子，从而产生无穷尽的各种可能。很多句子是语言使用者从未见过或听过的。因此，语言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对于语言理解者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必须在实时理解过程中很快地提取出句子深层的句法和语义信息。这种困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Walenski，2002）[3]：

（1）目标句子中包含哪些信息？也就是说，单词包含哪些信息，以及它们之间的特定排序透露了哪些信息？

（2）这些信息是如何组合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形式或者手段确定了一个句子的正确理解方式，而不是其他的理解方式？

（3）这个过程是如何实时展开的？

一方面，多年以来，大多数语法理论（有关语言能力，即Linguistic Competence）都在试图回答前两个问题，而一般不涉及输入句子的实时处理（第三个问题）。另一方面，句法分析理论（有关语言行为，即 Linguistic Performance）关注的是第三个问题，但它们通常基于语法理论研究的结果，并预测哪些特定的表达和操作可以实时展开。

一 转换生成语法和复杂性衍生理论

当乔姆斯基（Chomsky）在1957 年提出生成语法概念的时候，心理语言学家还没有开始研究与句子的感知、理解和产出有关的心理过程。乔姆斯基的理论为心理语言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又有其自身的复杂性）理论框架来开展有关语言处理的实验。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模型为描述语言理解者和语言产出者如何实时处理语言文字信息提供了心理现实性依据。

乔姆斯基提出的短语结构规则（Phrase Structure Rules）理论主要来解释基本英语句子的生成（如简单的肯定陈述句），以及用来衍生出各种表层结构的转换规则。这一理论框架的提出对于句子的理解和感知之后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转换生成语法的框架下，简单句被划分为NP和VP等组成部分，而这些组成部分又由更多更小的单元组成。这些基本的单元通过短语结构规则可以生成原来的句子，比如，“The doctor bought a chair.”

尽管乔姆斯基（1965）[4] 指出他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是语言表现（Linguistic Performance）的理论，但是语言学界和心理学界的研究者们都把转换生成语法看作是一种心理模式。转换生成语法的假设如下：（a）人们在结构中可以用抽象的基础来表示，称为深层结构；（b）这些深层结构在语言产出时被转换成表面结构，在此过程中要遵循多个必选和可选的转换规则；（c）句子的复杂性是由生成表层结构所必需的转换规则的数量决定的。

转换生成语法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句法理论而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它也被广泛地应用在心理语言学的句子处理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听者对句子深层含义表征的提取涉及对上述规则的理解和应用。人们头脑中的句法分析机制被认为是一种从字符串开始，计算出句子深层表征的机制。因此可以想象，生成表层句子结构所涉及的语法操作越多，句子处理就越困难。因此，有些学者开始用语法规则的步骤多少来衡量句子的复杂度（Fordor，1974）[5]，而这被称为复杂性衍生理论（Derivational Theory of Complexity）。

复杂性衍生理论为复杂句的处理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每个转换规则都有一个对应的“反向转换”。它由表面结构中的特定语素触发，通过应用转换规则而反向转换出语句的深层结构。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说话人/听话人通过构建句子的表层结构来提取句子的深层表征。同样地，通过应用反向转换，语言使用者可以直接生成句子的基本形式。而且，一般来说，生成句子所需的转换越多，说话人/听话人理解句子所需的反向转换就越多。因此，转换规则和句子理解所需的心理过程的数量和复杂性之间应该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按照转换生成语法的规定，一个简单的肯定陈述句是最基本或最核心的句子，其他复杂的结构是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应用转换规则而产生的。各种表层结构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源于句子与其核心结构之间的区别。换句话说，复杂性就是转换次数（转换规则）的多少。

20世纪60年代中期，很多心理语言学实验为复杂性衍生理论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例如，Savin & Perchonock（1965）[6]让被试回忆一个句子和一组不相关的单词。两位研究者认为，成功回忆无关单词的数量是衡量句子存储容量的一个指标。鉴于说话人/听话人的短期记忆能力有限，派生式简单句子的存储需求很小，因此允许被试存储更多不相关的单词；而派生式复杂句子需要更大的存储空间，导致受试对象的内存空间较小，只能容纳较少的存储单词。因此，他们的研究表明涉及更多转换步骤的复杂结构占用了更多的记忆空间。

McMahon（1963）[7] 的研究表明，被动句比主动句的处理需要更长的时间。被动句的附加复杂性是由于其推导过程需要额外转换步骤。Bever et al.（1966）[8] 的研究证明，否定句比肯定句的处理更复杂，疑问句比陈述句的处理更复杂，被动句比主动句的处理更复杂。在每种情况下，前者都比后者需要更多的转换步骤。

Miller & McKean（1964）[9] 的研究也表明，句子中的转换越多，处理起来就越困难。他们研究了以下句子的处理时间：

（1）The robot shoots the ghost.（简单基本句，无转换）

（2）The ghost is shot by the robot.（被动句，一次转换）

（3）Is the ghost not shot by the robot？（被动否定问句，三次转换）

他们的结论是，理解句子所需的时间与句子中的转换次数直接相关，而这被认为是支持转换语法心理现实的证据。

尽管大量的证据表明复杂性衍生理论和转换生成语法的有效性，但这一领域很快就引起了争议。有些研究人员在研究中发现了反常的结果。例如，Slobin（1966）[10] 通过对可逆（Reversible）和不可逆（Irreversible）被动句的处理研究，声称Miller&McKean（1964）[11] 的结果只能用于可逆被动句，而不适合其他的语境。这使语义学在理解句子中的作用成为焦点。人们第一次注意到句法复杂性可能不是造成句子处理时间长的唯一原因，也可能是语义上的复杂性引起的。“只有当没有足够的线索从别处得知句子的意思时，非转换句法分析才显得有必要。”（Slobin，1966）[12]这个结果意味着复杂性衍生理论并非总是真实的：复杂性只涉及在语义线索缺失的情况下的解析。

