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关联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 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赵春明等，2012）[1]。或者说，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实体（对外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国外分支机构或分支企业）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对其进行控制的投资（赵春明等，2012）。这种投资涉及的交易范围很广，既包括两个实体之间最初的交易和后续交易，也包括各种形式的国外分支机构之间的交易。
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产生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区位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理论[2]。然而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增长趋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也得到了发展。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目前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区位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与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这些理论主要研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动因等问题。
1.垄断优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由美国学者海默（S.H.Hymer）在其196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首次提出，后经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约翰逊（H.G.Hohnson）、凯夫斯（R.E.Caves）、沃尔夫（Wolf）等学者补充与扩展而形成完整的理论，是对外直接投资最早的理论解释。
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回答一家外国企业的分支机构为什么能够与当地企业进行有效的竞争，并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刘则渊等，2004）[3]。海默认为，一个企业之所以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它有比东道国同类企业有利的垄断优势，从而在国外进行生产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垄断优势理论从寡占市场的角度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规模经济、技术差异、市场阻碍等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垄断优势理论对寡头型跨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较好地解释了知识密集型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并对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现象做出了解释。但是，垄断优势理论也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该理论对外投资企业行为的分析在于解释企业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初始行为，不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规模的扩大。
第二，该理论没有全面地解释什么是市场失灵，不能说明企业组织如何能够替代不完全市场而提高效率，以及由此产生垄断优势的可能。
第三，该理论无法解释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一定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通过转让技术许可证或出口来获利的原因，并且无法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
第四，该理论是以静态的方法界定企业的垄断优势，但这种分析方法无法解释不具备垄断优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以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
2.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里丁大学的伯克莱（Peter J.Buckley）和卡森（Mark Casson）教授提出的。内部化理论的主要思想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若将企业所拥有的科技和营销知识等中间产品通过外部市场来组织交易，则难以保证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若企业建立内部市场，则可利用企业管理手段来协调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避免市场不完全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是基于所有权之上的企业管理与控制权的扩张，而不在于资本的转移。其结果是用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代替外部市场机制，以便降低交易成本，拥有跨国经营的内部化优势。
威廉姆森（1975）指出，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存在信息的不确定，以及交易参与各方都具有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行为特征，这些构成了顺利签订和执行合约的阻力。因此，将资源配置活动置于企业内部将节约交易成本[4]。
内部化理论解释了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防止技术优势的丧失，降低外部市场交易造成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同时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行预测。但内部化理论也存在局限性。它没有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不能用于短期的投资分析行为，而且无法解释小规模企业在一个或两个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内部化理论比较适合解释水平式和垂直式一体化对外直接投资，但无法解释资源型与出口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且无法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去向和区位选择。
3.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是英国教授邓宁（J.H.Dunning）在1998年《区位和国际企业：一个被忽略的因素》一文中研究美国对英国制造业进行投资时提出的。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所有权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不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一定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内部化优势也只能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在内部对技术与知识等中间产品加以利用可以获得某种优势，也不能说明企业一定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在引入区位优势后，才能解释企业要到海外投资的原因（郭继光，2013）[5]。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分为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两类，其中，非制度因素包括劳动力、原材料成本、市场规模等经济因素，基础设施、配套服务等基础因素，以及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社会文化差异等地理因素；而制度因素则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企业运行的便利性等。区位优势，即区位的综合资源优势，是指某一地区在发展经济方面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或优越地位。其构成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科技、管理、政治、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区位优势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单项优势往往难以形成区位优势。一个地区的区位优势主要是由自然资源、劳力、工业聚集、地理位置、交通等决定。同时，区位优势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有关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4.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邓宁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中理论方法探索》中正式提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并于1981年对该理论进行进一步补充（张亚非，2013）[6]。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产生依赖于企业自身垄断形成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优势转化形成的区位优势和企业组织形式所具有的内部化优势三种优势。由于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涉及所有权有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要素[7]，因而又被称为OIL理论（Ownership，Internalization and Location，OIL）。
