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教殖民地内部的宗教和政治矛盾

以马萨诸塞湾为中心的清教殖民地在最初几十年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除了清教徒所追求的社会和谐与安定之外，经济与文化也获得了初步繁荣，一种建立在农耕、捕鱼、伐木以及与印第安人毛皮贸易基础上的原始经济逐步发展起来。此外，英国殖民地的第一所印刷出版机构和大学也建立起来。建立学校系统既是为了满足清教主义神学探索和神职人员培养的需要，也是为了推动社会交流与文化进步。尽管取得了以上的这些成就，但是清教徒在新的环境下所进行的试验还是引发了许多矛盾。

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早期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基督教内部有关信仰方式和政教关系的挑战。反对派的典型代表是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约1603—1683）和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 1591—1643）。前者针对的主要是马萨诸塞湾政府与教会的关系，后者则对清教的传播方式提出异议。前文已经说过，温斯洛普等人对清教殖民地的设计中缺少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上的宽容，这是造成殖民地内部宗教和政治紧张关系的根本原因。

1633年，萨勒姆的清教牧师罗杰·威廉斯发表了对教会和政府政策的不同见解。他公开谴责强制性的崇拜，并认为执政官员的职责应当只局限于民政事务，而不应该干涉宗教事务。这击中了神圣共同体的要害，因为共同体的领导人认为民政和宗教事务是不可分离的。[51]温斯洛普等人意识到威廉斯的言论可能使殖民地分裂并削弱政府的权威，就以将其遣送回英国相威胁，迫使他和他的追随者逃往普罗维登斯，他们在那里创建了罗得岛殖民地。[52]继罗杰·威廉斯之后，安妮·哈钦森以另一种方式挑战了马萨诸塞湾的单一秩序。她发现在一些牧师的布道中缺少“圣灵”的内容，于是领导了一场重新解释清教教义的运动。据说，她的追随者包括了共同体内部大部分的不满者——受价格控制的商人、遭受男权压制的妇女、不满工资管制的工匠等。[53]和威廉斯一样，哈钦森也被放逐。然而，这些不同的声音已经在神圣共同体内部播下了不满的种子。

如果说罗杰·威廉斯和安妮·哈钦森的挑战为清教教会内部的不同观点树立了榜样并引导了政教分离倾向的话，教友派信徒的到来和后来对他们的驱赶和迫害则撕破了清教殖民地温情脉脉的面纱，并大大动摇了清教统治的根基。教友派是在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 1624—1691）领导下在英格兰创建的左翼清教。他们坚信，人们无须教会等中间环节的帮助，可以直接接近上帝。教友派信徒一到达新英格兰，就与那里的清教徒产生矛盾。他们对于内在启示的宣扬让新大陆上大多数的宗教领袖感到恐惧；即使是致力于宗教宽容的罗杰·威廉斯都觉得教友派的激情在神学理论上是难以接受的。[54]在马萨诸塞湾，教友派信徒被视为具有巫术的异端。首批的两个传教士，玛丽·费希尔（Mary Fisher, 1623—1698）和安·奥斯汀（Ann Austin）1656年刚到达波士顿就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但过了不久其他追随者又接踵而至。执政官们于是起草了一系列反教友派信徒的法令。但这并不能阻止日益增加的教友派传教活动。不久，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出台，进入马萨诸塞湾的教友派被割掉耳朵或者被用烙铁在舌头上穿洞，总督最终处决了一些活跃的教友派信徒。

对教友会信徒的迫害一直持续到1661年，在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干预下才得以停止。国王禁止在各殖民地对教友派进行任何形式的体罚，这听起来颇具讽刺意味，那些为了摆脱英国当局迫害而来到新大陆的清教徒们转而对其他的宗教信仰实施迫害，而阻止这种迫害行为的却是英国国王。这位经历多年流亡生活的复辟国王据说是位“喜欢寻欢作乐，热爱生活”的“快乐的君主”，在1660年复辟之后更为关心自己王权的巩固，而不是纠缠不清的教派之争。面对议会中托利党人为恢复英国国教专制地位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这位对天主教心存好感的国王试图用宗教宽容政策消解国会的影响力，笼络更多的支持者。北美殖民地对新国王的即位反应不一。马萨诸塞湾是最后一个表示效忠的殖民地，但却最先与国王的宗教宽容政策形成冲突。[55]执政官们曾往英国写信表达他们的不满，但新国王对于殖民地的忠诚十分敏感，不会容许马萨诸塞湾在宗教宽容政策上与他分庭抗礼，即便他本人对宗教宽容的热情非常有限。最终，殖民地的领袖们还是做出让步，搁置了迫害教友派的法令。[56]这一现象足以说明，在一个宗教信仰和权力结构日趋多元的世界，要维持清教徒们原来设想的一元化社会已不太可能。

其二是来自世俗生活和外在环境的挑战。在英格兰，清教徒们不得不面对来自当局的压力和迫害，这迫使他们联合起来。而在新英格兰，“清教主义之所以能够生存正是由于缺少反对力量”[57]。有的美国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在17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的 ‘大迁徙’中，数以万计的清教徒迁往新英格兰地区，这意味着他们不仅离开了英格兰数量众多并居支配地位的敌人，而且在新的家园获得了镇压亵渎者和适当地在教会、社会和国家的建立中加入他们自己的敬奉习俗的权力。”[58]温斯洛普的构思主要基于清教徒早期在英国的经历和体验。然而，在新大陆，置身一望无际的茫茫荒野，清教徒们发现，要控制他们作为人的贪婪本性，将他们的行为举止限制在社区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清教徒主义的精神统治主要是以源自设想中的契约和对上帝的敬畏之情的道德自律而实现的。为了使殖民地处于宗教精神的控制之下，温斯洛普警告他的教民们要关注“神的愤怒的直接表现”[59]。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们可以列举出一系列上帝发怒的征兆：作物歉收、疫情、蝗灾、虫害、酷暑、寒冬、飓风、海难、事故甚至是残疾儿童等，都被看作上帝对于违背契约的人的惩罚。[60]类似这样的对自然征兆的观察和解读在中国古代也很普遍，不同的是这些自然现象在帝制中国是被用来警告统治者的，而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则被温斯洛普和其他清教领袖用来警告民众。

如同所有依靠某些道德准则来加以统治的社会一样，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也不得不面临有可能破坏他们正常秩序的各种各样的道德腐败的威胁，如社区中的明争暗斗，对物质报酬的贪求，对酒精饮料的沉迷，以及裸露身体、男女混舞和私生子女比率上升等，均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行为。对此，佩里·米勒做了如下概括：

有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包括环境适应、边疆扩展、豪宅兴建、商业冒险。有些活动在温斯洛普构建的纲领中并没有被具体地提及。美国人的经历将它们加诸社会；因为他们不只出自于需求，而且是精神刺激的需要，无论是赚钱、酗酒，抑或是通奸，都被证明是不可抗拒的。[61]

一个依靠道德控制的社会往往需要某些宗教仪式来提醒教众他们所承担的义务。契约要求清教徒们每星期都要参加礼拜活动并听取讲道。当第一代来到新英格兰的定居者相继死去以后，这些活动也随之日渐削弱。在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拓展中，第一代清教徒移民从旧大陆带来的清教狂热逐渐被洗涤殆尽，留下的是一条通往人民共同体的道路。而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是以公民而非教民身份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