与此同时，Fodor，Garrett&Bever（1968）[13] 的研究表明，从简单句（即非嵌入句）中删除可选元素的转换降低了句子的感知复杂度。当被试在记忆句子犯错误时，更多的是遗漏了一些转换，而不是添加额外的转换。

二 语法同句法分析机制的三种关系

正如前一节我们谈到的，早期的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大量工作都集中在语法和句法分析机制之间的关系上（Berwick & Weinberg，1984[14]；Bresnan & Kaplan，1982[15]；Crain & Fodor，1985[16]；Phillips，1996[17]；Pritchett，1992[18]）。总的来讲，他们认为，语法和句法分析机制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Crain & Fodor，1985[19]；Pritchett，1992[20]），并且把稳态语法（Steady-State Grammar，语言能力）和语法使用方式（语言表现）之间的区别作为一个中心问题。然而，关于这个关系的许多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

虽然复杂性衍生理论（Derivational Theory of Complexity）在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失宠，但是实验心理语言学却一直被语法/句法分析这个视角所困扰。Duffield（2006）[21] 认为，心理表征语法（Mentally Represented Grammar）确实同人类语言处理机制有种种联系。正因如此，它在很长时间里对心理语言学在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整理文献，我们可以发现研究语法与句法分析机制之间关系的三种有代表性的方法。

首先，一些学者倾向于解释复杂性衍生理论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转换生成语法并不具有心理现实性。他们试图发展句子处理的新模型，但提出的新模型通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使用者通过语言输入了解并且掌握了高度深奥和抽象的特殊句法现象的语法规则，例如关于省略（Ellipsis）、寄生语缺（Parasitic Gaps）、WH-移动（WH-Movement）等等。

换句话说，尽管这些模型具有许多优点，但都忽略了语法的复杂性（Duffield，2006）[22]。Berwick & Weinberg（1984）[23] 建议将语法和语言处理器的概念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既然语法和解析器之间的映射可能非常抽象，我们为什么要将它们连接起来呢？”

其次，那些把形式句法知识放在理论中心位置的学者已经开始发展句法分析理论，用来解释某些特殊的、传统语法无法解释实时处理的案例。在这个理论框架中，语法信息被用来排除非语法分析，而句法分析理论则被用来从剩余的选项中挑选出首要的分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结构歧义（Structural Ambiguity）的处理（Duffield，2006）[24]。

在英语语法中，结构歧义（也称为句法歧义或语法歧义）指，在一个句子或单词序列中存在由于句法结构的原因所引起的对句子含义的两个或者多个解读。结构歧义有别于词汇歧义（Lexical Ambiguity），后者是由一个单词存在的不同含义造成的。含有结构歧义的短语或者句子通常可以通过上下文语境来确定准确含义，但有时也存在例外。由于句法结构歧义存在着多种不同解读的可能，它们往往会让句子理解者感到困惑。比如：“The teacher said on Monday she would provide feedback.”在这句话中，由于“on Monday”的特殊位置，可以来修饰动词“say”或者宾语从句“she would provide feedback”，因此这个句子就有两种不同的解读。

Phillips（1996）[25] 认为，“语法和句法分析机制之间没有区别”。在他的理论模型里，人们头脑中的语言系统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决定语言共性、特定属性、词汇存储等信息的语法，以及一组包括记忆、注意力、世界知识等内容的认知资源。句子处理的过程是一个受各种资源限制的认知过程，因此人才会对结构歧义的处理中遇到困难。

最后，有学者认为尽管语法和语法分析机制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着差异，但是二者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例如，Bresnan &Kaplan（1982）[26] 认为，将这两个概念体系联系起来会为研究者们提供一个巨大的理论优势：“理论语言学中对知识表征形式的限制可能会限制相关信息处理模型的类别；同样，信息处理模型的使用可能对语言表征形式产生直接的影响。”在他们的模型中，能力和表现的模型尽管可以相互制约，但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最终导致了表现模型推动语法理论模型的发展，而表现理论同样得到来自语法模型的帮助。

基于对上面三种研究方法的分析，本书主要采用语法理论作为句法分析理论部分的方法。Crain & Fodor（1985）[27] 提出，如果一个语法理论能够兼容在线处理的过程，就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同样地，Pritchett（1992）[28] 认为句法分析理论可以基于原则和参数（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理论在实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这种观点到现在仍然很有影响力。大多数心理语言学家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句法分析是逐步进行的（Incrementally）（Juffs，2004）[29]。在实时处理时，每一个新词都被整合到一个结构中，并且在必要时依据语法原则进行及时修改。

然而，正如Juffs（2004）[30] 所指出的，采用语法理论作为句法分析机制的一部分并不是要去排除语篇、语境、语义、频率和其他可能影响句法分析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