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企业特有的资产及其所有权形成优势，既包括原材料、产品、规模经济等有形优势，也包括知识、技术、信息、品牌、企业文化、管理经验等无形优势。这些所有权有势（尤其是知识等无形优势）使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能获得一定时期内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垄断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在政策、市场环境等方面所具有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入的优势，如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水平、生产要素的廉价程度、市场机制完善程度、现实的或潜在的市场需求、引资的优惠政策等。东道国的区位优势越大，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入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区位优势不仅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还对外国直接投资企业进入东道国的产业流向等具有重要影响。
内部化优势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化方式使用其资产和技术所带来的优势。一般来说，企业可以通过内部化使用和外部化使用两种方式来获取企业的所有权有势。但是，由于外部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通过内部化方式获取的所有权有势，要高于直接出口、许可转让等外部化方式所获取的所有权优势。因此，企业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几乎对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具有高度的兼容性，能够解释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此后，邓宁在完善该理论时引入了时间变量，进一步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能够解释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但是，该理论也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区位优势与所有权优势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二是区位因素通常是不明确的，存在多种解释；三是该理论在解释过程中存在一些方法问题。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解释力。
5.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教授小岛清（Kojima Kiyoshi）在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实证研究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过程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应该选择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而这些边际产业对东道国而言则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边际产业开始进行投资，可以使投资国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有机结合，充分发挥该产业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较好地解释了日本早期对发展中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但它很难解释后期日本偏向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丁晓强，2015）[8]。该理论还指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高度将取决于投资国所投资的产业结构高度，以及转移产业的比较劣势程度。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1.小规模技术理论
1983年，哈佛大学威尔斯（Louis R.Wells）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他认为，虽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不够先进，生产规模较小，但是，可以通过迎合特殊需求市场及自身的低成本优势实现对外直接投资。
小规模技术理论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点相结合，为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利用现有技术和自身特征形成比较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些技术不够先进、生产规模不大的小企业，只要能提供满足国外市场特色化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就拥有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机会和动力。
2.地方化理论
小规模技术理论不能解决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行为，因此，英国经济学家拉奥（Sanjaya Lall）在1983年出版的《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中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研究提出了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印度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尽管规模小、机器设备不够先进、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但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动却包含在这种技术之中（郭续光，2013）[9]。
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来自四个因素：（1）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的本土化，即这种技术是在本国特定经济环境中产生的；（2）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复制，而是有所创新，使其生产的产品能更好地满足本地市场需求；（3）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源于产品与当地供需条件的紧密结合，而且还源于创新后的技术能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4）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能根据东道国的市场特征，开发出与发达国家品牌不同的商品，以满足东道国不同层次的消费者需求。可见，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技术的改进、消化和吸收，赋予引进技术新的活力，给引进技术的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
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英国的坎特韦尔（John A.Cantwell）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E.Tolentino）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现象，从技术累积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Upgrade）理论，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动态化、阶段化。他们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学习”特征，它们利用自身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消化吸收、改进现有生产技术，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该理论从产业分布和区域分布两个方面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过程。就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其次是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最后是从事涵盖高科技领域的开发活动。就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不断积累，逐渐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后，在投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为获取更为先进技术知识，开始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戎梅等，2014）[10]。
可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区域和产业分布的发展轨迹，强调了技术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现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加强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 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寻求的是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周佰成等，2011）[11]。
