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规范—借用：人性话语对家庭的重建

20世纪初，在“西方现代个人”的参照下，传统中国人显出了愚昧、麻木、保守、自私的国民性，由此鲁迅开启了“国民性批判”话语。“人”的观念进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初，就与“家庭”的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为个人与家庭的紧张关系。辛亥革命把传统中国大家庭当作使中国人无脑无血的罪恶根源，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封建大家庭视作禁锢个人的渊薮。鲁迅不仅让我们看到传统家庭对个人的扼杀，揭示礼教“吃人”的一面（《狂人日记》），更让我们看到个人走出家庭的可能性。《伤逝》里，子君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旷世呐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提出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至今仍然是做父亲的理想。巴金的《家》用文学的形式绝好地诠释了现代个人与传统家庭的关系。现代中国在接受19世纪西方人道主义的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阶级”“革命”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现代性话语将“人”按阶级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的语境中，西方人道主义的“个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的人”遭遇了，“阶级的人”与“个人”开始了漫长的对话和磨合。马克思主义赋予“人”阶级的内涵，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语境又赋予“人”民族、国家的内涵，将个人指认为“小我”，将为民族、为国家的人指认为“大我”。1928年革命文学之后，西方人道主义的“个人”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的人”的规范，家庭随之成为需要警惕和改造的场域。总体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着一个“离家—回家”的叙事模式，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对家庭采用了“改造—借用”的双向建构，80年代，再度启用血缘家庭表象，将“人性”复归表述为“回家”。本章试图考察80年代小说以及与之相关的红色经典中，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对家庭的建构。

80年代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转折性的历史时期，伴随着一场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即重新安置“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正如李泽厚所说：“作为个体的人在国家、社会、家庭里的地位和价值需要重新安放，这带来了对整个人生、生命、社会、宇宙的情绪性的新的感受、体验、思索、追求和探询。”^[1]围绕着“人”“人性”“主体”等问题的人道主义表述，无疑构成了80年代最为醒目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组话语形态。1978年，朱光潜先生率先重提“人道主义、人性论”^[2]，重新开启了人学的话语^[3]，关于“人”的问题再次出现在话语中心。1979年，朱光潜在《文艺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人生、人道主义、人情美和共同美的问题》这篇著名的文章。他借呼唤人性，唤回了曾被列入文学禁区的“人情味”，把富于“人情味”的爱情当作“人性”复归的最佳题材。“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最富于人情味的主题莫过于爱情。”^[4]理论界重启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关于人的表述，提出了“人是目的”“人的价值”“人的解放”，并且强调“人的解放”是历史的，不是抽象的，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和研究。80年代人道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和批判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及其历史实践。“抽象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念最终转化为一系列现代性的价值观”，并且由此催生了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运动^[5]。实际上，最初的人道主义的世俗生命关怀，就表现在那些曾被“革命理念”压抑的自我经验重新成为文学的叙述对象^[6]。有关“人”“人性”的叙事迅速出现在小说中。《伤痕》的发表具有突破意义。它使文艺创作中“人”的主题更加鲜明了。王晓华母亲的遭遇——女儿断绝来往，家庭被拆散激起了人本能的愤慨和同情^[7]。1978—1980年陆续发表的《献身》《醒来吧，弟弟》《三生石》《铺花的歧路》《夜客》《我该怎么办》等小说共同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动乱让家庭支离破碎，亲人隔膜甚至彼此伤害。家人重聚可以抚慰伤痕，使家庭再度完整。小说文本将抽象的“人性”呈现为家庭表象和家国新秩序的重新书写。