包容性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和制度等多个方面，既关注经济增长速度也关注经济结构，既关注短期政策也关注长期战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针对包容性发展的定义，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看法。联合国（2007）强调包容性发展是实现低不平等与减少不平等的发展，也是贫困人口积极参与经济和政治并平等地分享成果的发展。Ali和Son（2007）[12]将包容性发展概括为接受医疗和教育等社会机会的亲贫困改进，以及这些机会在不同收入、性别和民族间的分配。Femando（2008）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的六个基本方面，即：①是否能促进贫困人口的有效就业并且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②能够提升贫困个体在把握机会上的能力；③能让贫困个体获得更多的健康服务；④拥有专门为弱势群体打造的培训项目以提升他们参与竞争、参与生产的能力；⑤拥有良好的管理治理能力；⑥为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13]。世界银行（2008）将包容性发展定义为促进就业和提高生产性就业的发展，即不仅关注就业量的增长，而且更关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11博鳌亚洲论坛提出包容性发展战略，认为包容性发展是一种让全民平等发展、共享成果的模式；是包容各种文明共同发展、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相处的发展。
关于包容性增长的测算，Ali和Son（2007）在其对包容性增长定义的基础上沿用社会机会函数，从人均经济机会和经济机会的共享程度两个方面进行了测度。他们认为，越穷的人获取的机会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具有包容性。麦金利（McKinley，2010）从经济、公平、能力和社会网络四个具体维度对包容性增长进行了测度[14]。任保平（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可持续、共享性增长，是全面、广泛基础上的安全增长和平等增长，应从经济增长的条件、过程、后果以及广泛的社会因素几个方面实现合理包容，由此可以认为，包容性增长应该包括增长条件的包容、增长过程的包容和增长结果的包容三个理论维度，并以此为基础采取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来建立包容性增长的指标体系[15]。黄君洁（2013）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构建指标评价包容性增长[16]。
综上所述，已有的包容性发展研究为本书研究提供了相关理论基础和测度方法。本书中的包容性发展是指对外直接投资国与东道国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实现的互利共赢发展。在测度和评估方面，本书结合研究目的，拟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全面评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包容性发展的现状。
三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其商业运作中对其利害关系人应付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是基于商业运作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想法，认为企业除考虑自身的财政和经营状况外，也要加入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的考量。但不同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看法不同，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伯克和洛格斯顿（Burke and Logsdon，1966）提出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带来大量商业利益，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通过提升客户忠诚度、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新产品开发等目标的实现，为企业带来显而易见的经济收益[17]。在他们的观点基础上，赫斯特和阿伦（Husted and Allen，2007）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理解为为企业的资源和资产组合设置一致目标的能力、确保企业创造的价值增值为企业所独占的能力、先于竞争对手获得战略性要素的能力和通过客户对企业行为的感知来建立声誉优势的能力四种能力[18]。弗拉默（Flammer，2012）认为，积极的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的声誉，作为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的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涉及企业内外部的各个方面。从企业内部来看，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保障员工的尊严和福利待遇；从外部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则要求要发挥企业在社会环境中的良好作用。总的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可分为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环境责任等几个方面。就经济责任来说，企业主要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物质产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文化责任和教育责任等方面来说，企业要为员工提供符合人权的劳动环境，教育职工在行为上符合社会公德，在生产方式上符合环保要求。
跨国公司因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面临不同政治以及文化背景等导致的更为复杂的经营环境，这也使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更应该包括对东道国环境、员工、社区级及国际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责任等。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涉及经济领域、技术领域、政治领域、社会文化领域和自然领域五个关键领域，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民间社会和跨国公司自身规范提升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行为（葛顺奇、李诚邦，2003）[19]。在经济全球化与企业管理现代化的今天，企业履行对其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已不再是企业的被动责任，而更多的是企业寻求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主观意愿（田虹，2006）[20]。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自身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产生广告效应，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统一的关键（胡孝权，2004；周祖城，2005）[21][22]。
李东红（2016）等学者认为，海外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多层次的，提出了从事海外运营的企业中存在的三种并行制度逻辑即国家逻辑、企业逻辑和社区逻辑[23]。王全景（2018）从股东责任（SH），员工责任（EM），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SCC），环境责任（ENV）和社会责任（SOC）五个方面对海外企业责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海外企业不仅要承担起作为企业本身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员工责任，还要承担国家层面的责任以及环境方面的责任[24]。
四 投资绩效
海外企业投资绩效考核指标分为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两大类。财务指标主要有总资产净利润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张爱美，2019）[25]、固定资产增长率、资产报酬率、销售利润率、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利用率（王书杰，2016）[26]；非财务指标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专利授权量、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等。
影响海外投资绩效的因素主要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企业因素。斯塔克（Marie M.Stack，2017）[27]从宏观层面考虑了对外投资绩效，尤其是对效率的影响因素，包括投资来源国的交易成本、东道国的交易成本、投资成本、劳动力成本、经济稳定性、政治稳定性、税收、基建都会影响到对外投资的效率[28]。雷瑞（2017）主要考察了制度距离对于中国企业在老挝和缅甸的投资绩效影响情况，他认为，特定的制度缺失会对投资绩效造成负面影响[29]。在微观企业方面，张晶晶（2015）认为，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对外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30]；Jing（2017）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企业海外扩张速度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海外投资扩张速度为中慢速时，企业投资绩效较好[31]。文宁（2014）认为，融资约束、信息获取成本、国内审批机制、企业自身的规范程度、海外市场知名度都会影响海外企业的投资效率[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